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大部队

一九五七年六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照料乌韦罗战斗中的伤员，同时还组织了一支小型精干的作战分队，准备返回菲德尔的大部队。

我们通过管家戴维与外界保持联系，他不仅给我们送来粮食，还给我们出主意、及时提供情报，使我们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还没有得到潘乔·塔马约宝贵的援助。潘乔·塔马约是当地的一位老农，后来他与我们联系上后他家就成了我们的联络点。战后他被贝亚顿兄弟俩给杀害了。

当时西内西奥身上已经开始显露出丧失革命斗志的苗头。他经常拿“七·二六运动”筹集到的钱去喝酒，一喝就喝得烂醉，喝醉了就发酒疯。他还拒不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一次饮酒作乐后，他公然违抗明确的命令，给我们招募来了十一个没有武器的新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尽量避免招募没有武器的人。不过，无视这一规定的并不止西内西奥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人想方设法加入我们这支年轻的游击队组织。农民们只要打听到我们的驻地，就经常给我们带来想入伍的新同志。尽管有多达四十人加入了我们这支小部队，但是，由于不断有人开小差——有时是得到我们同意的，有时是不辞而别——所以，我们这支队伍的实际成员从来也没有超过二十五到三十人。

我的哮喘有点恶化了，由于缺医少药，连走路都感觉很困难，几乎跟伤员没什么区别。药品从城里运到之前，我就采用当地民间的土方疗法，每天用一种芳香植物风干的花瓣儿当烟叶抽，这样病情多少减轻了一些。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日子里，这种疗法帮助我恢复了健康。但是，出发的日子还是一天天被推迟了。最后，我们组织了一个侦察小组去搜寻在乌韦罗战斗后被我们扔下的那些无法使用的武器，以充实我们游击队的武器库。

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下，所有的旧武器，包括一支不带瞄准具的0.30英寸口径的机枪，哪怕有各种各样的缺陷将来都是宝贝。所以，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寻找旧武器。最后，我们把六月二十四日确定为部队出发的日子。我们这支队伍有五名正在康复的伤员，五名伤员护理，十名从巴亚莫招募来的新战士，四名从附近地区招募来的新战士，还有两个自己跑来的——总共二十六名。这次行军的组织机构如下：前面是比洛·阿库尼亚指挥的先头部队；中间可以说是参谋部吧，由我指挥，因为阿尔梅达大腿受伤光走路就够他受的；马赛奥和培尼亚指挥的两个班殿后。

当时，培尼亚是中尉军衔，马赛奥和比洛还是战士，而阿尔梅达军衔最高，是上尉。由于出现了一些小麻烦，六月二十四日那天我们也没能走成。一开始据说有个向导要带一个新招募的人来，所以我们只好等他们。后来又听说这个向导要捎来一批新的药品和粮食。塔马约老汉来来去去的，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息，也带来罐头食品和衣物之类的给养。考虑到行军的都是正在康复的伤员和刚招募来的新兵，所以，我们必须在什么地方找一个山洞把部分补给品暂时储藏起来，因为我们在圣地亚哥的联络人的允诺终于兑现了，戴维给我们带来的一批重要物资无法随军转移走。

六月二十六日，我以牙医的身份首次亮相，虽然当初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我已经有了一个更朴实的称号——“拔牙师”。头一个甘心情愿让我试验的是伊斯雷尔·帕尔多——他今天已是一名上尉军官——治疗效果很不错。第二个找上门来的是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他的那颗犬牙要是放上一管炸药就能拔出来了。可是当时我再怎么使劲也拔不出来，其实，直到战争结束他那颗牙还原封不动地长在那儿。除了我的拔牙技术不高以外，没有麻醉药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经常使用“心理麻醉法”——如果我在他们口中大动干戈让病人疼得受不了哇哇直叫的话，我就用不堪入耳的话把他们臭骂一顿。

有些彷徨不定的人只要一想起行军就会吓得开小差逃跑，好在总有新人不断补充。塔马约给我们带来了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费利克斯·门多萨的，来时还带了一支步枪。他说他和他的另一个伙伴遭到政府军的袭击，他的伙伴被抓走了，他噌地一下子从一块大岩石上翻身而下，平安无事地摆脱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政府军”原来就是由拉洛·萨蒂尼亚斯指挥的那支侦察小分队，他们并没有把他的那个“伙伴”抓起来，而是带他加入了菲德尔的部队。四个新来的人中还有一个叫埃韦利奥·萨沃里特，今天已是起义军的一名少校了。

费利克斯·门多萨和那几个人来了以后，我们已经有三十六人了。但是，第二天就有三个人当了逃兵，接着又有人加入进来，所以我们总共还有三十五人。然而，行军开始后，我们的人数又一次减少。我们沿着佩拉德罗山坡往上爬，每天也爬不了多少距离。

我们从收音机中听到了古巴全岛都发生了暴动的消息。七月一日，我们听到弗兰克的兄弟霍苏埃·派斯和其他一些同志阵亡的消息，他们就是在圣地亚哥目前正进行的激战中牺牲的。尽管我们的行军路程不长，但是部队士气低落。有些新战士请求离队，为的是“到城里去执行更有意义的战斗任务”。在沿博特亚山下山途中，我们路过了贝尼托·莫拉的家，他就在马埃斯特腊那一带紧靠着峭壁边的那间简陋的小茅屋里招待了我们。

快到莫拉家时，我把这支小部队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现在正是危急关头，政府军就在我们附近游弋，我们的给养可能会被迫中断数日，几乎要不停顿地行军。我说，谁要是觉得受不了现在就说。有几个人很坦率地说他们很害怕，我们就让他们离队了。还有一个叫奇乔的，信誓旦旦地代表一伙人发言，表示一定要跟随我们，至死不变心，语气坚定果断。谁知，当我们刚过了莫拉的家，在一条小溪旁安营扎寨准备过夜时，同样是这伙人却向我们表示他们强烈要求离开游击队，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我们还是批准他们离队了。我们开玩笑地把那个地方取名为“死亡之溪”，因为奇乔和他的那伙朋友赌咒发誓大表决心，结果刚到这条小溪前什么誓言决心立马统统化为乌有。从此这条小溪的这个倒霉的名字就一直挂在战士的嘴边，直到我们离开了马埃斯特腊山区才渐渐被人遗忘。

现在我们只剩下二十八人了，但是第二天出发时又添了两个新兵：希尔韦托·卡波特和尼古拉斯。他们以前当过兵，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才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的。送他们来的是我们在当地的另一个联络员阿里斯蒂德斯·格拉，他后来成了我们纵队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家都叫他“食品王”。在整个战争期间，“食品王”为我们干了不少事——在很多情况下，干这种事比同敌人真刀真枪作战更危险——例如，组织骡子运输队频繁辗转于巴亚莫和我们作战区之间。(https://www.daowen.com)

在短距离行军期间，我们千方百计抓紧行军间隙教新战士熟悉武器，让两个当过兵的家伙教他们使用步枪、装卸子弹、模拟射击练习等等。糟糕的是，训练课刚开始，一个教员就用实弹开了一枪。我们不得不把他从教学岗位上撤下来。尽管他脸上那副惊恐状逼真得非得具有极大的表演天才不成，但是还是遭到大家怀疑的目光。这两个当过兵的家伙吃不了我们行军的苦，最后还是跟着阿里斯蒂德斯离开了。不过，希尔韦托·卡波特后来又回来了，他在皮诺德尔阿瓜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牺牲时是中尉军衔。

我们离开了位于拉梅萨的暂时居住的波洛·托雷斯的家，后来他的家成了我们的一个作战指挥中心。现在一个叫图托·阿尔梅达的农民给我们带路，我们必须先到内华达，然后穿越图尔基诺峰的北坡最后抵达菲德尔的营地。我们正朝那个方向走时，突然发现远处有两个农民，他们一见我们转身就跑。我们马上追赶过去，原来这是两个叫莫亚的古巴黑人姑娘，她们是基督教徒。尽管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她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在当时以及在整个战争期间她们还是全力支持我们的。

饱餐一顿后，我们的体力也恢复了，但是路经马尔贝尔德（去内华达的必经之地）时，发现这一地区到处驻扎着政府的军队。经过短暂考虑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参谋部和向导共同决定，转身向回返，直接越过图尔基诺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条路线更崎岖难行，但是危险会小一些。

我们从小晶体管收音机中听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消息说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地区目前激战正酣，劳尔受了重伤。（时过境迁，说实在的，我至今也说不清这个消息到底是收音机里听来的呢，还是谣传。）我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条消息，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此类报道都不可信。不过，为了能尽快赶到菲德尔那里，我们还是努力加快步伐。我们走了整整一夜，还在一个巴斯克后裔的农民家待了一阵子。他叫比斯凯诺，孤零零一个人住在图尔基诺山山麓丘陵地带的一个小茅屋里。唯一伴随他的就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屋外挖了个洞，把书都小心翼翼地藏在洞里，搬了块大石头压在洞口。他向我们夸耀他身上富有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时颇有点得意，因为马克思主义当时在那个地区还是鲜为人知的东西。比斯凯诺给我们指点了该走的路后，我们又继续慢慢往前走。

西内西奥现在越走离他自己的家乡越远了，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家伙——现在已经感到有点不自在了——眼下这种局面只能使他一直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一天，天气晴好，部队停下让大家休息调整一下。一个名叫奎尔沃的新兵正在执勤放哨，他手里是一支雷明顿步枪，这是看他本性善良才发给他的。这时西内西奥也扛起步枪跑到他的哨位上。半小时后我听说了这一情况，赶忙就去找他们，因为我本来不太信任西内西奥，再说步枪也是相当宝贵的东西。但是，这两个人已经跑了。班德拉斯和伊斯雷尔·帕尔多发现逃跑者带走的是重型武器，而他们自己手中却只有左轮手枪，赶忙就去追赶他们，可是这一次他们没能找到开小差的逃兵。

一没有武器，二无法与革命的领导人保持直接的联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部队的士气实在是太困难了。虽说是行军，脚下却根本没有路，几乎可以说是全凭在深山老林里摸索着往前蹚。战士们既没有实战经验，还常遭到敌人围追堵截。敌人像巨魔一样总是在大家的幻觉中赫然出现，也时时成为农民战士私下议论的话题。来自平原地区的新兵不愿意行军，再加上他们又不熟悉陡峭的行军路上的种种困难，引发了游击队员士气方面持续的危机。当时，一个被人称作“墨西哥人”的家伙曾带头煽动大家叛逃，但没有成功。此人曾升至上尉，但今天已成了革命的叛徒，流亡在迈阿密。

当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的表兄埃梅斯·莱瓦告发他们后我才发现了这一情况。我召集了会议处理这一问题。这个“墨西哥人”以他祖宗三代的名义发誓说，即使有过离开部队的念头，他也无意放弃斗争；他只是打算组建一支游击小分队去追杀那些告密的奸细，因为在我们部队里没有用武之地。其实他是想通过追杀奸细来抢钱，这是一种典型的土匪行为。后来，在翁布里托的战斗中，我们队伍中只有埃梅斯一个人阵亡。我们一直怀疑他的死主要就和这个“墨西哥人”有关，因为埃梅斯以前告发过他。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这一点。

“墨西哥人”仍然留在部队中，他不是以一个男子汉的名义，就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名义，反正总是以各种名义向天发誓，说他不会脱离队伍，不想脱离队伍，也不会煽动其他人脱离革命队伍。经过艰苦的短途行军之后，我们抵达离拉斯库埃瓦斯不远的图尔基诺山西坡的帕尔马莫查地区。当地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我又以极大的热情在农民中履行我这个新的“拔牙师”的职责，以此和当地农民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吃完饭恢复体力后我们便继续迅速向我们熟悉的帕尔马莫查河和因菲尔诺河地区前进。六月十五日我们抵达那里。当地的一个叫艾米利奥·卡雷拉的农民告诉我们，拉洛·萨蒂尼亚斯已经在附近设下了埋伏，他很担心，因为如果对敌人巡逻队发动袭击的话，就会危及到他的住家。

六月十六日，我们这支新组成的游击小分部与来自菲德尔纵队下属的由拉洛·萨蒂尼亚斯指挥的排会师了。拉洛给我们讲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参加革命的理由。他是个商人，以往总是从城里为我们供应给养。谁知有一次他也遭到了伏击，无奈之下他杀了人，就这样逼迫他加入了游击队。拉洛现在接到了指示，要他在此等候准备阻截敌人桑切斯·莫斯克拉部队的先头部队。我们这才知道，一贯我行我素的桑切斯·莫斯克拉最近又一次闯入帕尔马莫查河地区，菲德尔指挥的纵队眼看就要把他们包围住了，他们硬是靠强行军翻过图尔基诺山，转移到山的另一面，再次避开菲德尔的部队逃脱了。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说，敌人这支部队就在附近。几天前，我们刚抵达一家农民的茅屋前就看到了敌人在前一天还占据的战壕。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出，敌人不断向我们发起进攻实际上却是这支专制的部队准备撤退的一个信号。这表明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我们已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围堵敌人，敌人由于担心遭到全歼，不得不全线撤退。

有了教训以后敌人变得很聪明了，他们只是偶尔闯入马埃斯特腊山区骚扰一下就往回跑。不过，敌军中顽固不化、暴躁好斗、嗜杀成性之极者就数桑切斯·莫斯克拉了，一九五七年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尉，第二年六月在我们最后打败了敌军的全面进犯后他就被晋升为上校。他所以在军界迅速得以擢升同时又腰缠万贯，就是因为他屡屡率领部队闯入迷魂阵般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疯狂地对农民进行烧杀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