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经历 a
梅龚彬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幼年丧父，靠母亲变卖田产维持家计，曾读过八九年私塾。15岁时为谋求出路，在叔父梅宝瓒的鼓励下，他报考中学，后于1917年至1920年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1921年春中学毕业，他以湖北省教育厅选送生身份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2]享公费待遇。1926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该院毕业。
梅龚彬在中学时期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日渐活跃。1919年，五四运动发展到武汉，在学联主席恽代英的领导下，武汉各校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演说，斥责北洋军阀政府，号召市民抵制日货。当时，尚未满18周岁的梅龚彬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1923年冬，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共产党正在帮助改组国民党）。1924年春，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成立学生会，梅龚彬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并作为代表出席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学联”）大会。同年夏，他被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聘为宣传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恽代英）。1924年秋，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徐家汇团支部的第一任书记（该支部团员均是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又称“同文团支部”）。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当时，共产党正在帮助孙中山到各地宣传国民会议，梅龚彬受恽代英指派到湖北武汉、黄石、大冶、武穴、黄梅等地进行宣传。在家乡黄梅宣传期间，他为建立少年黄梅学会做了大量工作（该学会是黄梅县早期有影响力的进步青年组织）。1925年春，梅龚彬自湖北返回上海后立即投入沪西罢工，并由恽代英和沈泽民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转党后不久，中共徐家汇支部成立，梅龚彬担任书记。五卅运动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梅龚彬发动上海市学生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参加了上海市罢工、罢市、罢课的联络和指挥，并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工商学联合会，名声很大，被誉为“虎将”。1926年春，梅龚彬自上海同文书院毕业，放弃了由该院保送到日本留学的机会，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做专职党务工作，[3]自此离开学联。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已被北伐军攻克的武汉。1927年初，梅龚彬向党组织申请调至武汉，并请缨上北伐前线。考虑到武汉需要干部，且梅龚彬是湖北人熟悉武汉的情况，组织同意了其申请。1927年1月底，梅龚彬偕同新婚妻子龚冰若（当时名字为龚品娟），从上海乘船到达汉口。3月下旬，梅龚彬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4]4月下旬，他随军北伐。在武汉北伐军挥师北进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对峙，北伐军分裂。5月，武汉北伐军在河南击溃奉军后，6月下旬，班师回武汉。但此时，武汉局势已是急转直下，国共关系恶化，反共气氛浓烈。
1927年7月中旬，梅龚彬随部队开赴九江驻扎在城内。此时，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武汉。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九江后，梅龚彬与郭沫若、李一珉、阳翰笙等一同赶赴南昌参加起义。梅龚彬被编入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任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指导员（即政委），并随起义军向广东潮汕地区转移。1927年12月，为改组已遭破坏的浙江省委，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召见夏曦和梅龚彬，派夏曦任新浙江省委书记，梅龚彬任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周恩来指示他们在浙江发动武装暴动，以响应浙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1928年春，武装暴动虽然在奉化发动（称为“浙东暴动”），但因寡不敌众而被国民党扼杀。
1928年8月，中共中央将梅龚彬调回上海。他回到上海后，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党组织关系亦转到江苏省委。同年11月，梅龚彬与龚冰若的长子梅向明出生。[5]1928年秋至1929年夏，梅龚彬一边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参与编写《社会科学词典》，同时经常为《北新》杂志撰写论述国际问题的稿件。梅龚彬自称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宁静的一年。
1929年8月初，中共中央派梅龚彬到东京执行任务。因任务紧迫且须掩人耳目，他不能按照正规程序出国。8月7日，梅龚彬告别妻子和尚未满周岁的孩子，冒充日本留学生偷渡到日本。由于接头地点已被日本特务破坏，在执行任务时，梅龚彬被日本警察逮捕。面对严刑拷打，他沉着机智、毫不畏惧，保守了党的机密，但毒打和灌辣椒水等酷刑严重摧残了梅龚彬的身体，并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后来，梅龚彬被判刑一年，从被捕起至出狱，他在东京度过了16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他接受朋友的安排，在东京休养了半年。
1931年5月，梅龚彬在东京突然收到妻子龚冰若从上海汇来的回国旅费，他明白到这是党组织的召唤，激动万分。据龚冰若回忆，旅费是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交寄的。同年6月，梅龚彬启程回国。7月，他回到上海后向陈云作了详细汇报，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但自此转为了秘密党员。陈云认为，梅龚彬已经离开上海两年之久，且从日本监狱里放回，预计敌人不会对他过分重视，梅应利用此条件做地下工作。于是，党组织指示他以脱离共产党组织的非党人士身份公开活动。7月下旬，党组织派潘汉年与梅龚彬单线联系，此后，梅不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潘汉年派给梅龚彬的任务为：在白区利用各种关系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了解他们的动态，在适当时机对其中可以争取的力量做统战工作。为了更好地做好地下工作，1932年，他正式改名梅龚彬，原名梅电龙便渐渐鲜为人知。
为了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进行活动，梅龚彬以“灰色”政治面目出现在上海文化界。1931年冬至1932年夏，梅龚彬在C.C.系 [6]的上海《晨报》馆工作，在经济版翻译外电新闻，有时亦助编国际版。1932年冬，受中华书局邀请，他担任《新中华》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与此同时， 1932年上半年，梅龚彬被上海中国公学聘为讲师，同时在上海暨南大学兼课。因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下半年，他晋升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后又被上海商学院高薪聘为教授。这一时期，梅龚彬的稿酬和工作收入颇为丰厚，但只小部分用于赡养家庭，其余大部分均用于党的活动和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https://www.daowen.com)
另外，为完成党组织交与的任务，淞沪抗战后，[7]梅龚彬选定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为团结对象，争取他们脱离蒋介石的控制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反蒋抗日道路。他通过胡秋原的关系经常参加神州国光社的活动，[8]与行政院代理院长陈铭枢，十九路军正、副总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建立联系，以了解十九路军的动态。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既不允许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也不准其转赴华北抗日，而是强令该军南下福建“围剿”红军，致双方矛盾加深。1933年10月底，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计划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以李济深为首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实行反蒋抗日。梅龚彬闻讯后急忙辞去大学教职，赶赴福州。因学识渊博、办事干练，梅龚彬受到了李济深的赞赏和器重。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他被任命为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民众运动处处长。但在蒋军的进攻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仅仅三个月就宣告失败，主要成员亦从福州退到香港。之后，李、陈、蒋、蔡认为有必要整顿队伍，重新组织力量和吸收新的血液。
经过组建政党还是团体的激烈讨论后，1935年秋，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在香港成立。这是一个以十九路军干部为主体，同时包括其他方面抗日人士的组织，吸收了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如陈辛人、方少逸、张克明等，是一个体现抗日力量大联合的政治组织。梅龚彬担任大同盟的宣传处长。
大同盟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支持国立中山大学师生的抗日救国活动。一二·九运动时，[9]中大法学院教授何思敬（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因受到陈济棠迫害从广州至香港避难，大同盟帮助解决了他们在港时的生活问题。第二，协助中国人民救国会建立华南区总部，并派成员方少逸作为华南代表出席1936年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各界救国代表大会。第三，创办不定期刊物《民族战线》。《民族战线》是带有理论性的抗日宣传刊物，由梅龚彬主管，陈辛人负责编辑，在中大师生中颇受欢迎。当时，大同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团体，它与国民党内各方面的爱国民主力量均有密切联系。但是，1937年9月，李济深、陈铭枢回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后，鉴于国民党已转为抗日，他们认为大同盟的历史使命已结束，便直接宣布解散了大同盟。梅龚彬为争取李、陈、蒋、蔡反蒋抗日，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可惜最终未能阻止大同盟的解散，这一直令他深感内疚和自责。
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开始疏散，梅龚彬随陈铭枢等人前往武汉。在武汉时期，他介绍了不少热血青年到抗日前线工作，还介绍了自己的堂妹梅国徽和亲戚喻秋纹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8月，在日寇的进攻下武汉形势非常紧张，国民政府再次向重庆疏散，梅龚彬趁机以慰问第三战区前线将士为名，实际上暗中到了位于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总部。在叶挺的挽留下，梅龚彬在云岭住了约半个月。之后，梅龚彬到了衡阳。当时正值南岳会议闭幕，[10]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衡阳。南岳会议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委员，为此，叶剑英派梅龚彬立即到桂林，动员李济深就任，并转达中共方面的问候。
梅龚彬到达桂林时，已是1938年年底。经过长谈，李济深决定任职，并邀请梅协助其工作。战地党政委员会总部设在重庆，各站区都设有分会。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日渐消极，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企图初露端倪。1939年初，梅龚彬进入该委员会总部工作，发现总部的重要职务均被安排了蒋介石的亲信，李济深实际上已被架空。梅龚彬在重庆生活的一年半，在机关内受到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监视，机关外受到特务的盯梢。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李济深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越发困难，决定回到桂林。因为李济深的离开，梅龚彬自然也没必要继续留在重庆，便回到上海。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下令取消，梅龚彬不能按原计划到苏北新四军驻地，只能到香港暂住一段时间等候党组织的安排。
1941年3月初，梅龚彬到达香港。此时的香港不仅是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中地。梅龚彬接受沈钧儒的建议，留在香港与救国会的同仁们一起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统战工作。1941年夏，为推动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建立一个以李济深为首的民主派组织，廖承志指示梅龚彬和李章达二人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纲领》。完成起草后，1941年秋，梅、李二人动身前往韶关和桂林征求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劭先等人的意见。李济深虽表示同意，但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还需要在党内继续暗中拉拢和酝酿。1942年，廖承志被捕，梅龚彬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来，李济深于1943年着手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时，由于尚未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梅龚彬遵守党的纪律未参与筹建事宜。
1941年底，梅龚彬在桂林接到国立中山大学聘书，于是辞别李济深到坪石报到。如前所述，梅龚彬于1942年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故他在中大任教的近六年时间内，均不能以党员身份与其他党员进行接触。在中大期间，他主讲经济政策和西洋经济史两门课程，偶尔还兼授会计学和簿记学。1944年下半年，在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教授到福建兼课期间，梅龚彬兼任代主任一职。抗战胜利迁回石牌后，1946年初，梅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兼任法学院代理院长。1947年5月底至6月初，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与五卅一运动期间，梅龚彬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被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其妻龚冰若。在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副主任蒋光鼐的帮助下，梅龚彬夫妇顺利逃离石牌，后取道中山、澳门到香港。在路过澳门时，他们受到柯麟、柯正平兄弟的热情接待，并与澳门爱国资本家马万祺成为莫逆之交。
1947年8月，梅龚彬抵达香港，并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在潘汉年的指示下，梅龚彬在香港主要从事推动李济深等人筹备和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11]在筹备期间，梅被推选为民革成立宣言的起草人。为提高民革对国民党内其他民主力量的号召力，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媛等六人联名写《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担任民革的名誉主席。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梅龚彬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民革囊括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大同盟成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民主力量大联合的组织。[12]在香港的一年多时间，除了处理民革的日常工作外，梅龚彬还担任达德学院教授以及《文汇报》社论撰稿人。
1948年底，梅龚彬陪同李济深离开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30日，北平（现北京）和平解放。2月下旬，李、梅二人到达北平。梅在北平除了为新政协做事务性的准备工作以外，还着手处理将民革中央机关从香港迁往北平的事宜。同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梅龚彬，指示其往后的工作。李维汉已将梅龚彬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统战部，身份仍是秘密党员。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梅龚彬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梅龚彬作为民革代表出席，被任命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同年10月1日，梅龚彬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梅龚彬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政协副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梅龚彬受到严重迫害，被隔离审查长达八年，期间受尽折磨，于1975年8月1日在江西宜春含冤逝世，终年74岁。拨乱反正后，全国政协在1980年1月18日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悼词言：“我们要学习梅龚彬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生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