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
（1910）
《标准版全集》编者按：这篇译文——用了一个修改了的标题——《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阿兰·泰森的新译文。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兴趣由来已久，这点在他于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1)的信中的一句话里就表现出来了，他说：“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人们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恋爱事件。”而且，这一兴趣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我们发现，在弗洛伊德填写他最喜爱的著作的“调查表”时，他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列奥纳多的研究。但是促使他写作本书的直接起因却来自1909年秋天他所治疗的一个病人，正如他在同年10月17日给荣格的信中所说的：这个病人好像与列奥纳多有着同样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从意大利弄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的青少年时代的书。这就是后面提到的斯柯纳米杰罗所撰写的专著。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之后，他在12月1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议上提到了这个研究课题。但是，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得以写出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底出版。
在这部著作的以后几版中，弗洛伊德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19年增加的关于包皮环割术的短注，里特勒著作的摘录，引自普菲斯特著作的大段文字和1923年增加的关于伦敦草图的讨论。
弗洛伊德的这部著作并不是第一次用临床的精神分析法对过去历史人物的生活进行分析。这方面的实验别人已经做过了，特别是塞德格，他发表了对C.F.迈耶（1908），对列娜（1909）和对克雷斯（1909）的研究成果(2)。尽管弗洛伊德以前根据作家的作品的某些情节，对作家做过少量的局部分析，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写过这类长篇的评传。在写作本书之前很久，就是在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了一篇关于C.F.迈耶的一个短篇小说《女法官》的研究文章，这篇小说描述了作家的早年生活；不过，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部关于列奥纳多的专题著作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跋涉。这本书遭到的非难似乎超过了以往。弗洛伊德在第六章的开始部分预先用一些论点为自己作了辩护，他这样做，显然是有道理的——这些论点甚至在今天对传记的作家和批评家也还是普遍适用的。
但是，直到最近，似乎没有一位本书的批评者指出过本书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这真是怪事。对本书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在他的摇篮里的记忆或幻想，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上把这只鸟的名字写作“nibio”（现在的拼写是“nibbio”），这是一个普通的意大利语词，意为“鸢”。但是，弗洛伊德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个词在英语中只能译作“秃鹫”。(3)
弗洛伊德的错误好像是出自他使用的某些德文译本。例如，玛丽·赫茨菲尔德在她的一篇关于婴儿幻想的译文中用“Geier”，没用“Milan”，而后面这个词在德语中通常译作“鸢”。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写的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可能对弗洛伊德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有标记的藏书中可以看出来。这本书是有关列奥纳多的大量资料的来源，他可能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译本在婴儿幻想部分中用的德语单词是“Geier”，尽管原著者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这个词在俄语中译作“鸢”。
由于这个错误，一些读者也许会把全部研究看成毫无价值。但是，对这个错误，更冷静地审查一下，并仔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争辩和所作结论都已无效的一些方面，仍不失为一个好的主意。
首先，必须放弃在列奥纳多的画中“隐藏着的鸟”。如果它确是一只鸟，它就是秃鹫；它一点儿不像鸢。但是，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现”，而是普菲斯特的。他在他那本著作的第二版才作了说明，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所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埃及语“母亲”（mut）的象形文字非常肯定地代表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他的权威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证明了这个动物是“Gyps fulvus”，即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怪兽——秃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弗洛伊德认为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象征着他的母亲这一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并且，列奥纳多的认识与这个神话也毫无关系。(4)幻想与神话之间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然而，这两者都单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埃及人是怎样把“秃鹫”和“母亲”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呢？埃及学者仅仅偶然地用语音的巧合来解释这个问题吗？如果不是，那么弗洛伊德关于“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且不管这个讨论与列奥纳多的关系——一定有它自己的价值。因此，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列奥纳多对鸟落在他的摇篮里和鸟把尾巴塞进他的嘴巴里的幻想仍旧极其需要说明。弗洛伊德对这个幻想的精神分析并不与这个修正相抵触，而仅仅丧失了一个证据。
除了埃及语的讨论这个随之而来的枝节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有它大量的独立价值——他的错误并没有影响研究的主要方面：对列奥纳多从早年开始的感情生活的详尽解释，对他的艺术冲动与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叙述，对他的性心理历史的深刻分析。除了这个主要方面的论题，他的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也很重要的派生的论题：对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和心理活动的一般性讨论，对一种特殊类型的同性恋的起源的概述，还有对自恋概念的首次详述——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特别有益。
一
精神病学研究一般喜欢利用意志薄弱的人作为材料，当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伟大的人物时，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像一般门外汉所想象的那样，“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5)，这不是精神病学研究的目的；而且，缩小这样一条鸿沟——一条将伟大人物的完美与忙于一般事务的人物的不足之处分离开来的鸿沟，只会使人不满。但精神病学研究不能不在这些著名人物的例子中，认出值得去理解的每一件事，它相信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受到那支配着正常的和病理的心理活动的规律影响的人。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甚至被他的同时代人也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他在他们眼中，就已经开始显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了，正像今天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一样。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的轮廓只能猜测——永远也不能确定”。(6)在他的一生里，对他最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绘画；留下来让我们去认识的是他身上那种与艺术家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7)的伟大。虽然他把绘画杰作遗留给了后人，他的科学发明却未被发表和利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他身上的研究气质从未完全与他身上的艺术气质相分离，前者反而经常对后者作了严重的侵袭，也许到头来还使他受到了压抑。据瓦萨里所说，列奥纳多在临终时责备自己未在艺术中尽到责任，冒犯了上帝和人类。(8)即使瓦萨里的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可能性，只属于编造的传说，这些传说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经围绕着他了。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事情的依据，这个故事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是什么妨碍了列奥纳多的个性被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的多面性和他的知识的广泛性。这种多面性和广泛性使他能自荐于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人称摩洛二世）的宫廷，让他成为他自己的发明的特许执行者，还使他写给这位米兰公爵一封著名的信，在信中他自夸他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取得的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常常可以见到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广泛而又多样的才能的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列奥纳多是这种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接受少得可怜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他也不属于对生活的外部形式毫不重视，而只重视由于关心人类而精神充满痛苦忧郁的方面的那一类天才。相反，他颀长、匀称；相貌十分俊美，体力非同一般；他风度翩翩，长于雄辩，他对所有的人都是高高兴兴，和蔼可亲的。他热爱存在于他周围事物中的美；他喜爱华丽的服饰和看重生活的每一个精美之处。在一篇绘画论文的一段文字里——这篇论文展示了他对享受的强烈感受能力——他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描绘了那等待着雕塑家的不便：“他的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看上去活像个面包师，他的身上落满了大理石碎屑，看上去好像大雪飘落在他的背上，他的屋里到处是碎石和灰尘。而画家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因为画家非常舒适地坐在他的作品跟前。他衣着讲究，拿着轻快的画笔，蘸着欢快的色彩。他穿着他喜欢穿的衣服，他的屋子里挂满了令人愉快的油画，到处都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或者各种精彩的朗诵伴随他，他可以怀着极大的乐趣，在没有榔头的噪音和其他声音的情况下欣赏它们。”(9)
所谓喜气洋洋、热爱享乐的列奥纳多这一说法，的确只可能用于艺术家生活中第一个时期，也是较长的那个时期。尔后，当卢多维科·摩洛的统治倒台以后，列奥纳多便被迫离开米兰——他活动的中心和保障他地位的城市，过着缺乏稳定感和缺乏被世人认可的成就的生活。待到他在法国找到了他最后的避难所，他性格的活力便渐渐消失，而他本性的古怪之处就日益显著了。此外，随着时光流逝，他的兴趣逐渐从艺术转向科学，这必然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当他不得不为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裕起来时（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所做的那样），在别人的眼里他是在浪费时间，他所有的努力的成果都被他们看作仅仅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人们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10)服务。但我们现在能更好地理解他，因为我们从他的笔记中看到什么是他所从事的艺术。在古代的权威开始代替教会权威的年代，在人们还不熟悉任何基于猜想的研究方式的年代，列奥纳多——一位先驱者，其价值足与培根和哥白尼竞争——必然是孤立的。在他解剖死马和死人时，在他建造飞行器时，在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和它们对毒物的反应时，他当然会与亚里士多德的评论家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几乎已被人们看作为人所不齿的炼金术士了。在那些不顺利的日子里，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只有在从事他的实验研究中，他才找到了庇护。
这种情况影响到了他的绘画，他不情愿再拿起画笔，他画得越来越少，并把刚刚开始、大部分没有完成的作品搁了下来，对那些作品的最后命运漠不关心。这正是他被同时代人所指责的：他的艺术态度对他们来说不啻是个谜。
列奥纳多后来的一些崇拜者企图为他开脱，说他性格中其实并无不稳定的缺陷。他们为他辩护说，他受到指责的乃是一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普通特征：甚至精力旺盛的米开朗琪罗——一个为他的作品彻底献身的人，也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可以类比的情况中，就能明白列奥纳多和米开朗琪罗一样，并无过错可言。而且，在某些作品中，他们声称，与其说是作品没有完成，不如说他已宣告作品就是那样了。门外汉眼睛里的杰作对于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本人来说，只不过是他的意图的一个并不合意的体现。关于完美，他有一些模糊概念，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复现这种完美的相似性感到绝望。他们说，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后命运负责。
纵然他们的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它们仍然不能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列奥纳多的整个情形。为一幅作品付出艰苦的努力，最终从作品中解脱出来，从此对它未来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可能发生，但是无疑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索尔米曾引用列奥纳多的一个学生的话（1910）：“当他着手绘画时，他好像一直是战战兢兢的，他从来没有完成过任何一幅已开始了的作品，他那样敬重艺术的伟大，他在其他人看作是奇迹的他的作品中发现了缺点。”索尔米接着说，列奥纳多最后的几幅作品：《丽达》《圣母奥诺弗里奥》《酒神巴克斯》和《年轻的施洗者圣约翰》，都是未完成的。他所有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洛马佐在复制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到了列奥纳多不能完成作品这一众所周知的情况，诗中写道：
普罗托格尼斯从不放下画笔，
倒是配得上天才的芬奇——
没有一幅作品能进行到底。
列奥纳多绘画进度之慢成了人们的口碑。他在米兰的圣马利亚修道院绘制《最后的晚餐》，在作了最充分的准备研究后，历时整整三年。他的同时代人、小说家玛提奥·班德里——当时他是修道院中的年轻修道士——讲述过，列奥纳多经常很早就爬上脚手架，在那里一直待到黄昏，始终握着画笔，连吃喝都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握着的笔却一笔也没有画。他有时在画前一待就是几小时，只是在心里琢磨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从米兰城堡的庭院——他在那里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制作骑马者雕像的模型——直接来到修道院，只是为了在画像上加上几笔，接着就又中止了。(11)据瓦萨里说，列奥纳多花了四年时间为佛罗伦萨画派的弗朗切斯科·德·乔康达的妻子蒙娜丽莎画像，依然不能把它彻底完成。这个情况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幅画始终未曾送到委托者手中，而一直是由列奥纳多保存着，随身将它带到了法国。(12)后来它被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买下，今天成了卢浮宫最辉煌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利用关于列奥纳多工作方法的这些记载，和他遗留下来的、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展示了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主题的大量草图和研究笔记加以比较，我们肯定会说，草率与不稳定的特征对列奥纳多的艺术甚至没有最微小的影响。相反，倒是可以观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深刻性和无穷的可能性，在这些可能性中，决定只能在犹豫不决中得出。我们还能观察到一些极难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制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本人也不能说明这些限制。列奥纳多工作的这种始终显著的缓慢被看作这种限制的征兆，被看作他以后从绘画隐退的先兆。(13)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适应不了底色还没有干透就在上面快速作画的壁画画法，这也是他选择油彩的原因，等待油彩变干，他就可以延长完成作品的时间，以适应他的情绪和悠闲。但是，这些涂在底色上的颜料与底色分离了，而底色又把它们与墙壁分开。另外，墙本身的缺陷，建筑的未来命运决定了绘画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损坏。(14)
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使得作品《安吉亚里战役》毁掉了。在与米开朗琪罗竞争的情况下，这幅画后来被他画在佛罗伦萨的会议厅的墙壁上，并且它也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里好像有一个异己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有助于这件艺术品，只是后来才有害于作品。
列奥纳多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异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某种消极和不在乎在他身上似乎显而易见。当每个人都试图获得他的活动的最大范围时——不发展对别人的有力的侵犯，这个目标就无法达到——列奥纳多却以他静静的和平和躲避所有的对抗与争吵而著名。他温和善良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拒绝吃肉，因为他认为夺去动物的生命是不合理的；他特别喜欢在市场上买鸟，然后给它们自由。(15)他谴责战争和流血，他认为人并不是动物王国中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16)但是，这种感情的女性的柔弱并没有阻止他伴随已被定罪的犯人上刑场——这样做是为了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面孔和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速写，也没有阻止他设计最残酷的进攻型武器和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来为君主博尔吉亚服务。他经常表现出对善与恶的漠不关心，或者他坚持用特别的标准来衡量善与恶。在最残酷、最奸诈的对手占领罗马涅的战役中，他以权威的身份陪伴着君主。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一行字是对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件的批评或者与这些事件有关的记述。这里可以作一个比较，即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相比较。
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分拘谨和假装正经的结果，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对列奥纳多的这一方面人们所知甚少，不过这一方面的事却充满着意义。在一个无节制的淫荡和悲观的禁欲主义之间激烈斗争的时期，列奥纳多表现了对性欲的冷淡和拒绝——这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女性美的画家决不希望的事情。索尔米引用的列奥纳多的话是他性感缺乏的证据：“生育行为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事情如此令人作呕，可假如没有长久形成的习俗，假如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感官享受的本性，人类将迅速消失。”(17)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还述及了在我们看来几乎不值得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去注意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18)这些文章是极为纯朴的——有人甚至认为是禁欲的——即使今天，在纯文学作品中，它也会引起人们的惊讶。它们如此坚决地回避任何有关性的事情，以至于好像独独只是厄洛斯这个神——所有生命的保护者——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不值得一顾的。(19)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多么经常地通过性甚至赤裸裸的猥亵的画来抒发他们的幻想，以此得到快乐。而在列奥纳多那里，我们只有一些关于女性内生殖器、子宫胎位等等的解剖草图。(20)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从来没有热烈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是否和女人有过任何亲密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琪罗与维多利亚·科隆娜那样。当列奥纳多还是一个艺徒，住在他师傅韦罗基奥家里时，他被指控与其他一些年轻人进行被禁止的同性恋，这件事以他被宣判无罪结束。他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怀疑，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很坏的男孩做模特儿。(21)当他成了师傅后，那些他认作学生的漂亮的孩子和青年整天围绕着他。这些学生中的最后一个，弗朗切斯科·梅尔奇陪伴他到了法国，直到他死也没有和他分开。梅尔奇被列奥纳多指定为继承者。梅尔奇与现代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的观点不同，他当然抵制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无根据的诽谤，否定他与他的学生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这些年轻人充满感情的关系是极有可能的，在当时，和学生待在一起是风俗，但他们和他相处并不发展为性行为，高度的性活跃并不属于他。
只有一个方法使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感情和性生活的特殊性，即联系列奥纳多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性格的方法。对他的传记作家说来，心理探讨常常是非常陌生的，在他们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埃德蒙多·索尔米——探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选择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的作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了一部关于这位不平凡人物的读物，与那部历史小说相类似，这部读物刻画了人物的形象的主要部分，清楚地叙述了人物的思想活动，当然不是用平凡的语言，而是（经过作家想象的加工）用有创造性的词汇。(22)索尔米对列奥纳多所下的结论是这样的（1908）：“但是，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的不可满足的欲望，以冷静的优势态度探测一切完美事物的最深层秘密的不可满足的欲望，这就宣告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不会完成。”
在《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这段话的见解表明了他的信仰，提供了关于他的本性的答案。他的话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对某一事物的本性的彻底了解，那么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件事物。”(23)列奥纳多在一篇关于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在论文中，他似乎在保卫自己免受非宗教的指责：“不过，这样吹毛求疵的批评家(24)最好保持沉默。因为这个（艺术的创作过程），就是了解创造了众多的美妙事物的造物主的方法，就是热爱如此伟大的发明家的方法。因为事实上，伟大的爱只产生于对爱的对象的深刻的认识，如果你只知道一点儿，你就只能爱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能爱……”(25)
在他们传达的这个重要的心理学的事实中，我们并不寻找列奥纳多的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断言的明显地是错误的，列奥纳多一定像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人并不是在他们研究了和熟悉了感情的对象之后才对它爱或恨的。相反，他们的爱是冲动的，来自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它们的效力至多被反应和考虑所削弱。列奥纳多的意思只能是，人类所进行的爱并不是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一个人应该这样去爱：抑制感情，使它隶属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面对思想的检验，才可以让它通过。同时，我们知道，他希望告诉我们：这事情正发生在他的身上，并且如果每个人也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在他那里，情况似乎确是这样。他的感情被他控制着，并且隶属于研究本能；他不爱也不恨，但是他研究爱和恨的根源和意义。所以，他首先表现出无区别地对待善与恶、美与丑。他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抛掉了爱与恨的肯定与否定的标记，二者同样变为智慧的兴趣。事实上，列奥纳多并不缺乏热情；他并不缺少隐藏在所有人类行为背后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天才的火花。他只是把他的热情改变为求知欲；然后，他用从热情那里得来的固执、坚强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在脑力劳动的顶峰，当他获得了知识，他允许长时期受拘束的感情解放出来，任其自由流去，就像引自大河的小溪，当它的工作完成以后，它就可以自由流走了。在发明的顶峰，当他能够俯视全部联系的大部分，他会被感情征服，用欣喜若狂的语言赞美他研究出来的创造部分的光辉，或者——用宗教的措词——（赞美）他的造物主的伟大。列奥纳多身上的转变过程被索尔米正确地理解了。索尔米在引用一段列奥纳多赞美自然的崇高法律的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他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美化为一种宗教感情，是列奥纳多手稿的典型特征，在那里，这种例子层出不穷。”
由于永不满足和坚持不懈地求知，列奥纳多被称作意大利的浮士德。但是，完全抛开对研究本能可能转变为生活享乐的怀疑——我们必须把这个转变作为浮士德悲剧的基础——我们就会贸然得出一个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接近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
心理本能的力向各种形式的活动转变，如同体力的转变一样，没有损失也许是不能成功的。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有多少我们不得不重视的其他事情与这些过程是有关系的。把爱延迟到知识丰富以后，这样做的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走进了知识领域的人在爱、在恨是不恰当的；他超越了爱与恨。他用研究代替了爱。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列奥纳多的生活在爱情方面比其他伟人、其他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本性的暴风雨般的热情的起伏——别人在热情中享受了最丰富的体验——好像没有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也代替了行动和创造。一个开始对宇宙的壮观，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规律略有所知的人很容易忘记他那毫无意义的自身。沉浸在赞美之中，充满了真正的谦卑感，他极容易忘记自己是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条路正对他开放着，他可以试图去改变世界预定方向的一小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小部分像一个大部分一样美妙和富有意义。
正如索尔米所相信的，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可能开始于为他的艺术服务；(26)为了确保掌握对自然的模仿，并向别人指出这条道路，他直接努力于光的性质和法则、色彩、阴影和透视画法的研究。可能当时他已经过高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不断追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指引，他不得不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物和植物，人体的比例，以及通过它们的外部取得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这些确实在它们的外表上得到了表现，并且它们需要被描绘在艺术中。终于，变得势不可挡的本能把他带走了，直到它（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切断，因此，他才发现了技术的一般法则，推测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在他的书中用奔放的文笔写下了这一发现：Il sole non si moire（太阳不动）。(27)他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分支，在每一个独立的科目中，他是一个发明家，或者至少是一个预言家和先驱者。(28)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有一些事情使他与对人类心理的科学研究相距甚远，而在《芬奇研究院》中，他画了一些精巧的互相缠绕的符号，这就为心理学留下了研究的余地。
后来，当他试图从调查研究返回他的起点——艺术训练，他发现他被兴趣的新方向和心理活动已改变了的性质所干扰。在一幅画里什么使他感到兴趣是首要问题；在这第一个问题的后面他看到随之而来的无数问题，这正如他在无止境的和不知疲倦的对自然的调查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他不能再孤立地看待艺术作品，把它从他认为它所属于的宏大的结构中分离出来。经过竭尽全力的努力，他要把他的思想中与作品有关的每一件事都表现在作品中，他不得不在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不得不声明作品还没有完成。
艺术家曾经雇用研究家来支持他的事业；现在，这个仆人已经变得很强大，以至于压制了他的主人。
当我们发现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中，一个单独的本能发展得过分有力，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一样，我们便期望着对这个特殊倾向加以说明——虽然对它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器官的）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对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使我们形成了两个进一步的期望（设想）：在每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我们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证实。我们认为，像这样过分有力的本能（研究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时代也许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儿童时代的印象助成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它从原始性本能的力量中获得了增援，因此，它才能在以后代替这个人的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一个这样的人会用别人用以对爱情的热烈的献身精神来追求研究事业，他会用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我们大胆地推断，不仅在科学研究本能的例子中有一个性增援，而且在大多数本能特别强烈的情况中也是如此。
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察使我们知道，很多人成功地把他们性本能力量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引向他们的专业活动。性本能特别适于作出这类贡献，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它有能力用另一些有更高价值却又不是性的目标来代替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个已被证明了的过程，即不论什么时候，一个人童年的历史——也就是他精神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个过分强大的本能是为性的兴趣服务的。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性生活在成熟期发生了明显的萎缩，一部分性活动似乎就被过分强大的本能活动所代替了。
把这些期望（设想）应用于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似乎特别困难，因为人们恰恰不愿相信在儿童身上有这个重要的本能，或者任何显著的性兴趣。但是这些困难很容易被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地老爱提问题时显示出来；只要成人不知道孩子提的所有这些问题只不过是遁辞——它们没完没了是因为孩子想用它们代替他没有问的那个问题——成人就会迷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了一些，变得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常常会突然中止。精神分析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说明，因为许多儿童，也许是大部分的儿童，或至少是大部分有天赋的儿童，从他们三岁开始便经历了一个叫作“幼儿性研究”时期。就我们所知，处在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的印象所唤起——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或者被惧怕他们出生的感情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来自何处的问题，孩子确实好像在寻求抵抗特别不受欢迎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十分惊讶地看到，孩子们拒绝相信提供给他们的点滴知识——例如，他们有力地拒绝具有丰富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孩子们的智慧只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常常感到与成年人的严重的对立，事实上，以后他们再没有原谅过成人在事实真相面前欺骗他们。他们沿着自己的路线进行调查研究，猜测在母亲身体中婴儿的存在，追随着他们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而形成了婴儿起源于吃饭，他们是通过肠子生出来的，父亲起了不清楚的作用等理论。在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性行为是某种敌对的、粗暴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构造还没有达到能生孩子的地步，他们对婴儿来自何处的调查研究不可避免也是一场空，并作为无法解决的事情而被放弃。第一个智慧独立的企图的失败所产生的印象是那类持久的、深深压抑着的印象。(29)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有力的性压抑的高潮所终止时，由于与性兴趣有最初的联系，科学研究本能就有三种相当不同的变化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科学研究分担了性欲的命运；从此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这个人的一生中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对思想起着强有力作用的宗教控制刚刚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以神经性抑制为特性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而引起的智力低下常容易刺激神经病的发作。在第二种类型中，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制约束它的性压抑。在“幼儿性研究”时期结束后，有时候强大起来的智力恢复了旧日与性兴趣的联系，并促成逃避性压抑。科学研究的被压抑的性活动以强迫的沉思方式从无意识中冒出来（自然，也是在被歪曲和不自由的方式中），但它有足够的力量使思想本身具有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快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染上色彩。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常常是唯一的活动，来自一个人头脑中的解决和说明事情的感情代替了性满足；但是孩子在调查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没完没了提问的特性，仍然在漫无止境的沉思和如此渴望发现答案的感情逐渐衰退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
由于一个特殊气质的优势，最珍贵和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的限制和神经病的强迫思想。在这里，实际上性压抑也发生，但是，性压抑不会把这部分性愿望本能降为无意识。取而代之的是，里比多（Libido，意为性欲本能）靠着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作为增援的力量，附属于强有力的科学研究本能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在这里，科学研究也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强迫和性活动的代替物；但是，由于基础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神经病的性质就没有出现，这里没有对“幼儿性研究”时期的原始情结的依恋，本能在为智力兴趣服务时可以自由活动。性压抑通过把升华的里比多增加给本能而使本能特别强大，这个性压抑仍旧是受本能的驱使，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联系。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列奥纳多身上同时发生的过分强大的科学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衰弱（它只限于人们称作理想的［升华的］同性恋），我们就不得不把他作为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例子。他的本性的核心和秘密将显示出，他的好奇心的活动以幻想的方式在为性兴趣服务，在此之后，他成功地把里比多的绝大部分升华为对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但是可以肯定，证实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不容易。要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了解在他童年早期心理发展的一些情况，但关于他生活情况的记载是如此贫乏，如此不可靠，而且这是个事实报道的问题，这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为观察家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这类材料似乎有些愚蠢。
有关列奥纳多的青年时代我们所知甚少。1452年他生于佛罗伦萨与恩波利之间的一个叫作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当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是一个公证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个公证人的后裔，姓是从当地的地名借来的；他的母亲叫卡泰丽娜，大约是个农村姑娘，后来与另一个芬奇地方的人结婚了。在列奥纳多的生活中，这个母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家——相信他自己发现了她的一些踪迹。有关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可靠的一段记载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为了征税而设的佛罗伦萨土地登记簿，其中提到芬奇家族的成员。(30)列奥纳多是其中一员，是塞尔·皮耶罗的五岁的私生子。塞尔·皮耶罗与一个叫作唐娜·阿尔贝拉的女人结婚后没有孩子，因此就有可能让小列奥纳多在他父亲的家中长大。他一直没有离开家，直到——不知道在几岁——他作为一名艺徒进了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工作室。1472年，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已经可以找到列奥纳多的名字了。仅此而已。
二
就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只有一处记载了一条关于他童年的情况。在一段描绘秃鹫飞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断了叙述，转而对出现在脑海中的一个很早时期的回忆作了描述：
“看来我是注定了与秃鹫有着如此深的关系；因为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时我还在摇篮里，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31)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段童年时代的记忆；也确是一段十分奇怪的记忆。因为它的内容，也因为它被认定的年龄都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也许不是不可能保留他吃奶时期的记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看作是确凿无疑的。列奥纳多的这段记忆所宣称的事情——即秃鹫用尾巴撞开孩子的嘴——似乎太不可能，太神奇了；因此另外一种观点——一个一下子可以解决两个难点的观点——我们的判断中看来是更可取的。根据这个观点，秃鹫的场面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一个幻想，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又转换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去的一个幻想。(32)
童年记忆经常是这样出现的。同成年时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完全不同，它们并不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又在以后得到重复，而是在以后的年月，即童年已经逝去了的时候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改变和被伪造的过程中，它们是要服务于以后的趋势的，所以，一般说来，它们与幻想并不能被明确地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把它们的本质与那种发源于古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也许就能最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只要一个国家又小又弱，它就想不到要去写历史。人们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争斗，试图从他们那里夺得领土和财富。这是英雄们的时代，不是历史家的时代。接着出现了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人们感到自己是富裕和强大的，现在，他们感到有必要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历史最初开始时是对现在作出不断记录，接着回顾过去，并且搜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的痕迹，这样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年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过去的一幅真实图画；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漏掉了，另一些事被歪曲了，其他一些过去的情况为了适应现时的思想被错误地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求知欲望，而是想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想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想在他们面前放一面镜子。一个人对他成年期事件的有意识记忆完全可以类比于第一类历史（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而他对于童年的记忆——就它们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初年代的历史是相似的。这是后来汇编的，并且是为了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33)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关于在摇篮里秃鹫来访的故事只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也许会认为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太不值得了。人们也许会满足于在他的爱好的基础上对这个故事作出解释——他从不隐瞒他的爱好——他把对于飞鸟的兴趣看作命运的预先安排。但要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也许会犯下很大的错误，就像一个人粗心地抛弃了民族早期的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作解释的主要部分一样。尽管有歪曲和误解，它们还是代表了过去的现实；它们是人们根据早期经验，并在曾经很强大、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用上所有的知识的力量能使这些歪曲了的事物恢复过来，那么揭开传奇性材料背后的历史真相是没有问题的。这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或幻想。一个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34)今天，当我们在精神分析的技术中拥有了卓越的方法，能帮助我们认识隐藏着的材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关于童年幻想来试图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不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实性程度，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了：对这位伟大的、谜一样的人物，其他的许多研究也没有遇到更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学家的目光来看待列奥纳多关于秃鹫的幻想，这个幻想很快就会显得不奇怪了。我们似乎会回忆起在许多地方都遇到了同样类型的事情，例如在梦里；因此，我们才不厌其烦地把幻想从它自己特殊的语言中翻译成普遍理解的文字。这种翻译可以看作指向一种性的内容。一个尾巴——“coda”——在意大利语中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都是男性生殖器的最为人所熟悉的象征和起到代用作用的表达；(35)幻想中的情况——秃鹫用翘起的尾巴撞开孩子的嘴，在嘴里面强有力地撞着——与舐淫（fellatio）行为，即把阴茎放入有关系的人嘴巴里的性行为是相一致的。很奇怪，这个幻想在性质上是完全被动的；而且它很像在女人或被动的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的某些梦和幻想（所谓被动的男同性恋者是在性关系中扮演女人的角色的人）。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一下，不要因为精神分析学刚运用到伟大而又纯洁的人身上时，似乎是对他的记忆的不可饶恕的诽谤，就让愤怒的冲动使他不能跟随精神分析学一起向前走去。很清楚，这样的愤怒永远不能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重要性；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清楚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而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设想）——或者，如果听上去谦虚一些，也可说不能放弃我们的偏见——即这种幻想一定有某些意思，就像另外一些同类的心理创造：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胡话。所以，我们暂时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听听分析工作所讲的内容，它确实还没有讲出它最后的话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入口中加以吮吸，这种爱好在体面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却屡见不鲜——在古时候也是如此，例如一尊古代雕塑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恋爱状态中，它仿佛完全失去了令人厌恶的特性。医生们发现，甚至在那些没有从克拉夫特-埃宾的《性精神变态》或从其他的知识来源中懂得这种口淫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会产生与这种爱好有关的幻想，她们自发地产生这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好像没有什么困难。(36)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受到道德如此严厉谴责的这种情形可以溯源于一种最纯洁的本质。它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我们都曾一度感到了欢乐的一种情形，即当我们还在吃奶的时期（“那时我还在摇篮里”），把我们母亲的（或奶妈的）乳头放进我们的嘴里吮吸。这一经历的器官印象——我们生命中第一个快乐的源泉——无疑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奶牛的乳房——它的功能与人的乳房一样，但它的形状与它在腹下的位置使它与阴茎相似——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就达到了，以后这个初级阶段会使他形成令人反感的性狂想。(37)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列奥纳多把他想象中的与秃鹫的经历看作他吃奶时期的记忆。幻想所掩盖的只是在母亲怀中吮吸乳头，或者得到哺育的回忆，这是人类之美的一个场景。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幌子下用他的画笔加以描绘了。确实，另外一点我们还不了解，而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对两性同样重要的回忆被列奥纳多这个人改变成了被动的同性恋幻想。暂时，我们先把什么是与同性恋和吮吸母乳有关的问题搁在一边，仅仅记住，传统观点确实把列奥纳多作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感情的人来表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与那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公正与否并不相干。使我们决定说某人是不是一个性倒错者(38)的，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而是他的情感态度。
接着激起我们兴趣的是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特征。我们把幻想解释为得到母亲哺育的幻想，我们发现他的母亲被秃鹫所代替。秃鹫来自何处？又怎样在它现在的地方碰巧被发现了呢？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一个来自遥远的地方的思想，这个思想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母亲是由秃鹫的画像来代表的。(39)埃及人还崇拜女神，这个女神被表现为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有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40)女神的名字读作穆特。它与我们的德语单词“Mutter”（“母亲”）发音相近，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那么在秃鹫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些真正的联系的，但是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有什么权力期望列奥纳多知道这一点？因为第一个成功地阅读了象形文字的人是晚得多的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41)
了解一下古埃及人是如何选择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一定很有意思。甚至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的宗教和文明也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能看懂埃及的遗迹很久之前，我们便从尚存的古典著作中获得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为我们所用得着的知识。其中一些著作出自名家之手，例如斯特拉博、普鲁塔克和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另一些著作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作家所著，著作的资料来源及成书日期也不确定。例如赫拉波洛·尼里的《象形文字》和那本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著作，传下来的作者的名字是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这个神的名字。我们从这些来源中知道，只是由于人们只相信雌秃鹫的存在，秃鹫才被看作母亲的象征；人们认为这一物种是没有雄性的。(42)关于单性生殖的对应例子可以在古代自然史中看到：埃及人对圣甲虫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它是有神性的，因为他们以为只有雄性的圣甲虫。(43)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如何想象它们的妊娠呢？这一点在赫拉波洛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说明：在某一时刻，这些鸟停留在空中，张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44)
现在，我们意外地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我们可以把一些不久前还认为荒谬而加以拒绝的事情看作很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极有可能熟悉一则科学寓言，这则寓言阐明了为什么埃及人用秃鹫作为母亲这一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的阅读面是很广的，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一切科目。在《大西洋古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份他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所拥有全部图书的目录，(45)另外还有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其他图书中做下的大量笔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里希特所记述的列奥纳多笔记摘录（1883）(46)来下判断，他的阅读范围几乎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除了同时代的书籍外，关于自然历史的早期著作在其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有这些书籍在当时已被印行了。米兰实际上是意大利新印刷技术的领头城市。
再研究下去，我们得悉一个情况，它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转变成肯定性。赫拉波洛的博学著作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原文作了如下的笔记：“但是，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已经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下来，靠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得的证据，他们企图驳斥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所以，这个话题几乎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流传着。”（见李曼斯的著作，1835）
因此，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就像圣甲虫的类似传说一样，远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利用这个取自自然历史的证据作为为他们服务的工具，来对付那些怀疑《圣经》中记载的历史的人。如果在关于古代最好的一些记载中有秃鹫靠风受孕的描述，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某种场合不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能够成为“几乎所有的”教会的神父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事，那么，我们就很难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寓言，因为这则寓言受到了如此广泛的庇护和偏爱。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构思列奥纳多关于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碰巧在一位神父那里或在一本自然历史的著作里获悉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它们的繁殖行为一点也不需要雄性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某一个记忆跃入了他的脑海，而这个记忆就被改变成为我们在讨论的这种幻想了，但是这个幻想意味着他也是这样一个小秃鹫——他有过母亲，但是没有父亲。记忆与这一点联在一起了，与如此重要的年代的印象——他在他母亲胸脯上吸乳时的欢乐的回声——在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法中联在一起了。教会的神父们所提到的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思想——所有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一定促使他更加感到这个幻想的珍贵和重要。确实，在这种方法中他可以把自己与小基督视为一体，不仅仅是这一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救助者。
我们分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把它所包含的真正记忆与后来修饰、歪曲它的动机分开。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我们得悉了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对母亲的代替表明孩子知道他缺少父亲，只有他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列奥纳多作为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一致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把自己比作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事实是，在他五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收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在他出生后几个月呢，还是在土地登记簿注册之前几个星期呢？正是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起了作用：它好像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不是在他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可怜的、被遗弃的亲生母亲在一起，所以他才有一段时间感受到他父亲的缺乏。这似乎是经过我们的精神分析的努力而获得的一个不充分的、还有些大胆的结论，但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深入，它的意义将会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期的情形确实对他起了作用，这个结论的确实性就会得到加强。原始资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诞生的那年，他的父亲塞尔·皮耶罗·达·芬奇与唐娜·阿尔贝拉结婚了，继母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小姐；因为他们婚后没有孩子，所以这孩子被他父亲的（毋宁说是他祖母的）家庭领养了——正如文件证实的那样，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五岁的那一年。在婚后不久就让一个年轻的新娘——她自己还希望有福气生儿育女呢——来照顾一个私生子，这种事是很少见的。在决定领养私生子之前，他们肯定度过了一段失望的岁月，这个私生子可能已长成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小男孩了，这对期望中的合法的孩子的空缺也是一个补偿吧。如果在他能把他生母孤零零的一个人换成一对父母之前至少过去了三年，也许是五年，那么这个结论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最合拍不过了。可那时已太晚了。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一些印象逐渐固定了，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建立起来了，以后的经验永远也不会剥夺它们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和建立在这些记忆上的幻想真的始终强调了他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秃鹫幻想进一步证实的这个事实——即列奥纳多生命的头几年是和他的生母一起度过的——就会在他的内心生活的形成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事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个孩子——在早年生活中他比其他孩子多面临了一个问题——开始怀着特别强烈的感情来沉思这个谜，这样，在他弱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探索者，他苦苦思索着，被婴儿们来自何处、父亲为他们的出生做了些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折磨着。(47)这是一个含糊的猜测：他的探索和他童年时代的历史之间的这种联系后来促使他声称，因为他在摇篮中的时候就有秃鹫来访，他注定了从一开始就要对鸟儿飞翔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样，下面要阐明他对于鸟儿飞翔的好奇心如何来自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思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三
在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中，我们取秃鹫这一因素来代表他的记忆的真正内容，而列奥纳多的幻想所处的背景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内容对他以后生活的重要性。在进行我们的解释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安排在一种同性恋的情形中？哺育了孩子的母亲——或更确切地说，用乳房喂养孩子的母亲变成了把尾巴塞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说了，按照语言运用代替物的一般方式，秃鹫的尾巴（“coda”）只可能意味着男性生殖器——阴茎。但是我们不明白想象活动如何成功地把男性的明显特征明确地赋予了作为母亲的鸟，由于这个荒诞性，我们竟不知如何才能指出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有什么理性的意义。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一些显然是荒谬的、在过去我们不得不放弃深究其中意义的梦，我们就不应该失望了。为什么童年记忆比梦给我们带来的困难更多呢，这里有什么原因吗？
记着当一个单独的特性被发现时，情况不能令人满意，那么让我们马上给它加上另一个特性，一个更令人吃惊的特性。(48)
长着秃鹫头的埃及女神穆特——根据罗斯彻的词典中德雷克斯勒所写的条目，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形象——经常与另外一些有强烈个人特征的女神，像生育女神（Isis）和爱神（Hathor）混合在一起出现，但同时她又保留着她存在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崇拜者。埃及众神的特性是个别的神并不消失在结合的过程中。在众神融合的同时，个别的神继续独立存在。这位长着秃鹫头的女神经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来代表；(49)她的身体是女性的，有乳房作为表征，但是还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在女神穆特身上，我们发现了就像在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一样的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的结合，我们是不是能假设列奥纳多读了这本书后知道了雌秃鹫的两性同体的性质，借此来解释这个巧合呢？这样一个可能性很成问题；他所能接触到的书籍来源似乎包含有关这个惊人特征的知识。把这个巧合上溯到在两种情况（即女神穆特与雌秃鹫的两性同体）中都起了作用却还不为我们所知的一个共同因素，这似乎更可信一些。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两性同体的结构——一种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结合——不仅仅是穆特的特征，而且也是像生育女神和爱神等其他神的特征，尽管这或许只就他们也有母性本质并能与穆特结合在一起而言。神话进一步告诉我们，另一些埃及神，如赛斯城的妮特女神——希腊的雅典娜就是从她衍生的——最初也被想象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神话还告诉我们，还有许多希腊神也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与狄俄尼索斯有联系的神，阿芙罗狄蒂也是如此，但是她后来受到了限制，只担任一位女性的爱情女神的角色。神话也许还能提供说明：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的身体上是想要表明自然的最初的创造力，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表明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只有男女性成分的结合才能赋予神的完美以一个有阶值的表现。但是，这些考虑中没有一个向我们解释了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即人类的想象力毫不犹豫地给一个想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男性能力的标志，而这种标志与母性所有的成分是相对立的。
婴儿性理论提供了解释。曾经有一个时期，那时男性生殖器被认为是与母亲的形象和谐共存的。(50)当男孩子第一次把好奇心转向性生活这个谜时，他便被他对自己的生殖器的兴趣所控制了。他发现他身体上这一部分对他来说是太有价值、太重要了，他无法相信在其他那些他感到如此相像的人们身上会缺少这一个部分。由于他无法猜想还有另一种同等价值的生殖器组织时，他就不得不作出假设，认为所有的人，男女一样，都有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阴茎。这个先入之见在这个少年探索者心中深深地扎了根，甚至当他第一次发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这种想法仍未受到破坏。他的感觉告诉他，有个与他身上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真的，但他还是不能向自己承认，他感觉的内容是在女孩子身上他不能发现阴茎。居然少掉了阴茎，这样一个神秘的、不可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震动。于是，为了达到妥协，他得出一个结论：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还很小，以后会长大的。(51)如果他从以后的观察中发现这个期望没有实现，他还会安排另一个补救的办法：小女孩也有阴茎，但是被割掉了，在那里留下了一处伤痕。这个理论的发展利用了一种令人苦恼的个人经验；因为在此期间，小男孩已经听到过恐吓，如果他对他的那个如此可爱的器官表现了太明显的兴趣，它就会被取走。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得到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见解。从今以后，他会为他的男性生殖器而担忧，但是同时，他会鄙视那些不幸的造物，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残酷的惩罚已经落到了他（她）们的头上。(52)
在孩子还没受阉割情结的控制之前——当他还认为女人拥有全部价值的时候——开始他表现出强烈的观望欲，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其他人的生殖器，最初很可能是把它们来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母亲的性吸引力很快在对她的生殖器官的渴望中达到顶峰，他以为那生殖器是阴茎。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渴望常常转向它的反面，让位给厌恶感，这种厌恶感在青春期会变成精神衰弱、厌女症和持久的同性恋的原因。但是，在对象——他曾经强烈渴望着的女人的阴茎——上的固恋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于是这孩子会非常彻底地继续进行他这一部分婴儿性探索。对女人的脚和鞋的盲目崇拜显示出他把脚仅仅是作为他曾经崇拜过、以后又消失了的女人的阴茎的代替性象征；不理解下面这一点：喜欢剪女性发型的性反常者担任了想象中对女性生殖器实行阉割行为的人的角色。
只要人们坚持我们人类开始文明起来时候的那种态度，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他们就不会恰当地理解儿童性欲的活动，也许还会声称这里所讲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来躲进“避难所”。要想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我们需要来自原始时期的类比。经过了漫长的一代代，生殖器被我们看作了“阴部”、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令人厌恶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对我们的时代的性生活，特别是对那些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不得不声明，(53)只是由于迫不得已，在今天大多数活着的人才服从了繁殖后代的命令；他们感到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了磨难，遭到了贬低。在我们中间能够发现的另一种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只为社会的粗野低下的阶层所持有；在高雅的上流社会，这种观点隐藏起来了，因为它被认为是文化教养低下的表现，只是昧着良心，人们才能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文化学者的辛勤编辑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生殖器起先是生命的自豪和希望，它们被崇拜为神，它们把它们功能的神性传导给所有开始掌握知识的人类的活动。作为它们本性的升华结果，涌现出无数个神祇；在官方的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已从普遍的意识中隐退了的时候，秘密的崇拜者们作出极大的努力，使这一联系在许多开始掌握知识的人中继续存在下去。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许多神圣的东西最终从性欲中被抽了出来，于是被抽空了的残余物陷入了羞辱中。但是，由于不可磨灭的是所有精神痕迹的特性，甚至生殖器崇拜的最原始的形式就是在最近的时代中仍存在着，并且在人类今天的语言、习惯和迷信中还保留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残存物，也就不足为奇了。(54)
来自生物学的令人难忘的类似情形，促使我们发现个人精神发展是以简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因此，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得出的关于高度重视婴儿生殖器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点也不可能的事。孩子关于他母亲有阴茎的假设，也就是像埃及的穆特那样的两性同体形式的女神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源。如果认为，我们把这些神的代表描绘成两性人，是在这个词的医学的意义上，这在事实上是一个误解。他们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结合的两性生殖器——羞于见人的这个结合被畸形地表现出来了；发生的所有情况都是男性生殖器官被添加在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上，就像儿童关于他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的情况一样。母亲身体的这个形式——原始幻想的崇高创造物——在神话中为信徒们保存下来。现在，对我们强调列奥纳多幻想中秃鹫的尾巴这一做法我们能够作出如下解释：“这是因为列奥纳多的多情的好奇心针对他的母亲，那时，他还相信她有一个像他的阴茎一样的生殖器官。”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最明显的迹象，按照我们的看法，它对他以后的全部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我们还不应该对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尾巴的那种解释感到满足。其中似乎还有更多我们尚不理解的东西。毕竟，其中最惊人的特征是把在母亲胸脯上的吮吸改成了被母亲哺育，那就是说，改成了被动的形式，这样，也就进入一种在本质上毫无疑问地是同性恋的状况。当我们想起历史上的列奥纳多，他很可能是在自己的一生中像一个感情上的同性恋者一样行事，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幻想是否指明在列奥纳多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和他以后显示出的——纵然是理想的（被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没有通过对同性恋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懂得这样一个关系确实存在，并且在实际上是一个本质的和必然的关系，我们就不应该从列奥纳多被歪曲的记忆中冒昧推断出这样一种关系。
同性恋的男人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激烈地反对法律强加于他们性行为上的限制——喜欢通过他们的理论发言人，把他们自己描绘成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独特的性类型，一个中间的性阶层，一个“第三性别”。他们声称，他们是一些天生为器官所决定，不得不在男人身上寻求快乐，而被禁止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的人。不管人们多么愿意以人性为理由，赞成他们的声明，还是必须对他们的理论采取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的方法和检验同性恋者的声明的方法。这个工作只在一小部分人的情况中获得了成功，但是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所有调查研究产生了同样的惊人结果。(55)在我们的所有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在童年的第一个阶段，患者都对一个女人——一般是他们的母亲——有着强烈的性依恋（这段经历后来是被遗忘了）；这种依恋在童年期间由母亲太多的温情所唤起或所激励，又进一步被父亲较小的作用所加强。塞德格强调了一个事实，他治疗的同性恋患者的母亲经常是具有男子气的女人，她们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特征，能够排斥他们的父亲。我偶然也见到过这类事情。但是我对另一种情况有更强烈的印象：父亲一开始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因此，小男孩发现自己完全是在女性的影响之下。确实，似乎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存在能够保证儿子在选择对象——即某一个异性的对象——时作出正确的决定。(56)
经过这个初步的性研究阶段，一个转化开始了，转化的过程我是知道的，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了解。孩子对母亲的爱，在意识中不能再向前发展下去了，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对他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上，使自己与母亲同化，以他自己为模特儿，根据他的相似性来选择他的爱的新对象。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所做的是悄悄返回到自恋；因为当他长大成人，他所爱的那些男孩总归是作为他儿童时代的代替性形象和再生——他爱这些孩子的方法正是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法。正如我们所说，他沿着自恋的途径找到了他爱的对象；因为根据希腊传说，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一个自恋的青年人的名字）是一位宁愿喜欢自己的倒影也不喜欢任何东西的青年，他后来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57)
更深一层的心理学上的考虑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条途径而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保留了对记忆中母亲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他对母亲的爱，他在无意识中保留了这种爱，并从此之后保持着对她的忠诚。他仿佛追求着男孩，成为他们的对象，但他实际上是在逃避其他女人，这些女人能使他不忠诚。在个别的情况中，直接的观察也能使我们看到，那种显得对男人的魅力敏感的人，实际上和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会被女人所吸引；但是在每一次，他都立即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他以这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个机制——他依靠这个机制才获得了同性恋。
我们决不是要夸大关于同性恋精神起源的这些解释的重要性。很明显，它们与为同性恋者讲话的人的正式理论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解释还不是面面俱到，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性的说明。因为某些实际的原因，称为同性恋的事例可以发生于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我们选出的这个特殊过程也许只是许多过程中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因素——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所预测的同性恋的数量；所以我们也不能无视未知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同性恋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常常得归结到这些未知的因素。我们如果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列奥纳多——他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出发点——本人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那么，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理由来讨论我们所研究的同性恋形式的精神起源。(58)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细节，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同时代人的说法不会有大错。根据这些传说，他是一个性需求和性活动异常退化的人，好像一种更远大的抱负使他超越了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要。他是否追求过直接的性满足也是可以怀疑的。如果有过追求，那又是什么样的呢？或者，他是否根本不需要性满足呢？但不管怎样，我们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种使其他男人急切地进行性行为的情感趋势，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性欲望——里比多——的形成中没有一份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是远远背离了它的原始目标，或者抑止住了不让自己付诸实践。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发现比不变的性倾向痕迹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痕迹指的是一个方向，而且使他可以被人看作一个同性恋者。人们一直强调他只收一些十分俊美的男孩子或青年做学生。他慈祥又体贴地对待他们，照顾他们，一旦他们生病便像母亲看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看护他们，正像他的母亲照料他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俊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他们——切萨雷·达·塞斯托、伯特拉菲奥、安德烈亚·萨雷诺、弗朗切斯科·梅尔奇——没有一个成为重要的画家。一般说来，他们不能离开导师自立，他死了以后，他们也就销声匿迹了，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一点儿明显的痕迹。而其他一些人，因为他们的作品使他们能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像鲁尼和巴齐（人们称巴齐为索多马），他倒很可能并不了解他们。
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反对意见，人们会说列奥纳多对他的学生的行为与性动机没有一点儿关系，不能从中得出关于他特殊的性倾向的结论。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我们愿意谨慎地提出，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行为的某些特征，否则它们将永远是个谜。列奥纳多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用手写体（从右向左）写，这种写法只对他自己具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以第二人称记的日记。“你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值。”“请阿尔巴柯师傅告诉你圆如何变方。”或者在旅途中：“我要去米兰办一些有关我的花园的事情……准备两只行李箱。请伯特拉菲奥告诉你车床的事，并请他磨光一块宝石。把这本书留给安德烈亚·伊尔·托德斯柯师傅。”（以上“日记”，均见索尔米的著作，1908）(59)或者在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时也这样写：“你必须在你的论文中表明地球是一颗星，就像月亮或与月亮类似的东西，这样来证明我们世界的崇高。”（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
附带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一般人的日记一样——经常用几个字就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交待过去，或者对这些事件只字不提。有些账目由于奇怪，被所有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引用了。它们记下了艺术家花费的一笔笔小的数目——相当精细的笔记，仿佛是一位爱卖弄严谨又器量狭小的管家记下来似的。另一方面，没有关于花费大笔钱财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时每天记账的任何证据。记录中的一项与他为他学生安德烈亚·萨雷诺买的新斗篷有关：(60)
银丝锦缎 15里拉4索多
镶边用的深红丝绒 9里拉
镶边 9索多
钮扣 12索多
另一个特别详细的记录是他把他为另一个学生(61)的坏性格和偷窃习惯而付出的所有花费全写下来了：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新开始制作马的雕像。(62)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杰柯莫来到我这儿，他只有十岁。（边上的注释：“惯偷、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为他购置了2件衬衣、1条裤子和1件夹克，当我准备付款的时候，他从我的钱包里把钱偷走了，虽然我可以完全肯定是他偷的，但要他承认，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边上的注释：“4里拉……”）关于孩子的不端行为的叙述是这样的喋喋不休，最后以结账为结尾：“在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长袜，7里拉；等等。”(63)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根本就没想过要从他的小小的弱点和怪癖出发去解释他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所作的一般评论，总是把重点放在艺术家对他的学生的仁慈和体贴上。他们忘记了需要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把这些行为的证据留了下来这一事实。由于不可能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质的证据能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假设存在着另一个动机，一个感情上的动机，使他写下了这些笔记。很难猜测是个什么动机，如果我们没有在列奥纳多的文件中发现另一笔账目——它使得关于那个学生的衣服等的相当微不足道的笔记有了清晰的意义——我们决不会想起他会有这个动机：
卡泰丽娜死后的安葬费 27弗罗林
2磅蜡 18弗罗林
运输和竖十字架 12弗罗林
灵车 4弗罗林
抬棺材的人 8弗罗林
4个神父和4个办事员 20弗罗林
敲钟 2弗罗林
掘墓人 16弗罗林
许可证——给官方 1弗罗林
小计：108弗罗林
前次花费
医生 4弗罗林
糖和蜡烛 12弗罗林
小计：16弗罗林
全部花费：124弗罗林(64)
只有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会告诉我们卡泰丽娜是谁。他根据列奥纳多的另外两段很短的笔记，(65)他断定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区可怜的农村妇女——她在1493年到米兰来看望她的儿子。当时她41岁；她在这里得了病，被列奥纳多送进医院，她死后，他用这样豪华的葬礼向她表示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无法证实，但是它所具有的许多内在的可能性，又与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的所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活动是那么协调一致，因此我不能不把它作为正确的判断来加以接受。列奥纳多成功地使他的感情听从于研究的支配，他成功地抑制了感情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对他来说，被压抑的欲望偶然地也会获得强有力的表达。对他如此热爱的母亲的死作出的反应就是一次。在我们面前的账目中的葬礼费用就是一次对母亲的哀悼的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扭曲得认不出来了。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扭曲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正常的心理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但是，在神经官能症的反常情况中，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强迫性神经症”(66)中，有着这种相同的过程，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强烈感情——通过压抑，强烈感情成了无意识——如何转移到细小的甚至是愚蠢的行为中去。这些受到压抑的感情的表达被压抑力降低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一个人不得不过低估计它们的强度；但是这个细小的表现行为仍旧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冲动力量——这种力量扎根于无意识，而意识却竭力加以否认。只有像这样一个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带来的情况作的比较，才能说明列奥纳多为他母亲的葬礼开列的账目是怎么一回事。在他的无意识中，他仍然被具有性色彩的感情拴在她身上，就像他在童年时的情况一样。来自后来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允许他在日记中对她有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但是，作为从这种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出现的一切却不得不被履行；这样，账目就记在了日记上，成为后人的知识所难以理解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我们从葬礼账目中所获悉的一切运用到为学生们的花费的计算上，似乎并不算太过分。它们是列奥纳多里比多冲动的少量残余以强迫的方式和歪曲的形式寻求表达的另一些例子。按这个观点，他的母亲和他的学生，与自己男子气的俊美相似者，就成了他的性对象——我们根据控制了他的性格的性压抑才这样说——那种过分详细地记下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财的数字以奇特的方式流露了他的对抗心理。这一点显示出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真正属于同性恋的类型，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这种人的精神发展，在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对于我们也不难理解了：因为它的意义正属于我们已经说到的那种类型的意义。我们应该对此作这样解释：“正是通过与我母亲的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67)
四
我们还没有探讨完毕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列奥纳多用使人太清楚地想起对性行为的描述的词汇（“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强调了母子之间性关系的强度。通过他母亲的（秃鹫的）行为和突出的嘴的区域的联系，我们不难猜到幻想中还包含着第二个记忆。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个记忆：“我母亲把无数热烈的吻印在我的嘴上。”这个幻想是受母亲哺育的记忆和被母亲亲吻的记忆混合而成的。
仁慈的自然施与艺术家能力，使他能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他最秘密的精神冲动，这些冲动甚至对他本人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打动了对艺术家完全是陌生的人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来源。难道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件可以证明他记忆中保留的正是童年时期最强烈的印象？人们当然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如果人们考虑到一些意义深远的转变——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印象必须通过这些转变才能够对艺术创作有所贡献——那么，他们准会十分谦虚地断言他们的演绎的肯定性，在列奥纳多的例子中特别如此。
任何一位想到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微笑，一个既使人迷醉又使人迷惑的微笑，他把这样一个微笑画在他的女性形象的嘴唇上。这是一个在长长弯弯的嘴唇上不变的微笑，成了他的风格的一个标志，还专门被称作“列奥纳多式的”。(68)无论谁看了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德·乔康达的美丽非凡的面孔都会感受到最强烈、最迷乱的效果（见附图一）。这微笑需要解释，也得到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满意。“几乎经过了四个世纪，蒙娜丽莎依然使那些长久地注视过她的人谈论着她，莫衷一是。”
附图一 蒙娜丽莎
穆瑟写道（1909）：“特别使观众着迷的是微笑的非凡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描写了这个女人，一会儿她那么富有诱惑力地对我们微笑，一会儿她又冷冷地、无心地凝视着空间。没有一个人解答了她的微笑之谜，没有一个人理解了她的思想的意义。每一件东西，甚至风景，都神秘似梦，在一种狂暴的肉欲中颤抖。”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结合着两种不同的因素，这一思想打动了好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在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发现了那种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冲突的最完美的表现——冲突在于节制和诱惑之间，在于最诚挚的温情与最无情地贪婪的情欲（贪婪地要毁灭男人，似乎他们是具有敌意的存在）之间。下面是蒙茨的观点（1899）：“我们知道，将近四个世纪，蒙娜丽莎·乔康达在拥挤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个迷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一位艺术家（这里，我引用一位敏感的作家的话，他使用的笔名是皮埃尔·德·科莱）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性的本质：温情和媚态，端庄和秘密的感官快乐，那所有的神秘性，孤零零的心，沉思的大脑，一种克己的、只表露了喜悦神情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杰罗·孔蒂看到卢浮宫里的这幅画在一束阳光下更充满了生气（1910）：“这位夫人在庄严的宁静中微笑着，她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种种遗传、诱惑和俘获其他人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目的的仁慈——所有这些依次隐现于微笑的面纱的后面，埋藏在她诗一般的微笑中……好的和坏的，残忍的和同情的，优美的和奸诈的，她笑着……”
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来画这幅画，也许是从1503年到1507年，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他五十多岁了。据瓦萨里的说法，他用了精心设计的办法来使夫人高高兴兴地坐着，使夫人的脸上保持那著名的微笑。在这幅画的目前状态中，他当时用画笔在画布上再现的所有微妙细节已丧失殆尽了。当画尚在绘制进行中的时候，它就被认为是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但是，列奥纳多本人无疑对它是不满意的，他声称这画尚未完成，没把它送到委托制作者的手里，反而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法国，他的保护人弗兰西斯一世从他那儿得到了这幅画，并把它送进了卢浮宫。
让我们离开蒙娜丽莎的面部表情这个尚未解答的谜，转而注意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对艺术家本人就像对以后四百年中看到它的所有的人一样强大。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不断出现在他所有的画中，也出现在他的学生的作品中。既然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肖像，我们就不能假设他因为个人原因而在她的脸上加上了这样一个富有表情的特征——一个她自己不具有的特征。因此，很难避免这个结论：他在他的模特儿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被深深地迷住了，便又在这微笑上加上了他的幻想，而进行了自由创作。
这个不算牵强的解释曾被康斯坦丁诺娃提出过（1907）：
“在艺术家为蒙娜丽莎·德·乔康达画肖像所占去的长时间中，他研究了这位夫人脸部特征的微妙细节，他怀着如此强烈的同情感，把这些特征——特别是神秘的微笑和奇怪的凝视——移到他所有后来的绘画或素描的脸庞上去了。蒙娜丽莎特殊的面部表情甚至可以在卢浮宫中的一幅《施洗者圣约翰》的画中看到，尤其在《圣安妮、夫人和孩子》(69)中的玛丽的面部表情里可以清楚地认出。”
但这种情况也会以另一种方式产生。不止一个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感到了需要找到蒙娜丽莎微笑的魅力后面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因为这个魅力如此打动了艺术家，以至于他一生都受这微笑的影响。沃尔特·佩特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一种“风采……表现了一千年来男人期望着的富于表情的风采”。他相当敏感地写下了：“稍稍暗含了某种邪恶东西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进入了列奥纳多的所有作品。”当他写了下面一段话时，他就把我们带向了另一条线索：
“另外，这幅画是一幅肖像。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起，我们就看到这个形象在他的梦的结构中轮廓鲜明了；要不是因为清楚的历史的证明，我们真会想象，这个形象就是他理想的夫人，最后被具体化和被看到了……”(70)
玛丽·赫茨菲尔德（1906）声称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中遇到了他的自我，因此，他才能把他自己的大量本性画在肖像中，“她的特征在列奥纳多看来全在于神秘的移情”。毫无疑问，在玛丽·赫茨菲尔德的思想里有些东西是与沃尔特·佩特的观点很相似的。
让我们努力来厘清上述的一些解释。很可能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列奥纳多，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休眠着的东西——很可能是旧日的记忆。这记忆一旦发生，就再不能被遗忘，因为它对他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他不得不时时给它以新的表现。佩特满怀信心地断言，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蒙娜丽莎似的脸在他的梦的结构中轮廓鲜明了，这种断言似乎令人信服，并能作为可靠的依据。
瓦萨里提到，“微笑着的女人头”(71)形成了列奥纳多第一个艺术努力的主题。这一段话——因为它并不企图证明什么，因此是无可怀疑的。关于这事，在柯恩的译文中可看到更为具体的说明（1843）：“他（列奥纳多）在年轻时代泥塑了一些微笑着的女人头，这些头又用石膏复制了。有些孩子的头漂亮得被他师傅当作了模特儿……”
这样，我们知道了他靠着塑造两类对象开始了艺术生涯，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分析中推论出来的两类性对象。如果漂亮的孩子的头是童年时代他本人的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便是他母亲卡泰丽娜的摹本，我们开始猜疑他母亲具有这种神秘微笑的可能性——他曾忘记了这种微笑，当他在佛罗伦萨的贵妇人脸上重又发现它时，他被深深地迷住了。(72)
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在绘制时间上距《蒙娜丽莎》最近的是被称作《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那幅画，即《圣安妮、夫人和孩子》。画中列奥纳多式的微笑是最漂亮的，而且是清楚地画在两个女人的脸上。无法知道列奥纳多是在画蒙娜丽莎之前多久或之后多久开始画这幅画的。因为两幅作品的创作都延续了几年，我想，也许可以认为艺术家是同时创作它们的。如果列奥纳多对蒙娜丽莎的特征的迷恋，强烈刺激了他从幻想中创造出圣安妮这一作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可我们的预测了。因为，如果蒙娜丽莎的微笑唤起了他心中对母亲的记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这微笑如何立即使他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使他把他在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放回到母亲的脸上。因此，我们让我们的兴趣从蒙娜丽莎的肖像，转移到这另一幅画上——这幅画（见附图二）同样漂亮，今天也挂在卢浮宫里。
附图二
圣安妮，她的女儿和外孙是意大利绘画中极少处理过的主题。不管怎么说，列奥纳多对它的处理相当不同于所有其他已知的形式。穆瑟写道（1909）：
“有些艺术家，像汉斯·弗里斯，老霍尔拜因和吉罗拉莫·戴·利布里，他们让安妮坐在玛丽旁边，把孩子放在俩人之间。另外一些艺术家画出了真正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73)像雅各布·柯内利斯在柏林的画中那样。换句话说，他们画成圣安妮抱着形象较小的玛丽，形象更小的小救世主坐在玛丽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里，玛丽坐在她母亲的膝上，身体向前倾斜，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玩一只羊羔，好像对它有一点不太仁慈。外祖母坐着，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面带幸福的笑容向下望着另外两个人。当然，这个组合是受着某种限制的。但是，虽然这两个女人唇际的微笑显然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微笑一样，却缺少了离奇和神秘的特性，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感情和平静的幸福。”(74)
当我们对这幅画作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后，我们突然明白了只有列奥纳多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能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这幅画综合了他童年时代的历史，要考虑到列奥纳多生活中最亲切的印象，画的细节才能得到理解。在他父亲的家里，他发现不仅他仁慈的继母唐娜·阿尔贝拉，就连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蒙娜·露西亚也像一般的祖母那样，温情地对待他（我们这样假设）。这些情况很能启发他创作一幅表现在母亲和外祖母照顾下的童年生活的画。这幅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一定是一位主妇，在画中她也许被塑造得比圣母马利亚更成熟、更严肃一些，但是她又被塑造成一个容貌不减当年的年轻女人。在事实上，列奥纳多给了孩子两个母亲，一个向他伸出双臂，另一个处在背景的位置上；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那种容光焕发的幸福笑容。画的这个独特性使评论这幅画的人们都感到惊讶，例如穆瑟，他认为列奥纳多就是硬不起心肠来画皱纹满面的老年人，因此，安妮才被画成光彩夺目的美人。但是我们能否满足于这个解释呢？另一些人求助于否认母女之间年龄上的相似。(75)但是穆瑟的解释企图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么年轻是由于画本身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而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显然酷似画中的情景。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亲生的母亲卡泰丽娜，在他三到五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仁爱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他童年的这个事实与上面叙述的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76)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缩成一个合成的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对他就具体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形象——外祖母——与他早先的亲生母亲卡泰丽娜相应，不仅在外貌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这不幸的女人的妒忌——在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比她出身高贵的竞争者时感到的妒忌，这种割舍颇似她曾经抛弃了孩子的父亲。(77)
我们就这样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证实我们的猜想的证据：蒙娜丽莎·德·乔康达的微笑唤醒了成年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以后，夫人和贵族太太在意大利绘画中被描绘成谦卑地低着头，带着卡泰丽娜的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杰出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命运注定了他一生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受苦。
如果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的脸上成功地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思——无限温情的允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么，在画里他也就真实地保留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情对他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必将来临的磨难。秃鹫幻想中的猛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由于对孩子的爱，可怜的、遭人遗弃的母亲不得不表达出对她曾经享受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对新的爱抚的渴望；她不得不这样做不仅为了补偿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为了补偿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亲的爱抚。所以，像所有得不到满足的母亲一样，她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对她哺育和照顾的婴儿的爱比她以后对成长中的孩子的慈爱更为意义深远。母爱在完满的爱情关系中，不仅实现了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了一种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于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受到谴责，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它们常常被称作堕落。(78)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了解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竞争者，这是对抗亲人的起点，这对抗深深地植根于无意识之中。
在壮年时期，当列奥纳多再一次见到那种幸福和狂喜的微笑时——那种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浮现在他母亲的唇际——列奥纳多原已长期处于一种压抑之中，无法再期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这样的爱抚。但是他成了一位画家，因此，他努力用画笔再现这个微笑，把这个微笑画在所有的画中——不管是他亲自这样做，还是指导他的学生们这样做——画在《丽达》(79)《施洗者圣约翰》和《酒神巴克斯》(80)中。最后这两幅画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变体。穆瑟写道（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饕餮之徒改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嘴边带着神秘的微笑，光滑的两腿交叉着，用一种令感官陶醉的目光望着我们。”这些画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深入这种秘密，人们最多只想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联系起来。这些形象还是两性同体，但是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思。他们是美丽的青年，带着女性的精美和外形；他们不是低垂着眼睛，而是闪烁着神秘的凯旋的目光，好像他们获悉了一个令人幸福的伟大胜利，却又必须对此保持沉默。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我们猜想那是一个爱的秘密。有可能在这些形象中列奥纳多呈现了他孩提时的愿望——对母亲的迷恋——好像在这个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实现了，就这样来否认他的性生活的不幸，或在艺术中战胜了这个不幸。
五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上有一条记载，(81)由于它的重要性和形式上的小错误，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在1504年7月，他写道：
“1504年7月9日星期三，七点钟，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殿的法院公证人，我的父亲去世了，时间是七点钟。他八十岁，(82)留下了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笔记记载了他父亲的死亡。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时刻的重复，七点钟出现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句子结束时忘记了他在句子开头已经写过了的东西。这只是一个小的细节，任何一个不是搞精神分析的人都不会加以重视，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如果他注意了这一点，他会说处在像这样精神涣散或感情强烈的时刻，任何人都会犯这类错误，这并没有什么更深一层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想的可不一样。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因为太小而不能成为隐藏着的精神过程的表现。他一直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类情况是有意义的，还认为，正是“精神涣散”，使得在其他场合中隐藏着的冲动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则笔记像卡泰丽娜葬礼的账目和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表明了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失败了，某些事情长期被强力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一样：这里同样有着学究气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
我们称这类重复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明感情色彩的极好方法。例如，回忆一下在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圣彼得为反对他那在人世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83)而作的大段抨击：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
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
儿子的眼前还空虚着呢。
他使我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84)
要不是列奥纳多的感情压抑，笔记中的这则记载本来可能会写成这样：“今天七点钟，我父亲去世了——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关于他的死亡的记述中，持续性言语转移到了最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他死亡的时间——这样使记述丧失了所有的感情，让我们进一步看一看这里掩盖着的被压抑的东西吧。
塞尔·皮耶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并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获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功。他一生中四次结婚。前两个妻子死后没有留下孩子，只是到了他的第三个妻子，才给他留下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是1476年的事，当时列奥纳多已经二十四岁，而距离他把他父亲的屋子改作他师傅韦罗基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五十岁的时候娶了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妻子，生下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85)
无可置疑，在列奥纳多的性心理发展中他的父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在孩子最初的童年岁月里父亲不在身边这一因素起了消极作用，而且因为在以后那段童年岁月中父亲在身边这一因素也起了直接的作用。一个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的孩子，总是在幻想中以这样的身份自居，并且在以后的一段生活中把赢得对他父亲的优势当作他的任务。当列奥纳多在还不到五岁的时候，他被接回到他祖父的家里，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想当然地取代了那与他感情密切相关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一定发现他处于所谓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之中。正如我们所知，对同性恋表示赞同的那种决断只在青春期才有。一旦列奥纳多产生了这种决断，他以父亲自居的作用对他的性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但是这在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里继续着。我们听说他喜爱豪华和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匹，尽管照瓦萨里的说法，“他几乎一无所有，他工作也很少”。这些爱好不应单单归因于他的美感，我们认为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自己模仿和想要超越父亲的因素。他的父亲在可怜的农村姑娘面前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因此，儿子不断地感到激励，也要来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强烈要求“比希律王更希律王”——好让他父亲看到一个真正像样的高贵绅士。
毫无疑问，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对他的作品感觉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对他的画来说，列奥纳多以父亲自居的作用是一种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后就不再关心它们，就像他的父亲曾不再关心他一样。在这个强迫情绪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起不了什么改变的作用；因为强迫情绪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改变那些被压抑并留存于无意识的东西。
在文艺复兴期间——甚至在更晚些的期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靠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捐助人和庇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艺术家的前途就在这个人的手中。列奥纳多找到了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作为庇护人，人称摩洛二世的斯福尔扎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酷爱辉煌的事物，在外交上十分精明，但是他性格乖僻，不可信赖。在他的米兰宫廷里，列奥纳多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效力期间，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最后的晚餐》和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骑马雕像即是证明。在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尚未遭到奇灾大难之前，他离开了米兰；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后来死于法国地牢之中。当他的庇护人死亡的消息传到列奥纳多的耳朵里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完成的。”(86)很明显，在这里他对他的庇护人所作的谴责正是后人对他本人所作的谴责，这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似乎他希望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这一事实负责。就事实而言，他对公爵的谴责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说他对他父亲的模仿对作为艺术家的他来说是有害的，他对他父亲的反抗早在最初的儿童岁月里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里能获得同样卓越的成就。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比喻（1903），说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而其时别人都还睡着。他还勇敢地作了一个大胆的断言，所有独立的研究都证实了这断言的正确性：“当一个人在不同观点出现时求助于权威，这一个人只是用记忆工作，不是用理性工作。”(87)这样，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个只依靠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勇气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有启发性的思想。不过他的那些教导，例如必须轻视权威，必须抛弃对“古人”的模仿，主张不断地研究自然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只是重复——在人可以达到的最高理想之中——单方面的观点，当他还是小孩子，惊奇地凝视着世界的时候，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了他的内心。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观念再翻译成具体的个人经验，我们就看到“古人”和权威仅仅是与他的父亲相对应的，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了那哺育了他的温柔、善良的母亲。在其他许多人身上——今天与原始时期一样——对某类权威的支持的需要是如此强烈，如果那个权威受到威胁，他们的世界就摇摇欲坠。只有列奥纳多能不需要这种支持，如果在他生命的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况下去生活，那么，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后来的大胆、独立的科学研究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也就是一个排斥了性的成分的探索的延续。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的童年最早期(88)就摆脱了父亲的威胁，并且在他的探索中抛弃了权威的束缚，如果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信者，无法逃脱教条的宗教的束缚，那么这与我们的期望的情形就会截然相反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上帝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从心理上来说，一个个人的上帝就是一个崇高的父亲。这一点每天都在给我们提供证据：当父亲权威在青年面前一旦丧失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因此我们认为，宗教需求的根源是在父母情结之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毋宁说是小孩子的父母观念的还原或恢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宗教应该追溯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在以后生活的某一天，当他觉察到在生活的强大力量面前他多么无望和弱小，他感到他的情况像他在童年时的情况一样，便会企图通过重新恢复那种保护了他的婴儿期的力量来掩饰他的失望。对神经病的预防——宗教把这种预防赐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是很容易得出解释的：宗教调动了他们的父母情结——个人的罪恶感和人类的罪恶感都源于这个情结，又通过这情结处理了这罪恶感，而不信教的人则不得不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89)
列奥纳多的事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关于宗教信仰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者背叛基督教（在当时，这两者是一回事）。这些在第一本瓦萨里（1550）为他所写的传记中有清楚的记述。瓦萨里在他的《生活》的第二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言论。由于对他的那个时代中宗教事务的问题的极度敏感性，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甚至在笔记上，列奥纳多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允许自己被《圣经》中关于创世的描写引入哪怕偏差极小的歧途。例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上万年的期限，这种毫不犹豫的治学精神一点不输今人。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必定会冒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举个例子来看，“关于对圣徒们的偶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毫无感觉，睁着眼睛但什么也看不见的人说话；人们对他们说话，却得不到任何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典；人们为瞎子点灯。”（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
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哀悼”：
“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同上）
对列奥纳多的艺术的看法我们已经作了表达：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抽掉它们与教会关系的最后残余，并使它们具有人性，以便用它们来表现伟大而又美好的人类感情；穆瑟赞美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享受和纵情生活的权利。那些表现出列奥纳多怎样全神贯注于大自然奥秘的探索的笔记中，有一些段落呈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崇高奥秘的最终源头的赞美；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希望与这个神圣的力量维持什么私人的关系。一些体现了他晚年的深奥智慧的见解泄露了他愿意听命于大自然的法则，但不希望由于上帝的仁慈或恩典而使痛苦得到平息。无可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宗教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他的研究工作远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现——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童年时期的最初探索也涉及了性欲问题。实际上，通过把对探索的迫切期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的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连串特殊情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使这点泄露了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与鸟儿飞翔有关的非常含糊的文字，这话好像是种预言，很好地表明了富有感情的兴趣的程度，正是怀着这种兴趣，他沉湎于怎样使模仿鸟的飞行的技术获得成功的希望之中：“伟大的鸟将从‘大天鹅’(90)背上开始它第一次飞行，它将使全宇宙大吃一惊，使所有描述它的文章脍炙人口，它是自己出生地的不朽荣誉。”他可能希望他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实现愿望的梦里知道了巨大的幸福来自愿望的实现。
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梦到自己能够飞翔呢？精神分析学的回答是，人的飞翔或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个希望的伪装，这些梦比梦见一座桥(91)——不管语词还是实物——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希望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考虑到，人们常常告诉好奇的儿童，婴儿是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生殖器描绘成有翅膀的；当我们获悉，男性性活动在德语中最普通的表达是“vögeln”（“Vogel”是德语的“鸟”）；当我们得知男性性器官在意大利语中实际上被叫作“l'uccello”（“鸟”）——所有这些只是有机的整体思想的一些小碎片，这个思想表明，梦中期望飞翔只能被理解为渴望进行性行为。(92)这是一种婴儿早期的欲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他的童年时，觉得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尽情享受，对未来不抱任何期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孩子们羡慕不已。但是，假如孩子们自己能早些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并不是快乐无比的牧歌，在回忆中，我们歪曲了我们的牧歌，情况恰恰相反，孩子不断受到欲望的催逼，要长大，要做大人的事情，孩子们就这样度过了童年的时光。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无论何时，孩子们在他们的性探索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且如此重要的范围里，有一些事情很奇妙，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甚至也不让他们知道，于是他们强烈渴望着自己能这样干，他们梦到它，这种梦的形式就是飞翔，或者，他们准备把伪装后的希望用在以后的飞翔梦里。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最终实现了的航空，也可以在婴儿性欲方面找到根源。
列奥纳多既然向我们供认了，从他的童年开始他就以独特的和个人的方式感到了与飞行问题的紧密联系，那么他也就向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针对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必定期望的、在我们的时代对儿童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这至少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而正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的童年一直到他的智力完全成熟的时期，同样的题目——只在意思上有微小的变化——一直吸引着他；极有可能，他所渴望的技艺在机械方面是不能达到的，就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极有可能他在这两个愿望中都受到了挫败。
确实，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的一生中不止在一个方面保持着孩子的特征，据说所有伟大的人物必定都保留着某些儿童天性，甚至在他成年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就是他为什么常常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古怪和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只是我们自己才不满意他为宫廷节日和盛大宴会制造极其精巧的机械玩具，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艺术家把他的力量用于这样琐碎的事情。他自己好像表现出了乐于这样打发时间的愿望，因为瓦萨里告诉我们，在他甚至还没被委托做这些事时他就制造了类似的东西：“在那里（在罗马）他弄到了一块软蜡，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飞了起来，当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又落回地上。贝尔维迪尔的酿葡萄酒的人抓到了一只奇特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别的蜥蜴身上移来皮肤为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灌上了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扇动起来。后来，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角，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它来吓唬他的朋友们。”(93)这类别出心裁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常常仔细地把羊肠弄得十分干净，可以把它们握在手心里。他把羊肠拿到一个大房间中，将一台铁匠用的吹风器放在邻室，把羊肠扎在风口上，把风吹进肠子，直到胀开的肠子占去了整个房间，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去避难。他用这种方法告诉人们羊肠如何渐渐变得透明的，充满了空气。开始，羊肠只占据一个小的空间，逐渐展开到像屋子一样的宽度，通过这个事实，他把羊肠比作天才。”(94)他的寓言和谜语表现了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的同样滑稽的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充满思想的，缺乏情趣的成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某些情况里，列奥纳多发挥想象力所做的游戏和恶作剧，把那些误解了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的传记作家引入了可悲的歧途。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语手稿中有一些致“巴比伦王国总督圣苏丹、索里奥（地名，即叙利亚）的狄俄达里奥”的信的草稿，列奥纳多在信稿中说他作为工程师被派往东方的某些地区去建造一些工程；他为自己被人指责说懒惰而作了辩护；他提供了城市和山区的地形描绘，最后他还描述了他在那里时发生的一个伟大的自然现象。(95)
在1883年，里希特企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这些事情真是列奥纳多在为埃及苏丹服务期间的旅行中作出的，他在东方甚至信奉了伊斯兰教。根据这个观点，他对那里的访问是发生在1483年之前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在他居住在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但是，另外一些聪明的作家毫无困难地发现了列奥纳多所说的东方旅行是一种假想，因为这些材料不过是年轻艺术家的想象力的产物。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娱乐，他在这里表达了旅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他的想象力的创造物的另一个例子可能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得以发现，这个作品有5—6个象征符号，有极其复杂的互相连结的形式，它还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96)。瓦萨里提到了这些设计，但没有说到“研究院”。蒙茨用其中一个作为他论述列奥纳多的大部头著作的封面装饰，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人之一。
也许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头里消失了，也许这种游戏找到了进入研究活动的道路，这种研究活动表现了他的个性的最新、最高度的发展。但是，只要有这样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它便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期享受了高度的、再不可得的性快乐，那么他扯断与童年的联系的过程将多么缓慢。
六
今天的读者认为所有疾病的历史听来都是令人厌恶的，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他们抱怨说一个伟人的病历审查永远不会导致理解他的重要性和他的成就，他们就这样来表达他们的厌恶；他们还抱怨说，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只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鲁莽行为，因为这些事情在你碰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但是这个批评的不公正是如此明显，以致只有当它作为一个借口和伪装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审查病历的目的丝毫也不是为了使这个伟大人物的成就无法理解；肯定不会有人因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而受到责备。他们反对的真实动机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牢记传记作家们用非常特殊的方法观察他们的主人公，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他们选择他们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研究的题目，因为——由于他们个人的感情生活——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对他特别喜爱。然后，他们把精力奉献给一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塞进他们所设想的婴儿的模式之中——也许目的还在于在他身上再现儿童对他父亲的理想。为了满足这个愿望，他们去掉他们主人公的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抹掉他一生与内部和外部阻力抗争的痕迹，他们在他身上不允许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实际上冷漠、陌生和理想的人物，从而代替了我们感到与我们有着遥远关系的一个人。他们这样把真理奉献给了幻觉，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而放弃了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这样做是令人遗憾的。(97)
列奥纳多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阻止人们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和谜作为研究起点的企图，因为这是为了发现是什么决定着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来向他致敬。如果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承受牺牲，如果我们把那些为他印上了失败的悲惨标志的因素集中起来，我们并没有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明白地坚持，我们决没有把列奥纳多看作一个神经病患者，或者像那些笨拙的措辞所称作的“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对我们抗议的人说我们如此大胆，竟用得自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他们其实仍然坚持了我们今天正确地抛弃了的偏见。我们不再认为健康和疾病、正常人和神经病人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我们不再认为神经病的特性必须视为普遍低级的证据。今天，我们知道了神经病症状是一种结构，它替代了某些压抑的结果，而从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经受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具有这种代替的结构，只是这种结构的数目、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概念，推测下等体质的存在。从我们所知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轻微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接近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病类型；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病患者的“强迫性沉思”加以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知的“意志丧失”加以比较。
我们的工作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性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抱着这个目的，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中我们所能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情况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的童年时期的偶然境遇对他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和带扰乱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这种情况可能一直延续到他五岁的时候；向他敞开的只有母亲对他的温情的诱惑，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安慰。他由于受到她的亲吻过早地达到了性成熟。他毫无疑问会进入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只有一个现象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他的婴儿性探索的强度。童年的早期印象最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嘴的性感区得到了强化，这种强调从此再没有被放弃。根据他的相反行为，例如，他对动物夸大了的同情，我们可以得出推论，在他童年的这个阶段并不缺乏强烈的施虐狂特征。
一个强力的压抑高潮将这个童年时期过分行为带到了一个尽头，建立了某些气质，这些气质在青春期变得明显了。这个改变的最明显的结果是对每一种原始的感官活动的回避，这样列奥纳多得以生活在禁欲之中，并给人们一种“无性人”的印象。当青春期的刺激潮水般涌向男孩时，这些刺激却不能通过强迫他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和有害的代替结构来使他生病。由于过早地倾向于性好奇，他对性本能的需要的相当大部分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求知，因此才躲避了压抑。他的里比多的很小的一个部分继续奉献给性目的，它表明了一个发育不全的成年人的性生活。因为他对他母亲的爱被压抑了，这个部分不得不采取同性恋的态度，用对男孩们的理想的笑来表明它的存在。对他母亲的固恋和对他与她的关系的幸福记忆的固恋继续被保留在无意识之中，但是暂时处于静止状态。这样，压抑、固恋和升华，都在性本能对列奥纳多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时起着作用。
列奥纳多由童年的默默无闻成长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多亏了一种特定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早熟的视淫本能所加强。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当然很愿意描写艺术活动如何来自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一个事实——我们很难再怀疑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望的一种宣泄。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能够指出瓦萨里提供的资料（见前文），女人的笑容和美丽的男孩——换句话说，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艺术奋斗中是值得注意的。在青春时期，列奥纳多的工作起初好像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在生活的外表行为上模仿他的父亲——他在米兰经历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这时仁慈的命运使他在卢多维科·摩洛公爵身上寻找父亲的替身。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经验的证明：几乎所有对真正性生活的压抑都不利于升华了的性趋向。被性生活决定的心理模式开始起作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很快形成决定的能力开始减弱；他的审慎和拖延的倾向在《最后的晚餐》中作为扰乱的因素已经显而易见，这个倾向由于影响他的艺术，对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影响。在他身上慢慢出现的这个过程只能比作神经病患者身上的退化。在青春期使他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以前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而后者的决定因素在婴儿早期就已经存在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被最初的升华（科学）代替了，第一个压抑来临时，最初的升华的道路也就被铺平了。当他成了一位调查研究者时，一开始依旧为他的艺术服务，但是以后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随着他的庇护人、他父亲的替身的丧失，随着他的生活日益呈现出阴郁的色彩，这个退化的转换承担的部分就越来越大。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98)这是一个与伊莎贝拉·德斯特伯爵夫人通信者告诉我们的，伯爵夫人极想从他的手中得到一幅画。他沉湎于过去了的婴儿时期。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好像包含了一些显出无意识本能活动——贪得无厌、坚持不变和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征。
在他生活的顶峰，当时他刚过五十岁——妇女在这个年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男人在这个年龄里比多常常会有更加精力旺盛的发展——一个新的变化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心理内容的最深层再一次活跃起来，但是这个进一步的复归对他的艺术有利，他的艺术当时正处在变得难以发展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唤醒了他对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欢乐的幸福微笑的记忆，在这个复活了的记忆的影响下，他恢复了在他艺术奋斗开始时引导他的促进因素，那时他也是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的。他画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和一系列神秘的画，这些画都以谜一般的微笑为其特征。在他最久远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享受了再一次突破艺术中压抑的胜利喜悦。在我们看来，在逼近的老年的阴影下，这个最后的发展显得不清楚了。在此之前，他的智慧向着世界观念的最高现实翱翔，这个最高现实把他的时代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在前面的几章中，为了提出他生活的这些细节，为了解释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摇摆，我已经表明了什么样的正当理由可以用来解释列奥纳多的成长过程。如果由于我的这些论述，我招致了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说我只不过写了一部精神分析的小说，我可以回答说，我决没有过高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像别人一样，我感受到这个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人们好像在他的本性中发现了强大的本能激情，而且这些激情只能用如此明显的抑制方式来表达自己。
但是不管列奥纳多生活的真相可能是什么样，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努力，不去对它作精神分析的解释，直到我们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必须用相当一般的方法划出在传记领域里精神分析学能够达到的限度。否则，尚未出现的每一个解释就会作为失败展现在我们面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支配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平的事实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性质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记载下来的关于这个人的反应。在有关精神机制的知识的帮助下，努力把这个人的性格的动力基础放在他的反应的力量上，发现他的心理的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改变和发展。如果这样做成功了，在他生活历程中的充满个性的行为在性格和命运、内力和外力的混合作用中就得到了解释。如果这样的工作并不产生任何结果——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可能就是这样——该指责的并不在于精神分析学错误或不适当的方法，而是在于与这个人有关的材料的不确切和不完全，用老方法可以得到的材料就是这样。因此，只有传记作家应为这个失败负责任，因为他使精神分析学不得不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专门的意见。
但是，即使供我们支配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精神机制的处理能有极大的把握——这是很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人必然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个观点：他非法出生的这种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情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以后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童年时期以后开始的性压抑使他把里比多升华为求知欲，还在他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造成了性静止状态。但是，童年第一个性满足以后，这个压抑当然不再发生了；在另一些人身上，也许它不会发生或者只在范围极小的一个部分里发生作用。在这儿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升华，这个压抑的结果，是唯一可能的结果。也许另一个人就没有通过把里比多升华为求知欲而使大量的里比多避免了受压抑。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也许会承受对他的智力活动的永久性伤害，或者企图对强迫性神经症进行控制。我们留下了列奥纳多的两个特性，这是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答的两个特性：他那相当特别的压抑本能的倾向，还有他升华原始本能的非凡能力。
我们说明本能和本能的改变是在精神分析学的限度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析学为生物学研究代替了。我们不得不寻找在压抑的源泉中和性格的生理基础上的升华能力，精神结构只是以后才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之上的。因为艺术的才能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也是我们很难用精神分析方法解答的。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女性气质混合的结果，这种观点建立在（化学）物质的基础上。列奥纳多形体上的俊美和他的左撇子，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个观点。(99)但是，我们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地。我们的目的仍然是要证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关系。纵然精神分析学没有展现出列奥纳多的艺术力量的事实，至少也探讨了它的现象和我们对这些现象理解的限度。无论如何，似乎只有具有列奥纳多童年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为他的作品招来如此令人伤感的命运，才能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达到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秘密都隐藏在童年的秃鹫幻想之中。
但是一个人能否同意这个研究的发现呢？这个研究是由于双亲丛(100)这一偶然情况对人物命运所具有的如此决定性影响，例如，使列奥纳多的命运依赖他的非法出身和他第一个继母唐娜·阿尔贝拉的不育。我以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反对这样的研究方法。如果他认为偶然性对决定我们的命运毫无价值，他的思想只是属于有神论，当列奥纳多写到“太阳不动”时，他便是在抵制这种宇宙观。在我们的生命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时期，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意没有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灾难的影响，我们自然会受到伤害。同时，我们都忘记了，事实上一切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产生了我们的精子和卵子相遇起——然而，机遇也分担了大自然的规律和必然性，它只是出乎我们的希望和幻觉罢了。究竟在我们臆造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的“偶然性”之间哪一个决定我们的生活，细细推敲起来，仍是不能确定的。但是粗略地说，童年初期的相当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受到怀疑。我们大家仍然太不尊重自然——这里引用列奥纳多的一句含糊的话（这话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诗行(101)），他说：“自然中充满了无数的‘原因’（ragioni），它们永远也不会被我们所感知。”(102)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与无数生活的实验中的一个相符合，在这一个实验之中，大自然的“原因”被我们发现了。
(1)弗利斯宣称，“两侧对称”（bilaterality）和“两性同体”（bisexuality）之间有联系，弗洛伊德对此提出质疑。这一争论是他们二人疏远的原因之一。
(2)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议的记录（可惜，这里未能引用）表明，在1907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弗洛伊德对于以精神分析学方法写传记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
(3)这一点，被艾玛·里希特在她新近出版的《列奥纳多笔记选集》的一条注释中指出。她像普菲斯特一样，称列奥纳多的童年记忆为一个“梦”。
(4)秃鹫未受精而怀孕的故事，也不能作为列奥纳多在他的婴儿时期已经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这结合与这个无效的特殊证据并不相矛盾。
(5)“世界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诗句出自席勒的诗作《奥尔良少女》，这首诗收入他的剧本《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的版本，作为外加的序诗。这首诗被认为是对伏尔泰的《少女》的一个攻击。
(6)这话是雅各布·伯克哈特说的，曾被康斯坦丁诺娃引用。
(7)这个圆括号里的字句，为作者1923年所加。
(8)他（列奥纳多）鞠躬后直起身来，坐在床上，讲述他的病情和医疗条件，他还说，由于他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去为他的艺术而工作，他冒犯了上帝和人类（见瓦萨里的著作，1919）。
(9)《论绘画》，见路德维希的著作（1909）。又见里希特的著作（1952）。
(10)指巫术。——译者
(11)见冯·塞德利斯的著作（1909）。
(12)见冯·塞德利斯的著作（1909）。
(13)佩特的著作（1873）中述及：“但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他确实几乎不再是一位艺术家。”
(14)见冯·塞德利斯的著作第一卷（1909）所述关于企图修复和保存这幅画的历史。
(15)蒙茨的著作（1899）中述及：一个印度的同时代人给一个美第奇人的信中指出了列奥纳多的这个典型行为。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
(16)见波塔兹的著作（1910）。
(17)见索尔米的著作（1908）。
(18)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
(19)对这一点的异议（尽管并不重要），也许在他的《妙语集成》中可以找到，这本书还未被翻译。见赫茨菲尔德著作（1906）。——厄洛斯（Eros）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这个说法的提出要比弗洛伊德引进这个名词早十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短语，弗洛伊德用它来作为与死的本能对立的性爱本能的一般术语，例如用在《超越快乐的原则》（1920）。
(20)（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在列奥纳多为性行为所作的素描中，一些错误明显可见，素描是一幅平面解剖图（见附图三），我们确实不能说它是诲淫的。里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根据我在本书中提供的列奥纳多的性格的描述讨论了这些错误：
附图三
“正是在他绘制生殖行为的过程中，他的过分的研究本能完全失败了——显然，这只是他更加强大的性压抑的结果。男人的身体全画出来了，而女人的身体只画出局部。如果按图复制一幅画给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看，当你把头以下的部分覆盖住，可以肯定，他会把这头认作是女人的头。前额波浪形的头发和披在身后长达第四或第五脊椎的头发，使这头更像女人的头。
“这个女人的乳房暴露出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事实上是一个艺术上的缺点，因为它的轮廓显示出它是松弛的，而且令人不快地悬挂着。第二个缺点是解剖学上的，因为列奥纳多这个研究者显然由于避开性欲而不能再仔细观察哺乳期妇女的乳头。如果他作过观察，他一定注意到奶水是通过许多互不相连的排泄管流出来的。但是，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管道，这条管道一直延伸到腹腔。在他看来，奶水可能来自乳糜池，并且以某种方式与性器官有关联。当然，我们应该考虑到对人体内部器官的研究在当时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解剖人体被看作对死者的污辱，要受最严厉的惩罚。并且，供列奥纳多用的解剖材料是不多的，他是否知道在腹腔中有一个淋巴液囊，事实上还相当成问题，虽然在他的画里有一个腔，毫无疑问，他是想画一个这类的东西。但是，他画的输乳管一直向下延伸，直到与内生殖器相联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猜测，他试图用可见的解剖关系来描绘出乳汁分泌的开始与怀孕结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我们准备原谅艺术家对解剖学知识的欠缺而把这欠缺归因于他生活的环境，引人注目的事实依旧存在：列奥纳多如此粗心对待的正是女性生殖器。阴道和看上去像子宫的东西原可以毫无问题地画出来，但是表明子宫的线条却是十分混乱的。
“另一方面，列奥纳多绘制的男性生殖器要正确得多。例如，他不以画出睾丸为满足，他还画出了附睾，并且画得相当精确。
“特别显著的是列奥纳多所画的性交的姿势。一些著名的艺术家的绘画和素描描绘了背向的、侧向的性交等姿势。但是，一见到站着进行性交的素描，我们肯定会设想，这里有一个相当有力的性压抑使得这个行为被孤立地、近乎荒唐地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想要快活，他总是尽可能使自己舒适；当然，这对两种原始本能——饥饿和爱——都是适用的。大多数古代人都躺着吃饭，很正常，今天的人们性交采用躺着的姿势，其舒适程度正像我们的古人躺着吃饭一样。躺着就愿望来说，多多少少意味着希望多待上一会儿。
“而且，长着女性头颅的男人的面貌表明了明确的愤怒的抵抗。他的双眉紧锁，带着厌恶表情的目光向一旁斜视。嘴唇紧闭，嘴角下垂。在这张脸上既看不到爱的极度快乐，也看不到纵情的幸福，它只表现出了愤慨和厌恶。
“无论如何，列奥纳多在画两个下肢时犯了最愚蠢的错误。事实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列奥纳多用平面解剖图来描绘性交行为，男人的左脚便在图的最前面。根据同样的道理，女人的脚应该是左脚。但事实上，列奥纳多把男女调换了一下。男人有一只左脚，女人有一只右脚。如果人们想到大脚趾在脚的内侧，这个调换是很容易了解的。
“单单这张解剖图就可能推断出对里比多的压抑——这个压抑使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调查研究者混淆了某些事情。”——（1923年增加的注释：）里特勒的这些评论受到了批评，确实，批评的理由是：这么严肃的结论不应从一张草率的素描中得出，甚至不能肯定素描中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属于一体的。
(21)斯柯纳米杰罗认为（1900），在《大西洋古抄本》中有一段含糊却又学识广博的文字可以作为这个事件的参考：“当我把上帝描绘成婴儿，你把我送进监狱；如果我把他描绘成成年人，你对待我会更坏。”
(22)梅列日科夫斯基声称（1902）：《列奥纳多·达·芬奇》是题为《基督与反基督》的伟大的历史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他两部为《背教者朱利安》和《彼得和亚历克西斯》。
(23)见波塔兹的著作（1910）。又见J.P.里希特的著作（1939）。
(24)指非难列奥纳多不敬神的人。——译者
(25)《论绘画》，见路德维希的著作（1909）。
(26)索尔米写道（1910）：“列奥纳多把对自然的研究规定为画家的守则……当研究的热情占领了统治地位，他便不再希望为艺术而求得知识，而只为了知识而求知。”
(27)参见温德索的著作《解剖学笔记》第五卷第一至第六节。
(28)参见玛丽·赫茨菲尔德所写的优秀的传记中列奥纳多的科学成就一览表（1906）。在《佛罗伦萨会议论文集》（1910）里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有这方面的记述。
(29)通过研究我的《对五岁儿童的恐怖症的研究》（1909）以及类似的观察的结果，这些不大可能夸张的断言便能得到证实。（1924年以前，后面的话是这样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第二卷中的类似的观察结果的记述。”）在《儿童性理论》的一篇论文中我写道：“但是，这个沉思和怀疑成了以后所有解决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个失败对孩子的一生具有丧失活动能力的影响。”
(30)参见斯柯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
(31)参见《大西洋古抄本》。这内容同斯柯纳米杰罗的记载（1900）是一样的。（弗洛伊德在德文本中引用了赫茨菲尔德根据意大利原文译的德文本的文字。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德文本中有不确切的地方！“nibio”应该是“鸢”，而不是“秃鹫［参见本文《标准版全集》编者按］；并且，“在［嘴］里面撞击”，被遗漏了。这个遗漏，弗洛伊德在后文里作了纠正。）
(32)（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哈夫洛克·埃利斯在对本书进行友好的评论（1910）时，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不同意列奥纳多的记忆可能有现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常常比一般设想的时间要迟；所说的大鸟当然不一定非是秃鹫。这一点我乐于承认，为了减少困难，我应该提出一个意见——也就是说，他的母亲见到了大鸟对他孩子的拜访（在她的眼里，这事件很容易具有预兆的意义），并且在以后反复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认为，结果他保留了他母亲讲给他听的故事的记忆，以后，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很可能把这个记忆当作他亲身经历的记忆。不管怎样，这个改变无损我总体叙述的力量。确实，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后来构成的有关童年时代的幻想属于这个早期——一般总被遗忘——的琐碎的但真实的事件。因此，重视不重要的真实事件，像列奥纳多在他的鸟——他叫它秃鹫——和它的显著行为的故事中所做的那样来精心处理这个真实事件，一定有某些隐秘的道理。
(33)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1）的第四章论述了童年记忆和隐蔽性记忆，在1907年增写的部分中，弗洛伊德把它与历史作了同样的比较。
(34)（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我写了上面这些话以后，我又试图对另一个天才人物的难以理解的童年记忆作同样的分析。歌德在六十岁时在《诗与真》中对他自己的生活作了描述，开始几页有一段描写了他怎样在他的邻居的怂恿下把一些陶器从窗口抛到大街上，开始是一些小件，后来是一些大件，它们都摔得粉碎。确实，这是他描述的早期童年岁月的唯一场景。它的内容毫无意义，它与其他没有成为特别伟大的人的童年记忆相同，在这一段中对他弟弟的任何记忆的缺少——他的弟弟生在他三岁九个月的时候，死于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这个童年记忆进行分析（事实上，歌德在书的后面部分，在详述童年的许多疾病时提到了他的弟弟）。我希望我最终能用与歌德描述的上下文相一致的东西来说明这个记忆，这些说明的内容将使得这个记忆值得保留，将使得它与歌德在他的生活历史中给它的位置相协调。简短的分析（《〈诗与真〉中的少年时代回忆》［见弗洛伊德1917年的著作］）使得有可能把掷陶器作为一个反对讨厌的入侵者的魔幻的行为来加以认识；书中他描写这段情节的地方表现出他是要达到这样的意图，即最终不许第二个儿子干扰他母亲与歌德的亲密关系。如果在这样的伪装中保存下来的童年记忆应该——在歌德的情况中与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一样——与母亲有关，那么这里边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呢？——在1919年的版本中，“在这一段中对他弟弟的任何记忆的缺少……”这个句子，改写成这样：“……很明显，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的版本用的仍是前面的这个句子，句子结尾还加上了圆括号。1924年，弗洛伊德在论歌德的文章的增加的注释中，说明了这个变化。
(35)参见《“鼠人”情况的“原始记录”》。——应该指出（假设这只鸟事实上就是鸢），鸢的长长的分叉的尾巴是它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在它的飞行艺术中尾巴起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个尾巴在列奥纳多观察它飞行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弗洛伊德在这段里讨论的鸢尾巴的象征意义被最近发表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的一篇《鸢的鸟类学》描述中的话证实了：“有时尾巴在右角向水平面呈扇形展开。”
(36)参见我的《歇斯底里症分析残篇》（1905）。
(37)参见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分析。
(38)在1910年的版本上写道：“一个同性恋者”。
(39)赫拉波洛·尼里（《象形文字》第一卷）：“为了表示母亲……他们描绘出秃鹫。”
(40)参见罗斯彻的著作（1894—1897）。又见兰佐尼的著作（1882）。
(41)参见哈特莱本的著作（1906）。
(42)艾利安（《动物的本性》第二卷）：“他们说，从来就没有雄秃鹫，而只有雌秃鹫。”
(43)普鲁塔克：“正如他们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所以埃及人下结论说雄秃鹫是找不到的。”（这里，弗洛伊德不小心把这几句话划到普鲁塔克的账上，实际上，它们是李曼斯为赫拉波洛所写的注释［1835］。）
(44)赫拉波洛·尼里的《象形文字》（李曼斯编辑，1835）中有关秃鹫的性别的文字是这样写的：“（他们用秃鹫的图画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类动物中是没有雄性的。”——好像赫拉波洛的著作中弄错的一段在这里被引用了。著作中的措辞意指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45)参见蒙茨的著作（1899）。
(46)参见蒙茨的著作（1899）。
(47)参见弗洛伊德《儿童性理论》（1908）。
(48)参见《梦的解析》（1900）中弗洛伊德的某些类似的论述。
(49)见兰佐尼（1882）书中的图解，图136—138。
(50)参见弗洛伊德《儿童性理论》（1908）。
(51)参见《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中的意见（即弗洛伊德1909年对“小汉斯”的分析）。还可参见荣格1910年的著作。——（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并可参见在《国际精神分析医疗杂志》中和在《意象》中的意见（关于儿童的一章）。
(52)（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也可以追溯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根源，反犹太主义具有如此强大的自然力，在西方国家中能找到如此荒谬的表现方式。包皮环割术无意识地与阉割等同。如果我们敢于把我们的推测放到人类的早期，我们就能推断出原来的包皮环割术一定是一种宽大的代替，为取代阉割而设计。（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在“小汉斯”分析的注释中找到［1909］，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的第三章第一部分的第四节中也可以找到。）
(53)这些字句是作者1919年增加的。
(54)参见奈特的著作（1768）。
(55)我特别提到塞德格的调查研究，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大体上能证实这个调查研究。我也知道维也纳的威廉·斯特克和布达佩斯的桑德尔·费伦茨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56)（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精神分析的研究提出的两个事实毫无疑问有助于对同性恋的理解，同时，不必假设精神分析的研究详尽无遗地讨论了这种性变态的原因。第一个事实是前面提到过的对母亲性需求的固恋；第二个事实包含在这个叙述中，即每一个人，甚至最正常的人也能进行同性恋对象选择，在他生活中的某些时候，他这样做了，或者在他的无意识中仍旧坚持这个选择，或者用强有力的相反态度防止它。这两个发现废除了把同性恋者看作“第三性别”的主张，废除了人们所相信的在天生的同性恋与后天的同性恋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性别（受身体的两性同体所决定）的特征十分有助于同性恋的对象选择，但并不起决定作用。只好遗憾地声明，那些在科学的领域里为同性恋者说话的人，不能从已确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发现中学到任何东西。
(57)只是在写这篇文章的几个月之前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了对自恋的参考意见，见他的《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第二版（1910）中增加的注释。在1909年11月10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议上，他提到了这个概念。对这一题目的完整的论述，在《论自恋：导论》（1914）中。
(58)对同性恋及其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的第一篇中找到，请特别注意1910—1920年间增加的较长的注释。以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些探讨中，可能提到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病史（1920）和《嫉妒、妄想狂及同性恋之某些心理症机制》（1922）。
(59)列奥纳多在这里的行为很像某些人，他们习惯于每天向另一个人忏悔，列奥纳多用他的日记做另一个人的替身。关于这个人可能是谁的推测，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1903）。
(60)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1903）。
(61)或模特儿。
(62)为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制作的骑马雕像。
(63)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
(64)见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1903）。——令人伤脑筋的是关于列奥纳多私生活的消息在任何情况中都是不充分的，我可以提出一个事例，即索尔米引用了同一个账目（1908），但是有了相当大的变动。最重大的一个情况是用索多代替了弗罗林。可以设想这个账目中的弗罗林并不是旧的“金弗罗林”，而是后来使用的货币单位，值1
里拉或33
索多。索尔米还把卡泰丽娜说成是一个曾经为列奥纳多照料家务的用人。对这些描述的这两种不同看法的来源是我不能理解的。（事实上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的不同版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数字作了改动。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在1919年和1923年是“19”，1925年以后是“14”。1925年以前，运输和竖十字架的费用是“4”。全部原文［意大利文］和英译文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
(65)“卡泰丽娜于1493年7月16日到达。”“吉奥范妮娜——她有一张惊人美丽的面孔——拜访了医院中的卡泰丽娜并问了一些事情。”
(66)强迫性神经症又名神经衰弱，患者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去说或做一些自己知道毫无意义的事，如硬要压制这样的行为，就会极其苦恼。这种症状的起因一般是强刺激在大脑皮层中造成的病灶痕迹。——译者
(67)在这些表达方式中，列奥纳多被压抑的里比多得到了表现——讲究仪式和为钱操心犯愁——这些表达方式都属于肛欲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见我的《性格与肛欲》（1908）。（肛欲：弗洛伊德认为儿童从一岁半到三岁，属于肛欲时期，在这一时期，儿童通过排泄大小便体验到快感。——译者）
(68)（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艺术鉴赏家在这里会想到古希腊雕像中独特的不变的微笑——例如，埃癸娜雕像；他也许还会在列奥纳多的老师韦罗基奥的画像中发现某些类似的东西，因此，在接受随之而来的争议时有些疑虑。
(69)德文的题目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字面上的意思是《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本文后面谈论了这幅画。
(70)均见沃尔特·佩特的著作（1873）。
(71)见斯柯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
(72)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了同样的假想。但是他所假想的列奥纳多的童年历史在基本观点上与我们从秃鹫幻想中得出的结论不合。如果（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主张的）这微笑是列奥纳多自己的，传说一般是不会不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巧合。
(73)意为圣安妮是画中最杰出的人物。
(74)康斯坦丁诺娃写道（1907）：“玛丽向下望着她的宠儿，内心充满了感情，她面孔的微笑使人想起蒙娜丽莎的神秘表情。”在另一段里，她谈到玛丽：“蒙娜丽莎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
(75)参见冯·塞德利斯的著作（1909）第二卷的注释。
(76)圆括号中的话是作者1923年增加的。
(77)（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如果想要把图中的安妮和玛丽的形体分开，并画出各人的轮廓，这确不是容易的事情。人们会说，她们互相融合就像紧密凝结在一起的梦中的人物—样，所以，在一些地方很难说出安妮在哪里结束了，玛丽在哪里开始了。但是，在一个批评家看来（1919年版为：“在一个艺术家看来”），它是一个错误，是一个构图的缺陷，而用分析学的眼光看来，由于对它秘密意思的说明而证明它是正确的。好像对艺术家来说他童年的两个母亲化为一个了。
（1923年增加的注释：）特别使人产生兴趣的是把卢浮宫中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与著名的伦敦草图相比较，同一题材用在了不同的构图中。这里，两个母亲融合得更加紧密，她们各自的轮廓更难找到，所以，毫无解释意图的批评家们不得不说：“好像两个头出自一个身体。”
大多数权威一致表示伦敦草图是更早些时的作品，他们把草图的创作日期划在列奥纳多在米兰的第一个时期（1500年前）。相反，阿道夫·罗森伯格把草图构图看作同一主题的更晚，但更成功的变体（1898）；其后，安东·斯普林格甚至认为它的创作日期晚于《蒙娜丽莎》。如果草图肯定是更早些时的作品，那么它就与我们的论点完全相符。当事件的相反过程讲不通时，我们也不难想象出卢浮宫中的画是如何由草图而产生。如果我们把草图的构图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就能看到列奥纳多多么想解开两个女人梦一般的融合——这个融合与他的童年记忆相符合——并且在空间上把两个头分开。事情是这样的：他把玛丽的头和上半身从两个母亲构成的团块中分出来，并使上身向下弯去。为了给这个移位提供一条理由，小耶稣基督不得不从她的膝上下来站到地上。这样，小圣约翰就没有空间了，他就被羊羔代替了。
（1919年增加的注释：）奥斯卡·普菲斯特对卢浮宫中的这幅画有一个卓越的发现（见附图三），这个发现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即便有人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受它。在玛丽巧妙安排、有些混乱的衣饰中他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他把它作为无意识的画谜来解释：
附图三
“画中代表艺术家母亲的秃鹫——母性的象征——完全清晰可见。
“很清楚，长长的蓝色衣料围着前面这个女人的臀部并向她的大腿和右膝延伸，人们可以看见秃鹫独具特性的头，它的脖子和急剧弯曲的地方是它身体开始的地方。几乎任何一位观察家面对我这个小发现都不能拒绝这个画谜的证据。”（见普菲斯特的著作，1913）
我敢肯定，在这一点上，读者不会不用心去看附图，看看是否能发现普菲斯特所看到的秃鹫的轮廓。这块蓝色衣料的边缘就是画谜的边界，在这件复制品中，浅灰色的田野衬托出浅黑色的衣服，在这浅黑色的背景上，蓝色的衣料十分显眼。
普菲斯特继续写道：“但是，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画谜延伸到哪里？如果我们跟着长长的衣料看——在背景的映衬下，画谜显得那么突出——我们注意到，它从翅膀的中间开始，它的一部分拖到女人的脚上，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的一个肩上和孩子身上。这些部分的前面多少代表了秃鹫的翅膀和尾巴，就像它平时的样子；后面可能是突出的肚子，还有——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像羽毛轮廓的辐射形线条——鸟的展开的尾巴，尾巴的最右端，正像列奥纳多童年时期的梦所显示的（原文如此），伸向孩子的嘴巴，即列奥纳多的嘴巴。”
作者非常详细地审查这个解释，探讨它的难点。
(78)见我的《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
(79)丽达，希腊神话中为宙斯所恋的一个女子。
(80)巴克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81)见蒙茨的著作（1899）。
(82)列奥纳多在笔记中把他父亲的年龄写成八十岁，而不是七十七岁，我这里且先不谈他的这个大错误。
(83)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但丁的最大的仇人。——译者
(84)根据王维克翻译的但丁《神曲》的中译本，第二十七章第22—25行。——译者
(85)显然，列奥纳多的笔记在兄弟姐妹的数目上有错误——这与这一段明显的准确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86)这段话曾为冯·塞德利斯所引述（1909）。
(87)这段话曾为索尔米所引述（1910）。（还见于《大西洋古抄本》）
(88)“最早期”这个词为作者1925年所加。
(89)最后这个句子为作者1919年所加。——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当时致纽伦堡会议的信（1910）中就提到了；又见《群体心理学》最后一章（1921）。
(90)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大天鹅”好像是指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小山蒙特西西罗（现在叫蒙特西西里。“西西罗”，在意大利文中是“天鹅”）。
(91)梦见桥，被认为是渴望进行性行为的象征。——译者
(92)（作者1919年增加的注释：）这个叙述是以保罗·费德恩和毛利·沃尔德——这两个挪威科学家的研究为基础的，后者与精神分析学是毫无关系的。（参见《梦的解析》［1900］）
(93)见瓦萨里的著作，根据柯恩1843年的译文。
(94)见瓦萨里的著作，根据柯恩1843年的译文。
(95)有关这些信和与这些信有关的各种情况及问题见蒙茨的著作（1899）；真正的原文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注释在赫茨菲尔德的书（1906）中可以找到。
(96)柯恩的著作（1843）：“他甚至花了一些时间来画线结，我们可以沿着线结中的线从一头到另一头，直到它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图案。这类既复杂又美丽的设计刻在铜板上，其中，我们能够念出‘列奥纳多的芬奇研究院’这样的字样。”
(97)这样的批评可以普遍地使用，但不能使用于列奥纳多的传记作者们。
(98)见冯·塞德利斯的著作（1909）。
(99)这毫无疑问是暗指弗利斯的观点，弗洛伊德曾深受这观点的影响。参见他的《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但是，在“两侧对称”的特殊问题上，他们二人的观点有分歧。参见本文的“编者按”。
(100)精神分析学专用术语，指以父亲或母亲为核心的心理情感。——译者
(101)这是指哈姆雷特的名言（见剧本《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景）：
须知天地间有些事情，霍瑞旭，
你们那哲学做梦也没有梦到。
(102)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