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新中国成立前，王亚南自称“野马”；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谦虚地自喻“老农”，取其要收获，就要耕耘，要耕耘就得懂得土地和庄稼之义。[93]“野马”与“老农”，可见不同时期王亚南的志趣。在革命时期当一匹“野马”，桀骜不驯，不畏绳缚，开辟自由的学术草原；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老农”，继续扎根中国，辛勤耕耘，为中国培育大量人才。尽管他因种种原因离开中大，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辞世，但他的学术作品、为人与教育精神，仍滋养和激励着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
今天，我们阅读《资本论》、《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著作，当知其不易，因而更加珍惜；我们提及“中大传统”和“自由”，当自问是否充分自学并有勇气提出观点。我们在象牙塔，不是为了自保于温室，而应有所担当，从现实中来，往现实中去。
[1]. 关于王亚南在清华大学的任职：1949年1月，白色恐怖笼罩厦门，为保护王亚南的安全，地下党组织把王亚南转移至香港；同年5月，香港地下党组织用一艘“湖南号”货轮将在香港的包括王亚南在内的上百名爱国民主人士护送到天津，之后他们被转移至北平。王亚南被安排到清华大学经济系讲授政治经济学。1950年5月，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此后，王亚南继续在厦门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187页。
[2]. 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页。
[3]. 参见《王亚南生平事略》，载《王亚南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4].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广东经济出版社组织全国知名学者、专家，历时近一年的反复遴选和论证，最后经无记名投票选出的10本优秀经济学著作。参见丘克军：《凝结共和国五十年经济学说精华——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载《南方经济》1998年第5期，第80页。
[5]. 根据王亚南在《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公余生活》1945年第3卷第4/5期）中的自述，他是1921年进入大学，1926年毕业的。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5页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5卷）第295页称王亚南在“1922年”被武昌中华大学录取，胡培兆和周原良在《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情况》中称王“一九二四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及“一九二七年”毕业。本文采用的是王亚南自述的入学与毕业年份。
[6].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严如平、宗志文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由于《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作品，因此，为了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二人商定先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作品，即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
[7]. 译本于1932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该书极其深奥，据李嘉图估计，即使在全英国，也“不会有二十五个人能看懂”，两位青年学者因成功翻译两本巨著（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轰动上海学术界，《读书杂志》称这“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另据郭大力回忆，翻译过程十分艰辛，“第一次按字逐句的直译，使我们不大满意。在这种直译法失败之下，才在可能范围内，采用意译的方法。且因修改多次，更不免为了顾全文句的通顺，而采用了那在直译主义者严重看来颇不忠实的意译法。但我们敢说，每次增减几个不重要的字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见郭大力：《关于“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译本》，载《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3期，第2页。
[8]. 译本于193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9]. 于1932年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此为王亚南的第一部个人著作。
[10]. 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177页；另一说认为王亚南在1929年留日学习，见胡培兆、周元良：《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情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11]. 王亚南最初似乎并无意加入政治运动中，据其女儿王岱平在《生命的辙印》一书中描述，闽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仅因王亚南在神州国光社（入闽的上海十九路军系统的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就在报刊上指名王亚南是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显要人物，且是长江七省的驻沪总联络人。王亚南无奈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追随梅龚彬到福州，“干脆堂而皇之”地出任文教委员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亚南认为“这是国民党逼出来的革命”，并称这是继他参加北伐军之后第二次“准政治生活”。见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12]. 参见《法学院教师调查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09-078。
[13]. 该出版社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1936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和黄洛峰听说王亚南与郭大力正从事《资本论》的翻译，便登门拜访并商议出版事宜；王亚南与郭大力于是谢绝了愿以更高稿酬招揽他们的神州国光社，而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签订契约，因为王亚南认为“翻译《资本论》可不是为了利润”。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4]. 参见胡培兆、周元良：《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情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当时，距离五四运动后《资本论》被引进国内已经十几年了，但市面上只流传着《资本论》第一卷部分节的译本，《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的问世，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我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为了《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郭大力和王亚南从制定翻译计划的1928年起，以翻译《国富论》和《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为基础，花费了十年，参见陶大镛：《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纪念王亚南诞辰九十周年》，载《福建学刊》1991年第6期，第2页。
[15]. 该部分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严如平、宗志文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298页。
[16]. 参见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7]. 参见严如平、宗志文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页。
[18].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11页。
[19]. 参见万仲文：《大学回顾录》，载万仲文著，万丽川、张颂九编：《万仲文文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0]. 参见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21]. 参见《1944年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职员名册》，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115-006~009，020~023。
[22]. 1944年因日军进犯粤北，中山大学再次迁址，《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一九四四年度新旧教职员姓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15-010）中关于王亚南的“备注”一栏填写着“留永安”；另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68页。
[23]. 参见《关于王亚南现已返校工作一事的笺函》（时任院长梅龚彬出具），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1469-031001；另见1946年6月27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藏），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于1946年6月中旬正式上课及补课，课程备受欢迎”；另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69页。
[24]. “查王教授二十九年八月起至本年七月止继续在本院充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虽抗战期间曾一时因故未得返校仍照应聘所任课目职务，皆由请人代理”，见《法学院关于请核发王亚南的服务证明书一事的笺函》（1946年7月29日），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56-167。陈其人也曾描述道“在王亚南离开的这段时间内，王亚南任的课程，就由涂担任，王亚南的衣钵并没有因此而失传”。涂即涂先求，1940年考入中山大学，194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是王亚南的一位得意门生，王亚南发表的文章，相当多是由涂的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参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68页。
[25].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高企，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艰难，蒋介石假装“开明”，向社会贤达“征询”意见。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此次被要求接见的还有郭大力，只是当时郭大力正在江西老家养病，并未一同前往。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
[26]. 王亚南与蒋介石在经济问题上意见相左，通过以下一事，亦可窥见一二：王亚南年轻时曾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誓师时国民党向佃农许诺实行“二五减租”政策，但在北伐战争中，许多地方公然违反“二五减租”政策，甚至把主张“二五减租”者当共产党论。当北伐发展到资本主义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就反对革命，蒋介石于是举起屠刀。王亚南对此感到失望并离开北伐军，而且计划写一部关于北伐失败原因的小说。当然，小说并未完成，因为王亚南在中途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参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66~67页。
[27].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14页；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73页；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
[28]. 参见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9].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30]. 参见杨海文：《王亚南与“野马轩”》，载《现代哲学》2012年第2期，第128页。“野马轩”并不固定指王亚南在坪石的住处，在此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王亚南把自己的住处均称作“野马轩”，例如王亚南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新论》前两版的序言落款地分别为“永安野马轩”“湖南醴陵野马轩”，在《中国经济原论》首版的序言落款地为“长汀国立厦门大学内仓颉村野马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首版的序言落款地为“厦门海畔野马轩”。
[31].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32].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9页。
[33]. 例如在国民党内，党务权操在C.C.的手中，财务权操在宋子文、孔祥熙的手中，军事权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权方面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介石，造成蒋介石的政权。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34].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首先成立了“中央俱乐部”，这个组织的英文Central Club和“二陈”英文的缩写都是C.C.，所以被人们称为C.C.。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将C.C.势力进一步引向教育界。
[35].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36]. 参见《一九四〇年度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09-001。
[37].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62页。
[38].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第61~62页。皖南事变后，党员回校前都曾被告诫：要注意学好工科，不能把校外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带回学校，应通过研究学术和乐于助人去团结同学。见吴逸民：《关于〈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的学生运动〉一文的几个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第79页。
[39].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40]. 参见万仲文：《大学回顾录》，载万仲文著，万丽川、张颂九编：《万仲文文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41]. 王亚南曾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文（已于1943年在《中山文化季刊》发表，并收藏于1946年版的《中国经济原论》附论第五篇）中，痛陈为走历史下坡路的资本主义经济作辩护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实践上的流行，这与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是相背离的，因而呼吁经济学界应从“象牙之塔”中解脱出来。见解树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原论〉（著者王亚南）》，载《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8期，第15页。
[42]. 马克思在批评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马克思称这种经济学家为“庸俗经济学家”。
[43]. 参见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4页。
[44].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45]. 《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版）附论第四篇似乎反映了王亚南对“同学不感兴趣”的思考。他在附论第四篇《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评论我们一向是在研究与中国现实漠不相关的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的实况之后，郑重提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与中国社会经济血肉相连的政治社会学这一宝贵的建议。见解树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原论〉（著者王亚南）》，载《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8期，第15页。(https://www.daowen.com)
[46]. 1942年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生袁镇岳的回忆展现了王亚南的受欢迎程度：“外系的来了，外院的也来了，在外地兼课兼差的都赶回来了。教室里挤不下了，教室外窗口、门边也坐得满满的。”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47].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
[48].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原论》的重要内容，王亚南在中大经济系已经讲述了三遍之多。见解树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原论〉（著者王亚南）》，载《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8期，第17页。
[49]. 例如，《中国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中国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分别发表在《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1944年第1卷第4期。
[50]. 例如，《哲学与经济学》《当代的货币与资本》《政治经济学上的自然》《中国工资总论》分别发表在《时代中国》1942年第5卷第6期、1943年第7卷第4期、1943年第8卷第1/2期、1943年第8卷第5/6期。
[51]. 例如，《金融专论：中国货币总论》《经济论著：中国地租总论》分别发表在《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年第3卷第1期、1943年第3卷第4期。
[52]. 参见刘晓雷、谭群玉：《〈中国经济原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载《现代哲学》2017年第6期，第61页；解树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原论〉（著者王亚南）》，载《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8期，第17页。
[53]. 事实上《中国经济原论》的出版几经波折：在1944年初，桂林文化供应社得到王亚南同意，负责该书的排印出版事务，但因湘桂战事未能印行；王亚南到福建后，永安东南出版社亦计划印行该书作为大学学术丛书之一，后因该社瓦解亦未印行；中国经济科学社组织的经济科学出版社终于在1945年出版该书。见解树民：《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原论〉（著者王亚南）》，载《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8期，第17页。
[54]. 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序言第5页；另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74页。
[55]. 这里主要指的应该是和郭大力合作完成的分别在1932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译本、1934年出版的《国富论》译本和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译本，还有他单独完成的1933年出版的《经济学绪论》译本和1935年的《欧洲经济史》译本，以及1932年出版的个人专著《经济学史》。这个阶段王亚南主要从事翻译和学说史方面的研究。
[56].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57]. 参见陶大镛：《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纪念王亚南诞辰九十周年》，载《福建学刊》1991年第6期，第5页。陶大镛，著名经济学家、民盟中央原副主席，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2—1943年，陶大镛跟随王亚南在中山大学教书。
[58].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59]. 参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5~6页。
[60]. 参见陶大镛：《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纪念王亚南诞辰九十周年》，载《福建学刊》1991年第6期，第5页。
[61].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页；陶大镛：《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纪念王亚楠诞辰九十周年》，载《福建学刊》1991年第6期，第5页。
[62]. 参见蒋南平、李博、邹宇：《李约瑟难题的王亚南解——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贡献》，载《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第28页。
[63]. 参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75页。
[64].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65]. 参见王亚南：《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载《经济科学》1944年第6期，第1页。
[66]. 参见王亚南：《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载《经济科学》1944年第6期，第2页。
[67]. 参见王亚南：《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载《经济科学》1944年第6期，第3页。
[68]. 参见王亚南：《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载《经济科学》1944年第6期，第3页。
[69]. 《经济科学》由王亚南创办并主持，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编。1942至1944年共出版6期。该刊宗旨强调经济科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要求研究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寻找中国的发展途径。大部分文章均围绕这一主导思想而作。他们的这种理论比那些为理论而理论，只注意个别现象，不重视整体联系的研究方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参见黄增章：《建国前中山大学文学刊物述要》，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底4期，第77页。
[70]. 参见黄艳林：《王亚南与学术期刊》，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第81页。
[71]. 参见黄艳林：《王亚南与学术期刊》，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第81页。
[72]. 在此后的创刊经历里，王亚南都亲自写发刊词，阐述办刊宗旨，延续办刊风格。参见黄艳林：《王亚南与学术期刊》，载《出版科学》2007年第1期，第82页。
[73].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4、122页。
[74]. 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75]. 参见李枭鹰、邬大光：《王亚南教育思想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89页。
[76].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
[77]. 该处于1930年底设立，聘教授任主任委员，助教兼研究员或调查员，宗旨是：调查本国经济实况，研究本国经济变迁，以明了本国社会机构。参见《核准法科设经济调查处》，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2月9日；《法科设经济调查处续訉》，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2月10日。
[78].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79]. 参见李尚德主编：《凝聚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80].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页。
[81].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82].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为了打通粤汉干线，铁蹄所向，坪石也吃紧了。”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83]. 1945年1月，中山大学分流成两部分，一部分往东迁往梅县，另一部分往西迁往连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山大学才迁回广州石牌原址。
[84].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184页。
[85]. 原文《留给中大经济学系的一封公开的信》载于1946年11月的《每日论坛》，亦被更名为《如何发挥自学精神》，收录于王岱平和蒋夷牧主编的《王亚南与教育》一书第145~151页中。
[86].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87]. 例如，前文提到当时很多中国大学的经济学课堂教授的是在当时的欧美社会占主流地位的边际效用理论，但这种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甚微。
[88].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89].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90].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91]. “绳墨”，木工打直线的墨线，比喻规矩或法度。语出《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
[92]. 参见陈其人：《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及其百科全书》，载《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第74页。
[93].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