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谈《迈阿密协议》的信件
古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古巴革命党
正统党(3)
真正组织
大学生联合会
革命指导委员会
全国工人阵线
诸位领导：
给你们写这封信是出于我道义上的责任、爱国主义的责任，更是历史的责任。最近事态的发展令人忧心忡忡。而且，自从我们回到古巴以来，局势已发展到最令人揪心、最困难的时候，因此，起草这份声明责无旁贷。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三，我们的部队在连续六小时的时间内经历了三场战斗，我们的战士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却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提供任何援助。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收到了含有公开和秘密条款的所谓联合协议的文件。此文件似乎由“七·二六运动”和上述我提及的各组织在迈阿密共同签署。在这一文件送到我们手中的同时——极具命运戏弄意味的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武器能送到我们手中——独裁政府军也开始对我们发起了最强攻势。
眼下的斗争环境，通讯联络极端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在野外战地召集我组织的领导人商讨此事，因为不仅“七·二六运动”的声誉，而且“七·二六运动”的历史正义性受到了挑战，危在旦夕。
对于那些正在与人数和武器上远远占据优势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战士来说，对于那些仅仅靠尊严和为珍爱的事业献身的信念的支撑已经苦战了一年的战士来说，对于那些遭遇同伴冷落而始终处于严重孤立隔绝状态的战士来说（他们的同伴即便在有办法的情况下也一贯拒绝援助，更不用说他们现在是心怀鬼胎蓄意拒绝援助），对于那些目睹每天有人以最纯洁无私的方式作出牺牲，目睹身边的最优秀分子纷纷倒下而内心备受痛苦煎熬的战士来说，这一消息给我们的伤害之深如毒箭穿心，怎能不激起我们满腔义愤？现在，当人们悲愤地质问，谁将会是下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的牺牲品时，当我们在这黑暗的时刻连自己坚贞不渝为之奋斗的胜利曙光也无法看到时，当我们已没有任何其他奢望和慰藉、只祈求我们的鲜血不要白流时，新闻里传来的竟是精心策划的一纸《迈阿密协议》。这一协议让我们“七·二六运动”为未来的发展承担义务，却不与该运动的领导人和战士进行沟通和磋商。沟通磋商本来就是得体行为所必需的，更不用说，仅仅出于礼貌也应该和我们进行协商。
行为不当总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那些自以为有能力推翻独裁政权的人——当然他们也自以为有能力在革命胜利后担当起重建国家这一更加困难的工作——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这一点。
“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指派过代表团，从来没有授予任何有级别的人参加你们所说的谈判。然而，如果事先协商一下，指派代表团也未尝不可。既然此事对我们组织当前和未来的活动如此重要，“七·二六运动”自然也会给它的代表发出具体的指示。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到的有关与各组织关系的情报仅限于莱斯特·罗德里格斯提供的一份报告——我们任命的莱斯特·罗德里格斯的权限仅限于与这些组织协商解决某些军事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关于普里奥以及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问题，我要向你报告的是，我与他们商讨过几次，唯一的目的就是协调军事计划直到组建一个得到三方保障和尊重的临时政府。当然，我向他们指出，首先必须接受《山区宣言》的原则，明确说明新政府的组成应该符合全国各政治势力的意愿。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在全国总罢工期间，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提议，鉴于当前形势，我们应该利用现有的所有政治力量，下大力气最终解决古巴面临的问题。普里奥回答说，他没有足够力量从事这项工作，确保胜利。还说，赞同我的建议无疑是愚蠢至极。对此我回答说，当万事俱备准备签署时，他应该正式通知我，这样我们可以讨论是否能达成协议。同时，应该让我——以及我所代表的“七·二六运动”的那部分人——完全独立自主地行事。我坚定地认为，绝不能与这些正人君子达成谅解，将来最好也不要这样做。他们矢口否认他们藏有古巴当前最急需的物资，其实他们一直在不停囤积这些物资，而且目前他们囤积的物资已经很充裕。
这份报告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无需我再多说什么了。它也证实了我们当时的怀疑，起义军不能指望任何外界的援助。
由此可见，你们所代表的组织认为，和我们组织的某些成员讨论联合的条款是明智的。你们竟然在没有通知“七·二六运动”全国领导人、在没有获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些条款宣传成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更不用说这些协议改变了我们在《山区宣言》中制定的法理学的基本原理。这一协议完全是出于宣传目的，它盗用了我们“七·二六运动”的名义。
现在的形势至少可以说是非常矛盾的：正当“七·二六运动”的全国领导机构——其地下总部设在岛上某地——准备断然拒绝那些被公开或私下提出作为协议基础的条款时，他们从非公开的函件和外国媒体上得知这些条款已经公之于众，构成了协议的基础。他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形势迫使他们要么否认与此协议有任何联系，但这样势必引起混乱，挫伤士气；要么接受协议，这样就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也没有了。果不出所料，协议副本在公开发表几天后就送达马埃斯特腊山区交给了我们。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在公开拒绝这一协议之前，“七·二六运动”的全国领导人重申必须回到《山区宣言》的原则上来。与此同时，我们领导层在起义军占领地区举行了会议，会上每个成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在分析了大家的意见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此决议构成了这封信的基础。
不言而喻，任何联合协议一定会受到国内外公众舆论的欢迎，除了其他理由以外，首先是因为国外不了解反对巴蒂斯塔的各派政治力量和革命力量的真实情况；其次是因为当时古巴国内各派力量之间的关系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候，“联合”一词具有重大意义；最后是因为把所有的力量（从最具革命热情的力量到对革命不太感兴趣的力量）都联合起来总是最佳策略。
对革命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联合本身，而是联合的基础，是联合应该采取的形式以及使联合更具活力的爱国意图。
在联合条款被不具资格的人正式批准的情况下，不论是决定赞成这种未经我们讨论过的联合，还是躲在国外城市舒舒服服避难的同时急不可耐地宣布实行这种联合，都是对国民的欺骗，对世界的欺骗。这使“七·二六运动”不得不向被一纸欺骗性的协议蒙蔽的公众舆论发起挑战。协议是一出最卑鄙最肮脏的骗局，但是，它摧不垮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
之所以能策划这一协议是因为当支持这一协议的各组织的领导人齐聚海外，从事一场假想中的革命时，“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正在古巴国内，领导着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说这些话是不是多余的呢？多余就更好了！如果不是你们如此起劲地非把“七·二六运动”和这一协议扯到一起，甚至还认为程序上的分歧不应该放在实质性分歧之上而让我们感到愤懑和羞辱的话，我就不会起草这一信件。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不是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赞同协议中一些基本原则的话，我们当初就会接受这份协议了——因为联合总能提供积极的价值，因为古巴解放军人集团的某些提议还是有价值的，也因为你们答应给我们提供我们真正需要的援助。
即使我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独裁政府动用成千上万兵力前来围剿我们，我们也决不会同意牺牲某些基本原则，决不会放弃我们对古巴革命的理想。
这些原则在《山区宣言》中有清晰的陈述。
联合协议绝口不谈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古巴内政的原则，这是最冷漠的爱国主义的行为，是明显的懦弱的表现。
我们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古巴内政，不仅是以革命的名义反对他们干涉古巴内政——因为这是对我们主权的侵犯，也可以说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珍爱的原则的侵犯——而且也是反对他们输送大批现代化的飞机、坦克以及各种军火支持独裁政权，正是依赖这些军火独裁政权才得以苟延残喘，我们也因此成了除马埃斯特腊山区农民之外最大的受害者。强调尊重不干涉内政原则本身就是对独裁政权的一种颠覆。难道我们竟如此懦弱，连让亲巴蒂斯塔的外国干涉势力撤出古巴的要求都不敢提？难道我们竟如此缺乏诚意，只敢在幕后提出请求，让他人代我们火中取栗？难道我们竟如此软弱，在这个问题上竟然不敢说一句话、表一个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脸宣称自己是革命者？还有什么脸吹嘘联合协议具有历史意义？
联合协议还删除了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军人集团充当临时共和国政府的庄严承诺。
有人认为，只要消灭了独裁统治者，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不管这一错误观念多么自欺欺人，此时此刻降临到国家头上最大的厄运可能就是巴蒂斯塔政权被军人集团取而代之。可是就有某些卑鄙小人——其实他们就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军事政变的同谋，不过也许他们还有更强烈的野心，并对海盗精神过于痴迷，后来才和巴蒂斯塔分道扬镳——提出了这种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只有祖国进步的敌人才会赞同。
拉丁美洲的经验证明，所有军人集团的统治都会发展到专制统治。拉丁美洲大陆最大的祸根就是牢固确立了军人阶层在国家的统治地位。这些国家的战争比瑞士少，将军的人数却比普鲁士还多。在民主和共和的命运不是被拯救就是被摧毁的重要关头，我们人民最合情理的愿望就是维护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诞生的平民传统。一旦军人集团在共和国登基，他们就会把这种传统——这一祖国解放者最珍贵的遗产——踩在脚下（独立战争中的任何一位将军，即便是极端自负的将军也不会去干这种事，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期间）。如果由于害怕伤害军人感情（其实，这种情况在支持我们的正直的军人中，只在假想而已，并不存在），而在这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不公开我们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宣布放弃原则的道路上我们还将要走多远？及时表明我们的立场就能避免一个军人集团、一个只会延长内战的军人集团上台的危险，难道这一点还不明白吗？
现在，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声明，如果军人集团取代巴蒂斯塔政权，“七·二六运动”将坚决将其解放运动进行下去。我们宁愿今天的斗争更加艰苦，不愿明天跌入一个新的、无底的深渊；我们既不要一个军人集团掌控的政权，也不要一个被军人操纵的傀儡政权。人民应该庄严而体面地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士兵应该回到自己的军营中去，各自行使自己的职责！
我们或许是在等待那些参加过三月十日政变的将军吧？因为巴蒂斯塔一旦感到自己受到严重威胁，就会在他们面前心甘情愿地交出政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转让他手中权力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利益。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缺乏远见、缺乏理想、缺乏战斗意志的等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你们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蕴藏的巨大能量和战斗精神，那么你们就无权插手他们的命运；如果你们的目的是扑灭他们对共和实体的不屈不挠的渴望的话，那么你们也无权插手他们的命运。不要让那些政客带着他们各自的交易，怀着愚蠢的野心和极度的贪婪，揣着预先瓜分利益的阴谋来扰乱我们革命的进程，因为古巴人民渴求的远比这些更丰富更高尚。只要他们愿意，就让那些雇佣的政治家们统统都变成革命者吧！但是，不要让他们把革命变成供他们玩弄的堕落的政治交易。人民抛洒的鲜血还少吗？他们作出的牺牲还小吗？难道明天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这么一场毫无价值的骗局？
以上是被联合协议文件删去的两项基本原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点我们也未敢苟同：
有关古巴解放军人集团权力的秘密条款二中的第二分款规定了他们有权任命临时政府中共和国总统的事项。如果让我们接受这一分款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同一条款中的第三分款，这一分款把“最终批准或否决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内阁成员以及批准或否决当全面或部分危机出现时内阁的更迭”也归入古巴解放军人集团的权力之中。
怎么能想象总统任免内阁的权力竟然必须由一个与国家权力毫不相干的机构批准？鉴于古巴解放军人集团是由不同党派和不同地区的代表组成，因而代表了不同的利益。他们任命的内阁成员只能是寻找最小的利益共同点，作为在各种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唯一办法，这一点还不清楚吗？这一条款必然意味，在一个国家内建立两套行政领导机构，这样的条款能让人接受吗？国家所有地区要求临时政府作出的唯一保证就是，它必须把自己的使命建立在一个最低的不变的纲领上，确保临时政府在过渡时期绝对公正地发挥其调解人的作用，带领各方走向完全合乎宪法的国家生活的正常状态。
试图干涉每一名内阁部长的任命无异于想控制共和政府，使之屈服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手段仅仅对于那些缺乏群众支持、只指望在传统政治准则的框架里生存的党派和组织有意义。它与“七·二六运动”所追求的共和政体这一崇高的政治目标和革命理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秘密协议存在本身就是不能被接受的，尤其是这些协议不谈抵抗运动的组织问题或行动计划，却奢谈诸如未来政府框架之类的只有全体国民才有权决定的问题。既然谈论这些问题，任何协议都应该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何塞·马蒂说过：“革命的方法是秘而不宣的，但是革命的目的必须永远公之于众。”
另一点同样让“七·二六运动”无法接受的是秘密条款八。该条款规定：“革命武装部队及其武器将成为共和国正规武装机构的一部分。”
首先，该条款所说的革命武装部队到底是什么含义？今天，当为数不多的爱国者正与独裁政府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进行殊死战斗时，有些人却把武器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悠闲地把双臂往胸前一叠，在一旁袖手旁观；但是当胜利之日来临时，他们又会肆无忌惮地挥舞手中的武器。难道说要把他们都招收到警察队伍中来吗，让他们来组建我们的海军和陆军吗？难道我们在一份革命文件里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袒护不久以前曾经是共和国祸根的强盗行径加无政府主义这一毒瘤吗？(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管辖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维护治安是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事实证明，从现有秩序被废止的那一刻起，法律的约束力便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违法犯罪行为如得不到及时制止，便会到处蔓延。正是及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正是人民群众充分而全力的支持，我们才能在土匪行径的野火刚起火苗之初便将之扑灭。农民过去一直视当权者为他们的仇敌，经常替与当权者有纠葛的亡命徒提供庇护；现在，他们视我们的战士为他们利益的捍卫者和他们生活秩序的主宰。治安的最强大的护卫者就是人民群众自己。
无政府主义是革命进程最凶恶的敌人。从现在起就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大工作。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关注革命的命运，自然，没有为革命作出流血牺牲的人也不可能关心革命的存亡问题。
全国人民必须懂得，法律会做出公正的判决，违法犯罪活动不管在哪里出现都会受到惩罚。
“七·二六运动”有责任维护社会治安，有责任重组共和国的武装机构，因为：
1. 它是唯一在全国各地拥有纪律严明的民兵队伍的组织，它拥有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赢得二十场胜利。
2. 我们的战士一贯都宽恕敌人的生命，照料敌人的伤员，即便知道敌人派来的奸细握有重要情报也从不对其拷打逼供。他们无数次向世人证明了对政府军士兵宽容大度、不计仇恨的风范。这一赢得各方敬佩的宽宏大量的战时行为方式他们一直保持至今。
3. 必须向武装力量灌输“七·二六运动”在它自己的战士中弘扬的那种崇高和正义的精神。
4.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的镇定自若的精神是我们最好的承诺——正直的军人在革命中是无所畏惧的。有些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的军人在自己的军服上涂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而我们的战士永远无需为此付出代价。
联合协议的其他一些方面也令人费解。在没有明确阐明斗争策略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达成一致的协议？真正组织的成员是不是仍然考虑在首都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他们是不是打算继续囤积更多的武器，明知这些武器迟早会落到警察手中，也不愿把它们运送到战士手中？最后一点，他们是否已经接受了“七·二六运动”提出的全国总罢工的主张？
此外，我们认为协议严重低估了奥连特省的斗争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的已不再是一场游击战，而是和敌人的正面交锋。我们的部队尽管人数和武器装备均处劣势，但是，我们尽可能地利用地形优势，利用神速的运动和不断监视敌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道义因素在这场斗争中的独特的重要性也无需在此赘言，但其影响之大是令人惊讶的，将来总有一天大家会深切感受。
全国人民都在奋起反抗。如果把他们都武装起来，那么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即使再小的角落也不必让我们游击队去担心了，武装起来的农民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敌人的。由于独裁政府继续派遣大规模的增援部队，他们的失败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灾难。人民抵抗的勇气空前高涨，我用任何语言描绘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独裁政府正在发动惨无人性的报复行动，他们对农民的大肆屠杀堪与纳粹集团在欧洲的杀戮行径相提并论，他们让手无寸铁的人民替他们自己的每一次失败付出代价。每次大屠杀后，政府军总参谋部总会公布其战报，宣称起义军遭到重创。这种卑劣的行径已经唤醒了人民强烈的反抗精神。一想到谁也不给人民送去一杆枪；一想到孤弱无助的农民眼看着自己的茅屋即将被烧毁，自己的骨肉亲人即将遭屠杀，却还在苦苦地等待枪支；一想到在人民呼唤枪支的绝望声中，古巴大地上的武器却被藏匿起来，宁愿等着被警察起获、等着独裁政权垮台、等着起义军被斩尽杀绝，也不愿分发给人民，让他们去消灭那些卑鄙的走狗，即便是消灭一个也罢；一想到这些，我们的心就在流血，灵魂就遭受煎熬。
世上没有什么比我们许多同伴的行径更卑劣的了！他们要想改变立场去援助正在浴血奋战的战士现在还来得及。从我们自己的观点看，这些已无关紧要。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么说是出于私利，或是因为我们傲慢：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对此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不是在山区拼死到最后一名起义战士、在城市整个一代青年为国殉难，就是排除最难以想象的艰险，赢得最终的胜利。对我们来说，失败是不可能的。一年来我们战士的英勇奋战和浴血牺牲是任何人用任何方法都抹杀不了的，我们的胜利是实实在在的，是无法一笔就被轻易勾销的。我们的战士比以往任何时候斗志更坚决，他们将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那些拒绝帮助我们的人必定会失败：那些最初和我们并肩战斗后来又背弃我们的人；那些对尊严和理想缺乏信念、挥霍时间和声誉去与特鲁希略专制政府进行可耻交易的人；那些虽拥有武器、但懦怯的本性让他们在需要战斗的关头把武器藏匿起来的人；是他们铸成了大错，而不是我们。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明确表态：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为自由而战的古巴人被敌人追捕，眼看就要惨遭杀害，如果我们看到他们日复一日地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或者看到他们的信念正日趋削弱，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火速前去援助他们，必要时与他们共同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是古巴人，古巴人不会对自由之战无动于衷，不会对拉丁美洲其他任何国家的自由之战无动于衷。多米尼加人当初不就是集结了向风群岛上的武装力量去解放他们的人民吗？集结的人员中每有一个多米尼加人就有十个古巴人。当初索摩查(4)的追随者入侵哥斯达黎加时，古巴人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赶到那里投入反侵略的战斗了吗？今天很难想象，当自己的国家正艰苦卓绝为自由而战时，有些古巴人——那些被独裁政府逐出自己国家的古巴人，却拒绝为他们战斗中的兄弟姊妹提供援助！
如果他们确实想援助我们，他们还会提出这些不公正的条件吗？为了偿还他们的援助，我们还必须把共和国作为战利品拱手让给他们吗？我们应该宣布放弃我们的理想，重新设计这场战争——屠杀自己的兄弟，使国家陷入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之中——不去兑现国民从巨大的牺牲中渴求的回报吗？
反抗独裁政权斗争的领导权现在握在古巴境内的革命战士手中，今后将继续握在他们手中。任何现在或今后想充当古巴革命领导的人必须留在古巴国内，必须接受今天古巴形势要求他们承担的责任、风险和牺牲。
国外流亡者在这场斗争中也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但荒谬的是，他们竟然企图从国外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地告诉我们该攻占哪座山头，允许我们放火焚烧哪个甘蔗种植园，告诉我们哪些破坏活动容易成功，以及在什么时刻、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可以发起全国总罢工。这岂止是荒谬，简直是愚蠢至极。要从国外帮助我们，完全可以在古巴流亡者中为我们募集资金，可以为古巴的事业宣传鼓动，可以谴责独裁政权残害我们的种种罪恶行径。但是，当古巴革命在“七·二六运动”制定的斗争策略指引下，运用武装斗争、城市暴乱、破坏活动、停产罢工以及其他多种形式，正逐渐在全国城乡发展壮大的时候，请不要身在迈阿密却竭力要去领导这样一场国内革命。
正如我们多次公开表态的那样，“七·二六运动”的全国领导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随时准备在古巴与独裁政府的任何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协调具体的计划，开展推翻独裁政权的切实可行的活动。
“七·二六运动”是目前唯一在国内战斗的反对派组织。全国总罢工将在全民抵抗运动、全国工人阵线以及其他任何拒绝宗派主义思想并与“七·二六运动”保持联系的团体的共同努力和有效配合下举行。
“七·二六运动”中的工人阶层正和支持罢工、不会在关键时刻抽身而去的抵抗人士一起，在所有的工业中心组织罢工委员会。这些罢工委员会将组成全国工人阵线，这一阵线是“七·二六运动”承认的唯一合法的无产阶级的代表。
推翻独裁者必须解散不光彩的议会，解散古巴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层，免去所有直接或间接依靠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的“大选”或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的军事政变而上台的市长、省长和其他公职人员的职务。推翻独裁者还必须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不论是普通政治犯还是军人政治犯），将所有参与独裁政权罪恶行径的帮凶统统送交法庭审判。
新政府必须以一九四〇年的宪法为基础，保证宪法所确认的所有权利，不参与一切政治宗派活动。
政府行政当局必须承担宪法赋予共和国国会的立法职能。作为其主要工作，政府行政部门必须根据一九四三年选举法和一九四〇年宪法举行全国大选，实施《山区宣言》提出的十点最低纲领。
目前的最高法院由于无力解决军事政变后的违法局面必须宣布解散。这并不排除日后重新任命那些捍卫宪法原则，对这些年来独裁政权内的犯罪行为、专制主义和舞弊行为采取强硬手段的原有法院的官员。
共和国的总统必须决定新的最高法院的构成方式，最高法院随后应被赋予重组所有地方法院和自治机构的职责，罢免那些参与独裁政权肮脏交易的公职人员。新的公职人员的任命必须依法进行。各政党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应该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即在人民面前为他们的纲领辩护的自由，在宪法的框架内鼓动和组织公民的自由，以及参加全国大选的自由。
《山区宣言》中已经阐明了任命共和国总统的迫切性，“七·二六运动”已经发表声明，认为此人应该由所有民间团体来推选。尽管如此，五个月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越来越迫切地要给全体国民一个回答：谁来接替独裁者？面对这个重大的问题，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了。“七·二六运动”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它向人民提出一个建议，作为保证临时联合政府的合法性、制定临时联合政府先决条件的唯一可行的方案。此人必须是奥连特省法院的正直的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律师。挑选他的并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的品行。我们期望他不会拒绝这一为共和国服务的机会。
任命他的理由如下：
1. 他是最尊重宪法的法官，在审理完“格拉玛号”远征军成员后，他当庭宣布，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字面条文，组织反政府武装并不构成犯罪，而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在我们为自由而战的历史中，一名法官作出这一声明是史无前例的。
2. 他的一生忠实地执行法律审判，这使我们相信，在独裁政权被人民推翻的重要关头，他在专业上和个人品行上都有足够能力在所有合法的利益集团间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
3. 没有人像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律师那样不受党派精神束缚。由于他的法官地位，他不隶属于任何政治集团。在具有同样威望、没有积极参与革命的公民中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如此同情革命事业。
如果我们提出的条件——这是一个已经同意作出最大牺牲的组织提出的客观公正的条件，而联合协议是在既未与该组织协商、又未经该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盗用其名义签署的——被拒绝，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单独战斗下去。没有武器，我们只有在战场上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没有人提供援助，我们只有依靠我们高度信赖的人民；没有别的来支撑我们，我们只有靠心中的理想来支撑。
毕竟，在全国积极开展斗争并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有“七·二六运动”，没有其他组织。把奥连特省崎岖险峻的山区里的武装起义一路传播到西部各省的也是“七·二六运动”的战士，而不是其他人。只有“七·二六运动”一直在策划破坏活动，放火烧毁甘蔗地，处死政治恶棍。只有他们才能组织全国的劳工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他们才能与各方合作，组织全民抵抗运动，才使古巴几乎每一个区域内的所有民间团体都实现了团结。
请诸位谅解，我们已经从官僚纷争的牵连中抽身而退，不再参加政府了。但是，你们必须彻底明白，“七·二六运动”的战士现在没有放弃、将来也决不会放弃指导和引领我们的人民。他们将继续在地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在敌人抛掷我们死者的墓场上领导人民。我们决不会放弃领导，因为不仅是我们，而且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承诺，要为古巴人民摸索解决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案。
我们将孤身奋战，不成功便战死疆场。我们经历过只有十二名战士的岁月；我们经历过没有马埃斯特腊山区人民支持的艰难岁月，因为当初他们还不习惯战争环境，还没有组织起来；我们经历过不曾拥有像今天如此强大、如此纪律严明的全国性组织的岁月；我们经历过无法依靠民众巨大支持的岁月，让人难忘的弗兰克·派斯牺牲的那天就是明证；今天我们的斗争决不会比那时候更艰难！
为了有尊严地死去，我们的战斗无需有人陪伴。
菲德尔·卡斯特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马埃斯特腊山区
(1) guaguero，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公共汽车司机的土称。
(2) Otto Meruelo，新闻记者，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发言人。
(3) The Orthodox Party，又称古巴人民党，一九四七年由爱德华多·奇瓦斯创建。
(4) 索摩查家族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九年对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长达四十三年，在此期间尼加拉瓜军政要职几乎完全由索摩查家族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