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拉多高地

贝尔德湖伏击战结束后有一段日子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敌人连续作战，还无法对敌人实行有效的包围，也无法抵抗敌人的正面进攻。因此，我们加强了在翁布里托山谷的防卫措施。翁布里托山谷离贝尔德湖只有几公里远，要到翁布里托，必须走通往圣安娜的盘山公路，再穿过山间的瓜亚沃河，从圣安娜就能抵达翁布里托。不过，也可以沿着瓜亚沃河南行，翻过拉博特亚山，抵达翁布里托山谷。沿着从米纳斯-德尔弗里奥方向来的公路也能抵达那里。

我们必须守卫好上述每一个地方，建立持久的观察哨所，防止敌军直接闯入树林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

大量多余的物资已经运送到拉梅萨地区，放在波洛·托雷斯的家里，伤员也护送到了那里。伤员中唯一不能走路的是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因为他腿受伤了。

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驻扎在圣安娜，其他敌军的部队已经上了加利福尼亚公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被调往哪里。

贝尔德湖一战结束四五天后，战斗警报又拉响了。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直接沿着从圣安娜到翁布里托这条最合乎常理的路线向我们进犯了。我们立即通知了等待在那里准备伏击的战士，他们对埋设的地雷一一进行了检查。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首批地雷，引爆装置极其简陋，就是一根弹簧和一根钉子。引爆时，弹簧一松，猛地把钉子朝前一推，撞击引爆装置。可是在贝尔德湖伏击战中，地雷失灵，没有炸响。这一次，地雷还是没有炸响。

片刻后，我们在指挥哨所听到了枪声，有人前来报告说，由于地雷没有爆炸，大批敌人已经过来了，我们的战士只得后撤，不过还是让敌人吃了些苦头。战士们说，第一个被打死的敌人是一个高个子胖身材、率领一支骑兵队走在前面的中士，手里还有一把0.45英寸口径左轮手枪。恩里克·诺达中尉和另一个叫“墨西哥人”的战士端起手里的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一起近距离向他开了火。他们两人对敌人中士的描述完全一致，还说他们打伤了其他一些敌人士兵。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打退了我们的防御。

（几星期以后，一个叫布里托的农民因为我们对他的宽厚和仁慈，专门前来当面向我致谢。原来敌人强行让他在队伍前面带路，他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士兵“假装瞄准向他射击”。就是从这个农民口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敌人并没有任何伤亡，尽管在孔拉多高地倒是有一些伤亡。）

想用我们这么少的兵力去防守我们占领的阵地实在太困难，因此我们都不愿再费工夫去挖几条像样的战壕了。仅有的那些旧的防御工事，还是当初为了防御敌人从米纳斯-德布埃锡托方向进犯而构筑的。而且，当敌人沿着公路进犯时，就会危及我们所有的埋伏点。因此，我们就下令让大家转移撤离。这个地区留下不走的只有几户人家，他们要么决心和乡村警卫队的暴行勇敢地抗争到底，要么就是和乡村警卫队暗中有什么关系。

我们缓缓地后撤到通往孔拉多高地的一条公路上。孔拉多高地只不过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一条山脊上隆起的一座小山包而已。山包上住着一个叫孔拉多的农民，这位同志是人民社会党的党员，他从一开始就与我们保持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他的住处偏僻，家人都撤走了，就剩一间孤零零的房子。这个地方是对敌人进行伏击的绝佳之处。要想攻上来只有穿过三条蜿蜒曲折狭窄的小路，还都隐蔽在浓密的山林里。因此，防御起来很容易。其他地方全由天然巨石和悬崖陡坡镇守，想从那里攀登真比登天还难。

山路有一段是个小洼地，过了这一段路就变宽了。我们就在那里积极准备抵抗桑切斯·莫斯克拉部队的进攻。第一天，我们把两颗带雷管的炸弹放在小茅屋的壁炉里。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陷阱：如果我们撤退了，敌人很可能会住在这间小屋里，他们要生火取暖。两颗炸弹就完全埋在炉灰里。我们估计煤火的热度或者灼热烧红的煤块便会点着引信，引起爆炸，这样肯定会造成多人伤亡。当然，这是我们以后使用的一招。眼下我们首先必须在孔拉多高地打一仗。

我们在小洼地附近耐着性子等了三天，二十四小时轮流警戒。在那样的海拔高度，夜间阴冷潮湿。实际上，在那样的季节里，整夜整夜地待在野外的阵地上别提多难受了，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身体也非常不适应。

当时《自由古巴人报》的创刊号刚出版。我们就用印刷《自由古巴人报》的油印机为政府军士兵印了传单，准备把传单张贴在沿路的树上，让他们领取。(https://www.daowen.com)

十二月八日早上，我们从巨石高地上就听到敌人部队开始往上攀登的嘈杂声了。他们沿着山路迂回而上，已经到了离我们还有两百米的下方。我们要派人贴传单，路易斯·奥拉萨瓦尔接受了这个任务。山下传来了敌人激烈争吵的大喊大叫声。我正在一块巨石边上担任警戒任务，所以清晰地听到显然是一个军官扯着嗓子在下达命令：“他妈的！少废话！你给我走在前面！”那个士兵还是什么人，竟愤然拒绝服从命令。过了一会儿，争吵平息了，他们又开始往上爬。

敌人分成一个个小组，隐匿在树林里慢慢地往上爬。我观察了片刻，心生疑惑，在树上张贴传单是否太不明智？这不等于告诉敌人我们在这里设下埋伏了吗？最后，我再次派路易斯·奥拉萨瓦尔赶快把传单扯下来。他只用几秒钟就完成了任务，因为第一批敌人正快速地往这个方向爬上来。

战斗部署非常简单。我们设想，当敌人到达开阔地时，总有一个士兵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时，他离开他自己的同伴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至少必须把这个人击毙。卡米洛躲在一棵高大的乳香黄连木后面，等候着。就在这个士兵经过他身边全神贯注地向前张望时，卡米洛要在不到一米的距离用机枪向他开火，躲藏在两翼树丛里的狙击手随后一起开火。在山路边的离卡米洛约十米远的伊卜拉欣·索托马约尔中尉和别的战士要从正面开火来掩护他，这样，即使是在卡米洛击毙了前面打头的士兵以后，也没有一个敌人能接近他的位置。

我的阵地大约在二十米以外公路一侧的一棵大树后面，树干能掩护我半个身子。我的枪直接对着敌人过来的那条小路的路口。一开始我们中间好几个人无法朝外张望，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暴露，没有任何遮蔽，探头张望很危险，很可能被敌人发现，按事先部署我们应该等卡米洛先开火。我偷偷朝外扫了一眼，实际上这也违反了我自己下的命令。我能感觉出战斗前的紧张气氛。我看到第一个士兵出现了，他疑神疑鬼地四下张望一番，又慢慢往前走。说实话，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埋伏的迹象：一块引人注目的小小的林中空地，奇怪陌生的地形地貌，四周茂盛的树林里长流不息的潺潺泉水。各种树木，有的已被伐倒，有的被火烧焦了还站立在那儿，让人有一阵阵绝望的感觉。我把头隐蔽在树干后，等待着战斗打响。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接着枪声大作，战斗开始了。后来，我才知道，开第一枪的不是卡米洛，而是伊卜拉欣·索托马约尔。他是因为等得心里都发毛了，就提前开了第一枪。刹那间，四面八方的枪声都响起来了。不过，由于我们没有占据有利地形，什么也看不太清楚。我们那几下稀疏零星的枪声似乎都有致命的杀伤力，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敌人的枪声一阵接一阵，毫不吝惜地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火力交叉，此起彼伏，但从不相混”。在每一阵枪炮声中，我们都能辨出对垒的哪一方在射击。几分钟（约五六分钟）以后，我们开始听到了头顶上敌人迫击炮炮弹和巴祖卡反坦克火箭弹的阵阵呼啸声，但是，由于射程过远，炮弹都飞到我们身后好远的地方爆炸了。

突然，我感到一阵难受，像被灼伤或者被刺痛的那种麻木的感觉。显然是我的左脚树干没挡住，被敌人击中了。我的子弹也打完了（为了能更精确地瞄准，我还挑了一支带有望远瞄准具的步枪）。就在我中弹的瞬间，几个敌人士兵正穿过稠密的树林，快速地朝我的方向蹚过来，树林里不断传出咔嚓咔嚓的树枝折断声。既然子弹已经打完了，我的步枪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了。当我扑倒在地上时，手枪也滑落了，压在身子底下。但是由于我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所以无法抬起身子。我飞快地在地上打了个滚，一下子抓住了手枪。就在这时，一个战士出现在我眼前，平时我们都叫他坎廷弗拉斯。这当口本来就够痛苦的了，伤口也疼痛难忍，这个可怜的坎廷弗拉斯却又来告诉我他的步枪卡壳了，他准备往下撤。他就蹲伏在我边上，我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支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看了一下，没别的毛病，就是弹匣装得稍有些偏。我三下两下地就把一支功能完整的枪抛给了他，同时还抛给他一句我对他的敏锐的判断：“你这个蠢货！”坎廷弗拉斯的真名其实是奥尼亚特，他接过枪，又投入了战斗。他从躲避的树干后面站了出来，急急忙忙想把步枪里的子弹都打完，以证明一下他的胆量。但是，还没等他打完，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左臂，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弹道，从肩胛骨上穿了出来。现在我们两人都负伤了，被困在同一个地点不能动弹，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要想撤退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我们受了伤，也不知道部队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从坟头上爬过去，然后在坟地的下方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坎廷弗拉斯每挪一点距离就会昏厥一次。我虽然伤口也疼得厉害，但是跟他相比我还能动。最后，我总算找到了其他人来帮忙。

我们知道敌人也有不少被击毙，但是不知道确切数目。把我们这两个伤员救回来以后，大家就开始向波洛·托雷斯家走去，他家还在往下两三公里的马埃斯特腊的大山里。在战斗初期的极度亢奋和刺激过后，我开始感到伤口更钻心地疼了，疼得连走路都不行了。最后，只得半路改骑马才到达我们临时搭建的医院。而坎廷弗拉斯则是躺在战地担架——一张吊床上被抬到医院的。

枪炮声停止了，估计敌人占领了孔拉多高地。我们派出警卫队在一条小河畔的一个我们称为帕塔-德拉梅萨（意为“桌腿”）的地方把敌人拖住。与此同时，我们组织农民及其家人撤退。我给菲德尔发了封长信，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我派拉米罗·巴尔德斯率领一支部队去与菲德尔会合。一种失败和恐惧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部队，我只想和一些不可或缺的战士留在那里，以确保防御上的机动灵活性。卡米洛仍然负责指挥一支小型的防卫部队。

由于战场上看上去一片平静，第二天，我们派出最优秀的一名侦察员雷蒙多·利恩去摸清敌人的动向。这时我才知道，敌人部队已经完全从这一地区撤走了。这个侦察员一直走到孔拉多的家也没有发现敌人士兵的踪迹。为了证明他已经搜查过了，他还带回了我们当初藏在小屋里的一颗炸弹。

我们复查了一下武器，发现少了一支吉莱·帕尔多同志使用的步枪。他在战场上换了一支枪，但是，撤退时他只带着换到手的枪，却把原来的枪落在了阵地上。这可是一个战士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我当时毫不含糊地对他下达命令：必须带着手枪，赶快从敌人手里把那支步枪夺回来，或者另外弄一支枪回来也行。吉莱·帕尔多垂头丧气地去执行命令了。但是，几个小时后他就笑嘻嘻地回来了，手里举着他自己的那支步枪。这个谜团后来终于解开了：原来敌人根本没有从他们构筑的防御掩体再向前推进，双方都沿着自己的原来的位置撤退了，所以没有一个敌人士兵到我们的阵地上去过。他的那支步枪除了淋了一场大雨外毫发无损。

这是近来很长一段时期敌人进犯马埃斯特腊山区最深入的一次，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进犯从来还没有一次越过这个地方。翁布里托和其他地区只要有桑切斯·莫斯克拉的部队经过，沿路的茅屋都被烧毁，一片焦土，满目疮痍。我们的面包房被敌人煞费苦心地捣毁了。在硝烟弥漫的废墟上，我们只找到了几只猫和一头猪，它们躲过了侵略者毁灭性的暴行，没料到却成了我们的盘中餐。战斗过后一两天，现任公共卫生部部长的何塞·拉蒙·马查多用一把剃须刀为我做了手术，取出了一颗M-1步枪子弹。从此，我就迅速地康复了。

从一麻袋一麻袋的咖啡豆到各种家具，凡是能抢走的东西桑切斯·莫斯克拉都掠走了，他手下的士兵还不得不出大力卖苦力来搬运。我们有一种感觉，他要想再次进犯马埃斯特腊山区恐怕还得要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为了在这一地区创建良好的政治条件，再次开始组建我们的工业中心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工业中心这次不会建在翁布里托地区，而应该再往里建，建在拉梅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