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料伤员

从乌韦罗战斗结束的次日凌晨起，政府军的飞机就在战场上空盘旋。和大部队告别后，我们集中力量清理掉我们进入树林后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在离一条卡车通道仅一百米的地方等候恩里克·洛佩斯，他要带我们到隐蔽的地方去。

阿尔梅达和培尼亚走不了路，基科·埃斯卡洛纳也无法行走。马纳尔斯因为肺部有伤，我也建议他不要自己走。曼努埃尔·阿库尼亚、埃梅斯·莱瓦和马赛奥都还能自己走路。我和比洛·阿库尼亚、西内西奥·托雷斯向导、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亚历杭德罗·奥尼亚特等人负责保卫、护理、转移这些伤员。已经是早晨八九点了，一个交通员才来报信说恩里克·洛佩斯的女儿病了，他要到圣地亚哥去一趟，来不了了。他还说他会派几个志愿人员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等来他们。

我们的处境很艰难。基科·埃斯卡洛纳的伤口感染了，我也无法确定马纳尔斯的伤势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到附近的几条公路侦察了一番，没有遇上敌人，于是决定把伤员转移到三四公里以外的一个农民的茅屋里。茅屋已被主人弃置，只留下了主人没法带走的许多小鸡。

用吊床搬运伤员是最累人的活了。头一天，锯木厂来了两个工人帮助我们搬运。第二天天刚亮，我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鸡肉以后便迅速撤离，因为乌韦罗战斗结束以后我已经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几乎是在同一个地点没挪窝，这地方还紧挨着公路，敌人顺着公路就能赶到。现在我们为数不多的这么几个人就在巴布恩公司修建的那条通往山林深处的公路的尽头集合起来，开始了一次行程虽不长却十分艰险的下山跋涉，最后总算到了一条印第安小河边。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往上爬，来到一个小茅屋前，一个叫伊斯雷尔的农民夫妇和他们的内弟住在那里。虽然在这崎岖不平的大山里转运伤员把大家累得精疲力尽，但是总算安全转移成功了，这两位农民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双人床也腾出来让伤员睡。

一路抬着伤员会越走越沉，所以一些老旧的武器和缴获的各种战利品都被我们藏在先前住的农舍附近。由于农舍周围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再说眼下时间也富余，所以我们决定返回原先的住地清除痕迹，这可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与此同时西内西奥也出去联络他在佩拉德罗地区的熟人。

没过多久，阿库尼亚和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对我说，他们听到对面山坡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我们顿时从内心感到眼下该我们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和敌人拼死一搏了。大部队把伤员托付给我们，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保卫他们，哪怕牺牲自己。我们又往前推进了一些距离，尽量让交火离茅屋越远越好。小路上出现了我们过去好像没见过的赤脚脚印，这表明闯进山里来的人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靠近，听到几个人毫无顾忌地在说着什么。我把汤姆逊式冲锋枪的子弹上了膛，在比洛和霍埃尔的助威声中，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原来他们是被菲德尔释放了的乌韦罗战斗中的战俘，晕头转向地找不到一条出山的路。他们有人光着脚，一个年长的下士累得神志都不太清楚了，还呼哧呼哧地说，他很佩服我们，佩服我们对这一带的山林这么熟悉。他们没有向导，只有菲德尔签署的一张安全通行证。我们这次犹如天降神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借此警告他们，以后绝不许以任何借口再闯入我们的山林。

他们是城里人，哪受得了山里这么多苦，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困难。我们带他们来到一片空地上，那里的一间茅屋就是我们饱尝鸡肉的地方。我们给他们指点了通向海边的小路以后，最后一次提醒他们，从这片山林往里都是我们的地盘，一旦发现有外敌入侵，我们的巡逻队——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就是一支精干的巡逻队——就会立马通知大部队。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尽早离开为妙。(https://www.daowen.com)

那天夜里我们就睡在那个殷勤好客的农民家里，但是天刚亮我们就转移到山林里去了，临走前吩咐房东弄几只老母鸡来给伤员补补身子。结果等了一整天也不见这对农民夫妇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敌人抓走了，而且，第二天敌人还让他们当向导去了我们前一天住过的地方。

我们一直保持高度警戒，所以，谁也无法对我们搞突然袭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跟敌人发生冲突，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傍晚时分，西内西奥带来了三个志愿人员：一个名叫费利西亚诺的老汉，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两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我们起义军的成员。一个叫特奥多罗·班德拉斯，后来在埃尔希圭战斗中牺牲了，牺牲时是中尉军衔；另一个叫伊斯雷尔·帕尔多，他一家人都参加了起义军，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今天他已经是个上尉军官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风险太大，所以这些同志帮助我们很快地就把伤员转移到了别处的一个茅屋里。我和西内西奥则在等那对农民夫妇给我们送母鸡，差不多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当然他们当了俘虏肯定是回不来了。我们怀疑他们会出卖我们，就决定次日一早离开此地。晚上我们就在茅屋附近挖一些根茎蔬菜胡乱吃一顿了事。

第二天正好是“格拉玛号”登陆六个月的日子，我们一大早就开始撤离。这样的转移对任何已经习惯在山区长途跋涉的人来说显然路程太短，不在话下，却累得要命。一次只能抬一个伤员，运送伤员时我们只好把吊床悬挂在粗大的树枝下，担架员的肩膀一个个都磨得血肉模糊。每隔十或十五分钟就得换班休息，所以，抬一个伤员就需要六至八个人。我一路上陪着阿尔梅达，他几乎半拖着身子向前挪着走，我们走得很慢，差不多每到一棵树前就要停下喘一口气。最后，当伊斯雷尔发现林中有一条近路时，运送伤员的人也折回来接阿尔梅达了。

原想要赶到帕尔多的家的，后来，一场瓢泼大雨使转移伤员的难度加大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在傍晚时分赶到了。短短的四公里的路程就走了十二小时，每公里竟花了三小时。

幸亏有西内西奥·托雷斯和我们在一起，他熟悉路，又熟悉当地人，什么事都能帮得上忙。两天后安排马纳尔斯到圣地亚哥就医的也是他。我们还准备把基科·埃斯卡洛纳也送到那里就医，因为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那些天里，相互矛盾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有时听说塞莉娅·桑切斯被投入监狱了，有时又听说她被敌人杀害了。流言蜚语也不胫而走，说什么政府军的一支巡逻队又把我们的埃梅斯·卡德罗同志抓去了。我们都很茫然，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些常常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比如，塞莉娅是我们唯一熟悉的可靠联络人，她如果被捕了就等于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离了。幸好，有关塞莉娅的消息不是真的。尽管埃梅斯·卡德罗确实被敌人抓去了，但是，他在独裁政权的地牢里居然还奇迹般地活着。

在佩拉德罗河畔居住着一个大庄园的管家戴维·戈麦斯，我们之间合作很愉快。有一次戴维还为我们宰杀了一头母牛，我们只好走出山林去把牛肉扛回来。牛是在河边宰杀的，被卸成一块一块，必须趁夜阑人静抓紧搬运。我首先派出由伊斯雷尔·帕尔多带领的第一组去搬运。随后，又派出班德拉斯带领的第二组。班德拉斯不守纪律，也没有服从我的命令，把搬运牛肉的事全推给第一组干了，结果，花了整整一夜时间才把牛肉搬运回来。由于阿尔梅达负伤了，我们就又组建了一支小型作战部队，由我指挥。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就警告班德拉斯，如果他这种态度不转变，就不配当一名战士，充其量只是个革命的同情者而已。后来他果真改了。说到遵守纪律方面，他从来算不上一个模范战士。不过，他却是个敢打敢冲、胸襟开阔的人。他质朴无华，胸无城府，经过革命的冲击，开阔了眼界，认清了现实。他酷爱林木和农艺，在山林里还开垦耕种了孤零零的一小片土地。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里，养了两头小猪，给每头猪都起了名字，还养了一只小狗。有一天，他拿出一张他两个儿子的照片给我看，这两个孩子当时和他前妻一起住在圣地亚哥。他对我说，哪一天等革命胜利后，他得回去找个正经能种东西的地方，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有一小块几乎从山顶悬吊下来的农田，贫瘠得长不出什么庄稼。

我跟他谈起了合作社的事，不过，我的想法他不太理解。他想自己在土地上搞单干，自个儿出力就行。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点一点说服了他，使他相信跟大伙儿合起来干更好，机械化生产能提高产量。要是班德拉斯今天还活着的话，他无疑是农业生产战线的一位先锋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他就自学文化，为将来打好基础。他是一位摆脱了偏见的农民，懂得用自己的努力去书写历史的价值。

我曾和庄园管家戴维进行过一次长谈，他让我把急需的重要物资列出一份清单给他，因为他要到圣地亚哥去，可以把这些东西采购回来。他是个典型的管家和种族主义者，既对自己的主子忠心不二，又鄙视农民。当政府军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后，就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我们都以为他被敌人打死了呢。可是，释放回到家后他最关心的就是让我们相信，敌人的毒打并没有让他屈服开口。我不知道戴维今天是在古巴呢，还是追随那个被革命没收了土地的原先的庄园主走了。尽管他也感到必须进行一场变革，也知道这场变革的紧迫性，但是他绝想象不到这场变革会触及到他本人，触及到他的世界。这场革命是在众多普通百姓真诚的努力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的使命是在每个人身上发掘优秀扶植高尚，把每个人转化为革命者，不论他们是对革命不怎么理解的像戴维这样的人，还是像班德拉斯那样尚未见到革命的曙光便已倒下牺牲的人。革命也有盲目无谓的牺牲，今天我们这些看到革命成功的人有责任铭记那些在革命进程中倒下的人，有责任努力工作使将来少出现一些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