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留名，皆因家风清廉
“清廉”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积极推崇与倡导的一种为官之德，从根本上来说，官员的清廉其实是一种源自大环境的客观要求。
◆清廉是为官者安身立命之根本
在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将道德视为儒者安身立命之根本。所谓“安身”，即在险恶的人生与政治环境中保护自我身家性格，这种“安”所求的不仅仅是“身安”，更有“心安”，它不仅期望获得人生命存在的实际安稳状态与物质保障，同时也希望通过道德立身来获得在面对人生不同境遇时的内心宁静。所谓“立命”，即主张追求理想人格，追求在精神上的超越与境界上的提升。以传统的说法，即“超凡入圣”，成就“理想人格”。
“安身立命”所追求的便是这样的身有所依、心有所属，心与身都可安然处世，这也是古人视“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中国古代官场素来以权力为中心，其间既有秩序性要求，更有为争权夺利而产生的腥风血雨。官员如何在官场中安身，使自己的生命与心灵能够求得安宁，进而实现其道德理想与政治抱负？根本在于“清正廉洁”。
在南宋官员吕本中所著的《官箴》中有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可以看出，在吕本中的观点里，“清廉”是“谨慎”“勤政”等其他官员美德实现的前提和保障。为官不清不廉，便不可能坚守道义准则、履职稳健；不清不廉，便不可能真真正正地做到兢兢业业、勤政为民。
对于古代官员来说，只有做到清廉为官，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才能确保权力的顺利行使。一旦为官者私欲膨胀、见利忘义，便难逃法律与天道的惩罚，也唯有为官清廉，才能在保存性命的同时安处官场，拥有官爵禄位。
◆清廉是治国安民的需要
治国安民一向是历代贤君名相治世的主要目的。为了国泰民安、国运昌盛，廉洁从政、清正无私被当作为官者必备的道德品质而被提倡。早在《汉书·食货志上》便有明文记载：“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清廉便是廉洁自守，在面对功名利禄时依然可以安之若素，即“临财莫若廉”（语出《臣轨》）。
可古代贪污腐败之事也时有发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钱财货利：一些官员在面对不义之财时无法自持，滥用公权以揽私财。财富是国家之经济命脉，是王室、民众生死存亡的根本，而贪官犹如国家之蛀虫，侵蚀国家财富。官场的贪官增多必致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从这一点上来看，官员的道德品行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这也正是为什么《左传》有语：“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官员腐败，若上行下效、贪腐横行，民众生活得不到保障，必然官逼民反。民意决定王朝安危存亡，唯有民安才能国治，“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名贤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为官是否清廉，直接关涉民心向背、政权稳固和国家兴衰，所以，古代官场一向推崇清廉之美德。(https://www.daowen.com)
虽然廉为立国之要、清为从政之根，但真正想要做到清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清廉往往也并非一个人的事情。元朝张养浩曾说：“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虽然这一判断有失偏颇，但其中点明家风与官风的相互关系，尤其值得当今领导干部深思。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涵育民风、官风的基本单位。古人还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是打通“国”与“家”、打通“官风”与“家风”的凝练概括。如果有好的家风，家人就是清白为官的第一道屏障；相反，如果家风败坏，家人就是清白为官的第一道障碍。而那些真正在官场上抵制了诱惑、在家风中坚持清廉的官员也的确受到了民众的爱戴，最直接的证明就是，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清廉事迹一起留在了史书里。
房玄龄之父房彦谦从18岁起便先后在北齐、北周、隋朝担任地方官员，虽时局变幻无常，周围官员皆应付了事，以“为官为财”为目的，但房彦谦却一直清介自守，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担任隋朝长葛令时，因其多有善政，境内百姓都尊称他为“慈父”。当他因政绩斐然调职升迁时，治下吏民更为之号哭动情，并专门“立碑颂德”，以志不忘。
虽然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有固定的俸禄收入，但房彦谦始终坚持以道德文章传家的古训，在生活上“务存素俭”，大部分家资和俸禄多用于抚恤亲友，周济贫乏，自己的“车服器用”却十分简约，其家庭生活也屡屡因此而举步维艰。房彦谦对此无怨无悔，他“怡然自得”，乐在其中。他治家很严，也极有章法，自己的“一言一行，未尝涉私”，对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从不放松督勉和教诲。他曾对儿子房玄龄说：“他人均以做官而致富，唯独我却以为政而贫寒。我所要传给子孙后代的，就在于清清白白地做人而已。”
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房玄龄深受触动，他后来的官宦生涯无处不体现着清廉的家风。在父亲的教诲之下，房玄龄担任唐朝开国重臣后始终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任宰相长达十五年之久，为开创“贞观之治”作出重要贡献，于史书上留下了“清廉为官、千古名相”的美誉。
与房玄龄相似，北宋有一名名臣被称为“青天”——北宋贤臣包拯。他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的同时，还言传身教，激励和督促后世子孙清廉为官。在为官之时，包拯于堂屋东壁立了一块石碑，上刻着《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在清廉家风影响下，包拯祖孙三代都克己奉公、廉洁守法，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包拯次子包绶历任太常寺太祝、国子监丞等，一生清廉。包绶死后，箱囊之内除了书籍、著述外，别无他物。包拯之孙包永年曾任主簿、县令等官职，一生廉洁自守，其资财甚少，死后连丧事都需要靠亲朋出资办理。
“郑义门”，堪称清廉家风建设的典范，曾被明太祖亲自赐封为“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是一个历经宋、元、明三朝达三百多年，十五世同居、同食的家族奇迹，而维系这个家族三百多年长盛不衰、不离不弃的，是郑义门族规《郑氏规范》及其优良家风。
在《郑氏规范》中，仅关于勤政廉政等方面的规范就有二十多条，形成了郑氏义门特色的廉政文化，为当世及后世广泛称誉。也正是因为有着清廉的家风，三百多年间，郑氏家族先后走出了一百七十三位官吏，大至礼部尚书，小至税令，无一贪赃枉法，个个两袖清风，勤政廉明，忠君爱民，展示了郑氏一门独特的清廉家风。其中郑铢官小不忘廉、郑机律己防微杜渐、郑祖琛严惩贪官等动人故事，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诵。
古代俗语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在当时其实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家规”的约束形成了家风，而家风的浸润与家人的监督，对个人成长与发展有着极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从诸多清官身上便可窥见一斑。
良好家风是阳光，呵护幼树可参天；不正家风是恶土，好种也会长歪苗。先贤们清廉的家风，传承至今，依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沿袭、传承这种清廉、正直的家风，对于领导干部形成积极向上的政风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