六朝诗论家释比兴及现代学者的发挥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一作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一作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圭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64]
刘勰此论有一点后人都注意到了，他发现《毛诗》只是标出哪一篇是兴体（共有116篇），其余风、赋、比、雅、颂都不提了，那是因为风、雅、颂的分类尽人皆知，赋不过是铺陈，比显明好懂，兴就隐晦了。“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还是以美刺为目标。兴的特点是“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讲雎鸠挚而有别，所以拿来比方后妃之美德，《鹊巢》说鸤鸠占了鹊巢而专一不改，所以取来比喻夫人的贞一之义，至于将禽兽联系于道义，鸷鸟联系于美德，看来似乎不妥，却正是“兴之托谕”之所在，不过这个道理却是明而未融，需要通过增加注释来指明。而“比”的说明就没那么麻烦，刘勰轻轻松松地用了“喻”“譬”“类”“写”“拟”“方”等词来说明“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之比义。
不过，进入汉代“兴”却很少有诗人用了。刘勰接着说：
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信（倍）旧章矣。……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6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论析“兴义罕用”云：
题云比兴，实侧注论比，盖以兴义罕用，故难得而繁称。原夫兴之为用，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故有物同而感异者，亦有事异而情同者，循省六诗，可榷举也。……
夫其取义差在毫厘，会情在乎幽隐，自非受之师说，焉得以意推寻！彦和谓明而未融，发注后见；冲远（无）谓毛公特言，为其理隐，诚谛论也。孟子云：学诗者以意逆志。此说施之说解已具之后，诚为谠言，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
……由此以观，用比者历久而不伤晦昧，用兴者说绝而立致辩争。当其览古，知兴义之难明，及其自为，亦遂疏兴义而希用，此兴之所以浸微浸灭也。[66]
黄侃分析道：兴的原理是“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物与情的关系非常不稳定，所以就会有“物同而感异”或“事异而情同”的情形，这种差异之存在全看解诗者如何“取义”“会情”，其间的毫厘之别、幽隐之处，如果不是得自师承，很难以自己的意向去推寻。因此，孟子的“以意逆志”只是在已经有明确的解说以后才是确定可行的，如果本来并不明白诗人的作意，那么“以意逆志”只会导致穿凿附会。换言之，读解《诗经》必须有师承。汉以后诗人鲜用兴，多用比，是想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地理解诗歌，如果诗意恍惚难明，那就不能感动人。不过有些历史名篇，还是比兴兼用的，如阮籍、杜甫的诗，“虽当时未必不托物以发端，而后世则不能离言而求象”[67]，用比的不会因时间长而晦昧难读，用兴的只要其创作语境一过就即刻进入纷争。这样，兴就渐渐没人再用了。黄氏的解说有两个要点，一是肯定兴义罕用，二是兴还是有人用。(https://www.daowen.com)
黎锦熙就不同意这第二个要点，他的《修辞学比兴篇》说：
《毛传》既标作“兴也”，而所下的解释实是说“比”。兴和比是向来没有明确的界说的，而且全部《毛传》有兴无比，似乎六义之比就包含在兴之中；刘勰对于“毛公述传，独标兴体”这件事，没有办法，只好说“比显而兴隐”。若问究竟怎样才叫做隐呢？说来说去……归根一句话：“兴之托谕”，是要“发注而后见”的。……总之“比”“兴”两义，不是全不相干，只是着重在兴，兴中不妨有比。大抵触景生情，其情必有与景相关之点；感物兴怀，其物必有与怀相印之端：此相关之点与相印之端，大半由于类似，所以兴中有比，有时非比不兴。[68]
黎氏判定：比就包含在兴之中。此说强而有力。《毛传》确实是以比来解说兴，刘勰云“比显而兴隐”不过是曲为之说，如果没有注解，还是读不懂。他把情与景、物与怀的相关之点、相印之端判为“类似”，这样就要么“兴中有比”，要么“非比不兴”，只是此比“或偏畸而不全”“或朦胧而难晰”，这就成为兴了。说到底，他还是倾向于否定兴的真实存在，至少是认为其不可以脱离比而独立。
朱自清《诗言志辨》论到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时说：
后世误将“知人论世”与“颂诗读书”牵合，将“以意逆志”看作“以诗合意”，于是乎穿凿附会，以诗证史。《诗序》就是如此写成的。但春秋赋诗只就当前环境而“以诗合意”。《诗序》却将“以诗合意”的结果就当作“知人论世”，以为作诗的“人”“世”果然如此，作诗的“志”果然如此；将理想当作现实，将主观当作客观，自然教人难信。[69]
“知人论世”是通过“以意逆志”的方法来实现的，习《齐诗》的董仲舒称“《诗》无达诂”（《春秋繁露·精华》），习《鲁诗》的刘向言“《诗》无通故”（《说苑·奉使》）。汉代经学解《诗经》的方法是“推”，即推究。《史记·儒林列传》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董氏、刘氏和韩氏所用之法即是“以意逆志”，也即司马迁所云“推”。“以意逆志”是由今向古反推的，因此不妨“《诗》无达诂”。“推《诗》之意”而达到洋洋数万言，必然是向历史文献去搜求了，这样，《诗经》就不免成为历史的证物，即所谓的“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
朱自清又说：
原来《毛传》《郑笺》虽为经学家所尊奉，文士作诗，却从不敢如法炮制，照他们的标准去用譬喻。因为那么一来，除非自己加注，恐怕就没人懂。建安以来的作家，可以说没有一个用过《传》《笺》式的“比兴”作诗的。用《楚辞》式的譬喻作诗的倒有的是，阮籍是创始的人。不过这一种，连后来的比体在内，也还是不多。赋体究竟是大宗。赋体诗中间却不短譬喻，后世的“比”就以这种譬喻为多。就这种“比”及比体诗加以触类引申，便是后世的“兴”了。[70]
朱自清的这些话说了这样几层意思：（1）汉代经学家解诗无非是打着“知人论世”幌子的穿凿附会，以《诗经》证史；（2）按经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用比兴作诗其实是不可能的；（3）《楚辞》式的比喻后世运用者极多；（4）赋体是写诗的大宗，尽管不如比兴那般受到推崇；（5）赋体诗中间以譬喻，是后世用“比”最多的情况；（6）这类赋体诗中间用的比，加以引申，就是后世实际使用的兴，它是建立在比体诗即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诸诗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看法和黎锦熙的见解类似。
我在以上诸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再加以如下引申：（1）如果“《传》《笺》式‘比兴’”并没有被后人真正使用，因为学不会，那么它也未必被先秦人所真正使用过，它或许仅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仅是与创作实际脱节的批评理论、解释学罢了；（2）后世的诗歌是在赋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变化就体现在穿插其间的比之运用，以及引申此比而成的兴之运用，这种后起的比兴和“《传》《笺》式‘比兴’”本不相干；（3）可见，比兴并没有一个定义一贯的历史，如果有，那大概是虚构的；（4）汉以后的比兴若要被重新置入诗学史来考察，必须先作为活生生的作诗方法，而不是事后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