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在我国1980年代初，大概没有一位近代著名科学家著作的中译本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著作的中译本更少了，因此，在目前我们似乎很难对弗洛伊德的历史地位作一个基本客观的评价。这样，对弗洛伊德会有褒贬不一的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现象在精神分析学诞生后不久的西方也出现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洛伊德的历史地位出乎意料地逐渐显得重要和稳固了。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弗洛伊德的研究者们喜欢把他与哥白尼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为了突出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的划时代意义。某一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常常会引起一代人世界观的革命。哥白尼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不仅仅因为他创立的“日心说”摧毁了旧的托勒玫体系；更有意义的是，“日心说”否定了当时人们信仰的那个由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因而也动摇了上帝的地位。哥白尼用他的发现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信仰的时代，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理性的时代。

从文艺复兴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理性代替了上帝一跃而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人类的一切行为都要接受来自理性的批判。人类借助理性的力量完成了不可胜数的伟大业绩。但是，正当人们高举理性旗帜欢呼前进的时候，正当人们陶醉于理性的胜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后来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性的人们干出了非理性的事情。像产生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康德、莱辛、歌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海涅、费尔巴哈、叔本华的土地上，也产生了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历史好像在开玩笑。原因何在？对理性的失望导致人们继续寻求隐藏在人类行为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发掘意识以下的动因。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即是被誉为解答了这一疑问的理论之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随着精神分析学的诞生，理性的绝对统治地位便动摇了。

一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的后记中写道：“在这本《自传》中明白地提出了精神分析学如何成为我一生的全部内涵，并且也要正确地指出，如果拿我和这门科学相比，我一生的个人经验就显得平淡无味了。”不过细心的读者马上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位大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丰富的内心感受、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和不为舆论所压制的勇敢精神，构成了他生活中最感人的一章。他曾谦虚地说过：“……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也不是一个观察家和实验家，更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征服者气质——好奇、勇敢和坚持不懈——的征服者罢了。”

弗洛伊德于1856年5月6日出生在摩拉维亚的弗赖堡（现为捷克的普莱波）。他的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犹太呢绒商，他在摩拉维亚破产以后，便与他的第二个妻子把全家迁到莱比锡，后来又迁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四岁。他在维也纳生活了将近八十年。

在八个孩子（第一个妻子只生了一个男孩）之中，弗洛伊德从小就显示出不平凡的智力。他受到母亲特别的宠爱。他出生的时候带出了胎衣，这与他最喜欢的小说《大卫·考坡菲》的男主角一样。传说，这事情象征着孩子将会有很好的命运。以后他常以此自豪，认为自己从母亲身上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好处，他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根据他的智力发展，家庭决定给予他特殊的照顾和鼓励。他的卧室是家里唯一有一盏油灯的房间，以利于他的学习，而家庭其他成员只能用烛光照明。生活在音乐之乡的维也纳，家长却不准许孩子们学习音乐，免得妨碍弗洛伊德的学习。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学，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其间，弗洛伊德对歌德和莎士比亚非常喜爱，甚至到了着魔的程度。他在十七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的预科。当时他的兴趣相当广泛。他最后决定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一方面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歌德的自然科学著作的影响，对了解生命发生了兴趣，更主要的是他认为医学院可以向他提供从事专门科学研究的训练机会。

从1873年开始，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度过了八个年头。最初他关心生物学，他解剖了大量的雄鳝来研究睾丸的结构。这是他第一次从事性的研究。以后，他的兴趣转向生理学。他在布吕克主持的生理研究所花掉了六年多的时间。这位研究所主任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弗洛伊德的一生都起了良好的影响。弗洛伊德研究了鱼类的脊髓，他的第一篇论文证明了低级动物的脊髓神经节细胞与高级动物的相同。他还写了关于神经细胞构造的文章。这些研究使他在1885—1886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对高级神经组织的理论作出了贡献。1881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值得提及的事情是维也纳大学规定医学院学生要学习三年哲学课，所以弗洛伊德像当时许多同学一样在哲学上也达到了较高的造诣。弗洛伊德从中学时代起就表现出他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还自学了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希伯来文也相当熟悉。这样，他就有可能在大学期间钻研各种文体的哲学著作。熟练地掌握语言使他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可贵的收获。1879年，弗洛伊德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正在争夺巴尔干半岛。在短期服役期间，他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这一工作使他接触了柏拉图哲学，在他以后的著述生涯中，柏拉图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原因，他决定做一个私人开业的医生。为此他用去了三年的时间在维也纳医院当住院医师。他在医院的所有部门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其间，他还发现了古柯碱的麻醉性质。接着，他在一家儿童诊所工作了几年，尤其注重对解剖学和神经系统的疾病，特别是瘫痪、失语症、儿童脑损伤后遗症和言语心理病学的研究。他出版了两大卷论述小儿麻痹症的著作。

1886年春，他作为一个有名的神经病专家在维也纳开业。同年九月他与M.贝尔奈斯举行了因贫困而拖延了四年之久的婚礼。弗洛伊德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但婚后头几年他常因手头拮据而靠借钱或典当过日子。弗洛伊德有六个孩子，最小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精神分析学家。

1895年以前，研究弗洛伊德的专家们称之为弗洛伊德的准备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82年，弗洛伊德生活和事业上的朋友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安娜的病例，给了弗洛伊德极大的启发。安娜在催眠状态下不但可以记起某些症状的特殊经验，而且一谈起这些经验，这些症状似乎就解除了。布洛伊尔还发现这种疗效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转移”作用，即安娜把对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布洛伊尔身上，从而得到安慰。对这一启发的思考使弗洛伊德在三年后提出了“压抑”概念。

另外一件事情是发生在1885年，弗洛伊德由于得到了一笔小额的研究补助金，可以到法国跟著名的神经学家夏尔科学习。在巴黎的四个半月，是弗洛伊德终生事业的转折点。夏尔科致力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他的理论使弗洛伊德把注意力从肉体方面转向心理方面，从脑神经方面转向精神方面。夏尔科还断言，某些病人的障碍具有性的基础。这一具有启发性的断言，使弗洛伊德在以后的研究中对性的暗示特别注意。

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诞生。书在出版以后的十三年中只售出了626册。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友谊的结晶，却也是两个人关系破裂的开始。由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了性的作用，认为性欲是神经症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因，与布洛伊尔的意见不合，两个人终于分道扬镳了。

弗洛伊德对催眠越来越不满意，因为它不可能根除病因，病人在复诊时常常会出现另外一些症状。于是他开始采用“自由联想法”，即启发病人随意谈话，不管谈话的内容多么荒唐、多么不重要和令人难为情。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病人把被压抑的，也是引起病人异常行为的事情，有意识地回忆起来。弗洛伊德从临床观察中发现了这些事情大都是病人童年时代的经验，并且许多与性有关。这一发现奠定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

“自由联想法”被公认为神经病医疗史上的一大业绩。另一大业绩是弗洛伊德于1898年左右开始采用的“自我分析”方法。他每天早晨记录夜里梦见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进行自由联想和分析（他不但自己一生都没间断这种“自我分析”，而且要求他的学生也这样做）。他常常从梦中惊醒就立即去进行解释工作。他坚持如果不能完全了解梦的意义便决心不再睡觉。弗洛伊德开始相信，梦常常包含着某些障碍的根本原因。两年以后（1900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一开始这书受到了冷遇，八年里只售出了第一版的600册。但是它的意义终于被人们发现了，这本书在弗洛伊德生前再版了八次。

以后，弗洛伊德进入了多产期。1904年他出版了《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指出无意识在正常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起了重要作用。偶然的失言或“遗忘”实际上反映了真正的动机。1905年的《多拉分析》主张用梦的解析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病。《开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论述了无意识的一些间接表现方式。《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证明了婴儿性欲的存在以及它作为神经病起因的问题。这本书是他的第一部未被忽视的著作，它的问世立刻遭到很多人的愤怒谴责和尖刻嘲讽。他也因此变成了德国科学界最不受欢迎的人。1910年他发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论证达·芬奇在选择科学道路与艺术道路时所表现出的矛盾，渊源于他童年的经历。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分析了作为宗教两大要素的图腾和禁忌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快乐的原则》一书中修改了他早期的本能概念，除了生的本能之外又加进了的死本能。从这本书的发表开始，弗洛伊德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弗洛伊德晚期最主要的著作是《自我和本我》，发表于1923年。此书实现了他多年来的愿望，他分析了人的心理结构，从此，精神分析学不再被单单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而是作为一种理解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体系而建立了起来。也是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被诊断患有口腔癌。他不得不戒掉了每天吸二十支雪茄的习惯。此后他动过三十三次手术，最后他的口盖和上颚也被切除了。

弗洛伊德在晚期还发表了《抑制、症状与焦虑》（1928），论证了焦虑与恐惧的来源。《幻想的未来》（1927）是一本受到宗教界攻击的书，因为他在本书中说，单凭愿望和恐惧等心理就可以证明宗教信仰的存在，而无需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书中揭示了人类的弱点，并提出了补救的办法。

1930年，弗洛伊德由于他的文学修养和优美的文体获得了歌德奖金。他相当珍视这次荣誉。另一次使弗洛伊德感到荣耀的事情是早在1909年，他接受美国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的邀请前往美国讲学。在克拉克大学校庆典礼快结束时，校长授予弗洛伊德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致谢辞中说道：“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德国遭受冷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种族歧视。

1933年5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且焚烧了他的所有著作。弗洛伊德得到这一消息后说：“我们的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很显然，弗洛伊德想到了生活在中世纪的科学家，幽默的语气表现出他强烈的愤怒和坚定的信念。纳粹于1938年3月入侵奥地利，没收了弗洛伊德的房产。开始，弗洛伊德还坚持要留在维也纳，后来他的好友琼斯飞到维也纳竭力劝说，英国内务大臣又为他在伦敦提供了各方面的条件，他才于6月抵达伦敦，而他的四个妹妹都在奥地利被杀害了。法西斯分子于1934年几乎烧光了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以致到了20世纪50年代，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多。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当上了主席，他因此遭到了许多正直的科学家的谴责。

弗洛伊德最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摩西与一神教》一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弗洛伊德的名声越来越盛，他的名字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1939年8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至于难以进食。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9月22日，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遵照他的诺言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第二天——23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二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写道：“自从《梦的解析》一书发表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也不是纯属于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学在法国和德国出现的时候，它已被应用到文学、美学，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话、民俗学，甚至教育学领域……这些医学之外的应用，主要是以我的著作为出发点。我常常写一点儿这方面的东西，以满足我对医学之外的诸问题的兴趣。其后，别人（不单单是医生，还有其他各学科的专家）才沿着我的路线前进，并且深入到不同的论题上去。”弗洛伊德的著作之所以对医学以外的许多学科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他终生对医学以外的许多学科发生着兴趣，尤其是对文学艺术，作为研究的结果，他继《梦的解析》之后，写下了一系列有关文学艺术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著作，其中主要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开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关于性欲理论的三篇论文》（1905）、《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强迫行为和宗教实践》（1907）、《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神经症》（1908）、《作家与白日梦》（1908）、《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图腾与禁忌》（1913）、《论幽默》（1927）、《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文明及其不满》、《摩西与一神教》（1939）等。这些具有极大启发性的著作为许多学科打开了新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根本的一个方面，自从《自我和本我》发表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不单单被看作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它成了一种理解人类动机、人格和精神结构的科学。弗洛伊德是继康德之后又一个大规模对人类精神进行解剖的勇士，而随着人类对自己本身的更进一步认识，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必然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弗洛伊德本人与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保持着接触，其中包括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里尔克、威尔斯、萨尔瓦多·达利和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我们不难在近代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找到精神分析学影响的印迹，一位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评论道：“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不了解精神分析学的内容，简直无法把握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

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许多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文艺现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问题。从柏拉图时代就一直在争论的灵感问题在弗洛伊德这里得到了系统的说明。从古到今，许多作家、音乐家、画家和科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灵感的作用，并且承认许多不朽之作都是灵感的产物。在弗洛伊德之前，对灵感的解释多少都带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即认为，“神灵依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他处在迷惘状态，把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或者认为，“灵感……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而弗洛伊德的著作强调性欲冲动、无意识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创作恰似“白日梦”，当意识和理智放松了对无意识的控制力，灵感自然就会出现。他在《自传》中写道：“显然，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这个避难所就是在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像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把握现实。他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像梦一样，是无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具有妥协性，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跟压抑的力量发生正面冲突。”像梦的原理一样，无意识欲望在想象中得到满足，但是为了避免压抑，想象必须经过艺术加工，即经过艺术家在构思时所进行的转移、凝缩、改装、倒置和拼凑等方法，因此，艺术作品也就具有了浪漫色彩、戏剧性、典型性、象征性等艺术价值。

艺术作品诞生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弗洛伊德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分析基本上是采取与创作过程相逆转的方法。弗洛伊德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中写道：“如果用上所有的知识的力量能使这些歪曲了的事物恢复过来，那么揭开传奇性材料背后的历史真相是没有问题的。”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伪装连同伪装下的无意识冲动一起揭示了艺术家的精神特征，而一旦把握了这些精神特征，一切看上去神秘的东西——例如，《蒙娜丽莎》中的神秘的微笑——便都得到了恰当的解释。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被誉为西方文学艺术领域中精神分析批评派的基石，而且它的影响范围并不限于精神分析批评派，它使许多其他流派的批评家的著作，甚至传记作家的著作都染上了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即使对这一著作持保留态度的人也不否认作者学识的广博，见解的深刻，以及著作形式的协调和文笔的朴素、优美（很遗憾，中译者像英译者一样，很难在译作的文笔上达到这种程度），尤其是著作中处处可见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他分析了列奥纳多童年的一个记忆，确定了列奥纳多的精神特征，之后，从第四章开始，他用列奥纳多的作品来验证他的分析结果，同时也揭示了列奥纳多作品中的“谜一样的微笑”的含义。促使弗洛伊德选择列奥纳多关于秃鹫的童年记忆作为分析的材料，是因为在他的理论中儿童性欲的发展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写道：“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分拘谨和假装正经的结果，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对列奥纳多的这一方面，人们所知甚少，不过这一方面的事却充满着意义。”在对列奥纳多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的双重性格的分析中，弗洛伊德下定了分析秃鹫幻想的决心。他写道：“我们认为，像这样过分有力的本能（研究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时代也许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儿童时代的印象促成了这个本能的优势。”

弗洛伊德通过对列奥纳多进行精神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乍一看是令人惊讶的，不过，了解了精神分析方法——这方法是他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得到的——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些结论的理解。也许善于进行自我分析的人会发现许多我们感觉到却无法清楚说明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得到了解释。弗洛伊德本人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他的研究成果都抱有几分怀疑的态度，这大概首先是因为像我们在前面写到的那样，他把自己只摆在征服者的地位上，而征服却又是永无止境的。其次，一个人无法把握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一切偶然因素——弗洛伊德相当重视这种偶然因素，正如弗洛伊德自己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的末尾所写的那样，对列奥纳多的分析只能借助于一些间接的材料，而这些材料由于经过了思想方法各不相同的人的处理，多少失去了一些本来的面目，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了。

三

本书收入弗洛伊德的九篇美学论文，选译自英译《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简称《标准版全集》）。《标准版全集》由詹姆斯·斯特拉奇主编，伦敦霍格斯出版社1955年出版。它是国际精神分析学研究会评定的标准版本。

《标准版全集》在每篇文章之前都附有“编者按”，对文章的写作由来和它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为供读者参考，本书也一并译出（节选的三篇除外）。注释部分（包括正文夹注），除作者原注外，凡英译者注，均用圆括号标明，少量注释为中译者所加，在注尾标明。全书文章的排列按其发表或写作的年份先后为序。

我们对弗洛伊德的学说钻研不深，翻译、介绍中错误和不当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教。

张唤民　陈伟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