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缘中大

1940年在离开重庆战地革命委员会后，如前所述，梅龚彬本打算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但因皖南事变，项英遇害，叶挺被囚，他不再适合到新四军。于是，梅龚彬与潘汉年商量下一步去向问题。梅龚彬不想再回重庆，他提出可能到桂林找李济深，也可能到坪石中大教书。潘汉年认为要视乎国内形势的发展才能作决定，于是安排梅龚彬到香港暂时一段时间。1941年2月底，梅龚彬从上海到香港，在香港等候党组织的指示。[13]

1941年秋，受廖承志指派，梅龚彬、李章达带着发起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纲领草案，动身前往韶关和桂林征求李济深、蒋光鼐等人意见。临行前，潘汉年对梅龚彬说“估计李济深会留你在桂林工作。如果李济深没有主动留你，就去坪石中山大学教书，坚守这一岗位”。[14]10月下旬，梅、李二人从香港飞抵粤北南雄，至南雄拜访时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蒋光鼐，梅龚彬之后到桂林征求了李济深等人的意见。在赴桂林的途中，梅龚彬曾到中大所在地——粤北小镇坪石逗留一天，了解学校的情况。到了桂林后，李济深没有示意留梅龚彬在桂林工作。梅龚彬认为或是李济深不希望他再受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那般掣肘。为了不给李济深添麻烦，梅龚彬没有向他提出介绍工作的请求，而是赴中大教书。

1941年底，梅龚彬得知中大聘用的消息，便辞别李济深赴坪石报到。1942年3月，梅龚彬从坪石赶至韶关，向廖承志详细汇报桂林之行的工作情况，但在返回坪石后不久，廖承志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自此梅龚彬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直到六年之后，抗战已经胜利，梅龚彬在香港再见潘汉年时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因此，在中大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只能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与认识的共产党员交往，严守秘密党员单线联系的纪律。(https://www.daowen.com)

梅龚彬能到中大任教得益于王亚南教授的牵线。王亚南于1940年被聘为中大法学院教授兼任经济系学主任，梅、王二人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梅龚彬经常与上海文化教育界的中间人士和进步人士打交道，包括神州国光社的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刘叔模、方天白等，以及在大学教书的区克宣、漆琪生、黄中廑等，还有积极从事抗日救国运动的左派民主人士沈钧儒、王造时、彭文应等。[15]其中，王亚南、漆琪生、黄中廑、王造时在往后的不同时期均先后任教于中大法学院。王亚南是神州国光社的重要成员，1933年曾与梅龚彬一同参与福建事变。

1941年冬，王亚南从坪石寄信至桂林，告知梅龚彬中山大学决定聘用一事。按照惯例，大学一般于每年暑假前发出聘书，新学期起算任期。由于王亚南教授的大力帮忙，加上蒋光鼐向许崇清校长的推荐信，使得梅龚彬能破例在寒假前接到聘书。根据聘约，梅龚彬自1942年1月起担任中大法学院经济系教授，讲授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程。为此，梅龚彬利用寒假时间抓紧写讲义，为新学期作准备。[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