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斗争一年回顾

到一九五八年年初，我们进行武装斗争已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军事、组织和政治形势，有必要看看革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关于军事形势，简略回顾如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我们的部队在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三天以后即十二月五日，我们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到敌人突袭，被彻底打散。到十二月底，我们的队伍又重新聚集起来，并在奥连特省南部海岸的拉普拉塔河畔一带对拉普拉塔兵营展开了与我们军事实力相当的小规模军事行动。

从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到阿莱格里亚-德皮奥被敌人打散再到攻打乌韦罗兵营这一期间，我们这支部队的基本特点是，它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一支单个的游击队小组，始终处于不停的运动中（这一阶段可称为流动时期）。

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乌韦罗战斗爆发这段时期，我们渐渐与城市运动建立了联系。在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突出特点是，“七·二六运动”城市领导方面对于我们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重要性和菲德尔作为领袖的声望缺乏认识。

因此，在今后遵循何种战术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相当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观，这两种战略观就是此后通常所说的山区派和平原派。我们的讨论和内部的争执是相当激烈的。然而，这一阶段，游击队的生存和游击队根据地的建立还是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

农民对起义军的态度已经分析过多次了。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重创后不久，我们就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这支溃败的队伍所表现出的温暖的同志情谊和自发的支持和援助。在队伍重组、与敌人发生了最初的几次冲突以及巴蒂斯塔政府军加紧镇压以后，恐怖气氛便在农民中蔓延开来，他们开始对游击队武装冷淡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只要一见到我们，他们就必须向当局告发。如果政府军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我们的踪迹，那里的农民就性命难保。告发我们是违背他们良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么做自己也是要冒风险的，因为革命也会迅速作出正义的判决。

虽然被吓破了胆的农民，或者至少是中立的、摇摆不定的农民决定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区来避开这种充满危险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的部队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还是越来越巩固。我们逐步占领了这一地区，完全控制了东越图尔基诺峰、西抵加拉加斯峰的这一片马埃斯特腊山区。当农民逐步认识到革命斗争是长期的、游击队组织是不可战胜的这些道理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就更理性了，纷纷开始加入我们队伍成为游击队的战士了。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充实了我们的队伍，还团结在我们周围，自我组织起来，特别是因为农民一般都有亲朋好友遍布这一地区，因此，游击队便在农村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游击队用棕榈叶打扮起来”。

游击队的力量得到加强，不仅是因为有农民和其他个体志愿者的支持，而且还因为有“七·二六运动”全国委员会和奥连特省委（该省委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派遣来的武装力量的加入。从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到乌韦罗战斗这一期间，他们派来的武装人员相当于一个纵队约五十个人，分为五个战斗排，每个人都有一件武器，不过这些人良莠不齐，只有三十人素质较好。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在拉普拉塔和因菲尔诺河与敌人爆发过两次战斗。我们在埃斯皮诺萨高地遭到敌人突袭，牺牲了一名战士。在企图谋杀菲德尔的叛徒三次把政府军引到我们军营以后，我们在加维罗地区几乎又遭到敌人的突袭。

遭受袭击的痛苦经历和山区的艰苦生活把我们锤炼成经验丰富的老兵。新兵在乌韦罗一战中接受了战火的洗礼，那次战斗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从那时起，我们已经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御阵地发起正面攻击。无论从战斗时间还是从参战人数来说，乌韦罗战斗都是我们战争史上最血腥的一幕。这一冲突的结果是政府军被我们驱逐出马埃斯特腊山沿海地区。

乌韦罗战斗结束以后，我们这支小部队——部队成员是我照料的伤员和先前加入我们队伍的个别的战士——再次与大部队会师。我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司令，后来又改称第四纵队，我们一直在图尔基诺峰以东地区展开军事活动。值得指出的是，由菲德尔亲自指挥的纵队主要在图尔基诺峰以西地区开展军事活动，我率领的部队在另一侧活动，尽力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在战术上我们的指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我们还是在菲德尔的指示下作战，每一两周都通过交通员和他保持联系。

我们两支部队分开那一天正值“七·二六运动”一周年。当“何塞·马蒂”第一纵队的战士运用一连串的战斗攻击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时，我们则迅速地向敌人盘踞的布埃锡托推进，随后便向布埃锡托的据点发起进攻，并一举将它攻克，这是我率领的纵队发起的第一次战斗。从那时起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初的日子里，起义军的地盘得到了巩固。为了能渗透我们控制的区域，政府军不得不集中强大兵力向我进犯。他们虽然准备充分，但效果有限，因为他们缺少机动性。敌人各种部队有的被我们包围，有的被大量歼灭，或者至少被迫停止进犯。我们对这一地区越来越熟悉，部队的机动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四处游击的阶段，一个能固定扎营据守的阶段。第一次攻打皮诺德尔阿瓜时，我们运用的办法更诡秘，彻底把敌人愚弄了一番，因为那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敌人的习惯。一切就如菲德尔预料的那样：他故意让自己的队伍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一地区，几天以后，敌人就会派兵前来讨伐，我们的部队就埋伏在那里伏击敌人。与此同时，菲德尔又会冷不丁在其他地方出现。

这年年底，政府军再一次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撤离，我们仍然控制着西部和东部的从加拉加斯峰到皮诺德尔阿瓜的整个地区。政府军南面临海，他们占据着北面的马埃斯特腊山山坡上的一些小村庄。

当我们整个部队在菲德尔亲自指挥下第二次攻打皮诺德尔阿瓜时，我们的作战区域已经大大扩展。新组建了两个纵队，即劳尔指挥的“弗兰克·派斯”第六纵队和阿尔梅达指挥的另一个纵队。这两支纵队都是从菲德尔指挥的第一纵队里分编出来的，第一纵队是这些分支部队的稳定的来源，分支部队的建立则是为边远地区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一时期是我军的巩固时期，它一直延续到第二次攻打皮诺德尔阿瓜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敌我双方僵持不下：我们兵力不足，无法对敌人坚固且易于防守的阵地发起进攻，敌人也没有进犯我们。

至此，我们阵营中已牺牲了好几个“格拉玛号”上的老战士，每一位殉难的战士都让大家深深震动，尤其是尼科·洛佩斯和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还有一些战士英勇善战道德高尚，在部队里享有崇高威信，他们也在第一年的斗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其中我们要提及的是：纳诺·迪亚斯和胡利奥·迪亚斯，他们虽非兄弟俩，却同在乌韦罗一战中牺牲；西罗·雷东多，他在贝尔德湖伏击战中牺牲；以及索托上尉，他在圣洛伦索的战斗中牺牲。在城市斗争的英烈中，我们必须提及革命当时遭受到的最大损失：弗兰克·派斯，他在圣地亚哥城英勇献身。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武装斗争的业绩中，千万不能忘记城市平原派作出的贡献。不少平原派的团体在全国的主要城镇中同巴蒂斯塔政权进行斗争，但斗争的中心是两大城市：哈瓦那和圣地亚哥。

平原派和山区派一直缺少全面的沟通，这主要源于两个基本因素：马埃斯特腊山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外界隔绝以及两派在战略战术上存在各种分歧。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观念。马埃斯特腊山区之所以孤立，一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二是因为有时实在难以打破政府军对山区的封锁。

在对一年来全国革命斗争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必须提一下其他革命组织的战士们开展的各种斗争——总的说来，这些斗争成效甚微，结局大多悲壮凄凉。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革命指导委员会攻打总统府企图将巴蒂斯塔捉拿归案，绳之以法。几名优秀的战士在那次战斗中为国殉难，为首的是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一位伟大的战士和我们青年的象征——“小苹果”埃切维里亚。

两个月后，一次远征军登陆夭折，既然这次远征是由卖国贼普里奥筹措资金的，那很可能从迈阿密出发前远征计划就已泄漏，结果几乎所有远征军成员全遭杀害。这就是由卡利斯托·桑切斯率领的“科林西亚号”远征，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被北部奥连特省的杀人凶手考利杀害，这名凶手后来受到我们政府的法律制裁。

埃斯坎布雷山区也建立了不少战斗组织，有的接受“七·二六运动”的领导，有些则由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接受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的这些组织最初是受该组织的一个成员古铁雷斯·梅诺约领导，此人后来背叛了他们，接着又背叛了革命，目前他流亡国外。忠于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战士又重新组织了另外一个纵队，后来由乔蒙少校直接领导。剩下那些人建立了埃斯坎布雷全国第二阵线。

克里斯塔尔和巴拉科阿山区建立了不少小型的基层组织，他们往往时为游击队，时为盗牛者。劳尔率领第六纵队进入这些地区以后把这些人清除了出去。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发生在西恩富戈斯海军基地的由圣罗曼中尉领导的兵变是当时另一起武装斗争事件。兵变失败后，圣罗曼惨遭杀害。按原计划不应该只有海军基地一个地方举行起义，这不是一次自发的行动，而是武装力量内部由一个所谓没有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的纯粹军人领导的一场大规模地下运动的一部分。今天看来，很显然这个组织当初已经被美帝国主义渗透。不知什么原因，起义的日子推迟了一天，但是，西恩富戈斯海军基地没有及时接到命令。当时他们已无力制止起义，于是决定把起义进行到底。一开始他们还能控制局面，然而就在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城市，也有办法在山区建立坚固的防线时，他们却犯下了一个惨痛的错误——没有转移到山区去，其实，埃斯坎布雷山区离西恩富戈斯海军基地仅仅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七·二六运动”全国和地方的领导都参与了这场起义，人民也参加了这场起义，至少他们也焕发着同样的起义热情，有些人还拿起了武器。这可能使起义的领导人产生了一种道义责任，使他们更加感觉自己与这座被占领的城市紧密相连，无法割舍。遗憾的是，事态总是沿着此类暴动的轨迹发展。这一点已为历史见证，也将被未来再次见证。

学院派的军人低估了游击斗争的力量，对游击运动这种人民斗争的表现形式缺乏信心，显然这些因素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起义策划者们很可能认为，如果得不到其他战友的支持，他们就会陷入绝境。因此，他们决心背靠大海，在这个城市的狭小范围内决一死战。结果，敌人很容易就调集部队合围西恩富戈斯，以优势兵力几乎将他们全歼。“七·二六运动”作为参加他们起义的一支非武装的盟友，即使其领导清晰预见到起义的最终结果，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何况他们也没有预见到会有这种结局。这场悲剧给未来的教训是，有实力者方能决定战略。

平民百姓遭大规模杀戮，斗争屡遭失败，独裁政权在我们革命斗争的不同时期都祭起谋杀的法宝，这一切都表明，利用有利地形的游击战是人民大众反抗依然强大的专制政府的一种最好的斗争形式，它能把战争给人民的儿女带来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游击队武装建立以来，我们人员的损失并不是很多——当然是就那些英勇善战、果敢坚毅的同志们的牺牲而言。可是在城市中不仅矢志不渝的革命者献出了生命，许多并非坚定的革命追随者，或者根本与革命没有牵连的人也丢掉了性命。面对政府军的疯狂镇压，他们是弱势，是更易受害的群体。

经过一年的武装斗争，一场席卷全国的总起义已如初露地平面的红日一样呼之欲出。在城市里策划破坏行为——从精心策划、精确实施的重大破坏活动，到个人心血来潮的恐怖主义活动——造成了无辜人民的大量遇害和优秀战士的大量牺牲，并没有给人民的事业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我们不断巩固了现有的军事局面，占领的地域也十分辽阔。我们和巴蒂斯塔政府军处于休战状态，政府军不进山侵犯马埃斯特腊山区，我们也很少下山袭击他们。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对我们实施有效的包围，但是，我们总能避开他们的包围圈。

到一九五七年年底，就组织方面而言，我们游击队的部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物资供应、基本的工业机构、医院以及通信服务等基础设施均初步建立。

每一个游击队战士面临的都是很基本的问题。作为人，他们需要少量的食品、衣服和药品等不可或缺的东西来维持生命。作为一名游击队战士，即武装部队的一分子，他们需要武器和弹药来坚持游击斗争。他们需要信息来加速他们政治上的发展。为了确保这些最基本的需求，还需要建立通讯和情报机构。

游击队发展初期，大约有二十来人，只有在改善伙食时，才能吃到配给的很少量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素菜、鸡汤等。有时，农民会给我们送来猪肉，我们都严格一手交钱，一手接货。由于游击队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大批的新来的“预备游击队员”需要培训，所以就需要增加物资供应。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没有养牛业，他们的牛基本上也就仅够他们自己日常食用。他们靠出卖咖啡豆的收入去购买所需的加工产品，例如食盐这类山区没有的东西。作为最初的一项措施，我们和一些农民商量后一致同意，他们负责种一些特定的作物——豆类、玉米、水稻等，到时候我们保证收购。与此同时，我们与附近乡镇中的商人达成协议，他们负责供应我们食品和设备。骡子运输队也组织起来了，他们归属于游击队领导。(https://www.daowen.com)

至于药品，我们是从大城市里购买，但是数量和质量常常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过至少这些药品还能维持某些运转中的医院。

把武器从平原地区转运到山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山区本身在地理上就有被隔绝孤立的天然困难，那时城市武装力量自己需要武器，再说他们也不愿意把武器运送给游击队，这就使山区的困难雪上加霜。为了确保武器能及时运到，菲德尔经常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讨论。在武装斗争第一年中，除了战士们自己带来的武器外，唯一一次从平原地区送来的大批军火还是他们在攻打总统府的战斗中剩下的武器。这些武器的运输是在当地的一个大庄园主兼木材商的合作下完成的，他就是我在本书中曾提到过的巴布恩。

我们的弹药数量有限，品种也不多。况且，我们自己不会生产弹药，甚至在最初阶段连给用过的弹壳重新装填火药都不会。我们的军械工只会给0.38英寸的子弹壳和用于单发步枪的某些0.30—0.60英寸的子弹壳装填火药，因为原先那些子弹会造成半自动步枪卡壳，无法正常使用。

在组织军营生活和交流方面，我们制定了环境卫生的规章制度。在这一时期，组建了第一批医院。在我管辖的地区也建立了一所医院，医院建在一个很难进得去的地方，这就为伤员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因为从空中看不到医院的建筑。但是，由于医院设立在繁茂树林的中心，潮湿的环境对伤员和病人的健康不利。这所医院是塞尔希奥·德尔巴列同志组建起来的。马丁内斯·派斯、巴列霍和皮蒂·法哈多等医生在菲德尔的纵队里组建了类似的医院，但是，这些医院的条件只是在武装斗争的第二年里才有了改善。

部队的各种装备需求，如子弹盒、武装带、背包和军鞋都由设在我们地区的一个小型皮件作坊来生产满足。我把我们生产出的第一顶军帽送给菲德尔的时候，内心充满了自豪。谁知后来我却因此成了大家的笑柄。他们非说这是一种“瓜吉罗”⁽¹⁾帽，我也从那以后认识了这个词。只有来自曼萨尼略的一名巴蒂斯塔的市政参议员还算对我发点慈悲，当时他正在我们军营参观，筹划加入我们部队的事，顺手就把那顶帽子拿去留作纪念了。

我们最重要的工业设施是一个铁匠铺兼兵工厂，那里可以修理使坏了的武器，可以制造炸弹、地雷和有名的M-26小型炸弹。当时，曾经有不少敌机扔下的炸弹没有爆炸。一开始，我们就把其中的炸药取出来装进锡皮罐头里制造地雷。这些地雷有很大缺陷。而且，用来撞击引爆装置的点火针经常会掉。后来，一位同志想出一个办法，在重大袭击战中就使用整个炸弹，但是去掉雷管，用一支装满子弹的霰弹枪代替。我们在远处用一根绳子拉动霰弹枪的扳机，就能把它引爆。后来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这个装置，制造特殊的合金雷管和电雷管，这一来效果就好多了。虽然这些工作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但是，真正推动它向前发展的是菲德尔。后来，劳尔在他新的工业中心创建了许多工业项目，比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搞的那些规模更大。

为了让部队里的吸烟者满意，我们建立了一座雪茄厂。虽然出品的雪茄烟质量很糟糕，可是既然没有好一点的，这些雪茄抽起来还是很滋润。

部队肉铺的进货来源是从奸细和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牛肉。这些牛肉大家公平合理地享受，一部分让给农民群众，一部分供应部队。

为了传播革命的思想，首先我们创办了一份小报——《自由古巴人报》，以纪念丛林斗争中的英雄——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芒比”战士。在我们的监管下报纸出版了三四期。后来，这份报纸由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负责编辑；随后，在卡洛斯·弗兰奎的推动下报纸有了新的发展。我们从平原地区带来了一台蜡纸油印机，报纸就是用它印制出来的。

到了一九五七年年末和一九五八年年初，我们有了一台小型无线电发射台。一九五八年二月我们起义军广播电台进行了首次正常广播。那天，我们仅有两名听众。一个是居住在广播站对面山上的农民帕伦乔，另一个就是正在我们军营视察攻打皮诺德尔阿瓜准备工作的菲德尔。菲德尔用我们自己的接收机收听了广播。随后，广播的技术质量逐渐有了改善，接着广播电台被第一纵队接管。到了革命战争结束前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它已经成了全古巴收听率最高的电台之一。

所有这些小小的进展，包括我们的装备——例如，辛辛苦苦扛到马埃斯特腊山上用于发电的一台卷扬机和几部发电机——都是靠我们各方面的熟人搞来的。为了对付面临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开始创建我们自己的通讯情报网。在这方面，利迪娅·多塞在我们纵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克洛多米拉·阿科斯塔则在菲德尔的纵队里起了很大作用。

给我们提供援助的不仅有附近村庄的农民，甚至连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也把他们的设备设施捐给了游击队。我们的通讯线路远及孔特拉马埃斯特雷、帕尔马、布埃锡托、米纳斯-德布埃锡托、埃斯特拉达帕尔马、亚拉、巴亚莫、曼萨尼略和吉萨等城镇，这些地方均是我们的中继站。物资当时均由骡子运输队沿着马埃斯特腊山区隐蔽的山间小道送到我们阵地。有时，正在接受军训但还没有武器的战士会和几名武装人员一起下山到最近的几个城镇，如亚奥或米纳斯去采购，到那里物资最丰富的几家商店去采购。他们会肩扛背驮地把补给品送到山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马埃斯特腊山区唯一不缺或者几乎从来不缺的东西就是咖啡。有时我们缺盐，这是维持人类生存最重要的食品之一，只有在缺盐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

当我们开始用我们自己的发射台向外广播后，活跃在山区的这支游击队及其誓师战斗到底的决心就成了无可否认的事实，迅速传遍了全国。我们的对外联系变得更广泛更复杂，实际上我们的通讯联络向西一直扩展到游击队重要的补给中心哈瓦那和卡马圭，向东抵达了圣地亚哥。

情报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山区里只要一有政府军或者陌生人出现，当地农民就会立即向我们通报，我们很容易就能把他们扣留，调查他们从事的活动。许多秘密潜入妄图窥探我们社会生活和军事行动的政府军的特务和情报人员就是这样被我们一网打尽的。

我们开始建立法律机构，但是从那时起，马埃斯特腊山区还没有颁布过一条法律。

以上是战争最后一年开始时我们的组织情况。

政治斗争的局面则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在通过舞弊选出的国会的支持下，轻而易举地掌控了多数来为他效劳。

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在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时，还是允许表达的。但是，政府官员和官方发言人的声音毕竟占据上风，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吁全民团结的声音被各种通讯网传播到岛上的各个角落。奥托·梅鲁埃洛⁽²⁾歇斯底里的叫嚣以及帕尔多·利亚达和康特·阿圭罗的夸夸其谈粗俗可笑的言论轮番播出。康特·阿圭罗还撰文不厌其烦地重复他广播讲话中的陈词滥调，呼吁“菲德尔兄弟”接受他提出的与巴蒂斯塔政权和平共处的观点。

反对派组织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过，他们大多具有共同的特色，都想自己掌权（“掌权”应理解为“攫取国家资金”）。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对派组织内部出现的卑鄙的明争暗斗。巴蒂斯塔政府的特工人员借机潜入所有组织内部，在关键时刻，向政府通报反对派组织的任何重大行动。尽管这些组织土匪习气严重，机会主义泛滥，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为国捐躯者，有些在全国还颇具知名度。其实，当时古巴社会极度混乱，勇敢和正直的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却让普里奥·索卡拉斯之辈的名流要人活得有滋有味。

革命指导委员会选择的是一条武装暴动的道路，但是他们的运动和我们的运动彼此独立，他们有自己的路线。人民社会党参与我们的某些具体的活动，但是彼此间的不信任阻碍了我们的联合行动。从根本上说，这个工人的政党不能清晰地理解游击队武装力量的作用，也不理解菲德尔在我们斗争中的个人作用。

在和人民社会党一位领导人的一次友好讨论中，我曾经发表过一番评论，他后来多次对别人提及我的那句话，认为我的评论精确描述了当时的特点：“你们能培养出在监狱中忍受敌人毒刑拷打而绝不开口的干部，可是你们造就不出奋不顾身摧毁敌人机枪掩体的干部。”从游击队的观点看问题，我认为他们的战略思想产生的后果是：有决心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敢于对剥削阶级大加辱骂，却没有能力展望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游击战精神的人——也加入了我们游击队，但那时武装斗争已近尾声。游击斗争对他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在我们运动的内部，有两种明确界定的政治倾向，这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山区派和平原派。战略思想的分歧使我们之间彼此分离。山区派确信自己有能力开展游击战，有能力把游击战推广到其他地区，从农村开始包围由独裁政府控制的城市，通过围困和消耗的方式，彻底摧毁整个独裁政权机构。

平原派采取一种貌似更加革命的立场，他们主张在所有城镇中展开武装斗争，最后发展成为全国性总罢工，颠覆巴蒂斯塔政府，迅速夺取政权。

这一立场仅仅是表面上显得更加革命，因为那时候平原派的同志政治上还不成熟，他们关于全国总罢工的设想过于狭隘片面。第二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们就秘密发起了全国总罢工，既不事先作好政治上的准备，也不发动群众，结果导致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的总罢工失败。

这两种政治倾向都在“七·二六运动”全国委员会中有所体现，委员会成员随着斗争的发展有所变化。如果我提供的信息不错的话（因为当时我个人参与其活动很有限，现在文献资料又很缺乏），在菲德尔流亡墨西哥前的那个准备阶段中，全国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员组成：菲德尔、劳尔、福斯蒂诺·佩雷斯、佩德罗·米雷特、尼科·洛佩斯、阿曼多·阿特、佩佩·苏亚雷斯、佩德罗·阿吉莱拉、路易斯·博尼托、赫苏斯·蒙塔内、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艾德·圣玛丽亚。后因彼此之间不和，佩佩·苏亚雷斯、佩德罗·阿吉莱拉和路易斯·博尼托退出了全国委员会。当我们在墨西哥为斗争作准备时，下列人加入了全国委员会：马里奥·伊达尔戈、阿尔多·圣玛丽亚、卡洛斯·弗兰奎、古斯塔沃·阿科斯和弗兰克·派斯。

上述所提的这些同志中，第一年去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并始终留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只有菲德尔和劳尔。福斯蒂诺·佩雷斯是“格拉玛号”上的远征军成员，他负责城市里的斗争。佩德罗·米雷特在我们就要离开墨西哥前的几小时被捕入狱，他一直被监禁到第二年，出狱后才把一批军火运送抵哈瓦那。尼科·洛佩斯登陆后不几天就死了。阿曼多·阿特在那一年年底（或第二年年初）被捕入狱。赫苏斯·蒙塔内登陆后被捕入狱，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马里奥·伊达尔戈。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和艾德·圣玛丽亚在城市里工作。阿尔多·圣玛丽亚和卡洛斯·弗兰奎第二年加入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斗争。古斯塔沃·阿科斯留在墨西哥，负责政治联络和物资供应工作。被指派负责圣地亚哥的斗争的弗兰克·派斯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遇害。

后来，山区派的下列人员加入了领导机构：塞莉娅·桑切斯，一九五八年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比尔马·埃斯平，她在圣地亚哥工作，直到战争结束时一直都在劳尔·卡斯特罗的纵队里；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他是“七·二六运动”的协调员，四月九日全国总罢工后他接替了福斯蒂诺，由于他的工作在城里，所以和我们在一起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雷涅·拉莫斯·拉图尔，他被指派负责平原派民兵的组织工作，四月九日全国总罢工失败后，他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斗争的第二年，他英勇牺牲，牺牲时领少校军衔；戴维·萨尔瓦多，他负责工人运动，但工人运动深受他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影响，后来他叛变了革命，目前还被监禁。有些山区派的战士，如胡安·阿尔梅达后来加入了全国的领导机构。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平原派的同志占了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经历没有真正受到革命进程的影响，所以他们支持某种“通情达理的”军事行动，抵制他们眼中的“独裁者”，抵制以我们马埃斯特腊山区为代表的“穷兵黩武”的派别。双方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但是，这种分歧还没有尖锐到足以挑起激烈争论的地步，战争第二年这种争论便硝烟四起。

必须指出的是，山区派和平原派中坚持与独裁政权作斗争的人还是能承受那些有时截然相反的战术意见的，不会因意见分歧而放弃起义斗争。他们的革命精神不断高涨，最后在革命胜利在握、即将面临首次与帝国主义作斗争时，他们走到了一起（一九六一年），形成一个强大的、类似党派的组织，不容置疑地接受了菲德尔的领导。该组织随后与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一起组成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一九六三年）。面对来自我们运动外部的压力、面对着分裂和渗透的图谋，我们总能组成一个共同战线。就连当时那些不能以正确观点观察古巴局势的同志也担心我们这样做会让机会主义分子钻空子。

当费利佩·帕索斯利用“七·二六运动”的名义，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大多数古巴腐败的豪门寡头的利益，试图盗用《迈阿密协议》提供的职位（包括临时总统的职位）时，整个革命运动团结一致坚决反对这一立场，拥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致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各组织团体的信件中提出的观点。现在，我们在这里重新全文发表这份历史性的文献。此信签署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由塞莉娅·桑切斯誊写，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无法付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