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场域封闭

简单的好与坏，纯粹的善与恶，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的本质善恶并存，其实这种善恶并存的过程还常常派生出无法以“善”与“恶”一言以蔽之的其他丰富性、复杂性或者深邃性，从而还原或书写出真正的“人”字来。毕竟“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所有文化母题的基点，亦是经典文学的价值终极指向之一。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刘恒深得其理，用力颇工，表现出经久不衰的关注状态，《菊豆》《红玫瑰白玫瑰》《画魂》《乱世胭脂》等便是佐证。当然，在刻画人性的深度上，其作品常常紧扣整体时代背景，融入时代“大合唱”之中——诸如20世纪80年代末，基于知识界对“国民性”与“启蒙”的某些思考，其相关作品在结构上不至于沦陷成过度的抽象甚至虚无。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影视文化是以光影声色为载体，影视文化在本质上是大众文化。而与此同时，正如上述所说，人性是丰富、复杂或者深邃的。那么，如何将其恰如其分或者近乎客观地呈现出来呢？在这一点上，刘恒再度机智地选择“生存空间”这个切入点，通过种种近乎畸形或充满荒诞的封闭式的生存空间，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表达欲望的冲突。这种畸形的封闭式的生存空间，在刘恒的电影文学世界里通常是指滋生显性或隐性的“三角”情爱，皆因孤男寡女非常理地同处一室。

由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菊豆》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杨天青、杨金山、菊豆三个人处于同一屋檐底下，于理而言无可厚非，毕竟维系他们的是名正言顺的宗法血缘关系。这种“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由杨金山所独自执掌，因为他是家长，他就觉得自己理所当然能奴役菊豆，杨天青也不能不受其控制，也就意味着杨天青和菊豆之间不能有僭越的行为。问题在于，人的生存还存有一翼——情。杨天青对菊豆的情感：首先是杨金山的施虐令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主要出于自然的同情心和人性的慰抚；其次，在本源上还离不开性欲本能——男女之情。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菊豆对杨天青情感的产生，一者也是无法满足的性欲使然，二者便是出于对杨金山的快意报复。所以在这种三角关系中，编织的就是欲望与伦理、情感与理性、自我与他人、自然与文明等维度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说到底也就是人性复杂性的表现，在畸形的封闭空间中这些冲突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三角关系在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那里构成回响，或者说正是两者在这一方面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才点燃刘恒改编《红玫瑰白玫瑰》的灵感和热情。佟振保正值青春年少，生命力勃发，但他以自制力强自居，抵制过玫瑰的大胆性爱索求，“他是一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而他性格中所表现出的“左支右绌”或者干脆说人性的复杂性，正是在一个有点“匪夷所思”的生存空间中上演的。他借住在朋友的家里，而朋友远走他乡。他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发生了恋情。他曾经企图降服自我冲动的魔鬼，但在色欲与情调面前最终把持不住。然而，激情燃烧过后，他又自我谴责，觉得愧对朋友和良知，也与自我标榜的“正人君子”互为悖逆。因此，振保的“小宇宙”就在这座由隐潜着三角关系的公寓中上蹿下跳，其节奏便是“冰火两重天”。其内心的这两重变奏在本质上就是人性的叩问——在神性与兽性之间滑动和挣扎。这也正是振保人格的最本真的反映。这就为其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之后，却做着以前觉得让人不齿的事情——出入妓院寻欢作乐——做了很好的铺垫，这就是“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句经典台词的最好诠释。(https://www.daowen.com)

和《菊豆》《红玫瑰白玫瑰》不同的是，《画魂》中的潘玉良与王守信的关系，表现出的是生命的升华和精神的净化。他们两人在国外共艰苦、同患难，在最艰难的时世里，甚至差不多同处一个封闭的地下室。王守信是为逃婚而栖居法国，他心仪潘玉良，并主动求爱，但潘玉良直接拒绝了。毕竟潘玉良一直深爱着她的丈夫潘赞化，赞化不仅有恩于她，而且彼此互相钟情，两个人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潘玉良没有背叛自己的初心和性情。而这又妨碍他们两人继续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相伴到老。在这里，欲望完全被过滤，所萃取的便是人性中的善良与纯洁。当然这萃取的过程便是对自我克制和转移的过程，是人性在神性、兽性之间的博弈和取得平衡的过程，是意志和毅力释放能量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两个人同处在这个畸形的封闭空间而显得弥足珍贵，尤为可嘉。所以剧本中这样描写：“玉良（仍在落泪）：守信……我不让别人动我的身子，到时候你给我换衣服吧……你比着我的身子，找个中国裁缝给我做件旗袍。”^[7]这是潘玉良的遗言，从中表达的便是潘玉良、王守信、潘赞化所构成的隐形三角空间中人性的超拔。刘恒通过对闭合空间的构建，展示出人物在感性欲望中的挣扎，理性占据上风得以凯旋，进一步凸显个体在封闭场域中所呈现出的顽强意志与坚韧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