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居所逼仄

正如刘恒自己说过：“我不知道小人物这个名词最初是怎样的用意，它可能只是指社会地位卑微、不掌握社会财富的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类的基因，跟别人没有区别。不可小看小人物，历史还真是小人物写的，是这些蚂蚁、沙粒写的，大人物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小人物的手里。无数的小人物组成了一个整体，是非常强大的力量。”^[5]刘恒也常常将自己的笔触伸向常人身上。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的“英雄”，无论是王进喜、李林森，还是谷子地、张思德，在本质上都是人们关于英雄的固有想象——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在政坛上挥斥方遒，在史林中叱咤风云……他笔下的英雄在根底上都是平民英雄。这关乎刘恒独特的创作理念和人生哲学。相对而言，刘恒电影文学世界中的主人公，其身份认同更多地表征为常人所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没事偷着乐》和《美丽的家》中的张大民、《漂亮妈妈》中的孙丽英、《四十不惑》中的曹德培等。这些人物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有关刘恒文学创作（包括电影文学）中的底层叙事是广大研究者的焦点所在。恰如刘恒本人所说：“对环境的适应是必然选择，要增强自己的适应性。”^[6]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看，刘恒的底层叙事多以一些逼仄居所中的生活来展现普通人的人性光辉。

《没事偷着乐》中的张大民居住的房间里面长着一棵大树，这是对其逼仄的生存环境的最生动呈现。这种具体逼仄当然也是其在生活状态、身份地位等方面极度边缘化的象征。张大民的生活空间时刻被挤压着。作为一家的长兄，为了兄弟姐妹的健康成长，为了母亲安度晚年，他已经难以在家里的三尺之地立足了；因为为人憨厚老实，张大民在单位也经常受人挤对欺压；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可谓状况层出不穷，出走的出走，患病的患病，闹心的闹心；经济条件很紧张，他不得不在空余时间倒卖开水壶以补贴家用，甚至申请去做毒性不小、别人避之不及的油漆工，免不了受人家的白眼与挖苦……人生的不如意事接踵而至，但他以“没事偷着乐”的精神自我开解，在困境中依然散发出达观的人生态度，更主要的是他善良、宽容、明事理、识大体、有人情，有着赤金不换的爱心——爱孩子，爱妻子云芳，爱左邻右舍及一切可爱的人……这便是于局促空间中展现出的人性之光，这便是谦卑中的高贵、平凡中的伟大。《美丽的家》是《没事偷着乐》的续篇，是从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旁逸斜出”的新故事。故事所紧扣的一个基点依然是房屋这个生存空间问题。张大民换了新房，表面上看他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加宽敞、更加舒适了。但问题依旧层出不穷，而他应对这些问题所凭借的，依旧是他那更加娴熟的“没事偷着乐”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武装”之下，张大民化解了生活中一个又一个麻烦和难题。好人终究有好报，房子装修好了，云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会计，儿子的求学问题也水到渠成地解决了。而最为出彩的是，张大民被众人推选为居委会主任，担负起几许人家的锅碗瓢盆和谐合奏的指挥任务，俨然“英雄”出炉，从中再度显露出刘恒文学世界中的英雄情结。(https://www.daowen.com)

对生存空间逼仄问题的关注，其实刘恒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着人先鞭，表现出过人的智慧和眼光。这应该是其“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延伸，可谓中国最早一批的“底层写作”。原创剧本《四十不惑》，其整体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是表达一种生命意识，一种人到中年的生命疲软感和精神困局。作品中的主人公曹德培在单位中虽然业务水平不错，但不居要职，不受重视。在家庭里，从理论上拥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不过现任妻子本来对曹德培对家庭和对自己的不太热心已经心存不满了，中途又冒出一个前妻所生的儿子，为了规避更大的家庭矛盾，曹德培绞尽脑汁地遮掩躲藏……最好的选择便是将赵小木（即前妻所生之子）安顿在摄影所一间局促的地下室内，与之共度日夜。此乃底层、逼仄空间的最真实写照和最形象注解。尽管如此，“曹德培”作为一个普通人物，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真实、善良、有责任感以及大局意识等优良品质，同样是作者所看重的。大儿子和前妻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深处，过着艰苦的生活。曹德培甘愿在地下室里陪伴大儿子一起生活，以弥补大儿子曾经缺失的东西，并尽力给他营造出简单的快乐。曹德培看似平庸无奇的人生，散发出源自心灵的一份本真，散发着别人难以匹敌的爱的幽香，且这种幽香愈是在令人深感困惑、举步维艰的时候愈加浓郁。如果说，《四十不惑》集中地传达了促狭家庭生活中父爱的平而不俗，那么《漂亮妈妈》则是再现更为窘迫寒碜的现实生活中，母爱在柔弱中的坚强、在卑微中的伟岸、在贫困中的富足、在绝望中的希望……主人公孙丽英不埋怨、不堕落，在孤儿寡母这一狭小的精神空间释放出真善美的大能量，书写了爱的本义。她的“漂亮”不在外表，而在人性。正是在这时刻令人倍感掣肘和顿挫的人生遭际和生活空间中，其“漂亮”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