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系
何思源（1896—1982）
山东菏泽人。1916年夏毕业于曹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继入北京大学。1919年5月，参加五四运动；8月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2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习经济学。1924年赴捷克、奥地利、匈牙利等国考察政治经济；同年入巴黎大学习教育。1926年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法科教授，代理经济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历任中山大学训育部副主任，1927年兼法科主任，直鲁赈灾委员会委员，中央赈灾委员会委员等。在中大期间，讲授经济政策、工人组织、欧洲战时经济等课程。[75]1928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4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旋任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5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主任。1931年5月，出席国民会议。1932年3月，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4年7月，兼山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会干事。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1年7月，任鲁北行署主任。1942年1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4月免兼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改兼任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厅长。1944年12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主席兼山东省保安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10月，免山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47年7月，派任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委员、北平市选举事务所主席委员。1948年派兼“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1月免“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常务委员职。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被华北七省市参议会推选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晚年任全国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译著有《欧美各国社会之发展》《近代中国外交史》《求生教育与教育保险制度》等。[76]
黄典元（1889—1960）
广东廉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与郭沫若、许崇清、林砺儒成为挚友，后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经济科学士。回国后，1921年11月起任教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后并入国立广东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典元举家避居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市旧称），应临时迁设于此的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院长陆嗣曾聘请，担任该学院教授兼银行系主任，直至广州解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法商学校部分科系并入中山大学，黄典元转任中山大学教授兼财经系主任到1954年退休。[77]
郭心崧（1897—1979）
浙江平阳县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东渡留学。1924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孤军》杂志，评介各家经济理论，撰述中国经济建设之道。1926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法科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整理财政委员会委员。1928年11月13日任考试院院部参事，并任浙江第一、第二届县长考试典试委员和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等职。1931年6月任考试院典试委员会及试务处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同年任中央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南京中央大学秘书长。1932年3月28日任教育部高等司司长；旋于9月21日免职；同年12月15日任交通部参事。1935年9月13日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直至1943年6月。1948年4月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参事。后任教于东京大学，1979年在东京病故。译有《商业经济概论》。[78]
陶因（1894—1952）
安徽舒城人。清末安徽维新派代表人物陶镕次子。1910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曾和同学合译马克思《资本论》。后转赴德国法兰克福攻读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教授。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翌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养成所副所长，后又任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8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79]此时，省立安徽大学刚刚成立，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受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教授的邀请，1929年陶因出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不久，王星拱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校长。因安徽大学尚无经济学科，陶因颇感遗憾。1930年9月他辞聘到武汉大学任经济学系教授，1936年被任命为武大经济学系主任，后于1945年兼任武大教务长。抗战胜利后，他于1945年任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翌年任校长。1949年后，先后任广西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在经济学方面，造诣颇深，时有“南陶（因）北马（寅初）”之誉。[80]
刘光华（1891—1976）
湖南攸县人。1913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1925年毕业回国。历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大学法科教授、武昌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参事、考选委员会委员兼考试院人事处长等职。曾于1928年度任国立中山大学法科教授，1930年度（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再任中大法科教授兼法科主任。[81]1948年回湘，任湖南大学商学院企业系和财经系主任。1953年后，任湖南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沙市委员会负责人、中南财经学院教务处长等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改正。用语体文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以《国富论》出版。撰有《经济常识》《殖民政策》《交通》《农业政策》等专著和论文，并主编《市镇计划》等书。[82]
万灿（1901—1973）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湖北鄂州葛店人。1914年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次年考取清华学校。曾留学日、法、德、俄四国，德国柏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1928年毕业回国，应胡汉民之邀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编修。1930年参加筹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担任宣传和设计，并被推选为南方区主要负责人（即书记），负责南京方面的活动。1931年，邓演达被捕牺牲，“第三党”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万灿遂逃出南京，到中山大学任教。1932至1933年度上学期，万灿任中大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同时兼任系主任、经济调查处主任及校长室秘书，讲授经济原论、德文等课程。[83]1933年参与福建事变，任“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秘书。闽变失败后，避走香港。1934年在香港与章伯钧、詹显哲等人，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9年春，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1943年春，参与组织“三民主义联合会”（简称“民联”，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不久正式加入“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应聘安徽大学教授兼任系主任，旋回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政法委员和建设委员，以及首届中苏友好协会主席，并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同时为南京大学教授。在人民大学进修后，派赴厦门大学任经济系、外文系教授和公共外语教研室主任，以及工会主席，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协委员。[84]
黄荫普（1900—1986）
藏书家。广东番禺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英美等国，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士、硕士和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资格。1927年学成归国。黄荫普分别于1928、1930年度，1932至1934年度，1940年度任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学系教授，讲授会计学、银行学、统计学、公司论等课程。其中于1930年度任经济学系主任兼经济调查处主任，1934年度兼学院经济调查处主任。[85]1935年6月，出任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经理。[86]在中大任教期间与南州书楼主人徐信符教授交情甚笃，受到启发遂开始致力搜求广东文献。经刻意搜罗典籍，先后得粤中藏书家徐信符等人散出的广东文献，如康熙间刻屈大均十五卷本《翁山文外》、黄公辅《北燕岩集》、薛始亨《蒯缑馆十一草》等。1940年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书籍类展出数百册，由黄氏提供者达二十余种。抗战期间，黄氏在广州的藏书尽付劫灰，其在港藏书，幸于沦陷前运至澳门。抗日战争胜利后，藏书全部运回广东，于1956年捐赠广东中山图书馆。1980年又将在港藏书运回广州，分赠广东中山图书馆和暨南大学。中山图书馆编有《黄荫普先生捐赠广东文献书目》《黄荫普先生赠书目录续编》。其著有《广东纸币史》《广州工人家庭研究》《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广东文献知见录附补编》等。编印有《忆江南馆丛书》。此外据所藏稿本刊印《勤勉堂诗钞》《黄氏忆江南馆墨缘集存》等。室名“忆江南馆”。[87]
郑彦棻（1902—1990）
广东顺德人。毕业于广东省高等师范，后被选送赴法深造，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获统计师学位。后任国际联盟秘书厅秘书，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执行委员。1936年返国后出任母校（时已入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35至1937年度执教于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授，讲授统计学、经济统计、合作论等课程，其中于1935至1936年度（1935年8月至1937年8月）兼任法学院院长、经济调查处主任、校长室秘书，1936年度再兼乡村服务实验区主任。[88]1948年度，他再兼任中大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89]1937年3月，他曾对院务进行报告：“第一，发展本院课外生活服务团。社团内各组之间的工作没有联系，往后要相互沟通，才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第二，实际参加乡村服务实验工作。虽然乡村服务实验区在户外而不在学院内，但性质上同样属于学院的研究室，同学要正视该项工作积极参加。也许参加乡村服务会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乡村服务工作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乡村民众得到知识，更在于让我们随时随地地研究和设法解决乡村问题，同学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有研究意义的。第三，共同努力发挥本院图书馆的作用。对图书馆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其改进，是同学们的责任。第四，完成正在计划中的剪报室。毋庸置疑，要增进研究的效能，就要改善研究的工具。在北平上海等大学或学术研究机关内，配备剪存报纸参考资料的机关非常常见。但在广东，以至西南地区，就相对落后了。因此项工作不容再缓，学院设立了一个剪报室，将国内各地重要报纸及国外一部分重要报纸中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材料，经过圈划、剪贴、分类、登记、保管等工作进行搜集保存。第五，积极准备参加全校运动会。在民族危急如此迫切的当下，诚然不是为了参加运动会而提倡体育，而是希望通过举行运动会，促使同学们注意体育锻炼，努力提高国民健康水准，从而间接帮助了民族复兴工作。第六，编辑本院学生生活概况。本校各学院都有学院概览的刊行。学院打算在概览中加入本院学生生活概况一章，由每班一两位同学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90]
抗战爆发后，郑彦棻辞职从政。初任广东省政府临时参议员，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统计长。1943年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宣传处长等职。1945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后出任广东省参议员、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及当选行宪后首届立法委员。后赴台湾。[91]
黄元彬（1891—？）
广东台山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士。曾任广东大元帅府署秘书。1927年10月任劳工局秘书。1928年12月任立法院秘书处秘书。1938年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41年7月免职。1947年5月函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48年当选为“行宪”第一届立法院委员。[92]1932至1939年度（1931年7月至1940年6月）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授，讲授国际贸易、中国货币论、国际金融论、商事政策、中国货币金融论等课程。其中于1933年度下学期至1937年度任经济学系主任，1937至1939年度（1937年7至1940年6月）任法学院院长。[93]1947年12月25日，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黄元彬到广州视察华南经济情况，时任法学院院长萨孟武邀请其于1948年1月7日到学校讲演，内容为当时全国经济情形对目前物资粮食金融币制诸问题，一千多名员生参加，会上详细解答了同学们的提问。[94](https://www.daowen.com)
漆琪生（1904—1986）
四川江津人。1923年秋，赴日本留学。1924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年后转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本科。1928年3月毕业；4月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6年冬，加入东方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28年2月，在东京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回上海。1931年4月，受中国公学之聘，讲授农业经济学。1932年7月，又应暨南大学之聘，讲授农业经济、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1933年6月，应中山文化教育馆之聘，担任赣、湘、鄂、皖四省农村调查团团长。未几，应福建人民政府之邀，参加财经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福建人民政府解散后，在上海持志大学任教。
应邹鲁校长之聘，漆琪生于1936年12月任文法学院教授，任教科目为：文学院中国社会史及社会思想史；法学院经济哲学等三门。[95]1937至1939年度执教于法学院，讲授经济哲学、经济原论、农业经济、中国经济史等课程。其中于1938至1939年度兼任经济学系主任。[96]1940年7月，赴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兼经济系主任。1945年1月，至复旦大学任教，曾任该校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50年3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5月任中央劳动部劳资争议司副司长。1951年2月至1952年秋，由华东高教部调派接管原私立震旦大学，并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并先后担任政治经济系教研室主任、系务委员、系学术委员及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等职。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1953年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务。1981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副会长。1985年任中国劳动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8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常委。著有《〈资本论〉大纲》《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问题》《中国农业问题特点及解决方策》《中国国民经济应以农业为重心》《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等价交换与价值规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97]
汪洪法（约1900—？）
安徽巢县人（今安徽巢湖）。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学士。曾任吴淞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教授，军委会政训处设计委员，安徽省教育厅科长，安徽皖报社社长，国民体育学校筹备员，安徽大学院长兼代理校长。汪洪法分别于1940年度、1942至1943年度、1946至1947年度执教于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授，讲授经济政策、劳工问题、合作论等课程，曾于1942年度（1942年7月至1943年8月）任法学院院长。1940年，他曾在教员名册志愿一栏填写“以实业建设耦合理想，亦为终生志愿之所在”。1942年2月的纪念周上，时任法学院院长汪洪法训勉同学们要“努力研究造就专门才能”和“养成良善之生活习惯”，情义真切，同学动容。汪洪法在中大期间曾研究农业与国防、国民经济建设基础、国民经济建设概要、农村副产与地方建设、物价问题、中国经济社会概论、农业金融体系研究。[98]
千家驹（1909—2002）
浙江武义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入北平社会调查所为研究生。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助理员。1935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讲师。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同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1937年任广西大学教授，兼《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1941年请辞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一职，王亚南教授接任。[99]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筹备委员。其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是民盟第一至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史》及《从追求到幻灭》《夕阳昏语》等。[100]
王亚南（1891—1981）
著名经济学家。湖北黄冈人。1926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曾留学德国政治大学。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福建人民政府文化委员兼《人民日报》社长，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及经济学系主任，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等职。王亚南于1940至1945年度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任经济学系教授，同时兼任系主任，讲授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高等经济学等课程，并创办《经济科学》（季刊）。1940年，他曾在教员名册志愿一栏填写“志在研究，其他一切均无兴趣”，可见其志。[101]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梅龚彬（1900—1975）
湖北黄梅人。原名梅电龙。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期间，作为学联代表，参与联络和指挥上海市罢工、罢市、罢课活动，被誉为“虎将”。1929年，在东京执行任务时被捕。1931年回国后，转为秘密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上海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商学院教授。淞沪抗战站后，长期从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的统战工作，曾参与福建事变、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及起草《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纲领》。1941年12月起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讲授经济政策、西洋经济史、会计学和簿记学等课程。曾于1945任经济学系主任，1946年任代理法学院院长。1947年，在五卅一运动中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后被解聘，避走香港。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48年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曾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秘书长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逝世。后全国政协为其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102]
彭尘舜（约1906—？）
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及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南省立农专教授、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教授。1944年8月到校，1945年至1952年任教于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其中1946年至1949年任经济学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任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主要研究世界经济，主要著作有《资本积累论》（合译）、《国民经济入门》（译著）、《战后日本出口战略及其问题》、《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趋势及其问题》等。[103]
林伦彦（1910—1993）
广东梅县人。1930年任《北平晨报》副刊《外事评论》周刊编辑。1932年赴日本，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西洋政治史和思想史，1936年毕业，后在该校大学院研究两年。其间曾协助早稻田大学猎俣津南雄教授撰写《农业经济入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任军需大学经济学教官、中正大学及广西大学教授。后因反饥饿、反内战遭通缉，流亡香港，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兼南方学院经济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山大学任教。1950年1月到职中山大学法学院任经济学系教授，1949年度下学期起至1951年度兼任经济学系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之后任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在广西大学和达德学院的讲稿《农业经济学教程》于1949年和1950年分别在香港、北京出版。1950年该书由教育部通报为该科教材或主要参考书。[104]
李超桓（1898—1973）
广东五华人。青年时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专业，后转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1926年回国，任湖南大学法科教授。据档案显示，李超桓1927年12月到职，分别于1928年度、1930年度、1932年度、1933年度（上学期），1934至1940年度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其间讲授货币论、银行论、经济学，名著研究等课程。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树起反蒋旗帜，联合李济深、陈铭枢成立福建省民主政府并筹备成立福建银行，李超桓应陈铭枢之邀，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赴福建负责银行筹建工作。数月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派兵击败，福建银行停建，超桓避居香港。1934年秋返回广州，再任中大教授，于1936年度和1938年度兼任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1938年日军大举侵华，广州局势紧张，随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1940年，为照料家人的方便乃应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之邀，回广东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并在广东省银行兼职。广州沦陷后，随省银行返回兴宁。日本投降后，他即回广州，值国民党要员、五华同乡李大超筹办《西南日报》，受聘为该报社长，一年后辞职。1947年春，李大超任国民党港澳支部负责人，他任秘书。广州解放后，在广东法商学院任教授。1950年春，法商学院并入中山大学，于是又返中山大学任教。曾一连几届被选为广州市政协常务委员。1956年退休。[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