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环境保护

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适应海洋环境，产生了东夷部族的海洋文化和南方百越部族的海洋文化，但它们最终都纳入了中原文化辐射范围之内。

东夷又称东夷或夷，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伏羲氏后裔的一个部落族群。相传伏羲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创造文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太昊（伏羲）以龙为图腾，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代表了五湖四海的中华文化。“龙王”一词在我国道教中早已出现，但还不普遍。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龙王之说代替了河伯的传闻。东海龙王是神话传说中在水里统领水族的王，掌管兴云降雨。可见，海龙王信仰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崇拜的影响很大。而周朝时的东夷则变成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特指以今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礼记》曲礼下，“夷”才开始有“东方之人”之意。山东海疆外受黄渤海的天然滋润，内承齐鲁大地的人文孕育，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体系。西周初年，齐国创始人吕尚“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最早把海上产业当作治国资本。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利用各种手段来开发海洋，赚取最大利润。《盐铁论·力耕篇》就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调味品。从其产生来源分，只有海盐、池盐（湖盐）和矿盐3种。“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管子·官山海》）。盐业是管仲在齐国力主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他制定的《正盐荚》，成为了中国盐政的首部大法。

政治家管仲的治国之策《管子·牧民》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形象地说明了海洋经济对海洋文化的影响。海洋赋予了沿海居民丰富的资源，人们也就对海洋百般热爱。在千里辽阔的山东海疆，山东先民最早构思出海上仙山，给它起名为蓬莱山。“蓬莱”一词是美好的象征，它既代表一座海上仙山，又成为众多神山仙洲的总称，同时还涵纳着一种超脱尘俗的仙境。八仙过海是精彩的八仙故事之一，其生动的记述见于明吴元泰之《东游记》。

相比东夷部族的海洋文化，南方百越部族的海洋文化是在秦朝之后逐步纳入中原文化辐射范围之内的。南海神庙（波罗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神庙。1400多年前，广州的东南端珠江口，黄埔南海神庙，从这里出发的贸易船队，途经南亚各国，越过印度洋，抵达西亚及波斯湾，最西到达非洲的东海岸，这就是古今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海神的名字叫祝融，祝融本是楚人的始祖、火神，古人认为，南方属火，火又是光明的象征，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合水火为一神。楚文化属于中原文化一部分，这说明百越部族在隋唐时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很大影响。

闽商是南方海洋文化的代表。“闽商”广义指以福建、浙南、粤东潮汕地区和海外闽民系的从事商业的人们，被誉为“华商第一族”。闽商本源是龙魂，闽字门虫，古代福建以蛇为图腾崇拜，将蛇供奉门内，“蛇”为大虫，龙也，敢走天下，漂洋出海。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宋初市舶制度已由唐代中央临时派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发展为市舶司常设机构，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今松江）、江阴、密州（今山东胶县）8处。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职能是征收税款，处置舶货，办理船舶出港和回港手续以及招徕和保护外商，等等。在海洋文化方面，妈祖崇拜已成为闽商最典型的文化标记。妈祖是一个极富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航海之神，与西方世界的海洋之神波塞冬形成鲜明的对照。西方海神波塞冬，手持三叉戟，表征了西方人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海洋文化特征；而在中国百姓的妈祖信仰之上，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人热爱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的海洋文化精神。(https://www.daowen.com)

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大规模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扬帆，远涉重洋，翻开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新的一页。宝船一至，东南亚这些国家倾国轰动，纷纷前来与郑和洽谈生意。巩珍的《西洋藩国志》中也记载：“开诏颁赏，遍谕诸藩。”郑和时代东方海洋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合理利用海洋和开发海洋提供了一种文明范式。

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确实不容否认，但海洋文化也确实没有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古代重内陆渔业，不重海疆渔事，明清两次海禁，打断了海洋的发展进程。明代出于抗倭、防扰需要，实行海禁政策。明朝的海禁，只是禁止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不禁止外国来华贸易，是一种由官府垄断海外贸易的政策。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货物全部没收，以后又多次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命令。1685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宣布开放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关于明清海禁（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究其原因，无外乎防御倭寇的骚扰和荷兰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不断的侵扰、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思想的反映，以及海洋环境风险较大。

在农耕文明时期，海水倒灌是我国沿海地区经常出现的环境问题。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仲淹为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作“范公堤”。位于浙江省盐官镇南门外的盐官海塘，是我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可追溯到唐开元元年（713年）盐官重筑“捍海堤”。在元泰定时期，这里就发生过海水倒灌的严重环境损害，当时“风潮大作，冲捍海小塘，坏州郭四里”，元泰定四年（1327年）朝廷不得不下旨造木柜囤石修堵盐官海塘岸。由于封建统治者认为人与海洋的沟通需要借助于神灵，海神可以决定沿海所有人和物的命运，所以1730年在盐官建了一座庙宫，专门祭祀“浙海之神”。在中国南方，皇家式样建筑一般是不允许建造的，但是在盐官，却破例由清朝雍正皇帝下旨、由国家拨款、政府要员监督，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群，这说明古代统治者十分注重精神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力量。当今社会，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海洋传统文化，可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在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