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解放是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
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特别是大学时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大学时期的马克思曾经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活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理论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痕迹。青年黑格尔派的内部成员虽然有各自的理论观点，甚至内部成员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分歧，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十分专注于自我意识的研究，形成了反映他们共同的理论观点的自我意识哲学。大学时期的马克思由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当时的他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接受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且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然而，随着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过程的深入以及他和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间分歧的不断加大，马克思便决定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彻底的清算，将其中反动的内容彻底地清除出去，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重要原理的提出，对无产阶级在人的自由和解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确认。
在阐述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一个简短的介绍。“关于自我意识的哲学是从1840年以来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中心。它是以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为根据的，即认为意识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而达到对其在思维总体中的地位的认识。但是鲍威尔不满足于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费希特的自我和斯宾诺莎的实体仍然没有得到调解，历史的真实动力究竟是人还是绝对，还不清楚。总的看来，鲍威尔是倾向于前者的，虽然有时他谈到自我意识，又好像认为它是一种独立于人的精神的力量。”[133]鲍威尔之所以强调自我意识，是因为他认为自我意识可以让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不断趋于完美，自我意识要求任何的事物都必须不断向前发展，如果现实生活中出现停滞不前的事物，那么这种情况就必须由自我意识来加以克服。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自我意识不断创造着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实体，一旦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停滞不前而成为发展的阻力，自我意识就会改变这些对发展形成阻力的实体或者创造出新的实体来代替现存的实体。“无止境的自我意识不能忍受任何一切阻拦。”[134]不仅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就连宗教也不能凌驾于自我意识之上，宗教的存在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它归根到底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鲍威尔认为，虽然现实的环境有可能阻碍自我意识的发展，但自我意识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最终将摧毁挡在它面前的一切事物，不论这些事物是物质的存在还是精神的创造，只要它们不利于自我意识的发展，就将被自我意识所创造的新的存在物所代替。当自我意识克服了一切不利于它发展的事物之后，人类所追求的真理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自我意识发展的终极阶段就是达到真理，因此，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人们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至于自我意识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发展，鲍威尔认为批判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
自我意识虽然包含真理所具备的一切要素，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来获得，但自我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它所要达到的一切，在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阻碍它发展的因素，这个时候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鲍威尔看来，除了自我意识以外，任何处在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处在发展的终极阶段的事物，都要经过自我意识的批判并且接受自我意识的改造，只有这样，自我意识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各种阻碍自己达到真理的事物，才能推动人类历史积极地向前发展。鲍威尔认为，哲学和宗教都是要经受自我意识批判的对象。宗教自然不必多说，因为鲍威尔也承认宗教不过是人通过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产物，自我意识对象化为宗教之后，宗教便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成为阻碍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所以宗教理所当然是需要受到自我意识的批判，自我意识通过批判宗教，保证了自身顺利向前发展。至于哲学，虽然它不像宗教那样直接作为阻碍自我意识发展的事物，但哲学本身也是不完备的，一种哲学如果没有经过自我意识的批判，那么它永远都不可能取得最高的地位，哲学要想取得发展、要想成为帮助人们认识真理的事物，就必须成为自我意识的追随者，通过接受自我意识的批判而使自身变得更加完善。鲍威尔甚至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还认为，任何的事物，包括宗教，与其说是阻碍自我意识发展的事物，还不如说这些事物都只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已，自我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和其他事物做斗争，其实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自我完善而已，自我意识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梅林曾经作过如下一段评价：“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范围内的斗争。这两位都超越了黑格尔，他们中每一个都把绝对观念的一个方面作了彻底的发挥：施特劳斯——与人类分离的实体、自然；鲍威尔——与自然分离的人的自我意识。”[135]这段话说明，鲍威尔哲学的核心思想在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概念，其实，鲍威尔及其伙伴们强调自我意识，甚至把自我意识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用以表明它的作用，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错误。问题在于，鲍威尔等人片面地夸大了自我意识的作用，不仅用自我意识来批判宗教的虚幻，揭露宗教虚伪的本质，还脱离物质和人的肉体来谈论自我意识的发展，这就使得他们所宣扬的自我意识成了无源之水。鲍威尔等人没有意识到现实的物质方面的利益和各种环境对人造成的影响，而离开物质甚至离开和自我意识直接关联的人来空谈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当成绝对的真理来膜拜。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最终使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又走上了黑格尔的老路，他们非但没有真正超越唯心主义，反而使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是一头替罪的羔羊，他把物质的东西都倾倒在它身上，为了可以让绝对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识能更无碍地在自身之中打转。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思想家，他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136]从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论断就可以看出，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奉为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事物的做法使得他们只能在宗教这样由自我意识创造出来的虚幻存在物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解释世界，却无法真正地改变世界。
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产物，接着马克思通过列举一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一般人眼里，苹果和梨是两种不同的水果，两者之间的差别通过我们的感官和感性经验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但是在思辨哲学家看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从苹果和梨这两个实物中抽象出“果实”这个概念，完成了这个步骤之后，苹果和梨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了，“果实”才是他们眼中的“实体”。不论对于苹果还是梨来说，那些使它们成为苹果和梨的自然属性都不是苹果和梨的本质区别，人们也无法感触到苹果和梨的本质是什么。在思辨哲学的视野范围里，苹果和梨在本质上是根本没有区别的，它们都属于抽象的“果实”的外在表现形式，“果实”才是苹果和梨甚至一切水果的本质所在。“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137]一般人通过感官和感性经验判断出苹果和梨确实存在着不同之处，但是在思辨哲学家看来，这些通过感官和感性经验认识到的区别都不属于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对于思辨哲学来说都是没有分量的。思辨哲学所关注的是从苹果和梨当中抽象出来的所谓共同的本质，即“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138]马克思的这句话直接指出了思辨哲学的要害之处。思辨哲学经过一系列的抽象思维之后，往往把真实的本质当成虚幻的东西，而把虚幻的东西作为事物的本质来对待。思辨哲学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对于人们认识现实世界是毫无用处的，“一个纯哲学家的为人，是不常受世人欢迎的”[139]。打个比方说，如果采用这种方法，那么以研究矿物的不同构造和不同属性为职业的矿物学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因为按照思辨哲学的观点，苹果和梨在自然属性方面的差别都不是本质的差别，所以各种矿物不论是坚硬的还是易碎的都不重要，反正它们都属于被抽象出来的“矿物”。矿物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论看到外形上如何不同的矿物，只要都把它们称为“矿物”就可以了，各种矿物只不过是思辨哲学中抽象的“矿物”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外在形式而已，真正的本质仅存在于抽象的“矿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道，既然“果实”“矿物”都是作为本质而存在的一个统一体，那么它们应该就只有一种存在形式，而不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矿物。这个问题确实是指出了思辨哲学推理过程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说思辨哲学把苹果和梨的自然属性当作非本质的东西并且从中抽象出“果实”这个所谓的本质还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思辨哲学接下来就要掉入自己给自己下的圈套之中，它必须解释“果实”这个抽象的本质究竟是依靠什么来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包括苹果和梨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水果。通过思辨的方法把现实的各种水果抽象成“果实”或许相对容易做到，但是如何让抽象的“果实”返回到现实的各种水果当中、如何解释“果实”外化成各种水果的过程则显得十分困难。“因此，思辨哲学家抛弃了‘果实’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140]面对人们的诘难，思辨哲学家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赋予“果实”这个抽象的概念以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看来，“果实”和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抽象的事物不同，“果实”不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事物，静止不动不是“果实”的特征，“果实”是一个能够区别自己、能够进行自我创造的“实体”。“果实”能够根据它自己的意愿决定它在现实世界中是表现为苹果、梨或者是其他水果，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我们能看到的水果都是“果实”的生命和意念不断运动的结果，为此，人们以前常说的苹果是一种果实、梨是一种果实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确切地来讲，应该说“果实”让自己变成了苹果、“果实”让自己变成了梨。人们平常所看到的苹果和梨以及其他各种水果，实际上都是“果实”自身进行自我变化的结果。“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141]思辨哲学家就通过这样诡辩的手法把他们所宣扬的抽象的观念上升为整个世界的造物主，鲍威尔等人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理论特征并加以发挥，得出结论，即“自我意识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差别、创造了天地万物”[142]。在了解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特征以及它的理论来源之后，对于理解马克思与鲍威尔等人之间历史观的差别就相对容易了。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对其成员的历史观形成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下表现出了反动的唯心主义本质。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轻视群众历史作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批判之前，马克思先对青年黑格尔派在工业发展史方面的荒谬思想进行了揭露。青年黑格尔派自以为是批判的化身，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和公众认可的事实背道而驰。在公认的历史当中，工业城市应该是随着工厂的起源和发展才逐渐产生的，可是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自我意识那里，英国的工业城市在工厂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高度发达了，这就好比是在说不是父亲生下儿子，而是儿子先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青年黑格尔派对纺织业和城市之间商业的发展也同样在进行倒因为果的认识。纺织业的发展最初是从蒸汽机的出现开始的，随后发展到纺纱机和骡机，因此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蒸汽机是最早出现的，可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蒸汽机却是整个纺织业发展的顶峰，蒸汽机反而变成纺纱机和骡机技术发展的结果。现代社会中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商业联系变得紧密的原因是英国商品出口的不断发展，而青年黑格尔派却认为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是导致他们商业联系紧密并最终促进英国出口实现增长的原因。“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143]青年黑格尔派这种完全依靠自身主观观念来理解历史的做法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在充满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下，青年黑格尔派对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极度的歪曲，他们宣扬的是一种自我意识决定一切事物发展的英雄史观。(https://www.daowen.com)
在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是在资本家工厂里辛勤劳动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为资本家和整个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他们创造的财富却被资本家占有从而导致自身的贫穷。可是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创造一切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比工人的劳动强大得多的意识。工人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是因为工人创造的东西不是思想方面的创造，工人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而已。青年黑格尔派十分看不起物质方面的创造，他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和通过感性发现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创造，一切和意识相对的东西都必须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这里，批判达到了如此高度的抽象，以至于在它看来，只有它自己的思想创造以及和任何现实都相矛盾的普遍性才是‘某些东西’，甚至就是‘一切’。”[144]在生活中，鲍威尔等人强烈反对和自我意识相对的一切事物，他们不赞成人类的爱情、不承认工人劳动的成果，他们认为爱情仅仅具有满足肉体享受的功能，而工人的劳动只是一种低俗的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对于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事物和人类的一切现实经验，他们都忍不住要嗤之以鼻，都迫不及待地进行一番强烈的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创造一切的是工人，工人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在精神方面的创造也是非常丰富的。青年黑格尔派自认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创造了一切，而实际上他们不仅没有创造任何的物质财富，就连在精神方面他们的思想观点也是落后和反动的，他们不承认别人的创造，把自己自诩为社会上少数的天才，认为自己是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来创造新世界的英雄人物，因此他们除了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一种虚幻的满足和快乐之外，根本不可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任何积极的贡献。马克思指出，仅仅就精神方面的创造来说，广大的工人阶级就足以让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无言以对。工人阶级在饱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依然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复归怀有强烈的追求，而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人性究竟是什么，他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根据他们的自我意识胡编乱造，而这种脱离实际观察和实地考察的想象根本无法在精神创造方面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青年黑格尔派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套用黑格尔的公式进行说教而已，他们反对经历过现实的人来教训自己，而事实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者。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歪曲工人的现实遭遇、美化资产阶级国家的行为，马克思也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现实可能性。“按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14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早已组织了各种团体，这些团体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工人阶级组织的团体经常会进行一些和资本家抗争的活动，也会时常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所有这些活动的进行都表明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遭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作为工人的权益正在遭受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侵犯，工人作为人的需要在劳动中得不到满足。而所有的这些感受和行动，并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工人阶级仅仅基于思维的想象作出的，工人阶级已经看到自己正在经历着和资本家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改变现状的方法绝对不是单纯地依靠思维和团体中的评价和批判就可以做到，改变现状需要工人们团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阶级和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去对抗现存的剥削阶级。“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146]资本家工厂里的机器、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现实生活中雇佣劳动所带来的残酷的剥削，这些都是工人阶级正在亲身体验的对象，它们对工人的肉体和精神带来的摧残已经使工人阶级意识到仅仅在思维和想象中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远远不够的，面对残酷的现实，仅仅拿起批判的武器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的，有时候人们更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武器的批判。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自发地成立各种组织，他们希望利用现实的力量去改变现实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只有通过解开套在工人身上的各种现实的枷锁，工人阶级才能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波兰学者兹维·罗森也赞同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际的群众被理解为‘人民’，资产阶级等级和工人都属于这一范畴，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分化越来越明显，直到雇佣劳动者与资产所有者形成尖锐的对立。”[147]罗森这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观点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事实。资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由于它当时需要对抗的是保守的封建势力，而且封建势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因此，这时的资产阶级需要想办法团结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来帮助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打倒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在西方国家的统治。于是，资产阶级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喊出了自由、平等一系列口号并且确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给予工人生活上一些必要的改善。然而，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并取而代之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之后，它就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显现出自己贪婪利己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工人阶级作为团结的对象来看待，工人的革命价值已经被他们利用完毕，现在资本家们所考虑的事情是如何剥削自己工厂里的工人，如何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又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反抗活动。历史形势的变化使得资本家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所遭受的现实的压迫。
“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148]青年黑格尔派企图误导群众，他们希望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群众都可以变成像他们一样信奉唯心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工人解决自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参加现实的维权斗争，而在于从思想中去除资本的概念，只要资本的概念从工人的头脑当中被清除出去，工人就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受到资本的压迫了。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工人应当通过自我意识对现实中的自己进行批判，而且不仅要批判自身，还要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斗争和实践活动，工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获得肉体和精神上的解脱，只有充分地发挥自我意识的作用，工人才能感受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罪恶。马克思对此提出了反驳。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宣扬和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来腐蚀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的目的是要掩盖资产阶级国家虚伪的本质。青年黑格尔派一些反动的成员并不赞同当时已经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们仍然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在他们看来是非常合理有效的。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自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势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以来，它想要维护的就只剩下社会上少数的占有巨额财富的资产者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工人才会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与资本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直至陷入目前贫困的状态。鲍威尔等人企图把眼前的现实神秘化，把平凡的事情说成难以捉摸的秘密，为的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的平等。
既然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如此真实地存在，那么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还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历史呢？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49]无产阶级若要达成解放自己的目标，就需要对现实的生活条件进行彻底的改造，不仅改造自己身边的条件，而且更要对整个社会中违反人类本性的所有条件都进行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社会上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虽然都是由于私有制而产生，但他们对待私有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希望私有制能够永久地存续下去，他们对私有制的态度是肯定的，而无产阶级作为受压迫者，他们有强烈的废除私有制的愿望。“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150]马克思此时虽然也用了异化来描述无产阶级所遭遇到的非人的剥削，但比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又前进了一步。这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私有制带来的尖锐对立最终将促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不再是单纯地作为被剥削甚至被奴役的对象，当他们所经历的非人的生活达到顶点的时候，整个阶级必将奋起反抗，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151]。因此，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有条件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马克思还指出历史如果要进步、要向前发展，那么所进行的革命和改革活动都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针对鲍威尔认为少数人的精神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的观点，马克思也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历史的发展必须要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某些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152]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始终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他们看来，任何跟群众沾边的事物和人物都要受到批判，而真理只能产生于少数天才人物的精神和自我意识中，群众依靠自身是无法掌握真理的，他们只有通过听从少数天才人物在真理方面的指引才有可能达到真理。而从鲍威尔的观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指的少数天才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实际上就是在说他自己，他把自己当成能够论证甚至改变历史的人。“在他看来，人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就是赋予历史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历史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精神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又通过一种对立的发展而逐渐地抛弃这些虚假的偶像，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153]而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是需要少数英雄人物通过自我意识的精神力量来完成的，鲍威尔认为，历史的发展和真理的实现都是脱离群众的过程，群众没有能力参与其中，群众的参与只会给历史的发展和真理的实现带来麻烦，历史的发展和真理的实现需要的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群众，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才大脑里的自我意识。鲍威尔把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的运动都归咎于群众的参与，在鲍威尔看来，历史上的这些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运动采取了错误的方式，而所谓错误的方式就是这些运动引起了群众的关注和参与。由于鲍威尔认为群众是无法通过自我意识来认识真理的群体，因此在他看来群众的参与扰乱了这些运动的进程，并最终导致了这些运动的失败。“鲍威尔不只是从社会关系方面看不到群众，而且认为群众是围绕通常称为‘知识分子’那样一些阶层运转的，因为他们对世界的本质和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还处于一种幻觉的状态，或者说，群众尚未达到鲍威尔所希望的那样一种程度：能认识基督教文明世界违反人的本质。同时，在鲍威尔看来，无产阶级显然是群众的主要代表，因为它构成了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方面来说都处于贫困地位的人的大多数；鉴于上述原因，故无产阶级不可信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鲍威尔猛烈攻击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把其政治和社会的希望都寄托在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身上。”[154]与鲍威尔轻视群众并把某些历史活动的失败归咎于群众的观点不同，马克思认为这些历史活动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太多的热情和关注，恰恰是因为这些历史活动没有引起群众足够的热情和关注，这些运动才走向了失败。而没有引起群众的热情和关注的原因则在于这些运动指向的不是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少数群体的利益。“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155]马克思在此明确地指出，历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其他群体领导的社会革命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他们代表的只是社会上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忽视群众利益的社会运动要么是失败的，要么是不彻底因而需要进一步革命的。有些历史运动比如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虽然它一开始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时间一长，群众就会自觉地发现他们参与的这个运动实际上并不是代表他们而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样的运动终究会被群众所唾弃并且资产阶级运动所形成的社会终究会被群众的革命所改变。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彻底清算，确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表明了历史的发展是群众的事业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是对无产阶级在人的自由和解放过程中主体地位的进一步论证，也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当中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