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境之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命运，命运有好有坏。人们常说命运好的人出生于富贵之家，命运差的人出生于贫寒之家。好的出身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千百年以来，这种出身决定命运的现象始终存在。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之下，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决定了他以后的发展路径。出生在不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虽然有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改变了命运，跨越了阶层，但相对来说这样的道路是比较窄的，读书入仕或者经商致富是为数不多的道路之一。出身于不同阶层的人因为基础不同、条件不同、关系不同，即便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但是到达终点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刘恒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剖析、对人潜意识的描绘、对人性的探索当中往往充斥着挥之不去的宿命色彩。在刘恒的某些作品当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物的出身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许多生存的困境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困境是一张命运的网，不管他以后怎么挣扎、怎么奋斗、怎么努力，这种悲剧就是打在他身上的烙印，抹不掉、消不了。
就“宿命”话语而言，刘恒编剧的作品的独特性在于将人的生存困境与底层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甚至让他们在困境中走向死亡，充满了悲剧意识。《杀戒》当中，肖立昆出身屠户家庭，父母没文化，自己虽然努力奋斗出来了，并且有高雅的写诗爱好，但是江月娥仍指责他“你骨子里是个粗俗的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即便诗歌这种高雅的艺术形式，也掩盖不了其物质上的穷乏，所以他在虐心的爱恋中遭到彻底失败，而富有的白熙庄则可以抱得美人归。《画魂》里潘玉良从一介青楼女子华丽地转身为艺术家，不仅拥有正义善良的丈夫，还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出身的低微最终没有掩盖她的艺术天分，但是父母双亡，舅舅将她卖给青楼的悲惨命运，也注定了她此后的不幸。老鸨给她喝的药使得她终究实现不了“生个儿子”的愿望。《菊豆》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作为男女主人公的杨天青和菊豆，两人都是悲剧的产物。菊豆作为一个美貌的良家女子，却被卖给了一个身有暗疾的老头，老头因不能生育，日日虐待她。而杨天青打小被杨金山收养，等于是给杨金山做了终身的奴隶，四十多岁了还是单身一人。两个人的出身注定他们不能通过正常的婚嫁途径走到一起。但生理的需求又使两人逾越了道德的雷池，在压抑人性的社会环境下，最终酿成家毁人亡的悲剧。《跟我走一回》也是一出悲剧。马本诚原本有一个担任火车站站长的父亲。然而在特殊的历史年月被斗争得丧失了人格尊严的父亲选择在铁轨上自杀。于是，马本诚只得跟着母亲去捡垃圾。长大后，马本诚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迫于生计，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偷渡到香港非法打工。然而，工头出卖他们，他去理论时失手杀了工头，因此被判了8年徒刑。其间，老婆与他离婚，母亲去世。等他出狱后寻找前妻和孩子时，前妻已改嫁，他被告知孩子已患病死去，对他来说等于断了生活的希望。《铁人》作为一部具有励志色彩的影片，也同样描述了出身的困境。作为影片的主要人物，刘思成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铁人”王进喜的战友，父亲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他在新时代里继续奋斗。他追逐着先辈们的足迹，忘我地工作。然而，他发现父亲的事迹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父亲受不了残酷的环境当了逃兵。真相像一座大山，将他死死压住。
在刘恒的作品中，不论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谁，他们都会面临生存困境。从剧作法的角度来讲，给主要人物设置困境是编剧的必要手法，如果影视作品当中的人物如神一般没有困境，或者轻而易举地就将困境给解决了，那么这样的人物必然是不真实的。即便在神话剧中，神仙也应当有烦恼，有困境。而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哪一个阶层的人，都会遭遇困境的制约。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有简单就会有复杂，有容易就会有困难，有幸福就会有困境。影视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虽然不要求它如实地反映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各种困境，但是影视作品也不能脱离基本的实际，因此人物遭遇困境是必然的。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观众更倾向于观看那种不断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电影，不断奋斗去解决相继增大的难题的人物，才更能够打动观众。
给人物设置困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困境必须与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自身的环境相符合，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基本的真实性。所以一个较为常规也较取巧的方式是依托于人物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给其设置生存困境。不论主要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他都必须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谋求摆脱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像波澜起伏的大海，主人公像在大海上面漂浮的孤舟，有时候主人公经过艰难挣扎终于傲立于潮头之上，但有时候又事与愿违地被海浪拍在沙滩上。故事情节也随着人物身处的这种跌宕起伏的困境，不断向前推进。这样一来，故事的冲突性就有了爆发的节点，故事精彩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强，而人物在困境之下也显得更加真实。
比如在《杀戒》中，肖立昆面临两种艰难的困境，一种是家庭的困境，这是最根本的。家庭困境表现为家庭情感的不和谐，而不和谐的根源表面上是老婆的背叛，实则是贫富与阶级的差距。江月娥生来貌美，骨子里向往的是一种富裕而闲适的生活，而屠户家庭出身的配种站副站长肖立昆无法提供妻子想要的生活。肖立昆有写诗的爱好，江月娥也弹得一手好琴，但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肖立昆是无心之失，而江月娥是将错就错。所以矛盾一直都存在，并且随着第三者的介入，无声地显露出来，只是肖立昆还在痴痴地等待着江月娥回心转意。另一种是职场上面的困境。首先是人际关系的困境。原本，作为肖立昆手下的娟子，表面上是两人感情的介绍人，但实际上是陷阱的挖掘者，肖立昆深深地陷下去了，还依然对娟子感激不已。娟子本身并不坏，但她作为隐瞒真相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是事业的困境。原本信心满满可以接任站长职务的肖立昆最终愿望落空了。加上感情的失利，肖立昆犯下了打砸实验室的错误，也因而种下了离职的种子，即便他不顾自己的尊严给新站长下跪，也依然没有挽回自己的职务。肖立昆的这两种困境互相依存，家庭的困境引燃了职场困境的火花，而职场困境又反过来推高了家庭困境的火焰。两个困境夜以继日地烘烤着肖立昆，使得肖立昆的心理终于承受不住，他持杀猪刀想去杀人泄恨，但此时情感和道德的困境又出现了。虽然道德的困境败在了他的愤怒下，但是情感那一关他始终没能过得了，最终他还是丢了杀猪刀。
《漂亮妈妈》讲述了一个女性，丈夫被别的女人拐走，自己离婚后独自带着先天有听力障碍的儿子生活。儿子到了入学年纪，却因为身体缺陷过不了入学测试。前夫给儿子的抚养费并不能如数交到她手里。原本给儿子买的助听器，却在儿子与小朋友的争执中被摔烂，而要买一个新的助听器，她又手头拮据。她面对的不仅有夫妻感情上的困境、生活条件上的困境，还有抚养儿子的困境。三个困境仿佛三座大山，压在了她的身上。为了全身心地教养孩子，她辞掉了工作，靠摆摊生活。对于这位漂亮妈妈来说，生活上面的困境相对于精神上面的困境要小得多，因为她最怕儿子郑大失去成为正常人的意志。(https://www.daowen.com)
《四十不惑》中的生存困境来自人生当中一个必须面对的坎，这个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影片探讨的是年届四十的男性面临的困境。主要人物曹德培是一个摄影师，有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也较为宽裕。但是困境来自他的过往，他之前离过婚，前妻隐瞒真相，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直至前妻病逝，已经成长为少年的儿子才寻上门来。可是此时，他现在的妻子还蒙在鼓里。曹德培面临着两难的处境，灵魂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不想影响现有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也不想就此将这个儿子放弃，毕竟血浓于水。他在这个生活的困境里迟疑、犹豫，直至向妻子坦白。他的妻子以一颗宽容之心，原谅了他的过失，并且尝试去接纳丈夫与前妻的儿子。但是生活习惯的迥异，尤其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执，导致家庭出现了不少矛盾，曹德培在这种情形下异常尴尬，家庭生活的困境并没有因为骨肉团聚的喜庆而得到多少缓解。
刘恒笔下许多人物的生存困境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而且非常顽固，甚至终其一生也无法摆脱。这些生存困境有的来自物质生活，有的来自社会环境，也有的来自人性中那些早已注定的“宿命”，是“人物命运的必然归宿”[24]。生存困境的大网牢牢地罩住了这些人，不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的身上多少带有悲剧性的色彩。
《菊豆》不仅是一出有关封建残余势力毒害人性的戏，更是一出讲解生存困境的戏。菊豆和杨天青两人身上的困境不仅是一出生就带有的，也是此后生活当中必然会遇到的，更是任凭两人如何努力、挣扎也无法摆脱的。经济上的困境因为后来两人对染坊的直接接管有了稍许的缓解，但是随后精神上的困境，更是一重重地让杨天青眩晕。杨金山以残存的生命让两人的儿子杨天白叫杨天青为哥。杨天青只能眼看着儿子叫杨金山为爹，叫自己为哥。有子不能相认，这种精神上的困境使得他在杨天白三岁生日的酒席上痛哭流涕，身心备受煎熬。此外，是两人的欢爱。自杨金山死后，两人只能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不仅担心再次怀上小孩，还怕两人的好事被人撞破。他们虽然侥幸摆脱了物质上的困境，但是精神上的困境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最后，杨天白杀死自己的父亲杨天青，菊豆火烧染坊，才给两人的生存困境画上了一个句号。
《画魂》也是以生存困境作为开端，随着情节的深入，无论主要人物做何种努力，仍然无法摆脱命运早已设下的生存困境之套。只是他们的困境放在了一个乱世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困境与时代的困境互相推波助澜，因而这种困境也更能体现在历史环境下人物的凄凉命运。玉良从小父母双亡，被舅舅卖到青楼，好不容易碰到了个对她好的姐妹千岁红，千岁红却因卷入男人的争风吃醋不幸死于非命。千岁红告诉她，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就是缠住一个可靠的人，然后让他替自己赎身。玉良也谨记在心，终于抓住机会跳出了风尘。此后，不仅丈夫与她恩爱有加，她的艺术天赋也得到发掘，然而不能生育的悲剧却早已在她遇到丈夫、跳出火坑之前就埋下了种子。如果说这种困境在玉良的努力之下得到了缓解——她以丈夫的名义将他的大老婆接来为之生养了一个儿子，她最终仍旧无法摆脱的困境是出身青楼的悲哀。尽管作品获得了国际大奖，自己也被开明人士聘请为艺术教授，但是众口铄金的残酷加上人心的险恶，以及当时社会环境下愚昧且没有开放的氛围，都死死限制住她。她的身世被揭穿，舆论的压力逼迫她不得不离开深爱的丈夫，最终落了个客死异乡的结局。
《红玫瑰白玫瑰》讲的是一个有关人性的人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的故事。男主人公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25]影片其实不仅是在讲述男人对情感的摇摆，即便对女人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女人即便嫁入豪门，但是豪门的规矩、生活方式又必然束缚她的活动，久而久之，反而会羡慕嫁到平常人家的生活。但是一旦嫁给了普通人，平淡如水的生活又必然动摇她原本的信念，因而她又会羡慕豪门的富裕生活。人心不足就是这个意思。只有明白了人性中的这种生存困境，打消心中原本狂放的念头，以平常心对待这种困境，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然而就影片看来，这种生存困境是无法摆脱的。刘恒依托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给剧中人物设置了不同的生存困境，剧中的人物往往做着惨烈的人性挣扎。就好比钱锺书笔下的“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但是里面的人又想出来，存在的困境无论如何都消泯不了，因为这是人性中早已存在的成分，永远无法抹除。刘恒的电影作品恰似其小说作品反映的一样沉重与悲观，这都源于他对人生命运的深层思考，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