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雅俗融合
学界早将“平民作家”的桂冠给了刘恒,因为他当过农民、士兵与工人,广博而复杂的平民生活为刘恒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他用真实而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一个个普通而平凡人的坚韧生活意志与积极向上的生命情怀”[56]。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身份标签确认了刘恒电影文学创作的通俗化格调,这与其小说创作不走通俗化道路迥然有别。刘恒认为,“搞纯文学的在题材上追求通俗化没有多大意义,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你通过走通俗化的道路和读者发生市场性的联系,对写小说的人和写诗歌的人来说意义不大”[57]。但是他创作的电影文学作品,从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价值的诉求上看都具有浓重的通俗品质。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有崇高的创作动机,一是进行了艺术形式上的大胆探索,二是进行了思想内容上的深刻阐释,而这恰恰是决定一部艺术作品是否高雅的标签。我们梳理一些有关刘恒的访谈录可以看到,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并不在意其高雅不高雅、通俗不通俗,因为他自己内心有着高下尊卑的价值判断。他一方面认为搞纯文学的在题材上追求通俗化没有多大意义,另一方面又觉得通俗不通俗是其次的;一方面认为通过走通俗化的道路和读者发生市场性的联系,对写小说的人和写诗歌的人来说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又觉得把它作为挖掘人类痛苦和发泄自己精神痛苦的一个工具,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58]其实,不管高雅文学还是通俗文学,无论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彼此冲突或融合的目的都是满足读者和观众的需求,让读者和观众通过这些作品获得某种安慰和乐趣,而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叫好又叫座”,充满了娱乐性、观赏性、传奇性、浪漫性甚至刺激性、幻想性,而且具有相当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和票房价值,总的说来是非常注重雅俗共赏、雅俗融合的审美趣味的。正如刘恒自己所说:“我还是那句话,平民化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探讨生命的意义,并为此喜悦或哀伤。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搞什么都行,逼急了写诗都行。但现在视觉的表达比较吸引我,它比诗和小说更能使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我的思想和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在剧本中落泪的地方,演员也落泪了。我希望观众跟我们一起落泪,大家能因此体味彼此的善良和感伤。”[59]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在本质上是媚俗的,过于雅将会远离观众,但是不是一定要像莫言所说的那样要“降低你的调门,变成一个庸俗的编故事的人”[60],或者如刘恒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失去你的独立性,你要付出被吞没的代价”[61],这些均值得关注和思考。历史证明,文学艺术的雅与俗既对立又统一,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伴而生,雅俗能够互通,雅俗能够互化,雅俗可以共赏。正如王国维所言:“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62]在现代影像产业急速扩张裂变的当下,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距离也正在消失,透过刘恒的作品,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感悟和启示。(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