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天堂与伊甸园，地理乌托邦

地球不会万古如斯

一成不变。

快马加鞭、研究不止

直到你们无所不知。

——布莱希特

看上去，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人靠自身的想象力超越空间的界限，预感划定海平面的那个地平线彼岸的某物。因此，即使在远古的时代——那时地球被视为一个扁平的圆盘，或者被视为仅仅在其表面上微凹的圆盘——人们也会深信，荷马叙事诗中所描写的遥远的大西洋“腰带”恰恰构成人类的另一个住宅，另一个有人类居住的星球。就像印度教神话中的“场所之神”（Lokaloka）所言，在七大洋的彼岸，应该坐落着一座环形山脉。

——A.v.洪堡⁽¹⁾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申命记》，第8章，第7节以下

第一道光

想要远离恶劣的地方，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出口的道路却不是那么不言自明的，我们首先需要铺设道路。对于正确的道路而言，即使我们选择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平原，这条路也充满坎坷艰辛，因为山岭地区从外部阻挡我们的道路。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迷失我们的道路，陷于一种最艰辛的处境，一种最奇特的遭遇的原因。不仅如此，我们还处于一种意欲的延长线上，试想，心有余力不足。这是从未正确地绽开的花蕾。这个迷路的人站在永久的愿望与反复无常或难以琢磨的路径之间。

但是，一旦迷路，漫游者就岌岌可危，就会命丧黄泉，这种危险也是为新的东西付出的代价。在黑暗中，漫游者四处搜寻，只要出现新东西的地方，他都到处付出代价。面向新东西的行军决定性地远离我们的安乐床。感官直觉的熟悉程度越被减弱，身边的安全就越被忽略。但是，第一道光多么重要，它使漫游者多么令人欣慰地超越所有迄今为止的措施。荒凉的周围尚未吞噬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前所未见的东西令我们惊愕不已，但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东西却变成彻头彻尾的快乐。

在此，谋取战利品的冲动与奇迹的冲动经常惊人地彼此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远方的土地变成旭日东升的印度的土地，在习以为常的世界的背后，这片土地难以置信地产生了。船帆使人们离开陆地，从而使他们得以驶向茫茫大海。人们不只是发明某物，而是发现某物，现在，一个满载素材的梦扬帆启程，驶向流光溢彩的远方。

发明与发现；地理学希望的特性⁽²⁾

如果人们不只是发明某物而是发现某物，那么两者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飞跃呢？前者，即发明是改变事物以及介入其中的事情，反之，后者，即发现似乎只是寻找并指明某物的事情。一艘航船在完全陌生的海岸靠岸，这艘船上的船员们从未梦想过如此惊人的地域。因此，看上去，在此一系列特有的建设计划，例如，医学的、社会的、技术的计划似乎都被打断。从地理学上看，发明家显得只是一个骗子，充其量是闵希豪生童话中和蔼可亲的人物而已。因为发明家并不能制造从未存在过的新东西。

从长远看，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也许闵希豪生相信他曾见过他所涉足的国家。但是，发明家自己从未见过这片新土地。新土地并不因为发明家所设定的梦而得到改善，其中并不包含关于抽象国家童话的可疑的、令人疑虑的特征。恰恰相反，发现似乎压根就不再包含梦，除非它是通过所谓事实立即得到纠正的东西。但是，发现者仅仅采取一种观察的态度。如果说发明是制造某种新东西（玻璃、陶瓷、火药等）的行为，那么发现是寻找某种新东西（美洲、天王星等），而这新东西只是对于到达现场的主体才是全新的。当然发明家大多以发现者为前提，但是，他并不像后者，即又被称作“探险家”⁽³⁾的人那样采取某种沉思冥想的态度。

这就为什么探险家这个词不仅适用于那些穿越非洲或前往北极的人，也适用于诸多理论家，例如自然科学家，甚至歌德学者等。这些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因此，从方法论上看，似乎“发现”（Entdecken）与所谓取下盖子的“揭开”（Aufdecken）是同义词。于是，就像到最后关头摊牌一样，在这个盖子底下盘踞着一个据称是固定的存在。舍勒⁽⁴⁾的现象学提供了关于发明家或“技术人”（homo faber）的一种艰深难懂的反例，而且恰恰——因为这种现象学中的纯粹接受元素——为了研究者和发现者的缘故，他干脆把这些人规定为“沉思冥想的人”（homo contemplativus）。在此，发明家与发现者之间的差异径直地被确定为现代“态度”与中世纪“态度”。不仅如此，舍勒还试图把上述差异解释为远离发明或发现的一种选举过程。当现代技术人选举一个国会议员或总统时，这个议员或总统仅仅取决于多数选票。他被多数创造，选举在此就是生产。反之，当德国国王由多数自由民选举，然后选出选帝侯⁽⁵⁾时，他——至少根据虚构乃至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创造，而是仅仅被发现并被揭示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秘密王”。选举在这里就是发现。

以同样的方式，“如做必要的变更”，现象学家就可以把自己规定为发现者：因为本质性的对象唯一地被觉察到，从而再现在人的精神之中。在此，唯一的行动元素是“选举”，而所谓选举就是强调全部对象的部分、方面、动机等是否关注具体情况。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十分反动的认识论，其实质是反对世界的变革。虽然这种认识论强调发明与发现之间的差异，但是通过其发现，它憎恨所有干预性的、新形成的行为。因此，在全体路线中，发现者显示出消极惰性，与发明家不同，他起一种沉思的、保守主义的作用。

毫无疑问，在普通市民意识中，也存在着这种尖锐对立。只要考虑一下爱迪生的态度，或者考虑一下北极旅行者的态度，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尽管如上所述，发明家大多以发现者为前提，实际上，一种发明与现存状况和法则并无直接关联性。至少在转变方向、无果而终时，不是千方百计地谋求某一目标，而是只想通过偶然达到某一目的时，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发现与发明之间的这种有益的模糊性业已存在于语言用法中，但是，如上所述，发现者乃至研究者不仅是地理发现者，存在已久的东西的发现者，也是一种人造靛蓝或洒尔佛散⁽⁶⁾的发现者。尽管世界上也存在某种物质，但这物质属于一个可变化的世界，它绝不是静态的，相反，它经常阻止其发现者停留在某种被动的“世界之眼”（Weltauge）上。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把发现与发明之间的一种差异，即作为最终的“世界破坏者”的“技术人”与作为最终的“世界探测器”的“沉思冥想的人”之间的差异绝对化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巨大的裂缝。

这样，我们返回到发现者的最典型的表现。乍看上去，地理乌托邦仿佛起着与医学乌托邦、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不均质的作用。但是，这是一个错觉，因为发现决定性地意欲并且完全能够改变某物。例如，对利润的嗜好、对未知的遥远国度的好奇心等不断驱使我们进入陌生的领域。即使在温柔的旅程中，也出现一道微光并且妩媚地诱惑我们，然而，在习以为常的街道上，或在走马观花似的参观视察中，我们是绝对感受不到这道微光的。由于全新的发现，迄今为止的生命的一切价值都改变了，至少对于旅行者，然后对于旅行集团或对于派遣旅行者的国家就是如此。

即使是一个消费者，他也不只是通过在家发明某物，而是凭借其难以置信地遥远的长距离交换，从而通过发现世界交通的道路和航道，开始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实际上，在讷德林根⁽⁷⁾附近公元前约8000年的石墓中出现了只发现于地中海的一种蜗牛的贝壳。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公元前约1000年的坟墓中发现了来自印度洋的贝壳。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哈尔施塔特文化⁽⁸⁾盛行于萨尔茨卡默古特⁽⁹⁾。在此，奥地利人将盐巴与北欧人的琥珀以及阿拉伯人的象牙进行交换，并且双方为了珠宝首饰而联合起来。最早的发现者可能是商人，因此，不是一个沉思类型。腓尼基商人敢于出去打拼，他们去过最遥远的地方。所有发现当中都包含试图消除中间商的动机，这一动机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因为这个动机的目标是寻找一条直达的路途，而且相关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全新的商品。当哥伦布向印度航行时，他甚至考虑过一个真正的伊甸园。这并不奇怪，从这个角度看，发现就像“改变”（Veränderungen）一样伴随着某种强有力的梦。虽然目标显现为某种业已存在的东西，其内容是：金、银、锡、琥珀、象牙等，甚至梦寐以求的传说中的东西。这一切都是遥远国度的超越的奇迹，旅行者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把它们带过来。

但是，在地理乌托邦中，难道健康这一医学目标就不起作用吗？试想，人们把灵丹妙药视为某种被埋藏的现存的东西以及只需恢复的宝物。甚至在社会乌托邦中，固定在地平线上（fix am Horizont）的幸运之岛也绝非仅仅是一种虚构，相反，至少在旧的乌托邦中，这是一个现存的遥远的国度，只要人们清除各种障碍，他们就每时每刻，甚至在家里也可以发现这种国度。难道人们未曾在技术方面也梦想过如同真实存在的大厦中的厅堂吗？似乎它们只是等待人们踏入。像炼金术一样如此强烈的实验系统不也考虑到了铅之中业已存在黄金这一被隐匿的本质，从而只需从其监狱里提取就足以吗？人们到处都谋求某种等待已久的“现成性”（Vorhandenheit），而且，如上所述，这种现成性规定悠久的乌托邦的特征。因此，没有这种现成性，乌托邦也就不再是乌托邦。

尽管较新的乌托邦致力于拒绝业已真实的东西和预先安排的东西，但它也不是处在空荡荡的空间中，而是完全处在一个充满现实可能性的空间中。如上所见，具体的技术乌托邦恰恰不是“单性生殖的东西”（parthenogenetisch），相反，它想要分娩出作为可能的东西处于其母腹之中的那种创造的自然。因此，即使在地理学形态中，发现无处都不与发明背道而驰，一个熟悉的乌托邦结构始终贯穿在这两者中。事实上，一个业已固定的东西以及存在论上完美的定位很难与乌托邦意识相符（这样一种定位并不是乌托邦的定位而是神话学的定位），但是，如果一种发现要素不想以另一种方式，即以抽象的方式成为幻影（Schimäre），它就必须像乌托邦一样发挥作用。换言之，一种发现要素必须与客观地可发现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可生产的东西相中介。

在具体的乌托邦中，诚然这种如此可发现的东西并非某种被掩埋的现存的东西或者遥不可及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即使没有到达现场的人，可发现的东西也是实际上业已完成的现实乃至充分完成的现实。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乌托邦中，可发现的要素都与某种未来的现存东西相关联：客观-现实可能性中的某种合乎规律的趋势以及某种潜在的目标内容。在这一点上，地理乌托邦彰显新的道路、新鲜的商品和货物，尤其是寻求诸如发现和开启某个伊甸园一类的极端的梦的内容。在这方面，所有其他的乌托邦意向都受惠于地理发现。因为其中每一个都在中心拥有积极地所期望的传统主题：黄金国度、幸运之岛等。它允许每个人都列举一系列希望主题，例如，朝拜基西拉⁽¹⁰⁾，灿烂的乌托邦远征，新世界的实验等。全球远征，这完全伴随哥伦布航船的意志。

即使在地理乌托邦中，发现也胜过发明和形成，无论如何，这种发现都远远胜过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以及建筑学乌托邦。因此，在这种“发现的航行”（Entdeckungsreisen）中，由于现实-可能的状态，人们第一次把一个所期望的国度带到一个现实的国度中。但是，地理乌托邦此后便具有了一种让人变得温和的外表，因为它不过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东西而已，因此这种乌托邦恰恰持有并非温和的一种非常特别大胆的根据。这是与医学乌托邦结合在一起的同一个根据。就是说，如果医学乌托邦寻求健康这一作为单纯地被掩埋的财产，地理乌托邦则寻求黄金宝地这一作为单纯地隐匿的、遥远的埃尔多拉多-伊甸园。⁽¹¹⁾最终，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结果，那就是，在医学乌托邦与地理乌托邦这两个领域里，所谓两种目标内容的现成性甚至表明相当极端的乌托邦意向。

人们只想找回失去的健康，只想到达被隐藏的国度，从乌托邦视角看，这种态度似乎只是一种温和的态度。因为恰恰在这种“谦逊”（Bescheidenheit）的背后，在单纯地清理了的障碍或距离的背后，一个基础乌托邦在工作。这种乌托邦异想天开、不可思议，它就像社会乌托邦或技术乌托邦一样公开地表现出来。具体原因如下！医学愿望之梦的根据包含着“死亡的废除”，在地理学的愿望之梦中包含着同样重要的愿望：即渴望发现金羊毛般神奇的核心财宝，事实上，渴望发现人间天堂本身。应该说，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仍然存在人间天堂，黄金和祝福从人间天堂延伸到周围的国度。因此，很多时候，发现之旅出于获取基本素材的意向，这使发现者的心脏突然剧烈跳动，仿佛被撕裂一般。而且，在此人间天堂的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也如此不可区别地交叉连接在一起，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埃尔多拉多终结于何处以及伊甸园始于何处，反之亦然。

无论如何，哥伦布坚信，他所发现的岛屿就是赫斯珀里得斯，而伊甸园就隐藏在奥里诺科河⁽¹²⁾河口周围国度的后面。一旦人们相信抵达了人间天堂，这种超越的基本目标就赋予世界完全摆脱其旧的状态的这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哥伦布甚至谈到了他所到达的新天新地。远征是一种分裂行为，即走出旧的国度而进入新的国度，远征不只是扩张祖国的领土或者静止地增补一个已知的未知世界。在哥伦布的远征的背后，除了有经济动机之外，还有其他的动机，对此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在此存在关于人间乐园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适合于自身方面激活的人们，进言之，除了沉思的人之外，它适合于一切人。否则，我们就不会把发现者，特别是哥伦布径直任命为“发明的技术”（ars inveniendi）的一个证人和象征。

在17世纪的炼金术作品中，哥伦布是一位大师，他越过海格立斯之柱远航，勇敢地驶向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园。他代表炼金术之旅，是在地球的诅咒中寻求天堂的法师（Magus）。在这方面，即使在18世纪，人们也是以炼金术的标题发明和发现“黄金的美洲”的。甚至全然外在于这些妄想和幻想，海格立斯之柱借助于“更好的地方”（Plus ultra）提供了培根的比喻。这些柱子甚至形成了培根《学术的新工具》一书的卷首插图，但是，哥伦布却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范围。同样，发现本身就是积极的乌托邦，它不仅把自身的对象从我们的无知中列举出来，而且必要时也把自身的对象从其特有的非中介性和未曝光的暮色中列举出来。

特别是，地理发现者只是在这一范围内才采取一种沉思态度，那就是他相信发现了理想国度的最终状态，从而放弃一切探险行动。在地理乌托邦的贯彻中，取而代之的是迄今在所有其他乌托邦中所缺乏的东西，即“到达”（Ankunft）。当哥伦布认为他已经踏足印度时，对他来说，这似乎是最接近人间天堂的地方，乌托邦的积极意向旋即相应地翻转，看起来，这一点似乎就是它的实现的开端。这并不妨碍旅行之初以及旅行期间，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强有力的远程图像，因为这一图像比任何其他图像都更强有力地触及人的积极性。

驶向人间天堂的旅程到处都提供最富于期望的刺激性错觉和理念，在马可·波罗⁽¹³⁾那里是如此，在哥伦布那里更是如此。发现到处都是从乌托邦视角所实施的一种核心事业。因此，可以说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哥伦布的发现时代对社会乌托邦也做出了同质的贡献。发现远远超出授予的寓言。所以，总的来说，在伟大的发现之旅的地平线上，人的希望拥有其自身的视域。地球确实变得相当熟悉，但是，迄今伊阿宋⁽¹⁴⁾以及哥伦布脑海里所梦寐以求的埃尔多拉多仍未被发现。⁽¹⁵⁾

再论童话，金羊毛和圣杯⁽¹⁶⁾

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地理学童话中，火红的猫头鹰振翅翱翔。在世界的另一端，狂人谈论一个奇异的国度，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渴望进入其中。此外，非常古老的图像也经常这般传播同样的错觉，看上去，它们仿佛来自奇邦异国。于是，狂人的周边环境不仅为迷信所感动，而且如此这般地广泛传播开来。试想，诸如此类荒诞不经的图像：在此，流动的水由于发育得不好的一只手而疯狂地运动，像跳蚤般跳跃的北方风暴，其头部一动不动的正午的狗等。

但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古代巴伐利亚民间迷信本身却使回声（Echo）变得陌生而神奇：它被视为一个特有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特别机灵的、可以截获并模仿声音的岩石类型。现在这座岩石和类似的岩壁让声音返回到远离峡谷的地方，令人惊奇地让人联想起老水手童话的奇迹。这些民间迷信也显示出恐惧与诱惑，尤其是，它们显示出只有在遥远的国度才被发现的关于宝物的信息。这些童话故事包括鸟岩石、波吕斐摩斯⁽¹⁷⁾与酷似龙的蛇、大如海岛的章鱼、无数的陆地和海洋的奇迹等。但是，这些童话也包括钻石溪谷，在此航海家辛巴德⁽¹⁸⁾一个劲地拾起钻石珠宝，在瓦克瓦克（Wak-Wak）这座最东边的魔法岛上有座美妙的森林，那里，超自然的姑娘们用巨大的花朵点缀自己，各个花枝招展、魅力四射。在这里，地球总有其只有在遥远的国度才有的夏季，在那里，最好的果实红艳艳、沉甸甸，都已经熟透了。⁽¹⁹⁾

航海童话尤其令人神往，并且，在所有童话中，这种以大海为素材的童话本身如梦如幻，是最神奇的。在巨大的年集货摊上，清一色是关于南海内的童话故事书。在任何地方，童话都没有像旅行素描和遥远国度的图像那样如此轻易地混合着令人可信的报告。所谓地理学是一切都被视为绝对可能的领域。因此，在辛巴德、奥德修斯⁽²⁰⁾以及据称是通过亚洲旅行的恩斯特公爵⁽²¹⁾之间，不只是存在超越时空的一种联系。所以，在诸如伟大的地理学家普林尼⁽²²⁾和庞波尼·梅拉⁽²³⁾等人那里，在像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²⁴⁾或博韦的樊尚⁽²⁵⁾一类的百科全书编纂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奥德修斯与世界童话之间超越时空的一种联系。此外，1355年，像约翰·曼德维尔爵士⁽²⁶⁾一样的人发表了关于虚拟环球旅行的一部伪造品。虽是一部伪造书，但这部书借助于一些被证明是可靠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故事，大大增强了可信度。这位骑士声称，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故事都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

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几块空白区域，所以只有地下领域留给了地理学童话。例如，宝物洞穴，或者完全在空中：太空。熟悉的领域移入这一方向：这样，还是一个孩子时，儒勒·凡尔纳就梦见父母房屋所在的那座南特附近的费多岛（Insel Feydeau）已被惊涛骇浪冲走，而岛上的他却凭借两棵树之间的风帆，可以远远越过所有世界海洋。继儒勒·凡尔纳之后，在库尔德·拉斯维茨的通俗小说中，一个失踪的异乡人甚至以星际装束遨游太空。正如哥伦布故事的另一侧面的故事：《在两个行星上》，火星人到达北极后，随心所欲地取消引力。正如天体物理学的报告：《星露：海王星月亮的植物》。在印度背后发现了香料群岛，这一发现变得相当有利可图，这使人想起了本国并不生长的一种植物。事实上，所有地理学上的遥远之梦都恰恰围绕熟悉的世界所缺乏的宝物而发生。

如上所述，人们相信，即使在家他们也会发现奇特的、有用的东西。但是，只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本身仍然使人心神不安、毛骨悚然。它有很多空白地区。在那里，有纵横交错的沟壑、巍峨险峻的山脉以及荒芜冷清的房屋等。那里不仅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死尸和其他游客，也有愿望钱袋和愿望骰子，因此，那里也有孵化芬尼和幸运塔勒。穆索斯⁽²⁷⁾最迷人的一则童话故事是《挖宝者》（Der Schatzgräber），其主题是挖掘被认为可打开所有门锁的续随子⁽²⁸⁾。这种药草生长在最偏远的森林深处。但是，在文学上（in litteris），作为魔法书的素材，愿望钱袋和续随子等都深藏在被遗忘的某一地下墓穴中，或者，在此这些东西相当于舶来品，即它们是从东方寺院，从遥远的地方带过来的。

在出自13世纪的《秘密之书》（Liber secretus）中，有一部最著名的书的《前言》。读起来，它仿佛把东方浮士德带到自己的家中：“这是人们借以能够看见神在今生的书……这是人们借以没有死亡而能够看见地狱和炼狱的书。这是令每一个被造物都屈膝臣服的书，当然，天使的新秩序另当别论。通过这本书，人们可以学到世上的一切智慧。”⁽²⁹⁾所谓“天堂信”（Himmelsbriefe）都属于相关系列，作为一种虚构，天堂信调动了数千寻觅者，而且，在其他信徒的眼中，一些陷于幻觉状态的随机发现者居然是合法的。正如摩门教派的创始人，他声称在纽约附近的一座山丘发现了来自迦南的写着神秘文字的金板。

古代晚期，人们就已经为久经考验的、真正的殖民地商品提供标志。一部珍贵文件被视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或者作为漂浮物冲上海岸的东西，或者在某个杰出人物的棺材中被发现的东西，例如，在克娄巴特拉或居鲁士⁽³⁰⁾等人那里发现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警告，即不要把它们送给无知的人和不知情的人，但是，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天国的力量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寄送了这部书，从而一路引导最可敬的人找到它。而且，就其地府的、地下的形态而言，家中深藏不露的东西同样具有异国情调的遥远性和天国形式的远程性。

当然，愿望钱袋、降落物或被禁闭的天堂信等都有其存在价值，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件最耀眼夺目的愿望货物：金羊毛和圣杯。这两件货物被设想为无比地富于异国情调的东西。在众多童话和传说中，金羊毛和圣杯仅仅作为遥远国度的珍品而出现。它们声名远扬，它们名气的一部分恰恰在于人们为了找到它们，不惜远渡重洋、艰难跋涉，调用一切力量，寻找所有物化奇迹的典范。事实上，从阿尔戈英雄的航行以来，一个非常古老的寓言使这一信念成为典型的信念，那就是最好的东西不仅位于人迹罕至的远方，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梦寐以求的宝物本身也翘首等待从远方慕名而来的发现者。

金羊毛悬挂在希腊土地最偏远的地区科尔基斯的某个地方，而基督教圣杯则隐藏在某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只有为圣杯本身所引导的那个人才能发现圣杯。与此相应，金羊毛和圣杯是高远的太阳的符号，不再是地府的、地下的符号。虽然金羊毛受到地下世界的生物，即龙的庇护，但它显然挂在天空下的一棵橡树上。虽然圣杯始终被遮蔽在神秘的阴影之中，并且为最密闭的禁忌所环绕，但它本身却像星辰一样自由地浮动在空中，一个埃尔多拉多作为一只高脚酒杯，从中冒起层层泡沫，仿佛出类拔萃的光的一个片断。与上述愿望钱袋和神秘的续随子、地下寻宝和被嵌在墙底下的奇迹等不同，金羊毛和圣杯的神话具有纯粹的星际起源，从而指向这个天国的广阔区域。

然而，金羊毛原本是一个灿烂的光环，这光环围绕英雄，授予他胜利。特别是，甚至在星相神话起源中，早在基督教意义解释之前，圣杯就是日光本身，因而是太阳的来源和魔法大锅。但是，有人必须从云中获取它。例如，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³¹⁾、日耳曼神话中的托尔⁽³²⁾等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借助于雷雨的梭镖征服了太阳的大锅。直到后来圣杯才成为关于碗的基督教标志：一种说法是，借此亚利马太人约瑟⁽³³⁾接获了救世主之血；另一种说法是，从另一个太阳中接获热饮。相传，好战的伊阿宋占有了金羊毛，但是，占有圣杯的不再是支配人的诸神。只有安静的周日孩子珀西法尔⁽³⁴⁾在途中四处寻找圣杯高脚杯的乌托邦。顺便说一句，在霍夫曼的童话《金罐》中，金罐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不仅如此，魔法大锅也属于神秘王国，并且，在遥远的地方——亚特兰蒂斯，它把这座神秘王国倾吐出来。

这样，归根到底，一切在旅途上获得的珍宝都位于遥远的地平线上。换言之，这些珍宝既不垂直地位于人们的脚下，也不位于家里的地面上。虽然这些珍宝是现成的存在，但它们同时被视为如此遥远的存在。因此，在神话学上，它们与尚未触及的某种处女特征（Jungfräulichkeit）相符，进而在其全部丰满性中，与尚未存在的某种东西相符。自古以来，这种特征就存在于童话和传说中，同样，表面上如此截然不同的发现之旅也充满着神秘意向。众所周知，这些旅行也属于挖宝行为，但是，它们却表明某种“视域的挖宝行为”特征，并且，表明之前在神话中已经看见的那种特征，即埃尔多拉多与伊甸园的某种非凡的交错融合，可以说，这正是上层建筑中的下层建筑，下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

为了发现宝物本身，人们不久朝向西方，不久朝向东方。后来，人们终于发现地球是球形的，于是，人们意识到他们所驶往的方向无关紧要。但是，他们是否受到西方赫斯珀里得斯金苹果的诱惑？或者，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受到东方印度奇迹的诱惑？无论如何，黄金与金羊毛、黄金与圣杯、黄金与天国等的奇特统一始终保持有效。无论传奇般的旅行之梦还是实际地被实施的旅行之梦，都希望一并操控猎获品与奇迹。

淮阿喀亚人的岛，糟糕的大西洋，人间乐园的位置⁽³⁵⁾

在此引人注目的是，害怕与希望是特别邻近的。希腊人把他们虚构的无忧无虑的幸福场所几乎全都置于同样吓人的场所中。在香气扑鼻的小树丛里埋伏着凶猛的妖怪，淮阿喀亚人的岛以及其他幸运之岛周围都是波涛汹涌的危险水域。

特别是围绕着后者：海格立斯之柱彼岸坐落着臭名昭著的“凝固之海”（mare coagulaturn）。机灵的腓尼基⁽³⁶⁾人强有力地利用大西洋的恐怖，以便阻止外国商人航行到英国的锡岛⁽³⁷⁾。他们自己并不在乎凝固之海，甚至也不关心永久的风平浪静，然而，不可通航的西部海洋的传说却持续了数百年，事实上是数千年。此外，在希腊还出现了其他异常阴沉的大海传说，例如，用美丽的歌喉诱惑水手的塞壬⁽³⁸⁾、吞噬航船的厄喀德那⁽³⁹⁾、怒吼的斯库拉等，而且由于不确定和不可视性，这些可怕的存在毕竟超出了小范围的海怪。反正狡猾的腓尼基人并没有新发现西方恐怖的传说，而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传说。这只不过是源自推罗⁽⁴⁰⁾的生意谎言而已，对此，人们不会长久地信以为真。

相反，迦太基人的狡计却回溯到十分古老的星际原型，并且把自身的奇特想法移用于这方面：死亡居住在太阳落下的西方。那里正是地下世界，是异教徒的各各他，太阳神就在那里迎接其结束。巴比伦神话把西方说成“太阳的夜海监狱”（Nachtmeergefängnis der Sonne）。而且，根据希腊传说的塞壬版，海格立斯恰恰死于他竖起两根柱子的地方。事实上，这种故事甚至继续存活在业已灭绝的神话中，如果必要的话，这种故事装扮成自然科学故事，用实际观察和极为夸张的语言强化自身。

实际上，在大西洋亚速尔群岛存在大片海藻领域，哥伦布已经注意到这片领域。但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⁴¹⁾等人那里，全部大西洋都成了一座泥海，在这上面坐落着永恒之夜。因此，也有对一个巨大的漩涡的恐惧，这是说，在大洋之外的某处有其食道，看上去，这似乎导致令人恐惧的落潮和涨潮。对此，希腊人和罗马人感到十分离奇，百思不得其解。关于泥浆和黑暗之海的传说如此固执顽强，以至于它甚至以几乎不可理解的方式阻止阿拉伯派人及其商业资本航行大西洋。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是伟大的航海家，但是，阿拉伯人肯定是杰出的航海家。关于海的恐怖传说通常没有阻止他们的航行，相反，正如辛巴德的童话表明，这种传说作为调味品，鼓足了他们的勇气、成功以及回忆。

然而，同样的阿拉伯人也了解印度洋，他们远远超出海岸之旅，航行太平洋的边缘海，事实上，一直推进到了菲律宾群岛，然而，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外出到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最终，这些岛屿均由葡萄牙人发现并重新发现，尽管现在归西班牙和摩洛哥的海岸线所有。约1150年，伟大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⁴²⁾利用熔化了的银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熟悉尼日尔以及婆罗洲岛等，但是，由于上述理由，关于西非海岸，他的知识并没有超出摩洛哥南部。而且，伊德里斯也没有驱散出自希腊寓言的传说，相反，添油加醋，附加了新的内容：大西洋海水散发出有毒的恶臭，大洋中包含着无数看不见的暗礁，因此，也包含着众多恶魔岛。据说，其中有一个叫作“撒旦阿豪伊”（Satanaxoi）的岛，在此，每天都有一只巨大的拳头从大洋深处伸出，并将过往船只无情地撕得粉碎。对于伊德里斯来说，这不啻地狱的一部分，它们就在幸运之岛旁边，而且与这些幸运之岛一样也位于大西洋。

尤其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十分奇特的预言，阿拉伯人警示西部海洋中“更好的地方”（plus ultra）：通过一则古老的雕像寓言。据说，一尊神秘的雕像矗立在大西洋一座岛上，他举起右臂发出警示，雕像的基座上这样写道：“在我后面不再存在人们可入侵的土地。”9世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⁴³⁾这位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地理学家和邮政局长首次报告了上述题词。伊德里斯十分推崇这则寓言，据他所言，大西洋中，甚至有六尊雕像，他们的手指全都警示大西洋彼岸的荒凉空间。这则寓言本身可能源于装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雕像可能源自被刻画的海格立斯柱子。希腊诗人品达⁽⁴⁴⁾在《第三尼米亚颂歌》中⁽⁴⁵⁾曾提到过这些柱子，在此它们已经承担所谓“没有更好的地方”（Non plus ultra）这一题词。奇特的界限柱子完全违反习俗，甚至转移到印度洋。⁽⁴⁶⁾当然，它只是标志着世界的东部地理界限，在它后面并没有任何禁忌。因此，在大西洋仍然保留着青铜骑士的总站，在那里，伸出的手臂不是标志着挑战或路标，而是仅仅警告什么。

虽然根据伊德里斯的观点，赫斯珀里得斯的苹果园就在同样的黑暗大海中，但是，这并没有使黑暗变得更有趣或富于辩证意义。而且，关于危险的大西洋寓言一直流传到哥伦布的时代，这是针对西部航路到印度仙境提出的最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之一。因为看起来将这样的“失宠”（Ungnade）放置在奇迹面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威慑性禁忌与极乐岛之间有着极其辩证的和经常是最基本的联系，希腊人也并没有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这种联系恰恰是借助天堂之类的对象来建立起来的。斯刻里亚岛⁽⁴⁷⁾，即荷马所描述的淮阿喀亚人的岛，恰恰栖息于斯库拉咆哮的那个相同的海洋上。没有人反思海格立斯一样的柱子上面的题词：“没有更好的地方”。在最远古的希腊时期，人们把这样的柱子称为“土星神之柱”，从而，根据黄金时代的神来加以命名。

因此，人们并没有从自身的人间天堂内部阐明西部恐怖，而且，雕像柱子的禁忌也没有刺激任何阿拉伯人去折断它。淮阿喀亚人的黑死病船与斯刻里亚岛的光辉位于同一场所，但这是徒劳的：“真的，无论是日光还是夜光都已熄灭/全凭崇高的主阿尔喀诺俄斯⁽⁴⁸⁾高高的住所。”⁽⁴⁹⁾甚至垂死的太阳的星际神话也最终产生西部大洋的恐怖图像，它除了包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还包含它自身的赫斯珀里得斯之光，但这幅图像徒劳无功、毫无效力，即这种星际神话具有苏美尔神话的英雄吉尔伽美什⁽⁵⁰⁾的特性，海格立斯带着太阳赶去日落的彼岸，以便在那里，在太阳重新复活的地方得到不朽。

但是，这种泥浆大海与赫斯珀里得斯岛之间的联系却在基督教世界中硕果累累、满园飘香。因为基督教徒坚信基督教的、地理学的传说和乌托邦，关于人间天堂，他们只想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人不可踏入此地”，因此，他们仅仅在地理学上强调禁止踏入此地。现在出现一种功能：伊甸园位于地球某一可怕的腰带后面，而充满惊恐的腰带位于地球周围。所以，较之在阿拉伯人那里，在基督教教父那里，大西洋的恐怖得到了不同的解释，即这种恐怖与基路伯⁽⁵¹⁾的刀剑密切相关。而且，虽然他禁止人进入伊甸园，但并不反对人接近伊甸园。亚历山大的克雷芒⁽⁵²⁾首次把海藻丛生的、充满黑暗的大西洋与被设想为地球南侧的、被禁止的人间天堂的入口连接起来。大部分其他教父都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直到那时，某种辩证关系才引进黑暗的大海中，尤其是，出现了旨在打破障碍和雕像柱子的某种刺激。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激励人们完成丰饶的失乐园的梦想。这个国度位于幸福的纬度下，传说与希望共同指明这一国度。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不只是获取金羊毛，而且，其余部分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遗留下来，即作为某种冲上海岸的野蛮的东西遗留下来。在一个无限幸福的岛或幸福的国度上，人生的目标毋宁在于无牵无挂，无需任何多余的剩余部分。在这些乌托邦式的报告中，有一则报告，即关于迦南的报告甚至把如此遥远的红葡萄酒的国度或奶和蜜的国度惊人地展现在眼前。在此，被祝福的应许之地代表作为地理学上彻底地被界定的、在场的地域，即使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壮美地域，它也必定在沙漠的彼岸翘首等待。

在探险家带来葡萄以后，看上去，在失去第一个天堂之后，似乎出现了第二个天堂。事实上，对于以色列的孩子来说，当年这片土地就是第一个天堂本身。因为以色列的孩子坚信，在历史的开端，详细的伊甸园神话只有在迦南本身中才能实现自身。这种信念最初来源于巴比伦。因此，迦南不是作为或者尚未作为伊甸园出现，而是作为地球上可接触的东西出现。换言之，迦南作为一个比平常更接近天堂的地方。不仅如此，而且在那里也发展出不断增添幸福境界的某种联系：伊甸园是地理学上幸福的梦想领域，在一个梦想时代中，这种梦想领域必将得到实现。这是与弥赛亚思想相关联的愿望：只有在历史的尽头，迦南全体（Kanaan Ganz）才会在锡安山的中心出现。时间本身就是重新赢得天堂的可能之船。

当然，在开端中就已经存在幸福，在希腊人那里，这种幸福就是黄金时代，在《圣经》中，这种幸福就是伊甸园中原始的无罪状态。但是，两者都被遗失，因此，只能从未来再次逼近，尤其是从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精神中再次逼近。这种精神在希腊人当中未曾被发现，而在罗马人那里，这种精神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正如维吉尔⁽⁵³⁾作品中神的孩子的预言一样。⁽⁵⁴⁾然而，在《圣经》中，弥赛亚主义精神却保留着超时代的完满威力。而且，这种《圣经》的愿望时间流入某种绝对类型的梦想之中：在时间的尽头，再次敞开人间天堂。天国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因而它再次出现，并且是可踏入的⁽⁵⁵⁾，然而，只有在时间的尽头，它才会再次出现。尽管被禁止入内，但是，在此期间第一个天堂，即本真的伊甸园完整地被保留在地球上。因此，“寻找伊甸园的位置”以及“在其外部环境中的逗留”是被允许的，也是富于基督教意义的。人们相信，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仍然存在人间天堂，在不破坏神的诫命的前提下，人可以进入周边地区和附近地区，这一信念始终活跃在中世纪人们的探险之中。

而且，《创世记》本身被视为一根导线，因为它所命名的河流并非环绕天堂的某种东西，而是从天堂出发进入被命名的地球的其余部分。例如，比逊河，环绕埃塞俄比亚的基训河，奔流在亚述东边的底格里斯河，然后是幼发拉底河。⁽⁵⁶⁾对于中世纪传奇般的乌托邦地理学而言，这一切河流都仍然伴随着对某地的天堂的祝福，并且把这种祝福传遍每一个堕落的被造物。在其他方面，伊甸园也被视为一座“魔法花园”的原型。这座魔法花园超越自身的界限，不受干扰地芳香四溢、大放光彩。在法国和德国刊行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情景：在印度，亚历山大大帝站在这座花园的墙壁面前，这时他闻到一股芬芳的气味，通过墙壁飞逝的开口，他觉察到花园的光彩，试图徒劳地征服伊甸园。这部小说的效应绝不能估计过高。这部小说是根据大约公元200年伪卡利斯提尼斯⁽⁵⁷⁾虚构的《亚历山大传记》写成的。亚历山大、印度、天堂——这三个巨大的概念是坚固地相互支撑的。

而且，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例如，博韦的樊尚的《自然之镜、教义之镜、历史之镜》（Speculum naturale，doctrinale，historiale）、皮埃尔·德埃利⁽⁵⁸⁾的《世界的意象》（Imago mundi）等决定性地影响了哥伦布。所有这些书籍都活生生地保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地球上仍然存在尚未堕落的自然的一块飞地。对于如何确定这一飞地的位置，教会任由人们决定，同样，教会对其内容的梦幻遐想或思辨也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唯一的普遍共识是，根据《创世记》，第2章，第8节，人间天堂位于东方：“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甚至《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bereschith）神创造天地”，也被用作天堂位于东方的证据。因为据说“bereschith”一词不仅会意味着“在开始”，而且会意味着“在日出时”（im Aufgang）。这方面，围绕东方是半球的北方还是半球的南方，人们的推测产生了分歧。在两种情况下，确定无疑的是，天堂与迦南，即与作为固定点的耶路撒冷的某种联系。

在《圣经》中给出的这个连接点甚至驱散古典传统，将“幸运之岛位于大西洋”这一说法搁置一旁。更确切地说，西方传统连同对大西洋的辩证恐惧，与一种东方的耶路撒冷掺杂混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发现地球是球形这一事实以后，一切乐园都被归入东方的乌托邦。

赫里福德大教堂中著名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是在13世纪末绘制的，这幅地图显示了耶路撒冷子午线上的人间天堂。但丁假定地球是一个球体，甚至把人间天堂转移到与耶路撒冷正相反的地域，即转移到南部大海里。这正好迎合了关于南部拥有一个巨大地球对应体的古代猜测。亚里士多德已经教导了这一点⁽⁵⁹⁾，罗马地理学家庞波尼·梅拉曾谈论海洋彼岸存在将南与北分开的一个“古老的地球”（alter orbis），而西塞罗同样列举了适于人居住的两个“地带”（cinguli）⁽⁶⁰⁾，其中，仍未被知晓的南部地带必定掩藏着无数的奇迹。如同对于伊德里斯一样，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虽然地球的南部部分由大陆组成，不适于人类居住，然而，正像西塞罗一样，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⁶¹⁾假定一个一定有人居住的南方大陆。

然而，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但丁自身以其迷人的田园风格描述了人间天堂，对此，他比之前的其他任何一个诗人都更加充满活生生的渴望，其程度远远超越了关于亚历山大的小说。虽然耶路撒冷位于正相反对的地域，但是，但丁假定赤道下方有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土地”（terra inhabitabilis），即“无人居住的地方”（mondo senza gente）。而且，由于但丁把人间天堂迁移到炼狱山（Monte Purgatorio）的顶部，所以试图精确确定耶路撒冷对应体附近的位置就变得毫无价值。这些探险并不能进入“全体地域的最崇高的场所”（nobilissimi loci totius terrae），而只能摸索接近该场所的周边地区。因为，在但丁看来，南半球除了炼狱山之外并没有任何陆地，那里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水域。由于害怕从天而降的路喀斐耳⁽⁶²⁾，陆地隐藏在海底里。⁽⁶³⁾于是，《神曲》（根据诗人的意图，其陈述渴望真理以及美）教导人们，即使是人间天堂的周围也都成了禁忌。这地方只有死者方可接近，活人一概被拒之门外，事实上，独一无二的奥德修斯插曲就表明了这一点。⁽⁶⁴⁾

只有那些不是注定去往地狱或天国的人，而是注定生活在炼狱的人方可接近炼狱山。其他死者不可进入炼狱山。而且，但丁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在他看来，人间天堂本身⁽⁶⁵⁾位于炼狱山的顶部，对于离去的亡灵而言，并没有栖身之所。它只是一个通道而已。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人间天堂并不是“为价值而重新接受的状态”（status recipientis pro meritis），而是“到处流浪的状态”（status viatoris）。因此，人间天堂不仅不是人可逗留的场所，也算不上是“拯救的避难所”（receptacula salutis）。

尽管如此，但丁仍然根据祝福之岛的类推，描述了人间天堂：在南方森林中存在某个永恒的早晨，并且地球上坐落着一片作为人间幸福之地的亚热带地域。这样一来，诗的力量就以最人性的方式居住在自身理论的“没有人居住的土地”上。在出航寻找埃尔多拉多-伊甸园之前，哥伦布曾经多么频繁地暗诵过但丁的诗篇？他试图把但丁所描述的这个人间天堂的灿烂晨曦与他梦中的“世界的意象”（imago mundi）紧密联系起来。如前所述，虽然但丁将人间天堂设置在众生所无法接近的一座山顶上，从而从理论上限制了它，但是他并没有废除对一座人间天堂的大陆位置的普遍信念，也没有打消活着的人能够到达其附近的希望。然而，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的传说具有一种更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他的传说并不是指向一座死后的岛屿，而是指向人间天堂南部大海中人口众多的大陆。

他的传说指向印度，指向陆路，然后指向通向亚洲人间天堂的海路。这就是为什么亚洲的主要河流没有一条是不与《圣经》中的天国之河相关联的。例如，在马可·波罗那里，恒河是如此，阿姆河也是如此。因此，通向人间天堂的陆路和海路主要是朝向印度。对于欧洲人来说，印度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十分迷人的热带国度，与欧洲近东世界相比，印度是更富于奇迹的另一个存在。古代世界以及基督教教父本质上把他们的幸运之岛置于大西洋上，中世纪人们本质上把幸运之岛附加到印度，或者被允许附加到印度，他们卓越地扩大地理学的乌托邦空间，使其尽可能蔓延到它们那里去。并且，在西方自身的最后航行中，由于发现地球是圆球状，所以，这种航行与东南位置是不一致的：试想，“光从东方来”（ex oriente lux）。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中，人间天堂通过海藻丛生的所有海洋，借助于印度而到解释。

圣布伦丹的航海，祭司王约翰的王国；美国和亚洲的乐园⁽⁶⁶⁾

即使人们操船向西航行，人间天堂也仍然存在。在爱尔兰-诺曼海员的情况下，这是不难猜想的。在他们的门口并没有东部海洋。此外，关于幸运之岛的传说持续产生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座岛绝不是印度之岛，而是地地道道的大西洋之岛。然而，根据中世纪传说，人间天堂仍然位于印度之光下，单是希腊传说还不足以如此神秘地发挥作用。

如上所述，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前者认为，幸福国度位于西方，而后者则在东方寻找幸福国度。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这种矛盾尚未爆发出来，尽管经历了所有起伏变动，但在此幸福的大西洋岛依然如故，已经注视了同样富于东方色彩的国度。在中世纪航海传说中，最生动的传说之一就是独一无二地驶向这个岛屿：圣布伦丹⁽⁶⁷⁾的航海故事。据历史记载，航海家本人，圣布伦丹是爱尔兰修道院院长，生活在6世纪。当时是大海的隐者时代，就像埃及僧侣在沙漠孤独地生活一样，欧洲的僧侣们也纷纷逃向与世隔绝的孤岛，以便在那里过一种沉思冥想的生活。法罗群岛和设得兰群岛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而布伦丹传奇般的航海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若干实际经验写成的。

但是，在布伦丹的故事中充满着对某个金色地方，即没有被卷入原罪的幸福飞地的乌托邦渴望。从现存版本上看，关于圣布伦丹航海的传说源于11世纪，但是，也许比这古老得多。这个传说根据9世纪的一则讲道加工而成，此外，这个传说被记录为众多版本，几乎被翻译成所有欧洲语言，并且，数百年来，令欧洲人对天堂之岛记忆犹新、念念不忘。⁽⁶⁸⁾故事内容类似于一个史诗般的宗教冒险。夜间，布伦丹听到天使的声音：“神已经给了你，你所渴望的东西，甚至给了你应许之地。”他给船员配备一条小船，从爱尔兰向西航行了十五天，他惊奇地发现摆有丰盛佳肴但看不见主人的一座宫殿。他沿着未指明的方向航行了七个月，发现了栖息着无数羊群的岛屿。当全体船员试图在火上烤一头羊时，岛屿就瞬间沉没了。它不是岛屿，而是一头巨鲸的后背，原来熊熊篝火打断了它的休息。经过众多新的冒险之后，他和全体船员不仅见证了充满毒素的鱼、喷火的海蛇、恶魔般的鸟，甚至感受到了地狱的入口。

布伦丹终于到达远在大西洋的一座老隐士岛，居住在这座岛上的隐士知道通向应许之岛的路径。在此，还出现了布伦丹的一个先辈，他就是很早以前已经去过应许之地的梅露奥克（Meruoc）。尽管受到各种诅咒，他把自己隐蔽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能够生活在“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家乡”，即人间天堂中。接近人间天堂的进一步标志是“葡萄之岛”（insula uvarum），即葡萄酒和巴库斯岛。在这座岛上，船员们度过了十四天，以便最终给他们的船装满葡萄。布伦丹终于到达应许给他的岛，那里居住着圣人们，他们已经等待他很久了。他唤醒了洞穴中昏睡不醒的神秘的巨人：位于大西洋黑暗大海的背后的人间天堂是敞开的。七年后，布伦丹及其修士船员经由奥尔卡登（Orkaden）岛返回了故乡。他们向人们讲述“圣者的应许之地”，这就是在西部，或者一直通过西部所到达的长满葡萄树的印度。

以上就是基督教中世纪最著名的大海故事，并且，数百年来，人们完全相信这个故事的结局。汉萨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习惯于崇拜圣布伦丹，从1476年到1523年，仅仅在德国，关于《布伦丹的幸运群岛及其发现的传说》（Legende der fortunatae insulae Brantani und ihrer Auffindung）就印刷了十三次之多。美国历史研究者C.塞尔默（C.Selmer）甚至把勃兰登堡这一地名与对圣布伦丹的狂热崇拜联系起来。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地图上，乌托邦小岛都予以特别标明，例如，这座小岛也出现在1569年的墨卡托投影地图⁽⁶⁹⁾上。16世纪，葡萄牙政府十分严肃地把这座岛转让给了冒险家路易斯·佩尔迪贡（Luis Perdigon），而他也同样严肃地做好准备去征服这座岛。此外，为了发现“圣布伦丹岛”（Ila de San Brondon），1721年探险人员对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圣克鲁斯⁽⁷⁰⁾进行了一次实地探险。这种传说的特点是始终与源于非基督教-乌托邦圈子的传统，即远离幸运之岛的民间传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一点不足为奇，也许关于布伦丹的传说是从同时代阿拉伯民间文学中借用其素材来创造的。例如，在辛巴德童话中，其背部被点燃，沉入海底的那头鲸鱼就作为章鱼出现了。

然而，关于布伦丹的故事属于整个爱尔兰修道院的古典学问。例如，爱尔兰修士们大量吸收了仅仅在普鲁塔克那里所汇集的大量古代海洋传说。在此，关于幸运之岛的传说显现为围绕英国的“克洛诺斯海洋”中的土星神之岛（Kronos-Insel）的传说。在论文《关于月亮的面貌》（Über das Gesicht im Mond）以及在《关于神谕宣示所的没落》（Über den Niedergang der Orakel）的传说中，普鲁塔克回忆起了这一传说。我们已经提到，海格立斯之柱从前曾被命名为土星神之柱，亦即克洛诺斯⁽⁷¹⁾。在土星神与其黄金时代的关联中，普鲁塔克描写了英国附近的神圣群岛。在这些岛屿上居住着英雄的灵魂，尤其是，“那里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克洛诺斯-土星神把自己锁在一个深洞里，在布里阿柔斯⁽⁷²⁾的庇护下睡大觉”。在圣布伦丹的海洋旅行中，这个酣睡不醒的土星神重现为巨人。圣者在洞穴中唤醒了这个睡梦中的土星神，于是，“克洛诺斯海洋的奇迹”就最终反映在黄金时代之岛中。可是，作为天堂岛的传说，英国的海洋并不能持续多久，因为那里既不温暖，也不易通航，很难赢得胜利。这样从14世纪以来，圣布伦丹的小岛一再被移向南方，朝向加那利群岛。

1492年，马丁·贝海姆⁽⁷³⁾绘制了著名的地球仪，他在上面所标注的幸运之岛向西南偏离了许多，几乎位于佛得角的纬度上。他这样说道：“这就是565年圣布伦丹所登陆过的岛，在这座岛上，他发现了许多奇迹般的事物。”对此，亚历山大·冯·洪堡以冷静与精确性评论说：“这座岛捉摸不定、变幻莫测，这与由地中海贸易所产生的航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⁷⁴⁾当然，同时附加了失乐园所特有的禁忌，而且，这一禁忌引发了只有圣人才有可能进入圣布伦丹的传说本身。因此，圣布伦丹小岛不仅仅是一座制图上变幻不定的岛，而是本身就是一座不可确定的岛，而这座岛屿一向只在遥远的地方闪烁不定。这一信念通过观察加那利群岛得到了部分支持：人们未曾到达过该岛，但不时想象西南水平线上一个多山的国度。正如洪堡所陈述的那样，加那利群岛的历史作家维埃拉（Viera）传达了从1487年至1759年所有试图降落在这座幻想之岛上的详情细节。甚至再往北，在亚速尔群岛，人们也能从不同的位置看见这种幻影。正如哥伦布在1492年日记中告知的那样，在出航几近四十年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一报道。

从第一次观察这一奇异现象的瞬间起，人们就把它解释为圣布伦丹的小岛。这座岛可望而不可企及这一事实并没有摧毁这一信念，而是似乎确认了这一信念。而且，以更详细的方式，暗示了中国有一个配对物。作为证明，消失着的幸运之岛，如果这个幸福国度和圣杯国度只留给像圣者一样有价值的人，如果它不是代表一种漫游寓言，那么一种原型就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例如，中国的“说教地理学”（Géographie moralisée）就知晓渤海湾中的幸运之岛。从远处看，这些岛屿就像云朵，当走近它们时，船就被风吹走。然而，一旦有人到达这些岛屿，它们就旋即沉入大海之中。但是，船员未被要求进行登陆，当他们回来时，已是体弱多病、心力交瘁。

因此，假想的圣布伦丹岛不再被视为像15世纪被描写的那样深刻精辟，令人掩卷沉思。但是，遥远的形象仍然是它的特点，就像神奇的童话一样，这种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当人们的视线长久地向东徘徊，凝神关注地上天堂的明显《圣经》场所时，上述童话就继续发挥撩拨人心的梦幻功能。就像圣布伦丹一样，中世纪的人们不仅朝向东方的声音，也朝向亚洲的富于魔力的内容。朝向亚洲，神圣的东方三博士⁽⁷⁵⁾就来自亚洲。而且，由圣布伦丹所想象的岛绝不会是孤立的岛。相反，根据同样坚韧执着的传说，这座岛是充满幸福的一个完整的世界状态。圣布伦丹的承诺看到了他的光彩转移到亚洲大陆。这样，人们所关注的是截然不同的、绝对无法企及的巨人的国度。那是，土星神和基督教的国度，即所谓祭司王约翰⁽⁷⁶⁾长老的国度。

无论如何，对商人抑或骑士来说，退回到一座荒岛都不是重要的。他们寻找无尽的财宝以及辽阔而有利可图的土地，两者都不在“死人之国”⁽⁷⁷⁾里，而是在通向圣墓的路上及其以后的路上。但是，当几十年后耶路撒冷被占领时，法兰克族的权力受到了极其危险的威胁。第二次十字军战争已经归于失败，而第三次十字军战争正在不安地、不确定地准备着。在这种不祥的气氛中，1165年出现了三个神秘的信件，据说，这些信来自亚洲，来自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统治者。他温和地自称为约翰长老，但以一种傲慢而夸张的口吻赞美地球上他的最伟大的国家的力量和奇迹。根据信件，他的王国向东“延伸至太阳升起的地方”，向西“延伸至巴别塔”。因此，看上去，在反对撒拉逊人⁽⁷⁸⁾的斗争中，似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同盟，一个来自东部第二阵线的天上礼物。

这些信件是写给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⁷⁹⁾以及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Mannuel）的。两个皇帝似乎都不相信这一消息，而教皇则半信半疑，即使相当晚，他还是做出了答复。他派遣精通东方文化的他的私人医生菲利普前往印度。作为教皇三世的特命使者，菲利普拜见了一个王国的统治者祭司王约翰，正如消息所说，他的国度为人间天堂所环绕。一个使团被派往了幻影般的国度。

教皇的答复文本幸存了下来，注有“1177年9月27日威尼斯”。屈指算起来，十二年后他才收到了印度的消息。从这一延期上看，这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最初教皇不太信任祭司王约翰，但是，随同撒克逊人威胁本身的增长，他对这位国王的信任也与日俱增。对于人民来说，很早之前祭司王约翰的存在就是确凿无疑的。他的信件以不同的版本广泛传播开来，它被译成法语、德语，甚至希伯来语，欧洲在亚洲的新希望面前屈服。教皇的回复写上了收件人的姓名：“谨向灿烂的基督儿子、灿烂的印度的支配者、最有福的祭司致以慈悲的问候。”（Carissimo in Christo filio illustri et magnifico Indorum regi，sacerdotum sanctissimo.）送信人菲利普甚至都不能报告奇妙的王国无处可寻，因为他一去不复返，再也没有返回罗马。远征归于失败，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在这方面，就其内容而言，所谓祭司王的信件完完全全涉及现实的问题。如同所关注的那样，它不仅沉思第三次十字军的军事利害关系，也沉思流行于东方的深邃寓言和愿望图像，因此，这封信件具有中世纪现实地理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如果圣布伦丹的传说在西部方向沉湎于幸运之岛，那么新的消息则沉湎于亚历山大传说以及中世纪晚期风靡一时的所谓人间天堂的正统东方方向。被伪造的信件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外是包含了从古典的、东方的以及中世纪的印度形象中尚不熟悉的一些东西而已，但是，它以完整的、诱人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合并起来。

在中世纪，印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就像普林尼⁽⁸⁰⁾已经界定的那样，这是一直绵延至北部湾⁽⁸¹⁾，甚至一度拥抱东非阿比西尼亚⁽⁸²⁾的辽阔地域，以至于马可·波罗还说出了一位印度波斯王子的名字。但是，印度尤其被证明是一个高度神秘的概念，一个不可言状的地理学奇迹的家乡。看上去，平庸的生活似乎已从自然本身中移除，每个擒纵机构似乎也从自然之钟中拆除。怪诞不经的类型和乌托邦的类型是不可能的东西，但是，在那里，这似乎是真实可信的，就像在中世纪哥白林挂毯上所描绘的魔法森林的独角兽⁽⁸³⁾一样。有人认为，在印度河的后面是巍峨的群山，绵延起伏，逶迤苍莽，那里的石头都是翡翠，其尘埃是沁人肺腑的麝香。树上栖息着果实般的绿鸟，在其他树上重新长出又哭又笑的人头。

在12世纪，流行一部归诸圣哲罗姆⁽⁸⁴⁾的手稿，这部手稿论述了贵重宝石及其拯救力和其他特质。而且，这部手稿的特征是以航行到印度的描述开始，穿过红海（在此，其危险代替了大西洋恐怖）不停地航行一整年，就到达梦幻般的国度。那里是红宝石、金山的家乡。巨大的蚂蚁守卫着那里，吞噬入侵的人，一到夜间，它就挖掘金子。在印度，还有生长在海里的树以及飘扬在空中的铜雨。⁽⁸⁵⁾

如上所述，印度寓言的主要来源一直是中世纪由伪卡利斯提尼斯翻译和修订的古典亚历山大传说。⁽⁸⁶⁾而且，其陈述完全不涉及佛陀和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大肆渲染盛行于印度教传说中的世界以及神的量子（Götter-Quantums）的怪物和狂喜。所有这一切都加入了亚历山大的传说，而当时这一传说只不过是外在于日常世界踪迹的某种绝对夸张的东西而已。祭司王的信件本身则以公元950年利奥长老（Presbyter Leo）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天赋才能与胜利》（Nativitas et victoria Alexandri Magni）这一文献为依据，尤其是以一封所谓的亚历山大大帝致亚里士多德的信⁽⁸⁷⁾为依据。在此，罗摩⁽⁸⁸⁾神奇的生活方式到处都变成了马其顿人的日常生活。利奥长老记录了亚历山大的空中旅行、他的深海之旅、流传下来的印度的预言树、说希腊语的月亮树以及另一种说印度语的太阳树等。实际上，这种想象是围绕亚历山大大帝的东方战役而展开的。

因此，其中许多描述都在祭司王的信中回荡、重复，这是关于地理童话和非日常生活的一个完整的梦想武库。其中列举了一些人，他们呼唤飞龙，给它装鞍，戴上嚼子，骑上它周游远方。奇迹之石受到点赞，这种石头能够加热或冷却事物，而且，在夜里，这种石头照亮五英里半径范围内的一切物体。这种石头将不圣洁的水转换成牛奶或葡萄酒；这种石头将鱼儿聚集在一起，驯养野生动物，点燃大火，熄灭大火，如此等等。

但是，祭司王约翰的信件（写给曼努埃尔皇帝的复制文本是幸存的文本之一）却附加了完全不可理解的神奇内容，以至于不仅增加了无聊的废话，也提升了蛊惑人心的诱惑：“我，祭司王约翰，万主之主，在美德、财富和权力方面，无与伦比、出类拔萃，压倒天底下所有其他漫游的存在。多达七十二个国王向我们进贡……在三个印度中，我们的阁下统帅一切，我们的国度一直延伸到圣徒托马斯的肉体休息的印度……我们的国度是所有怪人的家乡，所有奇异动物的居住地，这里有大象、单峰骆驼、双峰骆驼、元科利纳乌姆⁽⁸⁹⁾、卡美特姆努斯⁽⁹⁰⁾、蒂恩瑟雷特（Tinserete）等，还有豹、森林驴、白狮和红狮、北极熊、白鸫、蝉、无声的狮鹫、老虎、拉弥亚⁽⁹¹⁾，土狼、野马、野驴、野牛、野人、有角的人、独眼人、身前身后各有一只眼的人、半人马、牧神、萨堤尔、俾格米人以及四十丈高的巨人，独眼巨人以及同样独具特色的女人、叫做凤凰的不死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⁹²⁾

因此，关于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以及宝石之书的全部现存奇迹都位于印度约翰王国之中，甚至还提到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白熊，在欧洲，在11世纪以前，人们从未听说过这种动物。另一方面，在引文中，实际存在于印度的白象却缺失了。对皇宫的描述同样浮夸和虚幻：“皇宫的地基和墙壁均由宝石制成，最好的、最纯的黄金用作水泥。它的天空或屋顶由最清澈的蓝宝石组成，这里那里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黄玉……皇帝的餐桌上，每天有三万人就餐，餐桌由绿宝石制成，由四根紫水晶柱子支撑它……王宫中有一扇由水晶制造的、镶金的大门，这扇大门朝向东方。大门一百三十丈高，每当我们修缮宫殿时，它就自动打开和关闭。”

此外，祭司王约翰的信件还不停地描述各种卓越而奇异的东西。例如，由柔软的细沙组成的湖泊，那里生活着令人惊愕不已的鱼类。河流由宝石形成，衣服由鳄鱼皮制成，据称，这种衣服是用火纯化的。一种叫“阿普西迪欧斯”（Apsidios）的神奇药草驱散所有不干净的精灵，以至于在这个国度没有一个着了魔的人。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笨拙的寓言光泽中也折射出某种真挚的亮光，帝国中没有任何贫困和犯罪。在宫殿广场的附近悬挂着一轮明镜，它照射出大城市以外地区和附近乡间的各种密谋叛乱。此外，这些信还提到由约翰父亲制造的可供穷人游乐的某种宫殿，每一个饥饿的人一旦踏入此地，就顿觉酒足饭饱，仿佛他吃了一顿丰盛的高档大餐。

然而，东方国度中的这个祭司王国并未中止这种自白和姑息，几乎全部中世纪的医学的、社会的、技术的乌托邦都成为一个焦点。而且，这也正是包容一切乌托邦要素的一元性，因为在这一焦点中，所有愿望图像的地理学愿望图像都是关于中世纪人们所推测的东西，并且，通过充满迷信的、活跃的、希望的、超越希望的怪物即人间天堂来照亮他们。在祭司王国最高的山上流淌一泓泉水，它赐给青年三百年的生命。但是，被称作源头的天国之河比逊河却缓缓流经首都，与黄金和玛瑙一道纯洁而静静地流淌着。事实上，这条可视的河流并非从天而降，但却保留着神圣的本性，在安息日，它中断其流程，恬然休息。

因此，在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环境日益恶化的窘迫的欧洲，这封信的作者试图通过这一消息，注入一种天堂般完美和谐的遥远的奇迹。在十字军东征灾难深重的国度，在早期阿尔比战争⁽⁹³⁾的法国，忏悔讲道的明谷的伯尔纳⁽⁹⁴⁾、宣扬千年王国的基督教异端说教者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等传达了上述信件的消息。

虽然乌托邦的地理学（Géographie utopisée）具有如此强大的魔法效应，但它所关涉的事实却十分简单、单调。事实上，在亚洲曾经存在一个基督教诸侯，但他并没有修建黄金宫殿，他拥有一支干练的战争民族，但他只维持了短暂的权力。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nestorianischer Christ）耶律大石⁽⁹⁵⁾是土耳其区域蒙古克烈部（Kerait）的头领，他早已屈服于西土耳其斯坦。1141年，他在撒马尔罕迎头痛击穆斯林的波斯苏丹桑贾尔⁽⁹⁶⁾。两年后，这个胜利者死去，他的帝国被蒙古人击溃。从前蒙古人一直向他进贡，如今将其冲翻撞倒。在中世纪，无数种族曾经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中亚广袤的草原地区，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的军事封建大型结构之一。

但是，这种短暂的插曲却赋予祭司王约翰的传说以一种原型，而且，如同我们在此注意到的那样，这种插曲在祭司王约翰概述三封信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穆斯林失败的消息慢慢传遍了西方，1145年，历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⁹⁷⁾从一个叙利亚的主教那里获悉这一消息，而且，即使在这第一次描述中，聂斯脱利派土耳其王子也变成了三个智者的一个后代，变成了击败伊斯兰教徒的那个圣乔治（St.George）的后代。这一说法加入了蒙古神权政体的朦胧理念，是由客商传授的。因此，与此同时，祭司王约翰的军事地理乌托邦终于发展出了自身的原型。然而，这个光芒四射的、备受期待的约翰已经死了。

这正是这一传说本身变得透明化的外部原因——目的性、事实性原因，这一原因产生了明显神秘化的信件，无可否认，这些信件势必引起极度的晦涩难懂。我们对这些信件的作者一无所知，伪造信件的背后必定有伪造者的社会使命，不过，即使有什么原因可言，我们对此也根本无法推测。在《中世纪早期非洲的发现》（La découverte de l'Afrique au Moyen âge, 1929）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德·拉·龙西埃（de la Roncière）宣告：祭司王约翰的信件“是由美因茨主教克里斯蒂安于1165—1177年间虚构的一件伪造品，其中，利用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内容”。尽管如此，关于这一假说的所有证据都不足。关于伪造品的目的同样不甚了了，尽管奥尔施基（Olschki）按照某种政治乌托邦给出了十分有趣的解释。⁽⁹⁸⁾据此，地理学的寓言外衣只是一种附属品，旨在吸引读者的眼球，吊起读者的胃口，无非是一种刺激和推荐而已。在此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治目的：想要表明与腓特烈一世所统治的备受折磨的帝国截然不同的理想国度的图像。换言之，这些信件想要表明，在政教合一的政府统治下，众多民族过着一种安全的、充满和平的生活，因为这个政府为众多民族创造并维持各种物质福利以及道德福利。

因此，除了大吹大擂、神气活现的笔调外，这些信件也不乏丰富的人性特征：废除私有财产，建立没有分裂和战争的和平的王国，在一个基督教神父的主导下，对众多非基督教徒采取宽容态度等。在此，独具特色的是，省略了伊斯兰教的祭司。因此，一个简单的祭司王头衔适合于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这与对拜占庭皇帝尊严的偶像化的攻击有关。在其异国情调中，祭司王约翰的信件类似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⁹⁹⁾的诡计，虽然这封信是由虚构的波斯人从欧洲发给东方国度的。但是，其思想实质可能来自明谷的伯尔纳的宗教宽容以及西多会⁽¹⁰⁰⁾僧侣的改革顺序。有许多事情支持这种解释，它将赋予一种通常无法理解的自信姿态以目标和救援。

不过，有一点并不清楚，那就是在清教徒式的西多会僧侣主导下，怎么会发表一种富于乌托邦价值的宗教宽容思想呢？例如，在明谷的伯尔纳的遗作《关于观察》（Über die Betrachtung）中，虽然出现过关于修士-简单性的若干要求，但是，他与任何宗教宽容类型都相距甚远。他生前是一个持有狂热信仰的人、异教徒审判员，始终对辩证法学家阿伯拉尔⁽¹⁰¹⁾持敌视态度。由于对抗传统宗教教理和教会权威，所以阿伯拉尔恰恰遭到迫害和失败。毋宁说，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存在于法国南部的异端者之间。例如，这些异端者包括清洁派异端者，或许还包括圣殿骑士团异端者，因而包括受到阿拉伯哲学影响的基督教徒或半吊子基督徒等。当然，这里渗透着一种怀疑一切宗教、宽容一切宗教的见解。正如在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即伊本·路西德那里一样，在此这种见解也习以为常、耳熟能详。而且，异端派还看见出自东方寓言的“三枚戒指”，当时，这在西方第一次流传开来。⁽¹⁰²⁾因此，只有基督教异端者才会持有宗教宽容的这种最初萌芽，而祭司王约翰的信件特别引人注目，字里行间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在虚构的祭司王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伯尔纳和教皇制度的一个敌人，例如，意大利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von Brescia）。因为这个人在祭司王约翰的信件出现十年前就已被绞死，至于这些信件有可能是接受过他的异端布道和预言的徒弟们撰写的。无论如何，从这些信件出发，并未呈现出任何众所周知的政治影响力，相反，仅仅呈现出某种地理乌托邦的影响力。在后来的政治乌托邦中，作者从未提及所谓的社会祭司王国，不过，这种王国恰恰在所谓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装饰物中起作用。这消息仅仅是虚构的，但强有力地进入埃尔多拉多-伊甸园幻想领域中。从那时起，数百年来，无数商人、冒险家、传教士纷纷踏上了搜寻王国之路。如果没有祭司王约翰的信件，马可·波罗就不会相信所谓东方奇迹，就不会为寻找这个神秘的国度开始走上漫漫之路。事实上，他几乎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菲利普使团的使命。

除非借助于自身王国的永恒青春之泉，否则假想的祭司王约翰再无生还的机会。由于这个缘故，人们继续臆造关于祭司王约翰后裔的故事，例如，1221年关于约翰之孙祭司王大卫的故事就属于此例。只是到了14世纪，地理学家才把奇迹王国从亚洲移向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但是，1485年发现非洲的刚果之后，人们对奇迹之国的信念一如既往，充满了新鲜好奇感。因为现在人们借助于天国之河比逊河来推测那里的神秘国度。在中世纪地理学中，经过难以置信的延伸，印度这一概念扩张成一切可能的奇迹国度，以至于人们也能够把东方的约翰王国移向非洲的刚果。

葡萄牙人试图在非洲西部海岸上搜寻祭司王约翰的国度。甚至瓦斯科·达·伽马⁽¹⁰³⁾扬帆启程，绕过好望角航行，在他的航行中，虽然没有发现祭司王约翰，但发现了真实的印度东部。与此同时，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日渐失色，开拓东方之路发生了太多的失败。尤其是，对于渲染封建神学这类事情，新兴的市民阶层很不习惯。正如在《堂吉诃德》中发生的那样，人们不仅对奇迹国度缺乏信任，还极尽嘲讽之能事。按照堂吉诃德的说法，“克劳狄乌斯·托勒密⁽¹⁰⁴⁾未曾描述祭司王约翰的国度，马可·波罗也未曾见过该国”。这样，祭司王约翰的国度就被归入并等同于骑士故事中的胡说八道。

无论如何，从圣布伦丹以来，人们从未完全忘记开拓西部方向。自从东部路线被土耳其截断以来，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大西洋航线不只是幻想，而是现实。此外，由于意识到地球为球形，也就促进了对赫斯珀里得斯方向与东方天堂之间的一种综合。因此，哥伦布把古代传承的西方之梦与出自十字军时代的东方之梦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大西洋重新导致“太阳升起的东方”，那里应该是印度实际存在的地方，哥伦布依然坚信，那里正是人间天堂的剩余部分。

哥伦布抵达奥里诺科三角洲；地球的穹顶⁽¹⁰⁵⁾

虽然时常无果而终，但也碰巧发现了许多海岸。由于偏离航线，那些抵达或被困海岸的船员很少发现其回返路程。一千年左右，即使当格陵兰岛人埃里克松⁽¹⁰⁶⁾抵达北美海岸时，也是无意中登上美洲，这依然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在哥伦布之前，北美海岸被发现十一次之多，有一次甚至从东亚发现了北美海岸。⁽¹⁰⁷⁾但是，因为这一切都只是偶然事件，从中并未得到任何结果。

在航行背后，必须有一个使命和计划，而新的国度必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并不总是像哥伦布这位最大胆的旅行家和梦想家那般遥远而奢侈。腓尼基人仅仅寻求市场，而不寻求奇迹。皮西亚斯⁽¹⁰⁸⁾曾经作为探险家而不是作为童话英雄围绕英国航行。约公元前525年，迦太基人汉诺⁽¹⁰⁹⁾围绕非洲海岸航行，一直推进到塞内加尔，实际上向前推进到今天喀麦隆所谓的神山内亚湾。他的现存报告并非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是作为一个军官记述非洲海岸航行的。

麦哲伦⁽¹¹⁰⁾仅仅记住了“埃尔帕索”（El passo），这是一条穿过美洲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足迹踏遍整个美洲南北，他才发现它。尽管麦哲伦无比地顽强坚韧，敢于大胆尝试，完成人类环球首航，但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冒险家而不是一位梦想家，如是说未过犹而无不及。何况，若不是土耳其人阻断通往印度的陆路；若不是西班牙对外贸易逆差日趋扩大，尤其是与东方的贸易，西班牙封建经济和奢侈经济需要黄金来填补收支赤字；若不是已经穷困潦倒的伊达戈⁽¹¹¹⁾后来竟快速变身白人杀人狂，贪恋遥远传说里的埃尔多拉多黄金国，妄想一夜暴富；若不是有那么唯一的一艘船寻梦人间天堂；哥伦布就不会被视为月亮人（Jean de la lune）的对手⁽¹¹²⁾，也不会被载入史册。麦哲伦对远洋航行的狂热发自内心对骑士小说的强烈痴迷，远甚于许多年以后荷兰和英国对外通商的动因，这完全毋庸置疑。贸易令麦哲伦和哥伦布，为宗教信仰，为雇主们，为船只的船长和自己的船员做出狂热反应。毫无疑问，如果在他的背后没有某种经济使命，像哥伦布一样的一个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就不会找到一条驶向黄金国的船只。所以，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旅行者对自身目标的神秘的痴迷状态，这种使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

在此，无论在之前还是在之后，黄金国中的埃尔多拉多与埃尔多拉多中的黄金国这两者都是独特地相逢在一起。作为乌托邦的、宗教的梦想家，哥伦布是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作为海军上将给自己增加大无畏的勇气的人。海风推动着他的帆船穿过可怕的大西洋，进入他所坚信不疑的黄金国。这时，海风不仅仅是把帆船吹向乌托邦，而是深深吸引帆船朝向乌托邦。

对古代的人来说，有关另一个大陆的幻想一直是文学题材而已，但它并没有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动机，也没有作为一个黄金国刺激人们付诸行动。哥伦布称赞塞涅卡的隐喻，即有朝一日海洋的腰带将被撕碎，极北之地就不再是地球的最远部分，而且普鲁塔克也暗示，如果月亮是地球的一面镜子，那么其阴暗部分就表明未被发现的大陆。即使是这种报告也通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氛围而强化了自身的权威。但是，如果不能克服对大西洋的巨大恐惧，人们就不会备受鼓舞，航行到可怕的虚无中。对于人间天堂的信念，唯有这种信念才最终促使人们凭借充分的认识和计划进行西部航行的冒险，并且最终完成塞涅卡的预言。

开拓封建殖民地的物质利益与这里的基本思想并不冲突。后者从塞涅卡伸展到但丁，毋宁提供具有大胆想象力的兴趣。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哥伦布所生活的文艺复兴时代不仅是接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代，也是像每一个社会转折时代一样，是千年王国论的一个新的高潮。在文艺复兴时代，后者甚至比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得到了更加真实的实现。从里恩佐⁽¹¹³⁾到彼特拉克⁽¹¹⁴⁾，从闵采尔到格吕内瓦尔德乃至丢勒，基督的降临环绕如此多样的兴奋的政治、宗教之光，而且，环绕哥伦布的航海光环也折射出这种令人目眩的政治宗教之光。

通过发现的航行，人们无限地拓宽了地球的视域。但是，哥伦布认为，通过接近创世主建立的东方点（Ostpunkt）或太阳点（Sonnenpunkt），更接近天国，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因此，如同所见，这位海军上将十分强有力地展现了实证主义者马赫遗著中被命名为《想象的生命增殖》（Wucherung des Vorstellungslebens）的东西。他只是把这一点进一步深化了而已。据说，哥伦布比任何一个人都确信人间天堂，他坚信，无论从物理学角度看，还是从形而上学角度看，人间天堂都是地球的至高点。他的大西洋拥有这一海岸。

仅凭这一点就赋予哥伦布力量去打破臭名昭著的西部海洋的魔咒。哥伦布确实发现了丛生的海藻，但并不是一片漆黑，也没有任何警告雕像。然而，飞行的鸟儿起到了十分奇妙的作用，海军上将背离最初的西部航线而朝向西南方向，因为一群鹦鹉振翅飞向那个方向。他推测，这肯定是为了在附近一块土地上的草丛中睡觉。洪堡这样说道：从未有一种鸟的飞行具有比这更重大的后果。因为沿着最初的航线，即加那利群岛的纬度，海军上将可能已经到达了佛罗里达州。如果哥伦布不是接触扑朔迷离的网络群岛，而是旋即接触地球部分的宽阔胸怀，那么北美大陆就已经被西班牙殖民化了。

正如我们所知，哥伦布至死都坚信他到达了印度，他试图通过他所带来的一位阿拉伯翻译，以一种地地道道的东方方式与原住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在他死亡前三年，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片大陆，古巴是印度的出发点，由此出发，人们不接触任何海洋就可以到达西班牙。”然而，由于他的这种错误，这个人使创世主的作品加倍，而这种错误恰恰与人间天堂的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哥伦布而言，在所有世界中，新世界是最古老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好地被保存在东亚内部，并且，通过接近新世界，第一个创造之春必将重新绽放，一扫从原罪以来使世界其他地区陷于困境的所有混乱。于是，没有谁比哥伦布更期待遇见人间天堂的标志和奇迹，他一边聆听海地森林里夜莺的婉转歌唱，一边被某种难以名状的幻觉所攫住。因此，他把这种声音美化为一种天籁之音：“我们的祖先必定听到过如此美丽的声音，而且，只有在幸运的人们那里，这声音才会复归。”在奥里诺科河口附近的三角洲，哥伦布感受到了天国的新鲜空气。在奥里诺科三角洲的背后必定坐落着人间天堂本身。这一切都处在最精确的观察当中。哥伦布凭借星盘精确地定位，确立赤道的海流，从而确认了经度与气候之间的奇异关系。

但是，1498年10月从海地写给西班牙君主的著名信件中确实记载着下述关于奥里诺科的一段话：“我说，如果这条河不是来自天堂，它就来自迄今未知的遥远的南部国度。但是，我更深信人间天堂就在这里。不过，我援引我上述陈述的证明和权威为例。”⁽¹¹⁵⁾这些证明涉及这种事实，即哥伦布相信他已经到达了创世以后第一个日出发生的东部原点。但是，这一原点同时标明“地球的顶点”（apex terrae），这与一个神秘的概念“心灵的顶点”（apex mentis）十分相似。按照斯多亚学派的观点，在高处未曾堕落的人的心灵部分与神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在致西班牙君主的信中，哥伦布确实写到他所到达的东方点上存在某个地球的顶峰，因此，那里是最接近天国的地方。“因为这个高地只会存在于那个地球的最优秀的部分中，从这里，即从东方的第一点上，第一道光出现在创造的瞬间里。人间天堂就位于这里，从这里，大河倾泻而下，那不是带有陡峭的、崎岖的斜坡的山，而是地球上的某一高地（el colmo ò pezón de la pera）。从那里，极目远眺，海洋的表面逐渐上升。”对此，洪堡评论说：“很可能，哥伦布想要暗示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某种系统的理念，在关于阿布尔·菲达⁽¹¹⁶⁾的一些段落中，他谈到作为地球的圆顶或中心的斯里兰卡（锡兰）的土地，而这片土地位于地球的西部与东部边界之间的赤道之下。”⁽¹¹⁷⁾但是，除了地球的神秘顶点以及“心灵的顶点”之外，天堂的固有奥林匹斯图像也是远为古老的图像，在《圣经》本身中就有它的起源（对于哥伦布来说，这是一种合法的起源）。

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崇拜耶和华的人们已经寻找伊甸园，即在高山形成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的地方。⁽¹¹⁸⁾我们从大洪水及其亚拉腊山的传说中得知，这些山被视为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方面的回忆出现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4节，《以西结书》，第28章，第13节以下：“神的快乐花园”（Lustgarten Gottes）是一座与“聚会的山”以及“神的圣山”在一起的花园。事实上，在但丁那里，天国也显现为高悬于地球之上的神山。不仅仅是《圣经》证明这一点，而且地球上所有与祭天相关的“高山祭祀”（Höhenkult）都是佐证。尤其是在巴比伦，像山一样耸立的塔庙是最好的证明。根据神的高山牧场类型，阿拉伯地理学把“诸神宫殿”⁽¹¹⁹⁾的图像重新送回地球。按照“神的山谷”（Götteralpe）方式，这幅梦幻般变幻不定的高耸结构，完全以摩尔式建筑风格趋向某种“地球的穹顶”，但是，哥伦布却重新赋予它以《圣经》的光辉，即伊甸园的辉煌灿烂。

因此，对于哥伦布来说，地球的穹顶成为“地上天堂的印度”（indicio del paraýso terrenal），因此，他把地球的穹顶从阿拉伯地理学的锡兰迁移到据说在锡兰附近的奥里诺科河三角洲。或者，地球的穹顶毋宁超出它，到达他所到达的无法进入的领域，那里，地球作为伊甸园融入天空的天蓝色的拱顶之中。这样，这位海军上将写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信就以下述十分坦率的神学暗示而结束：“对于我最新发现的国度，我由衷地深信不疑，它就是人间天堂（en que tengo assentado en el ánima que allé es el paraýso terrenal）。”

事实上，令人吃惊的是，海军上将走得更远，例如，在写给胡安娜·德·拉·托雷夫人（Doña Juana de la Torre）的一封信中，他同样谈到了第三次航海。在这封信中，他漫无边际的夸张渲染让海上的日子变成了世界末日。这封信源于哥伦布某一瞬间的巅峰体验，其中奇特地混合着他的无可奈何的沮丧与欣喜若狂的情绪：“我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可谓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我所践行的正是我们的主所创立的新的天和新的地。正如主通过以赛亚的口说过之后，圣约翰在《启示录》中记录的那样。主让我当差使，并指引我如何走。”此外，通过这种令人吃惊的王牌或哥伦布的胜利，也能补偿法庭圈子对他表现出的与日俱增、危险重重的敌意。

因为哥伦布的反对者感到他们最初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驶向印度和中国的伟大航行除了发现若干陌生的岛屿和未知的种族之外，一无所获、无果而终。这种事情并不能覆盖航行的费用。因此，在神学上，所谓新的天和新的地的巨大夸张想必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圣约翰的《启示录》，惊人的奇迹恰恰不是发生在某一发现的顶峰中，而是发生在某一世界没落的深渊中。然而，在哥伦布那里，始终伴随着这样一种根本而恒久的信念，即可以而且最终会发现伊甸园。现在它就位于某个基督教的领域里。

从未来必将带来的滚滚财宝中，从汇入天堂周围的比逊含金河中，基督教世界应当按照海军上将的意愿，装备一支最后的十字军，并且彻底征服地上的耶路撒冷。据此，伊甸园与迦南，生命之树与锡安山将并列在基督教的巅峰上。于是，此后伊甸园只不过是安的列斯群岛⁽¹²⁰⁾而已。后来闯入新大陆的并非白色的神，而是像科尔特斯⁽¹²¹⁾和皮萨罗⁽¹²²⁾一类的罪犯，总体上看，人间天堂并不是既定事实，而是希望问题和潜势而已。但是，这一点并不剥夺哥伦布所追求的意向以及这种力量与尊严。

南方国度与世界最北之地的乌托邦⁽¹²³⁾

一种更简单的航海之梦出现在更生动活泼的形式中，例如，南部的航行就是如此。像候鸟一样的鸟儿来自较冷的国度，它们振翅朝向阳光普照的南方。同时，人们也总是以最有利的维度来设想东方，例如，尽可能多的正午的太阳，尽可能多的夏天等。进一步往南，意大利、阿拉伯的光照就似乎越是出人意料地不断增加。众所周知，热带的气候让人备受煎熬，但它并不起一种威胁性的作用。因为通过遥远的距离或短暂的令人惊异的参观，这种炎热是可以缓解的。然而，我们不知道，在南半球上，寒冷会不会再次加剧。

但是，在麦哲伦向南渗透到波涛汹涌的、冰冷的合恩角附近以前，至少这里仍然是未被发现的陌生世界。尽管如此，人们渴望增加温暖和光明，而这种倾向在人的本性中如此根深蒂固、恒久不变，以至于这种倾向朝向一种世俗的伊甸园，即无需信仰的伊甸园。在此，甚至也不完全缺乏某种强劲的神奇添加剂：南方国度早些知道春天，并从春天中迎来夏天，因此通常人们推测，生命之源（Lebensquelle）的处所位于南方。

正是哥伦布率领的一个军官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ón）努力寻找过这种神秘的源泉，这对于我们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就是说，他不是朝向某个人间天堂的东方点，而是朝向他所处的热带本身。而且，一个红色印第安人的传说就足以使他期待佛罗里达永葆青春的神秘之水。尽管这个泉水在流传过程中被认为靠近伊甸园，亚历山大传说形成以后又与印度相关，不过，在印度所能盼望的生命之水并不是什么圣水，而只不过是热带雨水而已。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南方抱有一种强烈的肉体的、世俗的思念，因此，人们享用这种水的声望也十分不同于享用圣水的声望。这种隐秘的思念通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殷勤概念涌现出来，完全沉浸在南部希望的一派“宁静感”（halkyonisch）中。这种思念贯穿于中世纪绘画艺术和文学作品的“快乐的花园”（jardins de plaisance）中，甚至显露在提香⁽¹²⁴⁾的相似寓言中。提香很不恰当地把这种思念称为“天上以及地上的爱”，据他的描述，在南方，并非天使而是丘比特“从快乐场所中脱颖而出”（egrediens de loco voluptatis），自由嬉戏，轻轻地搅动热带水域。然而，所谓“从快乐场所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基督教的洗礼，而是富于生命力的宗派的用语。

因此，这种神话元素流入远低于赤道的“澳大利斯地”（Terra australis），即地球上与寒冷地区正相反面的地区。按照中世纪的半官方学说，澳大利斯地是位于赤道以南的无人居住的地区（Terra inhabitabilis）本身。但是，在这一点上，由于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已经如此强烈地与亚里士多德以及伊德里斯的权威作斗争，由于他否认地球的南半部分完全被水覆盖，所以他在理论上为南部大陆的幻想创造了空间。当马可·波罗认为他能够找到澳大利斯地时，他最终在实践上与这种幻想结伴而行。

人们最初推测，爪哇、苏门答腊，以及丰饶的巽他群岛是大陆的前部分。最初，印度洋也被推测为南部大陆中拥有最富饶海岸的一座内陆海。也许，关于马来西亚、中国的传说也大大有助于这种定位，联想起史前冈瓦纳大陆⁽¹²⁵⁾，热带地区的所多玛⁽¹²⁶⁾与蛾摩拉就被火焚毁，沉入印度洋地区中。无论如何，通过这种定位，古代原型现在呈现出世界上最富饶的岛屿。人们已经看见巨人之脚，并猜测其余部分。在马可·波罗很久以后，人们大失所望，在此期间澳大利斯地之梦已经强烈地褪色。澳大利亚，1606年荷兰人首次踏足此地，1770年，由库克船长⁽¹²⁷⁾多少正确地测定了该地区的范围。这个广袤的地区显露为最朴素的大陆的一部分，显露为一片复杂的沙漠地带。于是，生命之水以及另一方太阳王国的高潮就消失无踪，冈瓦纳大陆再次沉没了。

然而，在南方图像中，依然存在着一个固有的地理乌托邦，例如，日耳曼民族当中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对南方世界就抱有不可遏止的思念。最终，南方的土地是炎热干燥的第三纪，在乌托邦意义上，令人联想起与冬天的土地相对照的候鸟乃至恐龙生活的远古时代。一路向南，人们追逐着所期望的美好东西，从而承载着不惧怕成为怪兽模样的一种生命的丰富多彩。这就是为什么对南方国度的想象的远航永不丧失这种与生俱来的狂欢性质：1676年，富瓦尼⁽¹²⁸⁾所发表的《被发现的澳大利亚地域》（La terre australe connue）一书把南方大陆的居民描写为雌雄同体人。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¹²⁹⁾的《一个飞行的人所发现的澳大利亚》（La découverte australe par un homme volant）则有意识地将某种狂欢的洛可可叠加到所多玛上，以便凭借未知的罪孽坐落在未知的世界中。南方大陆本身的乌托邦本身就富丽堂皇、华丽多彩。虽然经验上它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保留了动物天堂的原型。

与此相反，人们似乎从肉体角度理解北部地区。南风诱惑并许诺人们，而北方的寒冷和黑暗却威胁人们。事实上，这种寒冷和黑暗首先引起莫名的恐惧。因此，朝向北方的道路几乎悖谬地起作用，没有一个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迁往此地。出于同样的原因，日耳曼民族很晚才发现了他们现在所喜爱的阿尔卑斯山的冰山，多瑙河与波河之间格陵兰岛的一部分地区。然而，人类文明越来越从南方向北迁移。它的路线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朝向雅典和罗马，朝向法国、德国、英国和俄罗斯。文明不仅从东方迁向西方，而且更经常地从南方迁向北方，并且，文明与恶劣气候的斗争具有与冰原时代相同的硬化效应。

虽然这一地区并没有诱惑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入侵，但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自身特有的人种的创造性扩张，自身特有文化的永不止息的延伸。它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西伯利亚的崛起。最重要的是，尽管笼罩着黑暗和寒冷，但北方也不乏一种奇特的吸引力。经济上，这种吸引力就在于对原材料的兴趣，例如，锡、皮草、琥珀等，但是，因为许多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兴趣在商业领域之外也被证明是十分适宜的。在塔西陀⁽¹³⁰⁾那里，这一点已经显示出显著特征，他提供了第一个感伤的北方图像。因为他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不仅把一个自然民族理想化，而且显示了一个小对立物对太阳的结冰渴望，以及面对寒冷而巨大的森林乃至“苛刻的天空”的惊愕不已。

但是，很久以后，在德国文学中，一个陌生的“世界最北之地”唤起了情感上的广泛共鸣。例如，在狂飙突进⁽¹³¹⁾时期的作家反抗新封建的、浪漫化的规则体系的“矫揉造作”、枯燥乏味。“狂野的阿波罗”不是寻求南方的雕塑，而是寻求暴风雨的乌云、飞行的月光，隐约感到的遮蔽的广度。这一点占据了奥西恩⁽¹³²⁾所唤起的对北方地区的激情，而且极富特色的是，一个本身就是伤感的伪造品居然能够触发这种火热的激情。在此，并非诗人麦克弗森⁽¹³³⁾而是古代吟唱诗人奥西恩的面具在起作用，可以说，当时，另一个祭司王约翰在北欧活动，他就像一个使者一样行使职能。而且，在虚构的诗人中，不只是引入了一种像北方文学一样的作品，而是引入了一座像芬戈尔洞⁽¹³⁴⁾一样的世界和赫布里底群岛本身的世界。

这是一个温柔的同时也是巨大的英雄形象的世界，一个仅仅由芦苇、岩石、沼泽、湖泊和微风等组成的世界，一个挽歌式地充满回忆和没落氛围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为美丽的晚霞所环绕，只会发生在北部荒野的、靠近大海的那些风暴和流云，仿佛带来世界最北之地的消息。赫尔德⁽¹³⁵⁾以自身时代的一种典范方式体验了奥西恩乌托邦，即从船上，从大海的视角，从海岸视角体验了这种乌托邦：“在深渊与大海之间漂浮着，每一天它都为同样的、无尽的元素所环绕，而现在只是觉察到一个新的遥远的海岸、一朵新的云彩、一个新的理想的世界地带等——现在，我手捧载有古代游吟诗人的歌曲和事迹的诗集，从而，我的全部灵魂都充满了这些歌曲和事迹。在发生这些歌曲和事迹的场所里……，现在，当船从远处掠过海岸时，恰恰在空气的编织下，在寂静的世界中，发生了芬戈尔的英雄事迹，奥西恩唱起了令人伤感的忧郁之歌。”⁽¹³⁶⁾

以这种方式所寻求的乌托邦的本质一直延伸到哥特式小说中，在此，这种本质已经保存在它的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中。正如斯宾格勒在所写的最真实的句子中发现的一样，它上升到浮士德的深沉午夜。当浮士德一直静立在他的书桌上时，伦勃朗的色彩和贝多芬的音调就渐渐消失了。但是，这种本质本身仍然以完全基于对象的方式超越文化领域，精确地进入到由其光亮所照耀的那个北方的多云世界中，进入到作为没有一丝微风的天堂的这个世界的乌托邦领域中。

因此，即使在这里，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个真正的地理乌托邦，它不只是居住在一个“精神维度的地球”（globus intellectualis）中，而是附着在北部海洋的实际固定点上，即附着在赫布里底、芬戈尔洞、冰岛以及从那里构建的死人之国上。“为了漫游在荒野上，任凭风暴吹拂在你的耳边，在暗淡的月光中，你的父亲的幽灵被带入热气腾腾的迷雾中。”——这是出自维特的痛苦的亲和力，这种吸引力与南方的吸引力相媲美，具有同样的价值。事实上，鉴于阴暗内敛的特性，北方的亲和力远远超越了南方的亲和力。尤其因为这种阴暗的元素或北方的魔法从不缺乏某种奇特的添加剂，所以从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出发，即再次从东方出发，从印度和东方的乌托邦出发。这绝对不是富裕奢侈，但充满了伟大的童话色彩，洋溢着纯粹南方乌托邦所缺乏的神秘元素，而这种神秘特性是允许东方与奥西恩领土之间乌托邦接触的一个真正的点。

真正的联系在于：古代贸易、东方与北方的装饰品、《埃达》⁽¹³⁷⁾中的基督教精神——不言而喻，虽然这些元素在本真的世界最北之地的乌托邦中起作用，但是，在现存的关系中它们并非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每个白日梦借以形成的客观氛围因素都能够以这种选择亲和力从东方地区迁移到北方地区。这也说明了在面纱世界与雾气世界之间，在《圣经》与高度寒冷的圣诞风景之间，在《启示录》与《埃达》显现其神的黄昏的边缘式神秘方式（Grenzhaft-Hintergründigen）之间存在某种明显的对应关系。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奥林匹斯山坐落在地中海世界的彼岸，但是，浓烟滚滚的西奈山与寒风瑟瑟的北方十分吻合，乌云与火柱也是如此。因此，在同等程度上，麦克弗森也从《诗篇》中，从弥尔顿⁽¹³⁸⁾的《圣经》音调以及现存的盖尔语歌曲中，采纳了他的语言。

这样，从被称为神秘的边缘境况出发，东方的这个被遮蔽的元素就被添加到北方的阴暗氛围中：天涯海角以特殊的方式与最后的边缘、与世界的尽头相匹配。因此，世界最北之地的阴暗氛围同时揭示了在其边缘意义本身中的自身：正像赫尔德所言，这是“崇高之中一个世界的出口”。从而，肉体上，如此无法理解的朝向北方的倾向也就变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了：在人的本性的不同方面，南方与北方的魅力彼此相遇，前者指向施洗约翰节，后者则指向圣诞节。南方方向从地理学角度将一种丰富的生命加以理想化，它当然知道死亡，但它既不强调死亡也不强调对抗死亡。北方方向地理学上包含着一种毁灭全部世界的死亡魔法，但它也试图克服这种魔法，因而具有一种“悖谬的家乡”意义。

地理学上，世界最北之地乃是完结和灭亡的一个辩证的世界，但它具有暴风雨的夜晚与城堡持续交织的对比图像。北部海洋中的世界最北之地笼罩着神秘的恶劣天气，但在中间有着熊熊燃烧的火炉。在赫尔德和奥西恩那里，我们发现这样的诗句：“竖琴，一个阴暗的乐器/笼罩在黎明之中/太阳啊，从哪里响亮地升起/由于起伏的波涛，它的头是蓝色的。”因此，这种地理乌托邦也保留在高高的北部地区，所以在被发现的、现存的东西一旁，它绝不是空洞无物的。

其他星星上的更好的居住地；这里是罗得岛⁽¹³⁹⁾

除了水平的大海的诱惑外，还有另一种诱惑，即我们之上的垂直的诱惑。大气空间长期被视为不可企及的，但它因而是透明的，在其背后，它什么也不隐藏。特别是，在夜间，天空一览无遗，于是无数微小的波光粼粼的海岸就出现了。从远古以来，人们就梦想巡航并登陆这些海岸。虽然这种愿望不甚神秘，但毫无疑问，迄今这种愿望甚至比哥伦布曾经的愿望更放荡不羁、更无所节制。无论如何，这种愿望涉及人类梦想的古老原型，而根据这种原型，陌生的星星具有更好的形态。

人们很容易为这“上面”（Oben）所诱惑，尽管这种诱惑存在于业已形成的世俗化的形态中，但甚至不以这种一厢情愿的假设为前提，即宇宙中必然生活着居民。进入太空的诱惑部分地满足了这一事实，人能够把自身设想为这个遥远天体的一个访客，从而，他将发现，如果不是一些更完美的东西在那里，那么至少一些十分奇特的东西在那里。想象中的旅客甚至无需为此冲昏头脑，除了考虑他的身体和感官，它们与他完整地进入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之中。所有其余的东西，只要它们并不涉及居民乃至他们的完美，而是仅仅涉及极端的特殊性，它们就不是假设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在此开始了最奇异的异乡旅行。

月球上的天空变得漆黑，星星在白天强烈地闪耀，由于未被任何空气面纱所缓和，所以太阳令人眼花缭乱地闪耀、爆裂。一道黑暗的阴影之墙径直站立在光亮一旁，一切都沉浸在无声的旷野中。以大城市为光斑，在环状火山口之上冉冉升起庞大的地球。在较小的小行星上，我们的身体几乎感受不到重力，一个跳跃就足以把我们带入太空中。然而，在大型致密天体上，我们的身体会被引力束缚，它会像花岗岩一样笨拙沉重。然后，在苍白的土星上，我们与组成我们之上环形物的无数物体一道度过一天，然后，我们把视线从一个木星的月亮朝向充实一半或整个天空的行星。

所有这一切以及依然不可思议的更多的东西，凡此种种都是无法企及的、想象中的远方的处女地。而且，在所有事情中，最离奇的事情出现在无数的恒星本身中，出现在这些爆炸性花朵以及宇宙发展的亮光上。这样，“奇特性”（Absonderliche）是天文学诱惑的一部分，而这种特性继续热衷于巴洛克时期对陌生领域所表示的那种“好奇”（Curiösen）。其中，天空是一个纯粹的物理仙境或地球之外的“神秘地区”（terra secreta），确切地说，作为“无人居住的地区”。

但是，不言而喻，诱惑的另一部分在于，其中天空依然作为理想化形态的所在地持续发挥效应，如果不是假定单纯的特殊性而是假定可居住性，那么事实上增加如下意义：“火星啊，你更好地拥有它。”因此，在月球上，开普勒⁽¹⁴⁰⁾首先寻求的是更好的居住场所以及适于居住的更好的空间等。开普勒通过望远镜看见了月亮上的火山口，他把它视为具有圆形城墙的大城市。然后，卫星发现月亮上无气无水，至少其上不容许任何生命形式存在。众所周知，火星被选中为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且，甚至在其被假定的技术完善性方面，它的运河也超过了城市的城墙。

关于火星的魅力如此迅速地流行起来，究其原因，事实上，火星上的生活条件与地球上的那些生活条件具有相对的类似性。这一点促使人们假定，这座行星是一个“可居住的地区”（terra habitabilis）。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与地球相比较，火星拥有更古老的凝固表面，它的周长与行星的较小周长相称。因此，在地球文明形成几百万年以前，也许火星的可能文明就已经“启动”，如果时间长度与发展长度也大致相等的话。从而，大部分关于火星的幻想不是出自文化乃至弥赛亚的想象，而是出自单纯的文明的想象。这样，人们在行星的天空里，并未像“美洲”这样大规模地替代“印度”。所谓邻近地球的火星反映了人们类似想象力的图像，而这种图像实际上指向当时地球上风行一时的“美洲”乌托邦的位置乃至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与关于人间天堂的旧天文学相比，无数富于传奇色彩的火星地理学更容易伴随某种平凡琐碎的特征。

在这些旧天文学当中，在开普勒的想象的、乌托邦的移居之后，康德脱颖而出。不言而喻，从他的前批判时期他就致力于这样的移居。在他的《自然史与天体理论》（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的思辨附录中，康德也希望开辟属于一个先进的世界的更为遥远的行星。根据他的观点，像火星和地球，即从太阳到中间程度的距离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幸运的区域”，只有在外行星的遥远距离中才存在这种区域。木星和土星以这种方式见长：两颗行星都降低了物质的密度，而且距太阳十分遥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位哲学家似乎奠定了更加纯粹的世界的基础。

在此，对北方的偶像崇拜是明白无误的，可以说，借助于木星和土星取代了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在此，甚至可以辨认出关于世界最北之地的某种变种：不是朝着奥西恩方向，一点也不朝着这个方向，而是朝着某个北极方向，即北极之上迁移了的斯多亚学派的方向。康德十分反感柔软和微风，反感感性的溶解、亚热带气候以及无义务的享乐，从而他的这种态度迁移到他的柯尼斯堡之上的行星。康德敢于做出这种类比：“在行星中，世界精神以及物质世界的完善性——从火星一路到土星或甚至超越它（如果有其他行星的话）——以某种恰当的序列，根据他们与太阳的距离比例而生长并进步。”⁽¹⁴¹⁾

因此，前批判时期的康德想象出了一种完全超出牛顿下述公式的对立物：重力随距离的平方而减少。就是说，随着万有引力的减少，纯粹的吸引力应该是增长的。这一点源自重量与精神之光之间梦寐以求的对比。所以，凭借若干方法，通过满天星斗的魔法，从技术上或者渴望和道德的角度，人们可以生活在“可居住的地球”（orbis habitabilis）上。这样，天上的深度引起人间天堂元素的变更，尽管明亮的地球总是人间天堂，而且可以说，其中之一已被提升到“大师水平”（Meistergrad）。

后来，在《一个视灵者的梦》（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中，康德令人信服地表达了人与地球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一点也没有降低地球的真正的高度：“当我们谈论天上的作为被祝福的场所时，通常的想法是把它高高地置于浩瀚的太空中。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从其它星球的领域看，我们的地球也显现为天上无数星星之中的一颗星星。而且，其他世界的居民以同样很好的理由，指向我们并说道：瞧这里，那是充满着永恒的快乐的一个天堂般的美妙住所，这一切都准备妥当，有朝一日将接受我们。就是说，一个奇怪的错觉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希望所采取的高高的飞行总是与所谓的上升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我们已经高高上升，但我们仍然不得不再次下降，以便在另一个世界上站稳脚跟。”⁽¹⁴²⁾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这一信念，即地球绝不会下沉本身。如果其他星星上存在或将存在更好的存在，那么地球本身就可以把这种存在包含其中。

在乌托邦意义上，关于恒星的内容上面确有其诱惑人心的图像或某种象征图像，地上人们之间必须寻求并且可以追踪这幅图像。正如帕拉塞尔苏斯所言，“地球苍穹的秘密”具有一种悖谬的混合或地面上苍穹的杂交混合。如果其他星星上存在居民，那么他们至少在技术上并未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因为迄今尚未有任何所谓火星巨人登陆地球。地球总有一天与假想的有人居住的行星取得联系，但这只是人的想象，只能借助火箭推进器了。远处闪闪发光的光斑确实让人首先仰望天空，布满星星的天空给我们提供和平、崇高、快乐的原始图像。然而，在地球上，这些图像也是一种使命与目标——“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¹⁴³⁾这里是穹顶⁽¹⁴⁴⁾，在此上升。

哥白尼的关系，巴德尔的《地球中心》

但是，如果穹顶只是全然默默地站在一边，情况会怎样？如果它这样隐藏在一个角落里，它的高傲无礼都是徒劳无益吗？哥伦布依然把地球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一代人之后这一观点为哥白尼所颠覆。所以，人也不仅从自身的舞台中移出，而且从世界的中心中移出。按照宇宙的标准，沙粒纯化到什么程度，提升到什么程度，这是无关紧要的，几乎是可笑的。穹顶生长在未被任何天文学术语“标明”的一座行星上，而且围绕只是中等大小的某一恒星旋转。

但是，起初这种贬值还不具备总体维度，只是后来这种贬值才被获取，而且最近它再次被放弃了。虽然哥白尼作品的前言并非由他自己撰写，但他之所以推荐日心体系，只是为了更好地实施一种天文计算方法。“如果计算被证明与观测一致”（si calculum observationibus congruentem exhibeant），他所提出的日心假说就成立了。当时，他有所节制，旨在缓和与《圣经》的冲突，但是这种态度今天却被曲解。不过，在爱因斯坦，特别是很久以前马赫那时，作为有良心的物理学家的一种证明，这种假说仍然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因为日心说胜过地心说，其实在于它的计算的简单性。从而，托勒密体系中的十一个运动就成为多余了。开普勒富于魅力地说明了轨道法则，牛顿通过表述万有引力定律，提供了整个事情的基础。

这个体系仅仅以某种静止的空间为前提。正是在这种空间中，实际地发生绝对的运动和绝对的平移速度，而且，这种运动和速度是可以明确地确定并测量的。虽然现在证实这个业已失效的前提：因为针对空洞的静止的空间或针对充实的、静止的以太的空间，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一种物体的运动。换句话说，按照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当两个观察者以均匀的但不同的速度移动时，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以完全相同的理由声称，在相对空虚的空间中休息。并且，在物理学中，也没有任何测量方法作出有利于一方或他方的决定。

如果把这一原理应用于太阳系，那么根据动力学关系，被设想为静止的，从而被设想为运动的物体的选择是开放的。在此，事物仅仅在相对的、特殊的因果关系中发生变化。因此，这种纯粹的物理学认识绝不能与出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起源的绝对虚假的认识论的结论相混淆，即与物理学唯心主义和虚构主义（Fiktionalismus）相混淆，但是，这正是为什么它不能在其纯粹物理学的证明中被拒绝为虚构主义的东西。因为一旦废除某种空虚的静止空间，就不发生针对于此的运动，而是仅仅发生针对其他物体的某种相对运动，并且，其证明取决于被假定为静止的物体的选择：如果提供计算的复杂性，就可以使其看起来切合实际，地球仍然可以假定是固定的，太阳在运动之中。

当然，此外还有若干理由，那就是来自太阳质量的因果说明可以解释引力运动，因此，太阳作为物理中心而显现出来。所以，从方法论角度上看，这种说明也站在正确的物理学位置上。即使当运动的相对论不允许关于运动和休息的绝对证明时，哥白尼的理论也仍然具有最佳的描述性有效性。但是，现在有一个个别的、全然不属于物理学的东西，即与作为人类历史舞台的地球境况相关的问题：天文学已经是全部和总体的问题本身吗？由于地球作为一个卫星，太阳作为一个固定的参考点毕竟是相对于彼此而决定的，所以，像以前一样，就没有其他的绝对“参考点”（Bezugspunkt）吗？这样一来，人类的地球仍然停留在事物的“中心”或中央，在与天文学背景不同的背景下，考虑到不仅仅在天体力学中所扮演的地球的角色。

事实上，重要的是，虽然哥白尼重新解释了“发条机制”（Uhrwerks），但另一个这样的“参考点”从未停止存在。它也不以任何方式位于科学之外，它只存在于已被完全掌握了的、旧的力学之外，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作为这种总体性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单纯把机械作为参考的体系，即把人的重要性作为参考的体系，这种参考体系依然没有把我们居住的地球从“中心”位置拿开。换言之，由于运动的相对性是毫无疑问的，一种人类和一种旧的基督教参考体系虽然确实没有权利干涉天文计算及其日心说的简化，然而，为了人类重要性的关联性，它有其自身的方法论权利固守地球,并且重新安排发生或可能发生在地球上的周围世界事件。⁽¹⁴⁵⁾

在此，只有这种基督教参考体系才保持了来自《圣经》的“托勒密张力”以及奥古斯丁《神的国家》的人性元素。凭借《神的国家》，基督教参考体系以其乌托邦的方式进行战斗，并且不是在太阳上而是在地球上战斗到底。《圣经》的秩序自称摆脱了相对性，因为它并不涉及机械的运动问题，而是涉及价值等级的问题。而且，它并不需要空虚的静止空间或静止以太去确定这些问题，相反，它仅仅需要乌托邦人性的不变性。这样，在此地球是世界围绕其旋转这一“核心意义”上的中心。于是，地球绝非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恰恰相反，对于人类文明的爱国者来说，地球同时成为宇宙的首都。

当然，地球只有逐渐成为宇宙之都，才能逐渐趋于完善成熟。在当今时代，谁也没有给予这种道貌岸然的表达方式，但这方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像巴德尔这样的人并不仅限于给予这种表达方式。巴德尔的地球为中心的希望意味着地球浸染着一层浓厚的基督色彩，这种信仰的浸染起初始于人的心灵，并且由此向他的舞台以及其他自然发展开来。依此，世界并不是泛神论的雕像，或者甚至不是荒谬绝伦的某一无限的雕像，但是，地球很可能是神诞生的温和的洞穴的其中一座。1813年，他发表了《借助于物理学的伦理学基础》（Begründung der Ethik durch die Physik）一书，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一种改变了的物理学，表述了如下内容：“因为实际上，在更高意义上的创造中，人甚至应当是比太阳更高意义上的开放之点。并且，如果他因此重新成为这样一个点，如果更高的生活自由地、无限制地在他身上重新破晓，那么，他就很容易理解每种较低的自然如何进入这个重新开放的、阳光明媚的照明领域和影响领域，并将迅速公开其自身以前的封闭生活。而且，就像传说中的俄耳甫斯一样，因而即使在较低的自然中，人如何传播和谐与祝福，至少在自身的个人领域中，一定程度上得以预测作为自然变化的那种自然状态。在此，这种自然状态的普遍创造必然被要求至善理念中的伦理。”⁽¹⁴⁶⁾

这是巴德尔的基调。即使被某种神秘主义歪曲，某种人化的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明白无误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仅仅按照数字并根据大小来衡量地球，那么对地球的轻视似乎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根据人的重要性意义上的重量来衡量地球，那么这种轻视就毫无道理。因此，“一定程度上，地球比天上的其他物体处于更外表的或更深邃的地方，从而地球处在其他天体之下……然而，这个地球在创造中却隐藏并掩埋着最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中，地球恰当地与芥草种子相比。虽然它是各种种子中最小的种子，但通过自身的成长，它将传遍整个天空。……就像人在世界中占据较高的位置一样，地球在事物的物质秩序中也占据较高位置，而且，就像人在宇宙中独一无二一样，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这两者，即人和地球都是秘密的工作场所、学习场所、重组核心存在及其感受力的场所。……在世界的体系中，地球的独特性及其命运与人的独特性及其命运息息相关，而且，这不仅仅是时间的关联。因此，现代非概念性的天体概念是一种无数的、统一的天体概念，从而充其量是同一的太阳系的多余重复，所以，这种天体概念进一步跌落到自身的虚无中。”⁽¹⁴⁷⁾

斯多亚学派曾经将哲学科学分为三部分，并做出了如下解释：逻辑是篱笆，物理学是花园，伦理学是果实。对于信奉基督教的巴德尔来说，这种水果是启示性的，因此花园根本不是物理学，而是地球。作为能在的标志，地球上的天堂已经存在了一次。因此，“即使这个时代只是永恒的冬天，人仍然也能像一个明智的园丁一样辛勤浇灌。在这个冰冷的冬天当中，至少也有几朵永恒的花朵含苞待放。即使它们只是短暂易逝、快速凋零。由于此，如果人在自身内部持久地预先形成自然的天国状态，那么他在自己之外也将预先形成这种状态。”⁽¹⁴⁸⁾圣布伦丹和哥伦布的天堂或多或少位于已知的空间的某一彼岸中，但是，它也并不位于迄今业已发展的时代的某个彼岸。巴德尔给古老的愿望梦想加入了真正的基督教之梦，这就是某个“时间上更好的地方”。虽然巴德尔绝对地被缚在神话本身中，他的心中确实充满了某种神话渴望，但是，在事物的中心中，他的地球光明始终是某种业已恢复了的东西，即某种从前完好地存在过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过程的结果，在预期的地球圈的工作中，并未省略新伊甸园（Novum Eden）。除了可理解为回到事物的原初状态之外，他的地球炼金术也可理解为“发酵”，对某种未来金属“银的视觉”以及一种“对自由的有力感受”等。众所周知，巴德尔的这些观点正是在以往的神话天堂中所不存在的东西。

以下陈述符合这一点：“人类的一个基本偏见是，相信他们所谓的未来世界是一个为人类创造和完成的东西。例如，就像一座造好的房子，未来的世界即使没有人也照样存在。然而，未来世界是一座建筑物，其建造者就是人本身，而且这座建筑物只有通过人才会成长。”⁽¹⁴⁹⁾因此，位于中心的地球不仅仅是位于雅典、耶路撒冷和锡安山的地点。相反，这中心处在一个只是刚刚成长的世界中，虽然这个中心被安排在某个世界中，并在地球上是可以获取的。所以，重要的参考点、彻底的非天文学的参考点都加入了最激烈的乌托邦元素：一种定居在家乡的幸福。在其世俗化的形式上，它被称为地上天堂，在启示录意义上，它被称为天国中仅仅作为耶路撒冷的地球。

在这两个希望中，世界实际上围绕地球旋转，即使它围绕一个仍然形成的东西，围绕一个怀孕的地方以及诞生更多生命和不同的光的地球旋转。同样，在数量和大小上，这座伯利恒是无数犹太人城镇当中最小的一个，但在价值的重量上，它却超越了宇宙。所有的数百万光年都比歌德的生活短暂，而且，它们穿越的空间是空虚的。但是，地球是宇宙的乌托邦本质。就像地上所塑造的宇宙的黄金空间一样，人类历史时期也充实了黄金时期，即在其本质上充实了日积月累的黄金时期。

“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这里是穹顶，在此上升。”——因此，这不仅描绘了对地上天堂乌托邦的爱和承诺，而且描绘了对地上舞台某一实体的明确意识。特别是，后一种意识绝不意味着由于天文学的、仅仅由于天文学的无限性而受到全面贬值的意识。除了自身的大小，宇宙确实充满了意义和暗码，充满了比黄道带数字远为成熟的意义和暗码，例如，古代天文学所想象的那种意义和暗码。但是，如果这些暗码，包括无机性质的暗码具有某种意义，那么，作为意义，它同样肯定涉及有人居住的地球的事务和意义内容。在地球之外（extra terram）的世界的沉默寂静中，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这种意义，其中，它依然是一种冰冻的放弃状态。

然而，一个乌托邦的地球中心可以包含和集中自身的意义。一座圣马可广场⁽¹⁵⁰⁾，看上去，它现在已经比单纯天文学无限性的整个膨胀更重要、更神圣。一座雅典卫城⁽¹⁵¹⁾，看上去，为了先显图像最人性化的空间，它的经过彻底重建的空间已经足够了。

清醒地把握的地理学延长线；地球的基础；借助于劳动的中介⁽¹⁵²⁾

看上去，几乎所有遥远的海岸都被发现了。很少可居住的土地尚无人进入，蓝花⁽¹⁵³⁾早已难觅影踪。因此，在其古老的形式中，地理梦想没有或几乎没有幸存下来。然而，人类尚未完全学会地球，也没在时空意义上充分体验地球。这样，只是在它的给定的广度中，而不是在它的深度方向的给定任务中，人们才会体验到地理学的“延长线”（Verlängerungslinie）。这条线贯穿中介，贯穿人与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仍然绝对未封闭的交流等，这条线继续延伸下去。它贯穿全部经济地理学，贯穿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类型，然而，恰恰通过地球空间和地球对象本身，它贯穿经济、政治和技术，而不仅仅是贯穿纯粹的社会过程。相反，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中，在与同样强大的、多变的自然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地球本身也一同起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气候和现存的原材料客观地确定了当时出现的人的世界。这个人的世界从未位于月亮上，从未纯粹地存在于精神中。人的世界位于地球上，地球为人类的工作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并且地球本身也由于这种工作而发生改变。例如，这种工作把地球改变为肥沃的耕地，最后把它改变为城市环境和工业风景等。这样，除了若干浩瀚的沙漠、高山、原始森林以及暂时仍被算作南极的地区外，地球表面的几乎所有区域都在人的行动的范围之内。所有这些区域都通过社会状态并根据社会状态而改变，而所有这些被改变的区域都有一个新鲜的说法。总之，它们已经成为地球的一条延长线，这既是一条多种多样的线，也是一条未完成的线。

最杰出的范例是，苏联社会赋予自然科学和技术以重建自然的任务。在此，与第一批农民一道开始的“结算业务”（Geschäft der Rodung）以从前不可想象的方式达到了高潮。植物、河流和气候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坚硬的冻土也转变成了肥沃的玉米地。据此，苏联正在大范围地塑造可耕地的面貌，从中地球大有可为、前途无量，并且从第一次耕种以来就一直在稳步扩大耕种范围和规模。在有人居住的地区，无视人的地理学以及人以前的地理学已不复存在，但这正是为什么这个地理位置在历史上仍然是一个综合性的竞技场和一个框架。

正如机械世界代表了一种非自然的物理学一样，“工作变压器”（Arbeitstransformatoren）的世界服务于人的利益。因此，以几乎同样的方式，人与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创造了一种超自然的地理学。其区别在于，技术更容易进入阴险狡猾的领域和压倒一切的领域，与人的劳动的实际风景产品相比，可以更加非接触地、抽象地计算。当然，在与技术的关联中，尽管这看起来人工色彩也很浓，但是，在自然工业风景中，地球的协作甚至更为明显，并且，可能比发电机中的电器性质更具抑制性。

即使对于这样一个广泛的重建，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可视的材料内容的一部分来说，地球也仍然是竞技场和框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改进的地理学上，地球的未来状况（与古代地理学相比）都有一个具体的乌托邦。在人间天堂之梦中，这个乌托邦具有前沿的理想——一个不会被幻想和神话贬低的理想。在政治文化地理学的总体（它本身始终只是潜在的一个总体）中，这种乌托邦的基础并没有神秘的包装，而且在自然地理学之后，这种乌托邦的基础已经遍历世界并被充分知晓。大地女神盖亚还有许多孩子，她与他们一道改变。正如地理学性质的语言是一种尚未灭绝的语言一样，地球的面貌还不是一个只能被接受为过去的希波克拉底的面貌。

借助于并通过人类的改变，更新世和全新世以及我们这个星球的第四纪时期仍然可以伴有第五世纪，这样，人类将拥有一个地球上更好地实现了的基础，即不是一种地质学的遗物而是一种更加潜在地包含的东西。总之，在自身的潜势中，地球是一个场景的未完成的空间，而在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尚未写成这个场景的剧本。当然，如果地球的变化是恶劣的，那么看起来，与此有关的土地的清白之身就蒙受玷辱。在19世纪所遗留的可怕的街道和郊区中，这幅景象尤为明显、触目惊心。众多丑陋地被建造出来的建筑就像巨大的疤痕和疮痍凸现在周围风景上，或者，确切地说，后者整个地遭到摧毁。伴随自然风景的健康、清洁的空气、光、休闲的绿色树木等消失殆尽、无影无踪。在空旷的农村中还能遇见这一切自然风景，这简直太神奇了。

资本主义时代修筑了无尽的街道，为了追求贪得无厌的利润，人们飞快地变出了幽灵似的商家，令人惊讶的是，早上发现这些建筑仍然默默地伫立在那里。这些商家如此褪色凋零，除非它们是地狱的外观，它们就不会修筑在良好的土地上，也不会属于良好的土地。当然，地上设施中，也包含诸如所谓的绿化带或分散的花园城市，但这种牧歌景象特别虚假不实，看上去，那些树好像都是假的。作为19世纪的城市形态，人工沙漠打断了一切自然风景。与某种精心策划的、在此仅仅作为一种补偿的人工自然设施相比，这种城市形态显得更加刺目浮华。空虚与物化，抽象性与僵尸化越发强烈起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正好相反：在城市风景中，良好的、非抽象的变化可以荣耀显现，仿佛它只是嵌入在现存的自然中的东西而已。好像它是本地的，几乎接近地方性的，从而很容易联想起这个字的反动意义。仿佛重建行星地球并不是乌托邦的口号，而是这种停滞不前的本土性口号。相反，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决定性地走向航船，不仅是凭借发现航行的古老能量，而且凭借趋向地理延长线的意向，趋向光谱中的紫外线区域。想要趋向地理延长线，我们不仅必须完全走出人为性，还必须完全摆脱本土性。因为他的目标仍然是与人相中介的世界并倾向于它的目标。

关于人间天堂的图像首先来自异教徒，然后基督教概念将其世俗化，这便是理想风景（Ideallandschaft）。但是，这幅风景总是表现为一种改变了的、纠正了的自然，而且，对被解除的自然持有一种特有的友善性。因此，理想风景总是耸立在社会的、技术的、建筑的乌托邦中，即使当生产力足够发达，不需要一种“千倍果”（tausendfältiger Fruchte）的任何梦幻领域时，也是这样。因此，不是作为领域而是作为地球的花园，理想的风景包围了多种多样的快乐以及超越劳动的生活之梦，从古代的阿卡狄亚到巴洛克的温柔或高贵的田园景象。而且，在许多地方，虽然只有主观幻想才会把这种超级地球画进去，但这一点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即荷马凭借最精确的现实感，不仅提供了而且能够提供关于某个理想风景的最明亮的模式：在卡吕普索岛⁽¹⁵⁴⁾的描述中。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与自然之外的抽象性以及虚假的本土性相对照，在所有具体可能的种类的改进中，在工作中，都有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而且，它的来源恰恰在于地理学上客观的物质，恰恰在于一种客观上乌托邦的、客观上潜在的物质。在此，基于客观的可能性的基础被称作地球，它确保地理延长线可以通往一个全新的国度，虽然在世界之中，人们可以建设这个国度。如上所述，对这样一种理想风景的意向，从而彻底的地理乌托邦无疑是一个最极端的乌托邦。然而，在这个领域里，“非乌托邦”（Nicht-Utopie）的后果同样极端至极、骇人听闻。如果朝向可人性化的地球的延长线归于完全消失，那么每一个人类改进世界的计划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样一来，在地球上以及地球之旁进行的人类作业就陷于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孤立之中，其结果，导致一种虚无主义的“连接缺失”（Anschlußlosigkeit），人类作业不可避免地从地理学的客观延长线中脱落。就像哥伦布的人间天堂一样，这条延长线最终也渴望边缘理想，对它的否定态度恰恰可怕地导致地球上人类目标的总体孤立，在世界中，并在世界后面，把它带入虚无之中。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宇宙的无限离心感，而这种意识完全无视地球的重量，产生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孤寂凄凉感。

因此，在意识形态上，通常所谓的资本主义人性贬值通过人类竞技场的定量贬值而得到加强，这一点被简称为世界的海洋。关于小地球所谓的微不足道，这一点最清楚地见之于叔本华：“在无数的空间中，无数的球体在闪烁不定，围绕着结冰的外壳，这上面，一层模具已经产生了活的和辨别的生物：这是经验的真理，现实和世界。”⁽¹⁵⁵⁾

在乔尔丹诺·布鲁诺那里，在斯宾诺莎那里，哥白尼“无限性”（Unendlichkeit）的乐观主义仍然有适宜人居住的空间。确切地说，一方面，前者存在于他的“英雄的激情”（eroico furore）中；另一方面，后者存在于他的“对神或自然智慧的爱”［amor dei（sive naturae）intellectualis］中。与此相对照，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则通过把地球上的生命驱入死胡同，导致人性的地理维度在天文学维度中完全贬值，不含有它自己的任何参考点。因此，由于对世界之中人性要素的不信任，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导致所选地理学死胡同的极端后果。与所选择延长线的结果不同，其中，如果它允许窥探到遥远的尘世海岸，那么那里就意味着接待和家乡。

因此，在这个地球上，必然同时存在一个新的乌托邦的空间，并且在自身中，不仅时间，而且场所也包含它的乌托邦：与地理学的埃尔多拉多-伊甸园有关，这意味着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概观。例如，人的肉体、房屋，各种发电站以及圣马可教堂等最终也属于地球物质及其组织。它们为整个地球所包围，并以其自身的乌托邦渗透到地理学领域中。尤其是，建筑空间乌托邦也同样是地球乌托邦。艺术揭示愿望风景（Wunschlandschaften），如果它不是通过建筑物，那它就是通过绘画或文学的窗户显示某种愿望的领域，即使这种风景仍然是简单的风景也罢。

因此，埃尔多拉多-伊甸园对其他乌托邦的概观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即使是广泛超越的元素，“另一边的房屋”也在地球的地平线上有一席之地。事实上，如今盛行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与其他无机自然相结合，地球占据了一个不属于它的地盘。但是，即使以拒绝和移除等错误方式将其填充之后，这个地方也仍然存在：作为一个新的天和一个新的地的空间可能性仍然存在。这样，对人间天堂的意向集中在一个仍然可期待的黄金空间上，而这空间位于奔腾不息的世界中，位于世界的三角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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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35卷（1799—1804）、《植物地理学理念》（1807）、《新西班牙王国地理图集》（1810）、《植物地理论文集》（1805）等。——译者

(2)　在本节中，布洛赫集中探讨了发明的特征、地理乌托邦的特征以及人对地上天国的炽热渴望等。——译者

(3)　德语Forscher一词除指“探险者”，也指“研究者”。——译者

(4)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德国哲学家、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论人的永恒性》（Vom Ewigen im Menschen，1912）、《人在宇宙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1928）等。——译者

(5)　选帝侯（Kurfürsten），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选举现象，指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利的诸侯。1356年，在纽伦堡制定了著名的《金玺诏书》，正式确认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勒令解散，选帝侯的权利也随之失去了意义。——译者

(6)　洒尔佛散（Salvarsan），一种含砷化合物，用于治疗梅毒。由于副作用，现已停用。——译者

(7)　讷德林根（Nördlingen），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西部，是德国保存最好的中世纪古镇之一。——译者

(8)　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Kultur），西欧和中欧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因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南斯拉夫、奥地利、波兰西部、法国等地。——译者

(9)　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位于奥地利中北部，其名称源自德语的“Salz”（盐）和“Kammergut”（皇家领地），指的是特劳恩湖（Traunsee）和哈尔施塔特（Hallstatt）盐矿区。——译者

(10)　基西拉（Cythera），希腊一座海岛，也是最重要的要塞，传说中维纳斯女神居住的地方。岛上山顶最高处有一个古城堡和一个古老的教堂，城堡上的大炮控制整个港口，一览爱琴海。——译者

(11)　埃尔多拉多-伊甸园（Eldorado-Eden），亦译“黄金国”。历代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假想的黄金宝地或永葆青春的源泉。——译者

(12)　奥里诺科河（Orinoco），南美洲一条河流，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帕里马山，呈弧形绕行于圭亚那高原西、北部边缘，最后向东注入大西洋。——译者

(13)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四年，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著有《东方见闻录》（又名《马可·波罗行纪》）。——译者

(14)　伊阿宋（Jason），古希腊神话中夺取金羊毛的英雄，相传是伊俄尔科斯国王埃宋之子。叔父珀利阿斯篡夺王位后，伊阿宋借赫拉之助，与海格立斯、墨勒阿革洛斯等英雄乘坐阿尔戈号远航，历经艰险取得了金羊毛。——译者

(15)　希腊神话人物“伊阿宋”与“埃尔多拉多”并无直接联系。埃尔多拉多是拉丁美洲传说中的黄金国。语源上，“埃尔多拉多”的意思是“涂着黄金的小伙子”。欧洲人听说，当涂满黄金粉的酋长带领祭司在湖水中洗澡时，湖水就熠熠生辉，泛起层层涟漪。从那时起就传开了黄金国的传说，但迄今埃尔多拉多仍未被发现。——译者

(16)　金羊毛和圣杯是人们苦苦寻求的宝物。人们坚信，这两种宝物被隐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因此，一直以来金羊毛和圣杯就被视为刺激地理乌托邦的象征物。——译者

(17)　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译者

(18)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神话故事《辛巴德航海历险记》中的人物。在此，水手辛巴德曾作七次冒险航行，讲述了历险见闻。——译者

(19)　在各类文学体裁中，布洛赫对童话情有独钟，认为童话是最真诚、最直率地表达人的渴望的文学体裁。——译者

(20)　奥德修斯（Odysseus），古希腊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Odyssee）中主人公。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10年期间，奥德修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他献木马计里应外合攻破了特洛伊。——译者

(21)　恩斯特公爵（Herzog Ernst）是德国史诗《恩斯特公爵》（1610）中的主人公。这部史诗的作者为莱茵地区一位匿名作者。——译者

(22)　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61—113），也被称为小普林尼，罗马帝国政治家和作家，著有《颂诗》《书信集》等。——译者

(23)　庞波尼·梅拉（Pomponius Mela），生卒年不详，古罗马地理学家。著有《关于地理学》（De chorographia）等古代世界地志著作。相传，他的著作是促成哥伦布探险航行，并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个起因。——译者

(24)　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Isidorus Hispalensis,560—636），西班牙圣人、塞维利亚大主教，中世纪百科全书式学者。著有《语源论》《命题集》《大年代记》等。——译者

(25)　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1190—1264），法国学者和百科全书编纂者，编有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大镜》（Speculummajus），是18世纪前期篇幅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译者

(26)　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1372），14世纪英国作家，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据记载，他是一位英国医生，环球旅行后写下了这部书。1530年在法国里昂发现了关于“充满宝石的印度区域”的报道，其作者也是曼德维尔。——译者

(27)　约翰·卡尔·奥古斯特·穆索斯（Johann Karl August Musäus，1735—1787），德国语言学家、作家和启蒙主义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民间童话》5卷等。——译者

(28)　续随子（Springwurzel），又称千金子，茎、叶及茎中白色乳汁均可入药，有逐水消肿、杀虫导泻、镇静镇痛、抗炎抗菌、抗肿瘤等作用。——译者

(29)　参见桑代克：《魔法史和实验科学》（Thorndike，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II），1928年，第285页。

(30)　居鲁士（Cyrus der Große,约前600—前529），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波斯皇帝。——译者

(31)　因陀罗（Indra），印度神话中的天神之王、雷雨之神，印度最早的大神之一。在后起的神话中，他的地位降至大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之下，但仍被称为神王。——译者

(32)　托尔（Thor），古北欧神话中负责掌管战争与农业的神，在日耳曼地区又被称作多纳尔（Donar）。——译者

(33)　亚利马太人约瑟（Joseph von Arimathe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埋葬其遗体的人。——译者

(34)　卡尔·约瑟夫·米洛克尔（Carl Joseph Millöcker，1842—1899），奥地利剧作家、作曲家。珀西法尔（Parsifal）是他的轻歌剧《周日孩子》（Das Sonntagskind，1892）中的主人公。——译者

(35)　在本节中，布洛赫生动讨论了围绕大西洋的恶劣传闻，阻碍航行的各种因素以及哥伦布之前的地理学探险等主题。——译者

(36)　腓尼基（Phoenicia），今日以黎巴嫩为中心，包括叙利亚、以色列的古代地域。约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就广泛从事贸易活动，把迦太基、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等地变成了殖民地。——译者

(37)　锡岛（Zinninseln），传说中英国海岸前一个盛产锡石的小岛，即“卡锡梯利德”（Cassiterides）。相传，很久之前，腓尼基人就与这里保持密切的锡石等贸易往来。——译者

(38)　塞壬（Siren），希腊神话传说中人面鸟身的海妖。塞壬飞翔在大海上，拥有天籁般的歌喉，常用歌声诱惑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沉没，船员则成为塞壬的腹中餐。——译者

(39)　厄喀德那（Echidna），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之女，上半身为美丽的女人，下半身是可怕的蛇形，与丈夫堤丰生下了许多可怕的野兽。——译者

(40)　推罗（Tyre），今名苏尔，黎巴嫩港市，古代腓尼基人的最大城市。从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就在北非建立了殖民地，通过开发木材、干鱼、染料、金银饰品、造船技术等，他们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交流。——译者

(41)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前372—前287），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植物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弟子。著有《植物志》9卷、《植物发生学》6卷、《形而上学》、《性格》等。——译者

(42)　伊德里斯（Idrisi，1100—1166），阿拉伯地理学家，编撰过《世界地理》（kitabar-Rujari），并绘制过一幅精美的世界地图。此外，他的代表作还包括内含70张地图的《直通天空台》（Nuzhatal Mushtag）一书。——译者

(43)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beh,820—912），波斯血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曾任阿巴斯王朝杰贝勒省的邮政、情报长官，是哈里发穆尔台米德的挚友。他的《道里邦国志》一书记述的地域甚广，是研究当时东西方交通的重要史料。——译者

(44)　品达（Pindaros，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他的诗篇气势宏伟，措辞严谨有力，充满生动的比喻，意境高远，思想深邃，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在他的众多诗篇中流传下来的只有《竞技颂歌》。——译者

(45)　尼米亚（Nemea），古希腊伯罗奔尼撤半岛东北部阿尔戈利斯湾区域的山谷。——译者

(46)　参见《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磁山青铜骑士。

(47)　斯刻里亚岛（Scheria），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淮阿喀亚人（Phäaken）居住的一个岛屿。据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斯刻里亚岛就是现今距希腊伊萨卡岛110公里（68英里）的科孚岛。——译者

(48)　阿尔喀诺俄斯（Alkinoos），希腊神话中淮阿喀亚人的国王，他不仅营救了奥德修斯，后来还保护了阿尔戈号的船员。——译者

(49)　品达：《第七颂歌》（Pindaros，Ode VII），第84页以下。

(50)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世界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Das Epos von Gilgamesh）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王朝的都市国家乌鲁克（Uruk）英雄。——译者

(51)　基路伯（Cherubim），《圣经》中第一个出场的天使，象征神的智慧。他是伊甸园的守护者，其语源为“仲裁者”或“知识”。——译者

(52)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s von Alexandria，150—215），全名为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克雷芒（Titus Flavius Clemens），基督教神学家，基督教早期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异教徒的劝勉》《导师基督》《杂记》等。——译者

(53)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主要作品有《牧歌集》（Eclogues）、《农事诗》（Georgics）、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三部杰作。其中，《埃涅阿斯纪》（12卷），被誉为罗马帝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译者

(54)　维吉尔的《牧歌集》第4篇描写了将出生于黄金时代的孩子。此外，他的《埃涅阿斯纪》的主人公埃涅阿斯的价值观与基督教价值观也有相似之处。——译者

(55)　《圣经·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2节。

(56)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2章，第11—14节。

(57)　卡利斯提尼斯（Kallisthenes，前360—前328），希腊历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和弟子，与亚历山大一同踏上征服东方之路，后因挑战亚历山大大帝的权威失败而被处刑。著有《希腊史》（Hellenica），为了解亚历山大传说提供了最初线索。——译者

(58)　皮埃尔·德埃利（Pierre d'Ailly，1350—1420），法国教会政治家、神学家，倡导宗教分派主义。他推崇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1285—1349）的唯名论，对后来马丁·路德的《圣经》注解产生了巨大影响。——译者

(59)　亚里士多德：《气象学》（Metereolog），第2卷，第5章。

(60)　西塞罗：《西庇阿之梦》（Cicero，Somnium Scipionis），第6章。

(61)　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200—1280），俗称大阿尔伯图斯，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被誉为“百科学博士”。他研究并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力图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并努力把自然科学的研究纳入基督教教义范畴。——译者

(62)　路喀斐耳（Lucifer），由lux（光）和ferre（带来）所组成的拉丁文，意思是晨光之使者，出自罗马神话，是曙光女神奥罗拉的儿子。——译者

(63)　但丁：《地狱篇》（Dante，Inf.34,v.122f.），第三十四歌，第122行以下。

(64)　但丁：《地狱篇》（Dante，Inf.26,v.136ff.），第二十六歌，第136行以下。

(65)　但丁：《炼狱篇》（Dante，Purg.），第二十八歌。

(66)　在本节中，布洛赫记叙了哥伦布以前人们对人间天堂的探险，而这种探险主要由灿烂的东方国度以及虚构的印度之梦组成。——译者

(67)　圣布伦丹（Saint Brendan，484—577），爱尔兰早期圣徒，被誉为“航行者”“旅行者”等，曾在爱尔兰西南部学习，后成为僧侣和牧师。8世纪的《布伦丹游记》记载了他的航海冒险故事，他和其他几位修士航行大西洋，历经各种冒险和磨难，终于到达了“上帝应许给圣徒之地”。这部游记流传甚广，时至今日，许多探险家仍在寻找所谓圣布伦丹岛。——译者

(68)　参见巴布科克：《大西洋的传奇群岛》（Babcock，Legendary Islands of the Atlantic），1922年，第34页。

(69)　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16世纪荷兰地图制图学家。1569年，他制成著名航海地图《世界地图》，该图采用墨卡托设计的等角投影，可使航海者用直线导航，并且第一次将世界完整地表现在地图上。晚年著有地图集巨著《地图与记述》。——译者

(70)　圣克鲁斯（Santa Cruz），西班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fa）的首府，被誉为安达鲁西亚文化的精髓部分。——译者

(71)　克洛诺斯（Kronos），希腊神话中，天空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盖亚的儿子。他推翻了他父亲乌拉诺斯的残暴统治并且领导了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直到他被他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译者

(72)　布里阿柔斯（Briareos），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的儿子、克洛诺斯的兄弟，一个具有一百只手的强大海神。——译者

(73)　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1459—1507），德国地理学家、航海家、商人，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的制造者。1485年至1486年间，他远航到了西非沿岸。1490年他回到故乡纽伦堡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地球仪，上面附有题注：“世界是圆的，可以航行到任何地方。”——译者

(74)　A.v.洪堡：《批判性研究》（A.v.Humboldt，Kritische Untersuchungen），1852年，第1卷，第410页。

(75)　东方三博士（Heiligen Drei Königen，Magi），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因圣灵感动而怀孕，在马槽生下耶稣。当时，遥远的东方有三博士得到神的启示，追随天上的一颗明亮星星找到了耶稣，俯伏拜他，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圣经》中没有提到有三个人，也没有提到他们的身份。但研究古波斯宗教文化的人指出，“Magi”就是拜火教祭祀或神职人员的称呼，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神父、牧师或主教。——译者

(76)　祭司王约翰（Priesterköigs Johannes），在欧洲编年史以及12世纪至17世纪传统中，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基督教族长和国王。据说，他在东方的穆斯林和异教徒中，统治了一个基督教教派（东方教会）的基督教国。——译者

(77)　死人之国（Niflheim），北欧神话中的死亡世界，永远寒冷、黑暗和多雾的极北地区，最初，巨人缔造的地方就是死人之国。——译者

(78)　撒拉逊人（Sarazenin），阿拉伯人的古称。——译者

(79)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123—1190），从1152年起君临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被视为中世纪德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第三次十字军远征期间，骑马渡过萨勒夫河（Saleph River）时被淹死。——译者

(80)　从上下语境看，此处指的是老普林尼（Plinius der Ältere，23—79），古罗马历史学家、专业作家。——译者

(81)　北部湾，旧称“东京湾”（Golf von Tonking）。因位于南海北部，故名。在中国广东省雷州半岛、海南省海南岛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及越南之间。——译者

(82)　阿比西尼亚（Abessinien），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

(83)　独角兽（Einhorn），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头顶正中长有一只独角的动物。在中世纪的神话传说中，单纯善良的独角兽往往被少女的迷人体香所诱惑，陷入可怕的圈套。在《马尔特手记》（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中，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曾论及神秘的独角兽。——译者

(84)　圣哲罗姆（heiligen Hieronymus或Jerome,约347—420），教会神父和教会医生，其伟大的作业是将《圣经》译成拉丁文，该版本被称为公认的拉丁文本《圣经》。

(85)　参见桑代克：《魔法史和实验科学》（Thorndike，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第2卷，1929年，第238页以下。——译者

(86)　古典亚历山大传说（antike Alexanderroman），传说中，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神秘壮举的若干汇集。最早的版本是希腊语版本，可追溯至公元3世纪。若干后期手稿被视为亚历山大的宫廷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所作，但是，他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前就已死去，所以他不可能完整地描写亚历山大的生平。因此，未知作者有时仍被称为伪卡利斯提尼斯。——译者

(87)　参见《关于亚历山大传说的小文本》（Kleine Texte zum Alexanderroman），普菲斯特（Pfister）编，1910年，第21页以下。

(88)　罗摩（Rama），印度教神名。——译者

(89)　元科利纳乌姆（Meta collinarum），一种山丘巨人。——译者

(90)　卡美特姆努斯（Cametemnus），一种丑陋可怕的女人。——译者

(91)　拉弥亚（Lamia），吸血女怪。——译者

(92)　奥佩尔：《历史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Der Priesterkönig Johannes in Geschichte und Sage），1864年，第36页以下。

(93)　阿尔比战争（Albigenserkriege），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与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发动十字军，以征讨异端阿尔比派为名，对法国南部朗格多克进行的战争（1209—1229）。这次十字军史称“阿尔比十字军”。1213年“阿尔比十字军”平定阿尔比异端运动，大杀阿尔比派教徒，使其受到严重打击，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失。——译者

(94)　明谷的伯尔纳（Bernhard von Clairvaux，1090—1153），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布道者和神秘主义者。他是西多会秩序最重要的僧人之一，对西多会秩序遍布欧洲负有直接责任。——译者

(95)　耶律大石（1085—1143）即“辽德宗”，字重德，辽太祖八世孙。通晓契丹文、汉文，擅长骑射，中亚史书中记为大石林牙，为西辽国建立者。——译者

(96)　艾哈迈德·桑贾尔（Ahmad Sandschar，1086—1157），1118年至1157年间塞尔柱王朝的最后一名苏丹。——译者

(97)　弗赖辛的奥托（Otto von Freising，1111—1158），德国主教，深受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影响，著有《两个国度的历史》（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一书，内容涵盖太初到中世纪1146年的历史。——译者

(98)　奥尔施基：《祭司王约翰的信》（Olschki,Der Brief des Presbyters Johannes），《历史》杂志，第144卷，1931年，第1页。

(99)　《波斯人信札》，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的早期作品，1721年匿名发表于日内瓦。在本书中，作者以书信的形式，借两个波斯人之口，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作了细致的观察和批判。——译者

(100)　西多会（Zisterzienser orden），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1098年由法国罗贝尔（Robert，1027—1111）创立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第戎附近的西多，故名。初创时不甚著名，1114年明谷的伯尔纳率领三十人加入后迅速兴旺。西多会的僧侣提倡节俭清贫、自给自足、极端苦修等。——译者

(101)　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112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神学》（Theologia）遭焚毁，后来他因与爱洛依丝的爱情而惨遭宫刑。主要著作有《论辩证法》《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等。——译者

(102)　关于“三枚戒指”（drei Ringen）的寓言是否出自阿威罗伊其人尚无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三枚戒指”的寓言源于阿拉伯。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将这一故事传给了朋友莱辛，而莱辛据此创造了剧本《智者纳旦》。——译者

(103)　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航海路线的开拓者。1497年7月8日，伽马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从里斯本出发，经过加那利群岛，绕过好望角，经过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南部卡利卡特。同年秋，他离开印度，于1499年9月9日回到里斯本。——译者

(104)　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90—168），古希腊作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占星家。作为罗马公民，托勒密生活在罗马帝国埃及行省的亚历山大城，并以通用希腊语写作。除此之外，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他个人生活的有根据的记载。——译者

(105)　在本节中，布洛赫热情地叙述了哥伦布旨在发现人间天堂的崇高渴望及其不懈的探险历程。——译者

(106)　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cson，975—1020），挪威探险家，相传，1003年，他第一个登上了北美东海岸，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年。根据冰岛传说，他在文兰（Vinland）建立了挪威人的定居点。——译者

(107)　此处指横渡白令海峡移居阿拉斯加的东方印第安人前身。——译者

(108)　皮西亚斯（Pythea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航海家、地理学家，率先考察了英国诸岛以及毗邻欧洲的大西洋。著有《关于海洋》，今已失传。——译者

(109)　汉诺（Hanno,活动时期为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人，公元前5世纪率领探险队航行非洲西部海岸。他统率乘载3万船员的60艘船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航行，抵达摩洛哥南部地区，在现今摩洛哥盖尼特拉建立了一个叫“提米阿泰利温”（“香的烟云”）的国家。相传，他航行至当今喀麦隆地区，现保存有他的《汉诺航海记》手稿。——译者

(110)　斐迪南德·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1480—1521），葡萄牙探险家、航海家。1519—1521年，他率领船队完成环航地球，在环球途中在与菲律宾部族的冲突中被当地居民砍死。在他死后，船上的水手继续向西航行，回到欧洲，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译者

(111)　伊达戈（Hidalgo），指西班牙封建时代的骑士。——译者

(112)　这里指哥伦布时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但哥伦布确信地球是圆的，他决定带着水手一起航行，与那些愚蠢的信念作斗争。——译者

(113)　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1313—1354），意大利中世纪政治家、公众领袖，14世纪罗马人民论坛领导人。——译者

(114)　弗朗切斯克·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诗人，早期人文主义者，代表作品有《歌集》等。他以其十四行诗著称于世，字里行间渗透着中世纪的精神宗教与古典文学优雅，他与但丁、薄伽丘齐名，文学史上称他们为“三颗璀璨巨星”。——译者

(115)　参见C.简：《文件选集：哥伦布四次远航说明》（C. Jane，Selected Documents，Illustrating the Four Voyages of Columbus），第2卷，1933年，第7页以下。

(116)　阿布尔·菲达（Abūal-Fidā，1273—1331），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理书》等。——译者

(117)　A.v.洪堡：《批判性研究》（A.v.Humboldt，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II），1852年，第2卷，第44页，注释。

(118)　参见贡克尔：《创造与混乱》（Gunkel，Schöpfung und Chaos），1895年，第112页。

(119)　“诸神宫殿”（Himmelsberg），北欧神话中，位于阿斯加德的诸神宫殿和海姆达尔（Heimdall）神的居住地。——译者

(120)　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n），美洲加勒比海中的群岛，在南美、北美两大陆之间，由大安的列斯群岛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组成。——译者

(121)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0），西班牙冒险家，1519年他率领一支探险队入侵墨西哥，建立了城市维拉克鲁斯，之后征服了阿纳华克地区的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城传扬天主教的思想。而后北上探索南加州，最后死于西班牙境内。

(122)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4—1541），西班牙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译者

(123)　世界最北之地（Thule），在远古地理学中，意指“遥远的北方之地”，常被描述为“人类所能够到达的最北之地”。——译者

(124)　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1488—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性画家。他的绘画主题涉及肖像、风景及神话和宗教等，主要作品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圣母升天》《酒神节》等。——译者

(125)　冈瓦纳大陆（Gondwanaland），一个被推测为存在于南半球的古大陆，也称南方大陆，它因印度中部的冈瓦纳地方而得名。——译者

(126)　所多玛（Sodom），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圣经·旧约·创世记》的记载中，这座城市位于死海的东南方，如今已沉没在水底。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所多玛是一个耽溺男色而淫乱的城市。——译者

(127)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人称库克船长（Captain Cook），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译者

(128)　加布里埃尔·德·富瓦尼（Gabriel de Foigny，1630—1692），作家，著有一部重要的乌托邦作品《被发现的澳大利亚地域》。——译者

(129)　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é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国小说家。——译者

(130)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20），罗马帝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著有《历史》《编年史》等。在《日耳曼尼亚志》（96）中，他指出，在被称为“野蛮民族”的日耳曼民族精神中，盘踞着强悍不屈的生命张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译者

(131)　狂飙突进（Sturm-und-Drang），18世纪末兴起的德国的文学运动。名称源自德国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von Klinger，1752—1831）的剧本《狂飙与突进》。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席勒的《强盗》等。——译者

(132)　奥西恩（Ossian），传说中，3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奥西恩在诗歌和小说上形成了奥西恩风格，其作品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流行了几个世纪。——译者

(133)　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苏格兰诗人，宣称发现了奥西恩诗歌的手稿。他出版了《苏格兰高地上的古诗集碎片》（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1760）、《芬戈尔》（Fingal，1762）、《帖莫拉》（Temora，1763）等都是这些诗的译本。其中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公开指责“译本”为赝品。一个调查委员会最终确认，虽然麦克弗森参阅了古代资料，但那些诗歌作品的确是他本人创作。——译者

(134)　芬戈尔洞（Fingalshöhle），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斯塔法岛上著名的玄武洞。芬戈尔是民间史诗中的英雄。1829年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在苏格兰远游至赫布里底群岛时构思了《芬戈尔岩洞》序曲，又称作《赫布里底群岛》序曲。——译者

(135)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文艺学家，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的先驱。著有《论语言的起源》（1772）、《论莎士比亚》（1771）、《人类历史哲学理念》（1784—1791）等。——译者

(136)　赫尔德：《摘自关于奥西恩的一封书信往来》（Herder，Auszug aus einem Briefwechsel über Ossian），1773年。

(137)　《埃达》（Edda），13世纪学者编纂的古代冰岛的神话、英雄传说以及诗作法，分为散文与诗体两种。《老埃达》，也称《诗体埃达》，是一部诗歌集。《新埃达》，也称《散文埃达》，叙述《圣经》传说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故事。——译者

(138)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毕生以清教徒精神为基础，寻求内在自由理念。主要作品有《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力士参孙》（1671）等。他的《失乐园》与荷马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译者

(139)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宇宙开发的可能性。本节不乏一些陈腐内容，但也令我们浮想联翩、心潮澎湃。——译者

(140)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1596年发表了《宇宙的神秘》。在此，开普勒宣布了行星运动第一法则：“所有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道都是椭圆的，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代表作有《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译者

(141)　康德：《著作集》（Kant，Werke I），第1卷，哈滕施泰因，第338页。

(142)　康德：《著作集》（Kant，Werke II），第2卷，哈滕施泰因，第340页。

(143)　“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hic Rhodus，hic salta），在《伊索寓言》中，有个吹牛大王声称自己做了精彩的跳跃，一只脚跳到罗得岛，引申意思是“此时此地证明你的陈述”。与此有关，1099年，法国贵族杰拉德（Gerard）和几名同伴在耶路撒冷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附近的医院里成立了圣约翰骑士团（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从1120年起，这个骑士团开始作为一个军事修会进行活动，通过不断扩张势力，1309—1522年间占据了罗得岛。——译者

(144)　穹顶（Kuppel），这里暗示根据地心说描画的天体模型图。——译者

(145)　在此，布洛赫认为，从物理学视角看，旧的基督教世界观早已陈旧不堪，但从希望神学视角看，它仍然保持自身的价值。换言之，旧的基督教世界观包含着建设人间天堂的人的愿望，因此可以将其解释为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译者

(146)　弗朗茨·巴德尔：《著作集》（Fr.Baader，Werke Ⅴ），第5卷，第32页以下。

(147)　弗朗茨·巴德尔：《著作集》（Fr.Baader，Werke），第9卷,第282页；第14卷，第44页；第3卷，第317页。

(148)　弗朗茨·巴德尔：《著作集》（Fr.Baader，Werke Ⅱ），第2卷,第121页。

(149)　弗朗茨·巴德尔：《著作集》（Fr.Baader，Werke Ⅶ），第7卷,第18页。

(150)　圣马可广场（Markusplatz）,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初建于9世纪。马可是《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威尼斯人将他奉为守护神。——译者

(151)　雅典卫城（Akropolis），面积约有4平方千米，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卫城山丘上，始建于公元前580年。卫城建筑群的中心是帕提侬神庙，它耸立在旧雅典娜神庙南面，由当时著名建筑师伊克蒂诺斯和卡利克拉特在执政官伯里克利主持下设计，费时九年，于公元前438年完成。——译者

(152)　在本节中，鉴于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等的共同性，布洛赫把地理乌托邦解释为人类永久的憧憬和不懈的追求。——译者

(153)　蓝花（die blaue Blume），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的小说《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中的主人公奥夫特丁根为寻找一朵梦中看见的蓝花而离家漫游。“蓝花”在诺瓦利斯那里成了真正的信仰的象征，后来也成了浪漫主义者的象征乃至整个浪漫派诗人的精神图腾。——译者

(154)　卡吕普索（Kalypso）,古希腊神话中，扛起天穹的巨人阿特拉斯（Titan Atlas）的女儿，掌管奥杰吉厄岛（Ogygia）。后来，英雄奥德修斯不幸在此岛沉船，卡吕普索救起他并深深爱上了他。她求他留在自己身边，说只要他愿意就给他永生。奥德修斯拒绝了，因为他一心爱自己的家乡伊萨卡的凡人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女神没有办法，只好用魔力迷惑他，把他留在身边整整七年，在这期间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叫瑙西托俄斯（Nausithous）。据说，女神仪态万千、风情万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奥德修斯在她的岛上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译者

(155)　叔本华：《著作集》（Schopenhauer，Werke II），格里泽巴赫，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