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
剿匪
现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环境已经让我们可以在相当大一片区域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政府军几乎没有占领山区里的任何一点地盘，许多地方，他们从来就不敢贸然进入。但是，我们还没有组织起强大而严密的政府体制，无法有效阻止土匪在这一地区胡作非为，他们顶着从事革命活动的名义，却专门从事欺诈抢掠和其他种种不法勾当。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政治局面同样也很不稳定。对山区老百姓的政治教育工作仍然流于形式。由于敌军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一时难以克服上述弱点。
敌人又一次来包围我们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企图进犯马埃斯特腊山区，在山区的百姓中制造紧张气氛。老百姓中的动摇分子已经在寻找办法，保全自己，以免在巴蒂斯塔的入侵中遭遇行刺者的毒手。桑切斯·莫斯克拉在米纳斯-德布埃锡托的小村子里驻扎下来，一次新的入侵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那些日子里，正驻扎在翁布里托山谷，为解放区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首个工业生产的雏形——面包厂。同样在翁布里托地区还建立了一个军营，用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把一批批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年轻人都集中在这里，交给我们信赖的农民负责训练管理。
阿里斯蒂迪奥是这拨年轻人的小头头，他在乌韦罗战斗爆发前几天还是我们纵队的成员。可是，战斗打响时他却不在，因为他摔了一跤，一根肋骨骨折。后来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继续留在游击队打仗了。
阿里斯蒂迪奥是农民中的一个典型。他虽然加入了革命队伍，却根本不理解参加革命的意义。对当时的形势他有自己的盘算，认为还是等着观望一下、看清政治风向为好。他把左轮手枪卖了，换了几个比索，以后一见到爱信他话的人就说，游击队走了以后，他才不会傻乎乎地待在家里不声不响地束手就擒，让政府军抓去。他要主动和政府军取得联系。阿里斯蒂迪奥的各种各样的表白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革命正陷入低谷，我以这一地区领导人的身份，要求从速对他进行调查，随后这个叫阿里斯蒂迪奥的农民就被处决了。
今天，我们可能会扪心自问，他是否真的罪大恶极应该被处极刑？是否有可能饶他一命，让他在今后的革命建设阶段出一点力？战争是严酷无情的，当敌人的侵略气焰甚嚣尘上时，即使对叛变嫌疑者也不能容忍。这事如果发生在几个月前，也许就能免他一死，因为那时游击队运动的力量比现在薄弱得多；或者发生在几个月以后，也可以绕他一命，因为我们的力量比现在要强大得多。但是，阿里斯蒂迪奥也该他倒霉，偏偏在这个时候暴露了一个革命战士身上的弱点——这时候我们的力量已足够强大，可以断然处决犯有他这种罪行的人，但是还不足以强大到采用其他制裁办法，因为我们没有监狱，没有任何其他禁闭他的地方。
离开这一地区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部队开始沿着马格达莱纳河向洛斯科科斯进发。我们将在那里与菲德尔会师，然后去追剿土匪。这伙土匪的头目是个姓张的华裔，他们在加拉加斯地区肆意蹂躏百姓。卡米洛和前卫排的战士一早就跑在大部队的前面，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抓住了几个俘虏。我们在那里剿匪大约用了十天时间。
就在当地一间农民的茅屋里，这个姓张的土匪头子受到了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他们杀害了好几个农民，还对其他人进行严刑拷打。他们盗用革命的名义，侵占革命的财产，在当地散布恐怖气氛。和张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一个农民，他奸污了一个十来岁的少女，同时还吹嘘自己有权有势，是起义军的交通员。我们还公审了一大帮这样的土匪，有城里的青年，也有当地的农民，他们都是因为贪图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才被那个姓张的土匪头子拐骗过来，干上这一行的。
大部分人都被宣判无罪，但是，我们决定用其中的三人筹划一次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教育课。
首先，我们处决了姓张的土匪头目和那个犯有强奸罪的农民。他们被捆绑在林子里的一棵树上，两个人都很镇静。那个农民死的时候我们没给他蒙上眼睛，他面对着枪口高呼：“革命万岁！”姓张的那个土匪头子面对死亡非常平静，不过他要求随军牧师吉列尔莫·萨蒂尼亚斯为他主持临终圣事，可是当时萨蒂尼亚斯恰好不在军营。由于我们无法满足他的请求，他说希望大家记住他曾请求过随军牧师为他祈祷，好像这一公开的表白可以为他今后减轻罪刑似的。
接着，我们对这个土匪集团里的三个男孩实行了象征性的枪决。他们都跟随那个姓张的土匪头目为非作歹，陷得很深。但是，菲德尔感到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三个孩子都被蒙上了眼睛，经受了一场模拟枪决的痛苦折磨。朝天鸣枪以后，三个孩子发现他们仍然活得好好的。其中一个孩子喜悦之情难抑，情不自禁地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吻，就像我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一样。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安德鲁·圣乔治目睹了这些事件，他的文章发表在《展望》杂志上，被评为该年度最具轰动效应的报道，还因此而获奖。
回首往事，第一次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实行的这种办法似乎很残暴野蛮，不过当时对那些人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惩罚办法。确实，他们并不完全该判死刑，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称得上是罪行累累了。这三个男孩后来都参加了起义军，据说在整个起义暴动期间，有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出色。第三个男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我的纵队里作战，每当战士们谈论起各自在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时，只要有人对他的讲述表示怀疑，他总是再三强调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怕死过，这一点切可以作证！”(https://www.daowen.com)
两三天以后，我们又抓住了一伙土匪，处决他们特别让人心疼。他们中有一个叫迪奥尼西奥的农民和他的小叔子胡安·莱夫利吉奥，两个人都是最初帮助过我们游击队的人。迪奥尼西奥曾经帮助我们揭露叛徒欧蒂米奥·格拉的面目，在革命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也对我们鼎力相助，可是后来他疯狂地滥用了我们对他的信任。他的小叔子也是这样。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侵吞了城市游击队组织给我们送来的全部物资，还建立了好几处牲口集中地，随心所欲地屠宰牛群。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他们就越走越远，直至杀人越货。
那时候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男人的财富主要是根据他所占有女人的数量来衡量的。迪奥尼西奥一直信守这一习俗，自以为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利用革命赋予他的权力，霸占了三幢房子，每幢房子里都包养了一个女人，还储藏了大量粮食。在审判他的过程中，菲德尔严厉谴责了他滥用职权、背叛革命和用人民的血汗钱包养三个女人的腐化堕落行为。但是，迪奥尼西奥还是以一种农民的老实巴交的口气说，他没有包养三个女人，而是两个，因为其中一个本来就是他的妻子（这倒也没说错）。
和这两个人一起被处决的还有马斯费雷尔(1)派来的两个间谍，他们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我们当场抓获，而且都供认不讳。另外还处决了一个名叫埃切维里亚的小男孩，他曾经在革命运动中被指派干过许多特殊的工作。埃切维里亚是一个起义军战士家庭的孩子——他的一个兄弟曾是我们的“格拉玛号”远征军成员——但是这个小家伙，在等待我们到来的过程中自己拉起了一小股武装，后来他经受不住鬼知道什么样的引诱，居然在游击区内开始组织武装袭击活动。
埃切维里亚临死的情景确实十分感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不想被处决而死，便恳求我们让他在下一次战斗中献身。他发誓要死在战场上，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庭蒙受耻辱。被判处死刑后埃切维里亚（我们都叫他外号“小斜眼”）写了一封感人的长信给他母亲，信中说，这次对他的惩罚是公正的，希望他母亲继续忠于革命。
最后一个被处决的是一个叫“大师”的极有趣的人物。当时我正生着病，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大山里长途跋涉，毫无目标地游荡。在这段困难时期，他是唯一陪伴我的人。不久以后，他就借口生病，离开了游击队，沉溺于淫荡的生活不能自拔。他最妙的一招竟然是假冒我的名义，伪装成格瓦拉军医，企图强奸一个来看病的农民姑娘。
除了马斯费雷尔派来的两名间谍外，其他的人直到被处死前都宣称他们效忠革命。我没有在行刑现场，可是在场的人后来对我说，随军牧师萨蒂尼亚斯去了现场，当他走近其中一个死囚身边准备主持临终圣事时，这个囚犯回答说：“嘿，神父！你还是另找个需要你的人吧，老实说，我才不信你说的那些玩意儿呢！”
革命就是由这样一些人闹起来的。造反者一开始是反对一切不公正的，要不了多久他们就成了孤独的造反者，习惯于满足自己的需求，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变革社会秩序的革命斗争。只要革命对他们的行为稍有放松，他们就会栽大跟斗，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革命赦免了其他几个偶然犯罪的少年犯，这样的青少年在今天的军队里也能发现。迪奥尼西奥和胡安·莱夫利吉奥和他们比起来也坏不到哪儿去，但是那时候必须要有铁腕手段。形势迫使我们采取了儆戒性的惩罚措施，这才遏制了违反军纪的行为，清除了在缺乏一个稳定政府的地区到处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萌芽。
埃切维里亚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能成为革命的英雄，成为像他的两个在起义军担任军官的兄弟一样的杰出的战士。但是，他不幸就在这个关口犯罪了，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本不愿意在这里提他的名字，但是，他面对死亡堂堂正正，坚持革命，清楚地意识到对他的惩处是公正的，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结局并没有玷污他的形象。恰恰相反，尽管这是一场悲剧，却极具价值。这场悲剧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因为它使别人认识到必须保持革命的纯洁性，不能让巴蒂斯塔政府军遗留下来的土匪习气污染革命。
在那次审判期间的一个案子中，第一次有辩护律师为被告辩护。这位律师以前曾因为意见相左和“七·二六运动”平原派的领导发生过多次纠纷，后来就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寻求避难。革命胜利后，他一直担任农业部长，直到《土地改革法》签署前被解除职务（既然他不想对《土地改革法》公开表态，此法律就由别人签署通过）。他就是温贝托·索里·马林。
当我们在起义军管辖的所有地区完成了建立和平和道德秩序的艰巨任务后，我们又掉转头向翁布里托一带进发。我们把纵队分成三个排。前卫排由卡米洛·西恩富戈斯领导，下有四名中尉，奥雷斯特斯·格拉（今天已晋升为少校）、博尔多、莱瓦和诺达。第二个排由劳尔·卡斯特罗·梅卡德尔上尉领导，他手下有三名中尉：阿方索·萨亚斯、奥兰多·普波和巴勃罗·卡夫雷拉。拉米罗·巴尔德斯领导我们小小的总参谋部，他手下有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中尉。霍埃尔还不到十六岁就已经指挥三十岁以上的人了。他给战士发布命令时，总是以尊称称呼；战士们年龄大，虽然对他不用尊称，但是不折不扣地服从他的命令。后卫排由西罗·雷东多指挥，下面的四名中尉分别是比洛·阿库尼亚、费利克斯·雷耶斯、威廉·罗德里格斯和卡洛斯·马斯。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底，我们又重新在翁布里托地区站稳了脚跟。然后我们开始下力气建立一个在自己军队强有力保护下的区域。在新近从哈瓦那来的两个学生——一个学工程，另一个学兽医——的帮助下，我们开始拟订一个建造小型水电站的计划，打算就建在翁布里托河上。我们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芒比战士报》。我们用从城市带来的一台老式蜡纸油印机印出了头几期的《自由古巴人报》，编辑和印刷工就是这两名学生赫奥内尔·罗德里格斯和里卡迪诺·梅迪纳。
就这样，在这个不再需要大规模行军的稳定时期我们开始有条理地安排我们的生活，能这么做，多亏翁布里托的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好朋友、被我们称为“查纳老太太”——的慷慨解囊。接着我们又在一间破旧的无人居住的茅屋里建了一个面包烘房，这样敌人的飞机发现不了任何新的建筑。我们还请人制作了一面“七·二六运动”的大旗，上面写着“快乐的1958！”。我们在翁布里托高地的最高处升起了这面旗帜，这样从遥远的地方，甚至远在米纳斯-德布埃锡托都能看到这面大旗高高飘扬。在此期间，我们遍访这一地区，建立了真正的权威。同时，我们积极准备抵御桑切斯·莫斯克拉迫在眉睫的入侵，在他最可能经过的通向翁布里托的行车通道两边构筑了防御工事。
(1) Rolando Masferrer（1918—1975），报纸出版商，巴蒂斯塔当政时期的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