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纠葛下的正始、太康诗歌

随着玄学的勃兴和谈玄、论玄风气的日渐兴盛，自正始起，身兼玄学家与诗人两职的何晏、阮籍、嵇康等人开始将玄理援引入诗，把老庄道家之言杂入缘情诗的创作之中。在缘情诗创作和缘情论俱为盛行的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在感物缘情之际，亦常常援引玄理入诗，不少以缘情为创作动机和风格的诗歌不时地在玄学向度内展开着理性玄思。援引玄理入诗，或者在诗歌中展开玄言理思的探讨，导致缘情诗发生重大的变化，“情”与“理”成为相互作用、此消彼长的两种对立主题，共同组织在缘情诗的诗歌脉络之中。

刘师培论汉魏文学变迁时言：“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62]刘氏指出建安诗坛具有“侈陈哀乐”和“渐藻玄思”两种相对并存的诗歌风格。毋庸置疑，“侈陈哀乐”正是当时广为流行的缘情诗之特点，而“渐藻玄思”则是援引玄言入诗、在诗歌内进行玄学理思的表现，其目的正在于以玄思调适或消释抒情主体浓烈的情感。

不过，“侈陈哀乐”和“渐藻玄思”的相对并存并不盛行于建安时期。到魏末正始玄学大兴之际，玄言入诗则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且理句在诗歌中的比重攀升，在部分诗歌中成为与“侈陈哀乐”相并立的一个重要主题。缘情的诗歌一旦遭遇道家的名理，情感的浓度和化解方式就发生了变化。(https://www.daowen.com)

寄言玄远，一方面是全身避祸，逃离现实黑暗的压迫。翻检自正始至太康缘情诗中的玄言句，有不少是在表达以养志、守真、自然、逍遥的境界来忘却世俗中的荣华利禄、功名得失。另一方面便是以玄思淡化因世事和时序带来的悲忧、恐惧之感。作为大玄学家的何晏持“圣人无情论”，他所标榜的境界是任性而无情，其《言志诗》云：“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明确地表示“怵”“惕”“惊”等忧惧情感的不必要。嵇康、阮籍主张和称扬纵情任性的境界，西晋太康诗人在诗文论上也以主情为显要特征，他们并不讳言甚至极为重视主体情感以及情感的表现，因此能有大量优秀的缘情之作面世，而与之相比，何晏的诗歌却并不被论家所重视，刘勰评其为“浮浅”^[63]，当可见一斑。但正始、太康诗人却能在崇情的同时不忘对情感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思。他们发现过度的悲或喜却并不必然为美好，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其四十五云：“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乐极和哀深伤害人的本性，徒然之忧亦与自然相悖。《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三十又云：“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适性怡情才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因此，援引玄言入诗构成与情感对立的主题，也是玄学时代人们对情感问题探讨的继续，是在崇情之际反思情感在诗歌中的表现。正始、太康诗人援引玄理入诗，对情感及情感表现的适度问题有自觉的关注，并主动地选择理思来调适和消释情感，这才导致缘情诗的主题能发生如此重要的变化。不过，正始、太康的缘情诗，崇情和陈情依然是其主要的风格取向，玄学人生观的介入，使诗人的精神得到片刻之冷静，暂时之安慰，但浓郁的现实哀感和时序悲感依然充溢于诗人的内心，构成诗歌的主导基调，在大多数情况下，以玄言理思调适或淡化情感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现。

正始、太康诗人在“侈陈哀乐”之际“渐藻玄思”，自觉地以玄言入诗，在诗歌中展开玄学理思以淡化主体情感，启引了玄言诗创作的潮流。这些抒写哀乐与吟咏玄理交织并陈的诗歌，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玄言诗。在诗歌史和诗论史上，玄言诗以反缘情而名，是缘情诗的对立面。不过，从玄言诗的产生来看，它并不是另起炉灶的诗类，而是援引玄理入诗、调适或消释诗歌情感，对缘情诗进行玄学化改造的结果。并且，此一时期的诗歌，悟理对抒情的反动并未取得彻底的胜利，情的要素依然占主导地位，感物缘情仍为其基本的品格。因此，我们依然将正始迄太康这些情与理两种主题要素相互纠葛的诗歌放在缘情诗的论域中来讨论。当然，缘情诗援引玄理入诗所发生的主题变化，以及诗人对情感的反思，应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西晋永嘉至东晋，彻底放逐情感的玄言诗成为创作之主流，对情感问题的探讨与反思得以深化，缘情诗在玄言诗大潮中走向衰落，其肇端，正是正始、太康之际的玄言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