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建构及以比兴释缘情的理论动机
继陆机率先以“缘情”定义诗歌之后，南朝诗文论家首度掀起缘情诗经典化的高潮。虽然刘勰、钟嵘等人在诗歌史观上存在着退步或进步模式的差异，在对具体诗歌史阶段风格、地位的判断上也多有出入，但基本上都对缘情诗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即使如刘勰曾对太康诗风持有微词，也是由于他认为此段诗歌抒情欠缺之故。相较于《十九首》，建安、正始及太康诗风，缺乏情采的玄言诗以及侧重描写的山水诗往往受到诸论家的诟病，缘情成为他们理想的诗歌类型以及评价诗歌的重要标准。综观刘勰、钟嵘，甚至包括沈约在内的诗文论家，均以缘情评诗，亦以缘情为中心建构诗歌史，他们所划定的诗歌史脉络，大体都可归结为缘情诗的兴衰消亡史。
不仅如此，为了确保缘情的经典地位，刘勰、钟嵘还将比兴和缘情结合起来，将具有正统地位的比兴概念糅合入缘情诗形成机制及创作方式的解释之中。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比兴》篇，释比兴云：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一作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71]
又云：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72]
一方面，刘勰不敢违背汉儒政治、道德讽喻的比兴概念。另一方面，他却对兴做了“起情”的解释，并以“触物圆览”总释比兴。这其实是将比兴置于缘情诗及缘情说的论域之中，政治的、道德的比兴概念向纯诗之比兴概念靠拢，比兴由作为《诗经》解释学的核心概念扩展为一般诗歌创作技术的概念，《比兴》篇置于《丽辞》《夸饰》等侧重讲修辞、技巧的篇章之间，也可说明此现象。而以“触物圆览”概括比兴亦是混同比兴和物感，使比兴概念和缘情诗的创作机制发生关联。较之于刘勰的折中，钟嵘《诗品序》彻底将比兴作为诗歌创作技术：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73]
钟嵘认为“赋”“比”“兴”三者的协调运用，能产生“味之者无极”的效果，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这实际上就是钟氏所谓极具“滋味”的五言缘情诗之艺术。于是，刘勰、钟嵘不仅重新诠释了比兴，使比兴概念向纯诗的领域靠拢，亦通过与比兴的结合而使他们所推崇的缘情诗获得了更为牢固的正统地位。
【注释】
[1][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2]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见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3]朱自清：《诗言志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4]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5]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
[6][清]严可均：《全晋文》（中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1页。
[7][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8][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9]同上书，第693页。
[10][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1]同上书，第47页。
[1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9页。
[13]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6页。
[1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15]徐复观：《陆机〈文赋〉疏释》，见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16]张节末：《美学史上群己之辩的一段演进：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17]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
[18]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
[19]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见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20]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1]文学史上的太康时代与实际的历史有所出入，“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从公元280年至289年，而文学史上惯例称谓的“太康文学”要宽泛得多，也包括元康时期的文学创作。根据钟嵘的相关论说来看，太康文学、太康诗歌等概念基本上等同于西晋永嘉前的文学创作阶段，大概在公元265年至307年。近人郭伯恭对魏晋诗歌史的惯用分期，建安、正始、太康等各阶段的历史年限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建安阶段起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包括魏文帝黄初，止于明帝即位（公元227年）；正始阶段起于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包括废帝正始，元帝景元，止于晋武帝代魏为晋（公元265年）；太康阶段起于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包括太康、元康，止于怀帝即位（公元307年）。（参见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页）本书所使用的建安诗歌（文学）、正始诗歌（文学）、太康诗歌（文学）等概念，其实际历史的上下限遵从郭说。
[22][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23]陆时雍《古诗镜》卷二称《古诗十九首》为“诗母”；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说：“十九首在文学史上所占地位，或与《三百篇》《离骚》相埒。”（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4][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25][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26]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7][三国]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3页。
[28]法国汉学家通过对《诗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和主题分析总结说：“这些古老的歌谣令人深以为奇的是，里边看不到任何个人的感情。……这种诗歌的非个性化不能不使我们设想它不是产自一人之手。”[（法）葛兰言：《〈诗经〉中的爱情诗篇》，钱林森译，见钱林森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诗经》中有不少诗篇，我们难以发现到底是谁在歌唱；还有一些诗篇甚至不指出抒情主体的存在。
[29]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秦嘉诗的断代学界存有争议，本书依循汉末说。
[30][汉]王粲《赠士孙文始》注，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5页。
[3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80页。
[3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75页。(https://www.daowen.com)
[33]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4页。
[34][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6—1357页。
[35]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3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187页。
[3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8页。
[38]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39][元]陈绎曾：《诗谱》，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7页。
[40][明]陆时雍：《诗镜·古诗镜》卷三，任文京、赵东岚点校，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41][明]陆时雍：《诗镜》，任文京、赵东岚点校，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42][清]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43][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李金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页。
[44]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
[45][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四，汪俊、黄进德点校，广陵书社2009年版，第84页。
[46]请比较《诗经·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是一首妻子怀念战死丈夫的诗，被誉为悼亡诗之祖。此诗也写两种藤蔓，葛和蔹，但二者并未互相缠绕，蔹在野地上蔓延，最后伸到了墓地。丈夫已经躺在坟中，头枕晶莹的角枕，身盖灿烂的锦被，而思妇自己却孤独而居，从夏到冬，从冬到夏，思念无已。愿望是自己死后也葬到那个墓穴去陪着他，以解除孤独感。这里，个体意识是没有的。
再请比较建安诗人徐幹《室思》其六：“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两句，不免略欠自信。逯钦立云：“惯以妇女情节纳入篇什之中，实邺下文士之特殊作风也。……合欢圆扇之称咏，见弃怀怨之意境，悉可证其始于邺下文士……”（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借乐府体抒写女性题材，沿用民歌的比兴手法，是建安文人集团创作的一个特色。相较《古诗十九首》抑制起兴，以及张扬女主人公个体性之手法，实为性质差异显著之两种诗歌风格。
[47]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页。
[48]同上书，第30页。
[4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50]同上书，第212页。
[51]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两汉诗歌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5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2页。
[53]同上书，第1384页。
[54]（日）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上、下），郑清茂译，《中外文学》1977年第4、5期。
[55]两汉诗歌的时代和作者归属，有些考证存在争议，本书以陆侃如、冯阮君《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以及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考证为主要参考依据，涉及具体诗篇时，根据需要作详细的考察，或有出入者，另行标出，余者不注。
[56][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见[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47页。
[57]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58]《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即传为苏武、李陵所作的赠答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其中包括两首残篇。苏、李诗多被质疑为后人伪托，逯先生《汉诗别录》一文从组诗的题旨内容、用语修辞等特点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其作者可能是东汉名为李陵者，并非为西汉武帝时苏武、李陵的作品，也非后人之伪托（见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2页）。逯收录时也附有简短的考证，并说明总以《李陵录别诗》为题。逯说可信，故从之。另外，考其风格，《李陵录别诗》与秦嘉夫妇赠答诗以及《古诗十九首》颇为接近或相类，并与东汉乐府有继承和改造的关系，它们本身也难以置入建安及以后诗歌风格的序列，清人方东树也曾指出：“苏、李诸篇，东坡辨其伪，而又以为非曹、刘以下之人所能办，须识此意。盖与《十九首》同其高妙。”（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汪绍楹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3页）因此，《李陵录别诗》、秦嘉夫妇赠答诗以及《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的说法不无道理。
[59][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页。
[60]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61][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四，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页。
[6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63][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64][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602页。
[65][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2页。
[6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页。
[6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68]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5—67页。
[69]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70]同上书，第228—229页。
[7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页。
[72]同上书，第603页。
[73][南朝梁]钟嵘：《诗品序》，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