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19年是中山大学法学学科恢复重建40周年暨法学学科创建114周年。在中大法科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程中，都有哪些前辈学者为中大法科建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由此，2018年夏，我萌生了写一本关于中大法科历史名人图书的念头，以此寻根溯源中大法科发展的历程。于是，我牵头组织了一个研究团队，与九名中大的年轻学人一道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艰辛的“寻根”之旅。

寻根之旅并不顺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搜寻与查阅史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资料阙如，二是资料分散在各地，三是资料查询难度高。

本书写作对象是1924—1953年的中大法科历史学人，时间跨度大、年代早。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局势不稳定，教职人员流动频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中大迁校多次，当年的人事材料保管难免疏漏。加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全国高校的校史档案都曾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少资料被销毁。以中大为例，现存1952年前的校史档案，绝大部分是由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档案馆（现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在当时抢救下来才得以保存的。要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写作对象，仅仅有人事档案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参考有具体事项的详细记载，如《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等报纸杂志，它们与人事档案材料相配合才可尽量还原当时情况。可惜的是，《国立中山大学日报》虽为日报，理应每日刊行，如今却多有失落。部分人物在自述、自传中提及的关键事件或日期，往往是现存中大日报所缺漏的，而人物自述本身也经常是大而概括的政治性笔录、回忆等，对在校期间的日常教学、人物的成就反而不太提及，参考有限。众所周知，要了解某个人物的在校经历，较为可靠的方法之一是直接听取其同事、亲属后人或当年学生等多方的意见，获得相关一手资料。遗憾的是，当年的人物如今大多或已不在，或彻底失去联系，少数取得联系的人物亲属也必须辗转多方，因此取材过程比较艰难。例如，关于曾昭琼先生的资料，目前仅限于聘书、薪金册等寥寥几项。我们便联系走访健在的曾老的后人、学生或朋友，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曾老的手稿、讲义、教案、任命书、工作笔记、照片等材料。

除了资料严重欠缺，另一个难题是资料所在地过于分散。1949年以前的中大档案资料，有相当一部分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余主要藏于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和中山大学档案馆，还有许多资料散存于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具体到不同人物时，由于不可囿于其任教期间，必须尽量还原完整经历，因此相关所在地基本是分散的，本书作者们先后前往南京、武汉、北京、香港等地调研。有时因时间关系未能亲自前往的，则辗转委托热心人士帮忙代查、借取，包括请求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和台湾大学等友人相助。譬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资料，主要存于台北“国史馆”。该馆目前尚不接受中国大陆、港澳居民申请在线阅览。若委托当地人申请阅览，又因档案密级问题，只能经过馆方审核身份、介绍信后才能预约到馆阅览。因时间有限，作者们未能亲自查证，只能请台湾学生或在台湾做交换生的校友帮忙。

本书写作的最大困难是资料查询难度高，这主要体现在资料内容的查找、辨认和整理上。因年代较早，且资料受人为损毁严重，部分馆藏档案电子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电子化（如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作者们必须人力逐一翻阅，从浩如烟海的陈旧档案中查找可能有用的资料。有时即便查找对象、目标明确，也不一定能找到有用的资料。我们得知，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内现存起码三百多册中山大学的资料于库房，完全未经整理和修复，也缺乏索引，仅有的模糊目录还是20世纪60年代原广州市档案馆一名馆员留下的参考草稿，故而本书写作也未能申请调阅到这批文件，留下了一大遗憾。另外，即便有些档案已经电子化，查询难度也不低。不同档案馆的电子化程度不同，绝大多数档案馆不支持关键词检索，只能按卷宗来申请查阅。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例，一份卷宗动辄包含千百份材料，材料内又有从几页到几百页不等的文件。并且，不同档案馆分类方式不同，当年同一内容的文件会被拆分到不同卷宗目录下，因此这个过程几乎是大海捞针。少数档案馆支持关键字检索，却又经常因电子化识别了错别字而检索失败，也为查询资料增加不少难度。

至于资料辨认难，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档案本身佚失、残缺，二是档案的手写字迹难以辨认。至今可以看到许多原始档案中留有严重的火焚烧、水淹尽、虫鼠啃食的残缺痕迹，文件到了关键内容时突然遭遇缺页更是家常便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人事档案几乎全靠手写，少有打字机录入者。对年轻的作者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辨认前人潦草、粗犷的毛笔小字。当年的报纸杂志，虽主要为印刷字体，却因蝇头小字密集、内容繁多，阅读起来比较耗费时间；信息量最大的中大日报，则因缺乏条件，在迁校云南澄江、坪石期间，也从原本印刷出版物全部转为手写复制发行；又因以前汉字尚不统一，通假古字、别字屡见不鲜，也需要作者花时间逐一辨认。当然，这也与成员的非专业性有一定关系。

资料整理难是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这主要是因为无论资料电子化与否，所有档案馆都不允许拍摄复制资料，必须申请才可复制，而除了广东省档案馆和中大档案馆外，其余档案馆可供复制的档案数量被严格限制。比如，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每人每年只能申请30张纸的复制，广东省档案馆虽然数量不限，但需要馆方有关负责人的审核才能复制，而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更是直接不允许复制1949年前档案。我们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基本人力录入，这一过程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不仅资料难找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书稿的写作之难也超出我们的预料。因为本书着重研究人物史，但本书作者的专业是国际法而非历史学，所以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数易其稿后才最终敲定，其中的艰辛难为人知。可以说，作者们是本着对中大和中大法学院的热爱之心而辛勤付出的。诚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本书的研究写作过程，不仅培养了年轻学人的团队合作精神，也使他们深受教育并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例如，硕士生黎翀同学感慨道：“为了搜集法科名家教授的个人事迹，我查阅了不少当年中大校友、教师的回忆录。作为一名法科生，我更深刻理解了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科学性。总的来说，查询历史档案资料的过程是痛并快乐着的，当年各法学名家的事迹与学术成果令我感慨颇多。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写作体验！”

本书虽然是为了填补中大法学院院史而作，但其意义并非仅在于此，它对中大年轻的学子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我们翻开档案、查阅报纸，尘封的文字带我们穿过历史的迷墙时，则感到书中往事离我们并不遥远。20世纪初至中期——中国近代以来最动荡的年代，其实不过是我们父辈的父辈所经历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在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中的那一辈学人共同的品质——严格的育人态度和严谨的学术作风。他们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将永存。博士生王薇同学认为，参与本书的写作，使自己更加珍惜当今的和平幸福生活。她说：“每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当下的年轻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生存压力很大。但如果回到本书中人们所处的年代，那么也许读书求学、顺利毕业，甚至活着，都可能是一种奢望。”

本书的写作过程得到诸多师长友人的热情相助。令我们尤为感动的是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张磊研究员，他对本书的构思、史料线索和部分文稿的审读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在本书的资料收集方面，许多友人都给予了热心的帮助，他们是：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何理良女士、浙江余杭区作协主席胡建伟同志提供的有关何思敬先生的图书资料和忆述；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齐文远教授，以及曾昭琼教授哲嗣曾良昆先生为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与照片；薛祀光教授哲嗣薛存宽教授、女儿薛秀庄教授提供的有关帮助、照片和资料；中大法学图书馆的史亚丽老师和中大法学院国际法硕士生郑亦君同学协助提供周鲠生先生和王世杰先生的史料；以下友人为我们提供了港台等境外参考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李泳锜、中大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邓锦新（在台湾政治大学交换学习）、中大2018级博士研究生马翊钧（中国台湾籍）、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生萧思惠（中国香港籍）。此外，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罗镇忠同志提供了有关何思敬先生和中大法学院的一些史料，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邢益强博士对本书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对于这些师长及友人的帮助，我们深表谢忱！其实，除上述师友外，要致谢的友人还很多，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为本书资料搜集提供的热情而专业服务，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由我统筹、组织写作团队及进行分工，并负责统稿。本书的篇章结构、选择写作对象、选取时间跨度由我和黎翀拟定。全书书稿的修改、校对和审定由我、王薇和黎翀负责。王薇收集相关图片、整理附录一至五。

本书各章执笔人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序言：黄瑶

第一章（周鲠生）：黄瑶、高晨晨

第二章（王世杰）：高晨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章（何思敬）：黎翀

第四章（史尚宽）：林兆然

第五章（薛祀光）：黎翀

第六章（邓孝慈）：徐琬晴

第七章（邓初民）：黎翀、李华泉

第八章（吕复）：黎翀、陈蓁蓁

第九章（李达）：黄靖雯、李钧豪

第十章（曾昭琼）：王薇

第十一章（王亚南）：黄靖雯、李华泉

第十二章（梅龚彬）：王薇

附录一至五：王薇整理

后记：黄瑶

本书的出版承蒙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王佩琳女士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黄瑶

2019年6月25日于广州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