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性展现
人性美是电影表现的永恒的主题之一，我们知道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美的一面，也有丑的一面。人作为动物的属性，天生就有对美的向往，而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对于美的追求更是一种社会的本质属性。此处的美，不仅是人类审美的特性，而且是人性的那种超越丑、恶的社会存在本性，也即通常所说的“真、善、美”。人性的揭示通常体现在反映民俗民情、反映时代地域特征的影视作品当中。对人性当中没有被社会物质污染的那种原始的人性美的展示，更是影视作品里的重要环节，更是对处于人类生活之上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细致的体察。人与一般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是社会关系的集大成体。人性当中的美是纯真、非物质的，是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力量。影视艺术的人性书写是对一定社会情态的再现，尤其是对人物在面对各种事件时所展现的人性本能的记载。同时，也是对人物所处社会环境中主流文化的一种记录，是对创作者时下文化生活的一种喻示。
人性当中的美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条件下，人类赖以更好地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历经几千年风雨淘洗而留下来的“真经”。在刘恒的影视创作当中，有多部优秀作品便倾向于展示人性里那种最朴实、最淳厚、最干净、最耐人回味的人性之美。
比如《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性格正是淳朴的农家人最真实的人性美的体现。秋菊作为一个农家妇女，为人朴实厚道，但个性中有一种犟性。她所谓的“打官司”，并不是要把村长怎么样，只是要村长给个说法、认个错。她不是为了要钱，她只认一个理，维护“在传统宗法社会环境里被人们所普遍看重的家庭乃至家族的‘颜面’”[14]。当村长在她难产时救了她们母子后，秋菊决定既往不咎。当村长被公安机关带走拘留后，她踏雪循着警笛声追出很远。与之相对，村长虽然是一个基层的干部，但并没有作威作福，更无贪腐。他也是一个倔强之人，农村重男轻女的陋习禁锢了他的思维，因而当万庆来说出戳他心窝子的话后，他下狠脚踢了万的下身。他认为自己没错，他宁愿赔钱也不愿赔礼道歉。他也曾为了不让上级为难，谋求息事宁人。当秋菊难产万庆来找到他时，他并没有见死不救，反而在雪地上骑车找人，连夜将秋菊送到医院救治，最终秋菊母子平安。两个人都不是恶人，虽然双方有矛盾冲突存在，但是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性是美的，尤其是村长，不因矛盾冲突而记仇在心，也不寻思报复，而是当对方面临生死困境时，不计前嫌地出手相助。
此外，《漂亮妈妈》是对“美好人性的深入挖掘”[15]。影片讲述了一个单身母亲带着有听力障碍的儿子生活，即便儿子不能正常地说话，她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教养。她一心想将儿子作为一个正常人培养，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教孩子说话识字，她不惜辞掉工作摆起地摊。为了筹钱给儿子买一副助听器，在做钟点工的时候还差点被人强暴，在紧急关头，她拿起菜刀，捍卫了女性的尊严。母亲对儿子的这种无私的关爱，正是人性最真实的体现，也是最美的体现。
另外，《金陵十三钗》中，当日本人对教堂内的学生提出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要求时，那些青楼女子最终选择代替学生去赴宴，唱出一曲残酷境遇中的人性之歌。她们也是人，她们不得已出卖肉体是为了生存，然而她们替女学生赴宴却是主动放弃了生存的机会。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她们虽然曾经丧失过尊严，但是尊严对于她们来讲，也同样重要。为了让那些无辜的女学生能够保持尊严、生存下去，她们将活命的机会留给了女学生，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苦难留给了自己。人性之美在那个残破的教堂里绽放出来，光芒四射，震撼人心。
刘恒的作品中很多涉及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关爱，而这种关爱正是人性中最善良、最本真、最美丽，也是最动人的。《杀戒》中，父亲尽管后来得知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依然一如既往地关爱他；《跟我走一回》中马本诚劫持了小征，却对他关爱有加；《画魂》里自己不能生育的潘玉良，并没有像古代的三宫六院一样争宠夺爱，而是把丈夫大老婆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不论是亲生的还是非亲生的，不论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只要是小孩子，作为父母长辈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顾，这些影片和《漂亮妈妈》一样流光溢彩。(https://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刘恒还有许多作品，都给予我们人性美的展示，比如《张思德》里面的普通战士张思德，《铁人》里面的石油工人王进喜，《南方大冰雪》中的军人周连长，《雨中的树》里面的干部李林森，《集结号》里面的谷子地……他们不求财也不求名，为了他人、为了事业、为了自己的一个誓愿，任劳任怨，舍生忘死，正是人性中最美的表现。他们中有的人身处战争中勇猛向前、团结同志，为了理想誓死不屈。他们平等友爱、待人坦诚、尽忠职守，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这些朴实、善良的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精神需要、时代关系需求、主流文化诉求，也正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
刘恒作品中的人物活着便不断地与自身的自然属性、生存本能、固有缺陷做着抗争。刘恒在剧作中注重去表现人性的善恶，主要不是为了表现人性而写人性，他最真实的意图是为了惩恶扬善，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剧中主要人物的人性之美，从而引人向善，表达了他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刘恒曾经说过：“让善被恶压制，不符合我的世界观。”[16]他的这种人生价值取向，也贯彻到了他的剧作当中，不论是何种题材，但凡有人性善恶对峙的地方，就会有善的终极胜利。当然，善的胜利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在刘恒的作品中，有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画魂》中对人性善恶有着对比的描写。潘玉良作为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生性善良，当她发现自己不能生育时，便以丈夫的名义将他的大老婆接了过来。大老婆与玉良见面之时，思想腐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要玉良给她行下跪之礼，玉良即大度地下跪请安。此外，学校的同事夏讲师，不仅思想古板、眼光短浅，而且心胸狭隘，见到玉良被高薪聘请为教授，而自己却只是个讲师，因此心怀不满，便在背后散布谣言，肆意宣扬玉良那一段青楼出身的历史。谣言攻击之恶毒，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逼迫得玉良只能远赴异国生存。她“用一生的努力捍卫了做人的尊严”[17]，然而得到的却是“悲剧性”的人生[18]。通过人性善恶的刻画，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在这部影片中被展露了出来，而人性中的光华虽然被阴暗的乌云遮蔽，但最终放出最美丽的光彩。玉良的艺术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珍贵，而夏讲师等人早已消殒在尘埃里。
有善必然有恶。在《秋菊打官司》当中，人性的丑恶没有出现在贫瘠的农村，而是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秋菊去市里，碰到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见她们是乡下来的，便漫天要价，载着她们在城市里兜圈，赚黑心钱。当然大部分城里人是善良的，比如旅馆的老板，好心告诉秋菊公安局局长的家，公安局局长也并没有摆官架子，不仅不收秋菊送去的礼，还热心地关心秋菊。
好的故事必然是有关人性的故事，好的电影必然是涉及人性的电影。虽然有些影片以电影特技盛行一时，但再华丽的特效也只具有短暂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影片迟早会淡出人们的视野乃至人们的记忆。只有将人性当中具有的原始之美与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发人深思的艺术土壤，才能进而引发人们灵魂深处的共鸣，从而达成影片天生的艺术使命。表现人性是电影创作者的基本功，反映人性美更是创作者的艺术责任，而将原始的人性之美融入电影故事里，更需要智慧。作为时代的见证人，刘恒在自己的生活经历基础上，以真实故事为蓝本，秉持人性书写的一贯特色，在作品当中将人性美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