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解放是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结果
马克思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例如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以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经涉及一些对所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然而当时的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上各种所有制产生的原因还不是很明了。直到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才明确提出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重要原理的发现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促使他后来更多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市民社会特别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
（一）生产力影响分工和所有制的形成并进而决定生产关系
人们对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并不陌生，但生产力究竟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或者说生产力以什么为中介来决定生产关系，却是一个需要进行探讨的前提性问题。杨耕教授在《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没有用特别大的篇幅来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但如果把生产力、分工、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梳理清楚之后，对于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就变得容易了一些。杨耕教授指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编写的时候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于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没有指明，或者即使有提到也说得比较含糊不清。为此，必须先解决中介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关论述。
“在我看来，能够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中介的，必须具有双重属性，即既有生产力的属性，又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就具有这种二重性：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结合方式来说，它属于生产力范畴；就它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结合方式而言，它又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正是这种二重性，使分工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248]杨耕教授指出，分工首先与生产工具有着直接的联系，而生产工具又是作为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而存在，因此分工带有生产力方面的属性，“分工实际上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和生产工具的具体结合方式，标志着生产的技术构成”[249]。分工的情况不仅体现了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各自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二者彼此之间相互结合的方式，因而分工可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对此，马克思也有过明确的表示。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250]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生产力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只要生产力不是仅仅在量的方面增长，它就会促进分工的发展变化，这体现了生产力与分工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力对分工发展的影响。其次，杨耕教授指出，除了和生产力有着直接的联系之外，分工还和所有制有着直接的关联，分工在具备生产力属性的同时还具备生产关系的属性。“分工不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工具的结合方式，而且也是人与人的结合方式。”[251]分工反映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反映了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所有制是‘同义语’，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显然，分工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252]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是以分工或者所有制为中介，来对生产关系产生影响，理解了这一点，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生产力对分工和所有制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形成过程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对分工、所有制的影响，并阐述了生产力最终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253]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发展变化，与分工的发展变化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所有制形式的变更，这些因素的不断变化最终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通过阐述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类社会所有制的三种形式，进而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最先出现的所有制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制产生于人类社会形成的最初阶段，此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处在一种极不发达的状态中。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主要依靠直接向大自然获取猎物来维持生计，土地的耕种在当时也不是获取生活物资的主要手段。在这种生产力极不发达的社会中，分工很难得到发展，顶多也只限于家庭或者部落成员内部的分工，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基本上每个人学习的技能都是一样的，比如都必须会打猎才能为自己和部落获取生活物资，而获取生活物资也基本上只有打猎、捕鱼等少数几种简单的手段。因此，当时的生产力迫使人们组成部落生活，部落成员之间相对于后来的奴隶社会是比较平等的，人们只有通过协作的方式才能维持各自的生存。“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血族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社会制度中之所以能起支配性的作用，归根到底也要用当时的物质生产的落后状态来加以说明。”[254]部落所有制、血族关系在人类社会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私有制难以得到有效发展。
当社会生产力相对于原始社会出现一定的发展之后，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所有制开始逐渐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古代社会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形式。在部落所有制条件下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奴隶制度，到了该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地发展起来。私有制开始出现，但私有制最初并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发展，只是作为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附属品存在。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古代社会的分工变得更为发达，为私有制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公社所有制也因此而逐渐走向没落。在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国家中自由公民和奴隶的划分也变得清晰。“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255]
中世纪时期虽然由于战争等因素使得欧洲的生产力受到破坏，但生产力在农业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封建所有制开始形成。封建所有制和之前的所有制形式类似，也是通过一种共同体表现出来。“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256]封建主和农奴构成了封建所有制形式下的一大生产关系，除了这一类生产关系之外，由于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学徒和帮工开始出现，手工业主与学徒和帮工之间也形成了封建所有制条件下的另一大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在近代和现代社会中也逐渐走向消失。(https://www.daowen.com)
在确立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发生影响的中介以及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引起所有制的变化之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最终这种旧的生产关系将被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各种所有制不断发展更替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自由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257]。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58]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希望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生产关系，而这一切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只有“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259]才能实现。
（二）物质生产支配精神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肯定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深入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互关系的领域之中，对历史上统治阶级虚假的观念特别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60]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如果一个阶级在物质上占据绝对优势，在物质生产中领先于其他各个阶级，那么这样的阶级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其他阶级，让其他阶级认可自己的观念，从而使自己的观念至少在表面上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思想实际上是以社会当时的物质关系为基础的，思想是物质关系在思维和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261]。“一般来说，一个阶级在物质力量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思想上也就占据着统治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证揭示了思想观念形成的现实社会根源。”[262]马克思对于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理解是从社会现实的基础出发来讨论的，不像思辨哲学那样将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当作无源之水。
“但是，并非所有观念都是意识形态，马克思并不想简单地创造出一种对特拉西的观念科学的更加动态的颠倒。使观念变成意识形态的，是它们与突出劳动过程之特征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冲突本性的联系。”[263]麦克莱伦在此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研究马克思批判统治阶级在精神领域方面的统治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统治阶级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归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属于思想观念，但并非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进入意识形态的层次。例如，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和民主，虽然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带有狭隘的阶级性，但自由和民主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问题，自由、民主以及人的解放这些事物也是马克思毕生想要尽力实现的目标。在资本主义等一些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分裂的，然而统治阶级为了让整个社会看上去没有冲突，便利用自己在物质生产方面的优势地位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思想观念并加以宣传，这些思想观念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眼中的社会和谐以及缓和阶级矛盾服务的。“所以，使观念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是他们隐瞒了社会和经济关系的真实本性，从而服务于为社会中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作辩护。由此可以推断，并不是所有观念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只有那些服务于掩饰社会矛盾的观念才具有意识形态性。因此，当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能够制造意识形态时，只是就它服务于推进统治阶级的利益时，它才是意识形态。”[264]
由上述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在于为阶级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作辩护。控制着社会物质生产的统治阶级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们在控制社会物质生产的同时也考虑着如何生产思想观念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观念，并在恰当的时候进行分配，让这些思想观念渗透到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也说过：“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265]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成员是专门为统治阶级构建有利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效劳的，他们以此为生，编织出种种美好的幻想来迷惑广大群众，企图让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地沦为统治阶级的赚钱机器。“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266]只要人类社会还在进行物质生产，并且物质生产过程中存在利益的分裂和阶级的对抗，统治阶级就不会停止制造意识形态的活动。如果离开了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利益来谈论意识形态，把历史上各个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看成是凭空产生的，那么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揭示统治阶级的实质，而且还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他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作人类社会普遍的思想和永恒不变的真理，这对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言，显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指明物质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特别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支配作用的同时，马克思还延伸出对共同体问题的探讨。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不仅一刻都不想停止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宣传，而且在一个阶级还未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着手共同体的建立。例如，资产阶级在领导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就喊出自由平等的口号，把自身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受封建专制压迫的人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267]，把自身的愿望描绘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企图构建出一种表面上的共同体以便把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拉拢到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而一旦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出现明显的分裂，这时的资产阶级就完全有可能“对任何公民都下手了”[268]。资产阶级立即将矛头转向无产阶级，但它又无法向对待封建专制那样对待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总是希望从无产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国家便作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出现了。马克思特别反对作为虚幻共同体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样的国家背后掩盖的是社会少数人即资产阶级的利益，隐藏着“少数人的治理”[269]，它带来的影响是少数人的巨额财富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贫困。“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70]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原则并且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国家的虚假性，这些理论原则的提出不仅使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消极思想作了彻底的清算，还为马克思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