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美家风，提升党员社会责任意识
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仁爱的民族，乐善好施历来是中国社会备受推崇的美德。仁者，慈善也；仁者，爱也。古人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唯仁者能之。”
身为党员干部，只有拥有一颗仁爱之心，行仁义之事，怀仁慈之念，坚持以仁为本、以善立身、以慈办事，做一个心怀仁爱之人，才能真正地从家庭中夯实家风之根。
以仁为本，就是要以善为伴。古人云：“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仁”，往往与善为伴，“仁”，本身其实就是向善、行善、心存善念。中国人认为，天道轮回，心存善念、常做善事便必然会结善果。
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向善不敢不勤……”正是因为有了善恶之分，才会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作为党员干部，是当一个善官，还是成为一名恶吏？是做一个热情之人，还是做一个冷心之鬼？这其实都取决于自我是否有一颗善良之心。
古人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为官之善在于为民，党员干部只有力求让自己不因身处要位而丢失善念、不因官居要职而忘记本身，才能真正地将手中权力为民所用，真正地做到如孔子所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才能成为一个群众支持与喜爱的人。
其实，这种对善美之心的推崇中国古已有之。对社会上的贫弱困苦之人的救济，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的现象，不仅国家有救荒平粜、恤老慈幼的相关制度，民间个人、宗族和宗教团体等的慈善救济行为也层出不穷。
在传统的家风、家训中对善举更是极为推崇，有关救难济贫的表述极其常见，如《钱氏家训》说：“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
林则徐不管是在身份地位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位值得后人敬仰的人。然而，他的原生家庭却是福州城里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平民之家。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人家里，便是靠着“仁慈”之家风，养育出了一位历史巨人。
林家“历代固守儒业”，林则徐祖父长期漂泊在外教书谋生。由于“家口浩繁”，家境日渐拮据。到林则徐父亲林宾日手里，已是“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但林家却一直乐善好施、极富爱心。林则徐的父亲一样是以教书谋生，平日所教学生，若有人因家贫无法赴考，他就以自己微薄的束脩予以资助。他“生平尚风气，重然诺，视人之急犹己。家虽至贫，而三党疾病死葬，靡不竭力解难，忘乎其为屡空也”。甚至出门在外，“遇旅人穷困，每竭赀济之，而已转匮乏，略不介意”。为了周济别人，宁愿自己“匮乏”，这种大度的爱心，是林氏家风的又一过人之处。
林母也同样富有同情心和好施之德。林则徐在《先妣事略》中，记述其母亲“平日济困扶危，在人若己，必曲尽其心而后即安”，“亲族乡党缓急，无不周恤”。可见林家助人为乐的品格是非常突出的。
在自己步入仕途以后，林则徐将这种家风带入了自己的官风之中。每当灾年，作为地方官的林则徐总是不遗余力组织赈灾，力求做到清赈；非灾之年，林则徐积极组织兴修水利、催耕课农储粮备，以求使生存最艰难的农民能够有喘息之机。
林则徐非常关注对弱势群体、贫民的救济。道光四年（1824）下半年，林则徐丁母忧回籍守制，两年间就参与了两个慈善事业。其一，参与倡设闽县义塾。看到“小民困于饥寒，不能赡身家”，林则徐积极捐清俸设义塾，并作《闽县义塾记》大力提倡、推广这一“悯贫民”的善举。其二，参与举办敬节堂。敬节堂主要是救济读书人家庭中无儿无女的寡妇，由闽浙总督赵慎畛倡议建立。林则徐捐款支持此举，并写有《敬节堂章程并叙》。
在江苏巡抚任上林则徐大力扩建苏州育婴堂，扩容后的苏州育婴堂，共有屋201间，收养乳婴、断乳婴以及自幼残废入堂、留堂习艺大婴240多人，其规模为当时所罕见。(https://www.daowen.com)
林则徐还积极参加救困济贫的各类“义赈”活动。仅道光十四年夏（1834），见文献记载的就有两次。一次是因福州发洪灾，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主动寄“捐福州义赈”；另一次是苏州乡绅潘曾沂商举办济贫会，林则徐给予积极支持，写信表示：“阁下所集济贫善举，弟薄捐番镪百元兹持专人送上”。
慈善精神源于家庭，却从来不囿于家庭，这是古代家风文化中秉持的重要信念。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西铭》表达得最为清晰，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在这里，张载描述与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的宇宙社会观。在他看来，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地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而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
他还用比喻形容所有人之间的关系：百姓是我的同胞、我的兄弟姐妹，天子是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秀之辈。尊敬年高者，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天底下无论是衰老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姐妹——保育他们能够生存下去，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颠连无告之兄弟姐妹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
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可谓古代仁爱精神最凝练的表达。古代仁爱精神除了要以善良之心对待贫困之人以外，“助人为乐”也是题中之义。
被朱元璋旌表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家族，将儒家的仁义思想付诸实践当中。《郑氏规范》中的多条规定，都显示了郑氏一族的济世情怀与乐于助人的意识。《郑氏规范》中提出，“子孙当以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忿人之心”，意思是对待乡里的态度应和睦，要宽厚以待人，当起冲突时首先要反躬自问，此为儒家仁义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郑氏规范》中的助人意识，还体现在完善了各种慈善措施，从吃穿行用等各方面给乡党以照顾。每年秋收谷价便宜时，买进粮食储备，当乡党缺食、青黄不接之时，“依原价粜给乡邻之困乏者”，且“裁量出谷借之，勿收其息”，此所谓“免利之谷”。若有鳏寡孤独者，公堂则按时给予接济。设义冢一所，若有“乡邻死亡委无子孙者，与给槥椟埋之”，即乡邻死亡而无子孙者，赈以棺木，埋于义冢之中，此为“广孝之阡”。对于乡党的痒疴疾痛，子孙应深念之，“展药市一区，收贮药材。邻族疾病，施药与之”。并且要仔细查看病人的症状，不可掉以轻心，随意施药，以误他人。
更可贵的是《郑氏规范》还明确要求，“桥圮路淖，子孙倘有余资，当助修之，以便客行”。郑氏家族认为，对于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修筑，族人无须计较得失，因为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另外，每年的六月至八月，隆暑之际，“当于通衢设汤茗一二处，以济渴者”。
从这些措施之中，可以看出郑氏家族所秉持的善美家风，其一系列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礼记》中曾经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进行过阐述：“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大同思想所设计与追求的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渗透的是儒家的仁爱理念，表达了儒家对老者、壮者、幼者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普遍关爱，它是我国古代仁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善美家风中的重要思想，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之中，也早已成为历代志士仁人所认同的社会公德。
今日，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大力弘扬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操。这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也是个体道德升华的外在表现。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利、互相关爱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大力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人人为我”是以“我为人人”为条件的，如果一个人老是斤斤计较个人利益，不愿对他人做出奉献，那么，他也就无权接受他人对自己的奉献。
同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还要求我们对社会上的老、幼、病、残、孤、寡之人以及为自然灾害所困的人们给予扶持与帮助。因此，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博爱大众”“助人为乐”“同舟共济”的道德情操，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放异彩。也只有乐善好施，才能乐于奉献；只有乐于奉献，才能真心地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踏踏实实地做好官、做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