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望流露
欲望与人性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孪生兄弟。人性的某些真实形态体现在欲望的表现形态上，而欲望又是人性的基本需求。虽然欲望只是人性的某种程度上的呈现，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着人性。要想揭开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的环境，就得对欲望进行刨根究底的剖析。“成也欲望，败也欲望，恰恰是人类共同的宿命”[3]，既然对人的欲望的关注是书写人性的必由之路，那么刘恒影视作品中有关欲望的书写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主题。因为人性挣扎的背后“折射着刘恒对人类文化与命运的深层思考”[4]。“人为各种各样的欲望所折磨，是人在生存当中必须经受的。”[5]因而，刘恒的编剧作品透过人性的表层，直指人性本质。
刘恒对于人性欲望的揭示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影视作品将人性欲望中包含的“生与死、爱与憎、粮食、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6]杂糅到一起。当然，其中的“主菜”是欲望中最为基本的“性”，这在刘恒的影视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刘恒所理解的“性”是一种自然属性，是人的最原始的本能需求，它能将人带入欢愉的境地，也能将人推入痛苦的深渊。性能创造人，也能毁灭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刘恒作品当中的“性”或者说“食、色”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揭发，不是为了所谓的欲望而欲望，而是他在寻求以欲望的叙述来表现人性的本真。当这些基本的生存要素缺乏时，人的日常生活必然受到冲击，也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困境下的人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变，因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态，继而酿成种种悲剧。刘恒正是以此来对人性进行精神启蒙，“彰显自己的价值立场”[7]的。欲望是刘恒探讨人生存困境的一块画布，通过人们在欲望的需求中挣扎从而留下的痕迹，那些被遮掩了的人性的真实一面得到鲜明的展示。刘恒毫不犹豫地把健全的人放在欲望的支配下，通过人的生存痕迹来展示人性与欲望的复杂关系，通过欲望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欲望与文化之间的排异反应，揭露人在特定历史困境下的生存悲剧。而生存悲剧产生的审美效应是“沉重”的，“没有沉重，我们将看不清真正的现实”[8]。刘恒的作品当中，人性的需要通过主要人物的不断挣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但是人物又往往毁于这种不能停歇的欲望需求。比如《菊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影片《菊豆》的背景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当中的欲望最初是“性”的压抑。“性，作为生命的体验，目的是揭示人性的深层次欲望，以及维系欲望的社会生活关系。”[9]杨金山、杨天青、菊豆这三个人正常的“性”的需求受到了压制。杨金山是由于天然的生理障碍，不能正常进行性生活，然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礼教观念又炙烤着他的灵魂，他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下，失去了健全的人格，心理逐渐变态，“杨金山变态的性虐待行为，无疑是对性的扼杀，对正常人性的挑战”[10]。杨天青从小父母双亡，仰仗杨金山生存，没有自己的财产，四十多岁了，虽然有正常的性需要，但是没有实践的场所。而菊豆是一个没有物质自由、没有人权自由的女性，被杨金山买下后，连生存都受到了挑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迟早会被老家伙折磨死”。这三个人走到一起，欲望的洪水都受到了严重的阻塞，疏通不了。于是矛盾的火种也就此埋下。杨天青那一堆“干柴”干渴已久，因此当菊豆一到来，他就不顾伦理廉耻在墙板上面挖了一个洞偷看菊豆洗澡，他的“干柴”只要被菊豆一点就能燃烧。菊豆这一团“烈火”本来还只是朵小火苗，但在杨金山的折磨下，生命中的欲望在女性的尊严、生存危机的压力下彻底地被释放出来。菊豆最终逾越伦理道德，逾越礼义廉耻，与杨天青走到一起。影片中人物的欲望受到严重压制，最终无可掩盖地暴露出来，不仅外在地呈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也鲜明地勾勒出杨天青和菊豆在谋求欲望、正常人性、精神和心理的解放道路上“触及了反封建和人性等旨意”[11]。
当欲望与社会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发生矛盾时，人性必然做出本能的挣扎，然而失败的命运始终难免，这是一种悲剧化的欲望叙事。但也正是在这种叙事的外衣下，我们能看到刘恒“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12]。他以杨金山、菊豆、杨天青、杨天白等人为载体，探讨了人性的真实欲望，表现了人伦与人性、人伦与兽性、封建文化与现代生命意识的冲突，从而对人性的欲望需求、人物的生存困境做了深刻的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在关注生命本身的意义。人类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即便是这种简单而真实的欲望，都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规约，因而为了存活下去，人只得不断地与外界做着不同程度的斗争。当欲望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诸如性、尊严、成功等层面时，面临的困境就会更多，因而人类必将无可逃避地面对更多因欲望带来的困境，人类在欲望的困境中挣扎在所难免。(https://www.daowen.com)
人都有欲望，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刘恒倾向于给剧作中的人物设置不同的生存困境，将人的生命本能和承载人生命本能的日常生活推向永恒的悲惨境地。刘恒在作品中多次探讨了在极端条件下，人性的真实需求受到了环境的极大压制，但是极端的环境最终又将人性的真实愿望逼迫得爆发出来，因而酿成的许多悲剧，它们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联，蕴含着刘恒复杂的反思批判和悲悯认同的生命意识。
在《铁人》中，刘文瑞在大饥荒的条件下，受不了严寒冰冻，终于打了退堂鼓。他流着眼泪对王进喜说“熬不住了”。尽管王进喜一直给大伙喂食精神食粮，但是再怎么也无法抵抗饥饿的“野兽”在现实面前的撕咬。在最基本的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刘文瑞终于褪去了精神的外衣，当了逃兵。王进喜冒着严寒，找了多个地方，终于找到刘文瑞，当刘文瑞说出“熬不住了”，王进喜没有坚持将他带回去，而是同情又惋惜地看着自己最为器重的徒弟，放手让他离开。临行之际，王进喜还从怀中拿出干粮衣物相赠，并拍打着他的头，痛心地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此刻，他不是以一个师傅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恨铁不成钢的长辈在说话。
刘恒的电影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程度上探讨了人性中善和恶的主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人性中的善与恶往往交织在一起拆解不开，呈现出复杂的表征。刘恒在创作中虽然不时揭露人性中的各个层面，但是他并没有将人一竿子打死，他们“身上既存在着好也存在着坏，既存在着善也存在着恶，是矛盾的复杂体”[13]。从剖析人性善恶的路径入手，对人生意蕴进行深刻揭示，这种创作思想是刘恒作品一贯的特色。此处重点阐释的是，刘恒在探讨和表现人性的同时，对人性复杂的现象所做的细致的描绘。
如《跟我走一回》中的马本诚，他偷渡，失手杀人，蹲过大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个地道的坏人。但是揭开表面，我们看到马本诚是一个悲剧色彩比较浓厚的人物。他对老婆痴情，对母亲孝顺，对儿子牵肠挂肚。他迫于经济压力走上不归路，但是他并非十恶不赦。出狱后，他一心探访老婆、孩子，当得知老婆改嫁后，并没有去找麻烦，只是想看到儿子。当这个出于真实人性的要求没有满足后，他愤而拐走了前妻的侄子，实际上就是他的儿子。虽然他不明真相，但一路上对孩子呵护有加，给孩子传达的是一种正能量。当一辆手扶拖拉机在铁轨上抛锚时，他拼死冒雨去拦火车，当孩子跌下陡坡失血过多时，他毫不犹豫地给孩子输血。他的表象是恶的，人性中虽然冒出过邪念，但是善是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