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己的作品
文学的影视改编，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改编对象的确定。刘恒从自己的小说作品的改编入手，开启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影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在改编自己的作品的阶段，刘恒只有四部作品投拍。一是1990年谢飞执导的《本命年》，改编自小说《黑的雪》；二是1990年张艺谋执导的《菊豆》，改编自小说《伏羲伏羲》；三是1998年杨亚洲导演的《没事偷着乐》；四是2000年安占军执导的贺岁电影《美丽的家》。后面这两部电影均改编自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另有一部尚未投拍的《白色漩涡》，则改编自小说《白涡》。
之所以选择上述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些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譬如小说《黑的雪》之所以能够改编为电影，是因为它写了一个复杂而又独特的人物。在中国文艺特别是电影画廊里，这种悲剧性的中间人物还很少见到。作品结构比较完整，提供的社会图景新鲜有趣。加之规模小巧，摄制经费不会太高，人物比较集中，艺术上容易达到要求，[15]并且李慧泉身上既存在着好也存在着坏，既存在着善也存在着恶，是矛盾的复杂体。能看到这些复杂性，也是我对生活对人生的认识的变化。[16]张艺谋之所以要改编刘恒的《伏羲伏羲》这本小说，就是因为“刘恒笔下的人物都是那种典型的把自己搁在煎饼锅上烤，把自己内心那点水分都烤出来，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的人……而我看中的正是刘恒这种对人物的刻画……”[17]也许这些小说作品都不是文学史上的名著或经典，但在思想上它们能够体现人类进步的价值观念和人间真善美的情怀，在艺术上它们大多具有适合影视艺术表现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形式元素。这符合剧作家夏衍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应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思想内容，作品对广大观众有教育意义，这是先决条件；其次，电影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要有比较完整紧凑的情节，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即有矛盾、有斗争、有结局；第三，要有几个（至少一个）性格鲜明、有个性特征的人物。[18]
既然电影改编近似于给孩子喂奶，这一方面说明文学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孩子”与“母亲”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表明改编需要对原著予以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阐释，以助于原作的生长。改编归根结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没有一定的规则，即使是同一个改编者，对待不同的作品，也绝不会重复雷同的改编手法。刘恒的电影改编手法虽然有着自己的创作惯例，但面对不同的改编对象，也常常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https://www.daowen.com)
改编小说《黑的雪》和《伏羲伏羲》之际，初任编剧的刘恒几乎没有改编经验，对于电影的理解及对改编技巧的认识也比较懵懂。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开始自己的“触电”之旅，源于他非常简单的改编初衷和想法：“这样的合作也不失为我的一次机会”[19]，“希望看了电影以后，大家能回过头读我的小说原创，利用电影为我的小说做一个广告”[20]。但由于是改编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刘恒深得原作的精髓，并没有对两部原作进行大胆的影像化改写，而是忠实于原著，采用移植方式来处理原作，原著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几乎是照搬照用。不过，在此基础上他还是对文学书写的影像转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譬如改编《黑的雪》时，他将小说中某些特定意蕴的隐喻和象征表现予以具象化，如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他疼得在雪地上蜷起来。……他蹬着两只脚，想站起来。他听到了脏雪的讥笑声。他害怕了……雪花在他厚厚的嘴唇上不停地亲吻。似乎要赠他许多补偿。夜深了。城市的肚子里传出沉重的脚步声，正一步一步地走到地面上来。”在这段文字中，脏雪的“讥笑”、雪花的“亲吻”、“城市的肚子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之类的描写，显然是李慧泉的幻想，它们是无法直接在银幕上体现的。因此，刘恒在改编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图像化书写：“街道。路灯下。无风。静静的大雪。//李慧泉的身上压了厚厚一层雪，只余轮廓。一对以雪嬉戏的青年男女追逐着，逐渐向李慧泉靠拢。女青年银铃一样咯咯的笑声和叫声。//男青年似乎发现了李慧泉，俯下身子细看。//女青年从另一个方向走向那堆雪。//在女青年蹲下来的刹那画面静止不动。//轻松而略带忧郁的音乐。一种城市的夜曲和冬曲。”这里呈现的“街道”“无风”“路灯下”“静静的大雪”之类的场景单调而平凡，而女青年银铃一般咯咯的笑声则反衬出李慧泉心底的痛苦和悲凉。在“救救我”的痛苦呻吟声中，李慧泉倒在血泊之中。此时的世界是陌生的、异己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根本听不到他人的呼救声。剧本精心设计的这种结尾方式，不仅使电影画面具有活灵活现的影像质感，而且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电影主题，很好地传达了原著的意蕴——一个弱者在一个强大的力量面前被压碎了，但直到被压碎前，还在那挺着，站着，还在那反抗，[21]最终使得《本命年》成为都市电影的经典文本，相继获得1990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第四十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小说《伏羲伏羲》最初的电影改编剧本，原名《黑暗中的呻吟》，曾用名《山风》《呻吟》等，所拍电影名为《菊豆》，剧作原稿现已丢失，目前所看到的剧本为拍摄电影时刘恒与导演张艺谋的合著。由于小说《伏羲伏羲》颇有争议且早享盛誉，因此刘恒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勇于挑战的精神和非凡的改编能力，因为原著成就越高，改编成功的希望就越小。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作品的文学素质越是重要，越是关键，那么改编作品就越是难以和它相媲美。[22]不过，此时的刘恒已经开始有了自觉的影像化思维意识，善于用生动的影像和画面讲述动态的情节和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通过观摩影片《菊豆》和通读小说与目前所见的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极易发现电影文学剧本在人物关系、主题重点、叙事手法以及空间处理等方面已经对小说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显然超越了小说的故事层面，有了新的面相和质的飞跃。譬如对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多处改写，将原著中杨天青与杨金山的“叔侄关系”更改为“养父子关系”，将原著中身体强壮、活力四射的杨天青塑造为一个孱弱、干枯的老光棍形象，将小说中年轻漂亮的菊豆和精壮少年间的美丽爱情更改成老男人之间对女性的抢夺，将杨金山自然而然的老死改成因天白无意间将他推入染池溺死，将杨天青的自杀改为被亲生儿子杨天白所杀，将菊豆平静活着的命运改写成在染坊内自焚而死。上述诸多方面的改写，缘于小说与电影在价值诉求和主题表达层面上的差异，因为小说是对个体生命的呼唤和礼赞，而电影则偏重人对权力的反抗和挣扎。[23]当然，电影文学剧本还通过“挡棺”等神秘仪式和民俗氛围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因为这些新奇的场面和热闹的场景具有天然的造型感和极佳的视觉效果，自然能够给观众带来一种别致而新颖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