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俗中蕴雅
从20世纪80年代末跨入电影界以来，刘恒与几位大导演都有过成功的合作，他编剧的许多电影大放光彩，尤其是纯商业电影都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本命年》（1990）讲述一个北京底层人的痛苦挣扎；《菊豆》（1990）描绘压抑的父权社会；《四十不惑》（1992）叙说一个美满家庭突如其来的负累和责任；《秋菊打官司》（1992）描写一个坚持要为自己讨个说法的农村妇女；《西楚霸王》（1994）重演楚汉相争中霸王项羽的悲剧命运；《红玫瑰白玫瑰》（1994）讲述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伦理故事；《画魂》（1994）勾勒了一个由妓女成长为画家的女人在那个虚伪而又恶毒时代的生命历程；《跟我走一回》（1995）展现了一个偷渡客刑满释放被遣送大陆后对离异妻子的报复行为；《没事偷着乐》（1998）描绘了一个北京平民对生活空间的无限渴望；《美丽的家》（2000）叙说过上幸福生活的张大民如何应对装修被骗、噪音干扰、下水道不通以及孩子就学等烦琐事务；《漂亮妈妈》（2000）讲述离异女人如何含辛茹苦独自抚养天生失聪的儿子；《金陵十三钗》（2011）展现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的南京城内的中国军人、风尘女子、教会女学生面临的孰生孰死的艰难选择；《乱世胭脂》（2011）讲述民国时期江南女子胭脂的传奇人生和她生命中三个男人的故事；《南方大冰雪》（2012）通过富二代的视角演绎部队官兵和地方各部门在“国有灾、民有难”的紧急关头齐心协力、奋力救灾的故事；《杀戒》（2013）讲述出身杀猪世家的马匹配种站人员如何应对堆积在谎言和秘密之上的家庭危局。
考察刘恒上述作品的创作，其叙事方式往往是非常传统的。其作品通常只要扣住一两个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如李慧泉（《本命年》）、杨天青与菊豆（《菊豆》）、秋菊（《秋菊打官司》）、张大民（《没事偷着乐》《美丽的家》）就可以清晰地知晓这部电影的整个内容，通过展现人物的动作和动作所体现的心理、性格、命运来完成整个故事的叙事。情节不过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助推器，叙事跟着人物走，叙事以人物和人物性格的展示为中心，生活化地讲述故事，这是刘恒作品通俗性的一种体现。刘恒对自己的构思方式和创作习惯也有清晰的认知和总结，他知道自己的叙事往往跟着人物走，人物可以走得很远，只要不收住，他就没有停下的时候。[63]
从对上述作品内容的简略叙述中，我们又可发现迎合大众喜好几乎是刘恒这些纯商业电影文学作品的主要审美诉求。
先看主人公的身份标签。
李慧泉是刑满释放人员，靠街边摆摊度日；菊豆是被人用重金买来传宗接代的第三个老婆；秋菊是一个执着又倔强的文盲和孕妇；项羽看似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又是一个情种；佟振保是一个穿梭于多个女人之间的负心汉；潘玉良是一个知名的女画家，但也曾是一家妓院的妓女；马本诚是一个偷渡香港的偷渡客、刑满释放人员和人质劫持者；张大民碌碌无为，只有一张贫嘴；孙丽英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玉墨是在南京城内面临生死抉择的秦淮河上卖身卖笑的风尘女子；胭脂是一名一生邂逅过三个男人的江南女子；杨华华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富二代；肖立昆虽是马匹配种站副站长，却出身于杀猪世家。这些人物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平民、妓女、情种、富二代、偷渡客、劳改释放人员等，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是通俗文学最为娴熟的叙述对象。
这里主要集中阐述有关妓女的两部电影文学。一是《画魂》。刘恒的这部作品改编自石楠女士的处女作《画魂：潘玉良传》。《画魂》引发争议和异议的地方在于画家潘玉良的妓女身份问题，学界对此已有专文展开探讨。其实，对于电影文学创作而言，妓女的身份标签是非常独特的，因此它有别于传记文学创作方方面面都应着力追求的真实性。既然近代史上的潘玉良在妓院中做过使女，那么她是不是破过身也只有天知道，一个美貌如花的女人处于这样的生活场所中，要保证出淤泥而不染恐怕也难。这就是说，刘恒的《画魂》在开场戏里就让少女潘玉良被妓院李老板破身而毁掉贞操的情节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可能有损画家的形象，但这正是诸多大众艺术通俗趣味的旨归。至于其他为人诟病的地方，如把潘玉良唱扬州小调改成唱京戏的花脸唱腔；把潘玉良为了出国留学而打胎改成潘玉良喝了妓院的药因而永不能怀胎；把潘玉良听到刘海粟之人体事件风波改成潘玉良参加了这一风波，并在风波中奋臂挥拳，宛如一个英勇战斗的铁姑娘等方面的改动，[64]也完全是基于通俗趣味的需要，并不能说这样就降低了电影作品的艺术品位，相反却提高了它的感召力量和票房效益。出身农家的潘玉良，自小就被卖给妓院，因为勤学、自强、自重而赢得了潘赞化的好感和爱情，既帮助她出了妓院，又教给她文化，还支持她学画。嫁人后的潘玉良，个人生活不是没有孤单和痛苦，但她废寝忘食地画画，在艺术的投入中忘乎所以，后来又远赴法国学习西方艺术，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在她学成归来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使她在艺术、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但是她保住了自我的主体意识，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下半生，并最终达到了艺术上的最高峰，成为中国近代艺术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油画家。一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居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画家，其中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变化，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因此，作为编剧的刘恒在保留了原小说特色的基础上对潘玉良的人生经历予以适当的虚构，使悲剧冲突更有戏剧性，因而成功地塑造了潘玉良执着的艺术奋斗精神，突出了底层人物的人格力量，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热烈反响，应该说这是通俗文学独到的审美魅力。
二是《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文学作品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刘恒将女性置于南京大屠杀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背景之中。为了逃命，13个妓女与13个女学生在洋人的教堂里邂逅。在故事的开始和中间部分，妓女与女学生却是相互排斥的，从争夺教堂里剩余不多的口粮到争夺解决排泄需求的厕所，女学生们对妓女十分厌恶，从语言、服饰到身体、行为，女学生排斥妓女的一切。[65]然而，到了最后生死抉择的时候，女学生、妓女就不再是单独的个体了，也不再是个人的选择了。面对日军的邪恶之邀，妓女们经过挣扎，自发地决定替代女学生赴恶魔的盛宴，以死的代价补偿了少女时的梦并挽救了另外的“自己”。因此，严歌苓称赞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被救的女学生书娟也脱口而出：“……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学到了解放自己。”[66](https://www.daowen.com)
再看“凤凰男”撞上“白富美”的故事。刘恒的电影文学作品《杀戒》讲述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婚姻”里的爱恨情仇故事，材料真实敏感，话题犀利尖锐，是通俗文学创作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对象，有着独特的美学魅力。男主角是一个屠夫家庭出身的“凤凰男”，女主角则是当今所说的“白富美”；男人是女人眼中的白马王子，女人是男人眼中的钢琴女神。但是，为了争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儿子，夫妻变成了仇人。他们彼此试探、怀疑、跟踪、争吵，闹上法庭，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男人决定要置对方于死地，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即将爆发。“凤凰男”撞上“白富美”所演绎的故事，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不管是真实故事还是荒诞生活，都足以迎合大众的审美口味。
还有以“劫持”为主题的影片。《跟我走一回》中的马本诚是一个偷渡客，在香港因失手打死拒绝支付工资的包工头而入狱8年。刚入狱，相濡以沫的妻子与他离了婚，不久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去世，万念俱灰之下他持刀自杀，自杀未遂落下残疾。被遣返大陆后，举目无亲的他四处寻访再婚的前妻想要看看自己的孩子，得到的消息是孩子早已死了，自己又被前妻的哥哥找人痛打了一顿。一次，马本诚把前妻哥哥的孩子小征扣为人质，并带着他浪迹天涯，在城市拾荒，回家上坟，寄生工地破楼，爬坐手扶拖拉机……但是，一大一小在流浪期间居然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一天，为救横卧在铁轨上的拖拉机，马本诚拖着残疾的双腿迎向飞奔而来的火车，小征在追赶他的时候滚下了陡峭的路基。最后，前妻杜霞终于露了面，在医院里告诉马本诚，小征就是他的亲儿子。知道真相后，马本诚感到满足了，他不想把真相告诉孩子，决定要干出个人样儿再来见孩子。非法越境，自杀落残，无故挨打，而最大的悬疑是自己劫持的人质居然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儿子，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悬念重重，环环相扣，这正是通俗文学所要达到的审美效果。
以孩子为主题的电影，也可稳稳地吊住观众的胃口。刘恒的《四十不惑》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关孩子的故事。如果没有孩子赵小木的出现，摄影记者曹德培的家庭生活应该说是幸福的。他本人事业有成，妻子年轻漂亮，儿子长得可爱。可是，当福利院院长告诉曹德培小木是他儿子时，曹德培的反应就像是听到一个弥天大谎。另外还有一个儿子，自己居然不知道，这实在是通俗文学最喜欢设置的悬念。在曹德培看来，孩子是麻烦和负担，意味着义务和责任。不过，曹德培没有推卸责任，但也不敢承担责任，他不敢向妻子合盘托出，他把小木安置在地下室中“藏”了起来，于是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生日聚会时的不欢而散，家庭会议上的言不由衷，小木离京时的黯然伤神，买下双人床的最终妥协……这部电影的煽情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曹德培那与开幕式不谐调的低落情绪，段京华哽咽的声音，伴之以淅淅沥沥的秋雨，颇有“愁煞人”的味道。[67]
以“三角恋”为主题的电影也获得了成功。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文学剧本《红玫瑰白玫瑰》讲述的就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爱情故事，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20世纪30年代，出身寒微、由寡母带大的佟振保留学英国。振保说在他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其实，留英期间他有一个叫“玫瑰”的初恋情人。回国前，由于拒绝了初恋的求欢，振保获得了“柳下惠”的好名声。经过努力，振保回到上海，在一家外商公司谋到了职位，并租用了留英同学王士洪的房子。士洪的太太“红玫瑰”王娇蕊风情万种，令振保蠢蠢欲动、想入非非。当娇蕊决定改嫁给振保时，振保却退却了。后经人撮合，“白玫瑰”孟烟鹂嫁给了振保，但她却无法唤起他的情欲，两人貌合神离。一天，振保巧遇了他生命中的“红玫瑰”王娇蕊，可惜她离婚后又已嫁为人妻。“十里洋场”人情世态原形毕露。一个众人公认的对母亲尽孝、对工作尽职、对朋友尽义、对弟弟尽责的好男人，居然如此的虚伪、自私、胆怯、猥琐，不敢也不愿承担责任。他在初恋情人面前坐怀不乱，却大胆勾引朋友的妻子王娇蕊。这种男人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一颗阴暗而猥琐的心，这是人性的弱点。刘恒参照张爱玲的原著，对这种男人的性格、心理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描写，惟妙惟肖地呈现了男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纠结、阴暗和猥琐，深刻地剖析了男女之间无奈的情感、爱情和婚姻。
综上所述，刘恒的纯商业电影文学作品确实能够对观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予以准确的洞察，既迎合也表达了观众的心声，但各种人物身份的定位和各种类型故事的书写，虽具通俗色彩却无庸俗品质，并没有完全堕落于商业化的只顾及票房的“死胡同”，而是在娱乐大众的考量基础上提升大众的观影品格，承载社会的价值诉求，契合现实的主流诉求，力求大众品质与精英表述的统一。刘恒的上述电影文学创作有着高雅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审美指向。正如刘恒自己所说，《本命年》不是挠观众胳肢窝的东西，也不是挤观众眼泪的东西，而是从人的本性角度出发探索人的心理，从生存、死亡、性的角度出发剖析人物，关注的是社会以及社会与人生的关系和命运，对生活的认识虽然更为冷酷，但让人看到了社会发展和人生的不容易以及艰难处。[68]处于苦闷和压抑中的李慧泉并不沉沦，他寻找自救之路的勇气和行为还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菊豆》虽然讲述的是一个乱伦故事，但菊豆与杨天青的私通行为依然显示了底层民众反抗封建婚姻的勇气，触及了反封建和人性等旨意，格调凝重冷峻，气氛悲怆深沉，艺术感染力极强。《四十不惑》着重凸显人物的内心波澜，传达社会中坚力量即40岁的中年人的心态和感觉，“一个家庭大部分时间是平淡的，虽然时而多少会有点摩擦，但并不影响他们生活在一起”[69]，这与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实际状态相当吻合。《秋菊打官司》虽然沿袭和秉承了千百年来“弱女鸣冤”的传统戏路，但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化法律进入乡土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70]《西楚霸王》通过巨鹿、邯郸等灭秦大战和楚汉相争的战争，看似演绎了项羽、虞姬、刘邦、吕雉四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实则通过一个渗透着人性和爱情的悲壮故事的描写，展现了楚汉相争的历史画卷。《红玫瑰白玫瑰》中佟振保虽然在风月场上如鱼得水，但却显示了“十里洋场”中普通人生存的无奈和人生困局，人不但无法做自己的主人，而且也变成了自己情欲的奴隶。它描绘的是一幕刻骨铭心的人性悲剧。《画魂》体现的是一种悲剧魅力，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主人公潘玉良为艺术而奋斗的生涯感动，谁都不会去质疑孰是孰非、孰真孰假。《跟我走一回》中马本诚对前妻的报复行为虽有损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构筑，但也阐释了爱能感化人心，催人走上正途的道理。《没事偷着乐》虽然缺乏小说原作的批判精神，但并非肤浅的逗乐，作者更多投射的还是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注视中展示了普通百姓合情合理的生存态度和道德原则。《美丽的家》则与人共品市井小民的人生百态，演绎出了一幕幕当下京城底层市井小民或乐或愁、亦喜亦悲、庄谐并俱的人生活剧，观之令人怦然心动、兴味盎然。《漂亮妈妈》正如导演孙周所讲的，是一个关于“牺牲”的主题，它准确地把握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身份和性格，把一个处境艰难却性格坚韧的母亲形象予以恰到好处的呈现。《金陵十三钗》尝试为南京大屠杀那段不可抹灭的历史留下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价值正如导演张艺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说，他不想拍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不想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已有的作品大部分都形成了悲剧、悲壮的正剧等，这个题材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知上，几乎已经接近规范化了，空间很小，拍得不好，非议还很大。所以，这部作品透过“书娟”的眼睛，较全面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再现了战争的无情、日寇的残忍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视死如归。《乱世胭脂》涉及爱情、抗战等元素，宣称是“中国第一部战争爱情3D大片”，但不知何故至今未能上映，不过从公布的剧情可以看到它也绝非煽情之作，因为与三个男人之间的短暂爱情毕竟将用胭脂一生的苦难来偿还，这绝非轻松愉快之事。《南方大冰雪》的剧情虽然涉及“富二代”“小三”“买房难”“微博”“80后”“90后”等当今社会热门词语，但它并未一味追求商业性，它描写了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富二代”杨华华在抗冰救灾的战斗中茁壮成长的故事，正如该剧导演龚应恬所说：“我们没有能力充分表现自然中的灾难全景，但我们写了灾难里每个人的成长。我们电影里最不想当兵的人杨华华留在了部队，继续着连长和班长他们的职责。最想留在部队的班长，却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毅然选择了复员离开部队。这一进一退正是他们成长的结果，个人利益已经不再是第一重要，他们的人生中有了更值得追求更珍贵的东西了。连长的牺牲，更是生命的升华。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战士拉不住坠崖担架的时候，热爱生命，或者说对生命有着美好憧憬的周连长放弃了自己。这也只有成长后的军人才能做到。”[71]《杀戒》虽然堆积了不少谎言、秘密、仇恨和杀心，但肖立昆最终还是“为爱而戒”，在剧中时常出现的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是这样一种符合剧作基调的隐喻。
总而言之，刘恒的纯商业电影剧作从通俗美学风格入手，迎合大众口味，具有文化消费的特征，理应得到人们的赞许，何况他的作品并未一味求俗，而是在俗中求雅，俗中蕴雅，庄谐并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如对集体主义的赞颂，对残酷战争的表现，对奉献牺牲精神的推崇，从而获得了价值诉求上的多重意味，在雅俗风格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