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个性
玛丽·贝丝·奥利弗
金珍熙
梅根·S.桑德斯
现今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前所未有——电影院同时上映各种电影，有线电视提供上百个频道，视频和DVD租赁店及零售店让我们有了无尽的娱乐选择。尽管一些批评家认为这种娱乐多样性使得“供过于求”，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多样性也反映出观众数量及其兴趣和喜好的多样性。例如，有些人可能是科幻小说的铁杆粉丝，而有的人则喜欢多愁善感、“令人潸然泪下”的爱情电影。
个人对于不同体裁或者类型的娱乐方式的喜好意味着存在很多变量。一些变量，例如情绪或观看情况，表明个体在不同时间段的兴趣可能不同。然而，其他变量则更为持久，包括预测娱乐偏好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世代、民族身份、受教育程度。这些变量有的相对稳定，例如观众个性特征、性格优势或持久性格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变量不受人口地理界限的限制并且会在影响瞬间状态（例如情绪和情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对个性的定义很多，不同派别关注不同因素，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这种持续的个人差别（参见Funder，2001）。本章意在广义上理解“个性”，用其来指代个体在不同时间和情景（参见Oliver，2002）中相对稳定并持续的“个人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Funder，2001，p.98）。我们对性情的定义还包括个人性格特质、脾气和性情。基于这种理解，本章研究了娱乐体验中个性的作用，不仅考察用个性如何预测娱乐喜好，而且关注个性在预测效果中的重要调节作用。最后，我们探究了媒介如何在影响或促成个性方面发挥作用。
选择与娱乐
由于人们基本将个性看成持续性特质，因此很多媒介研究的优势在于将个性作为独立变量运用到对媒介内容和偏好的预测中。尽管选择和娱乐的相关性极强，但这两个变量之间区别也很大。这就是说，可能有人会选择某个内容而不会以之为乐，而有时候不是特意选择的内容却使人从中获得了欢乐。因此，有研究者除探讨观众对娱乐内容的反应以及获得的乐趣之外，还关注娱乐选择与选择原因之间的关系。
使用与选择
使用与满足。媒介内容的个人使用以及媒介选择动机已经从使用与满足方面得到了广泛探索，考察使用者在满足不同需求方面的媒介使用（Palmgreen，Wenner & Rosengren，1985；Rubin，2002）。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媒介使用的一些共同动机，包括打发时间、行为习惯、陪伴、消遣、信息获取、逃避主义等（参见Rubin，1983）。尽管观看娱乐节目的动机可能更具仪式感而非工具性（Rubin，2002），这种仪式感动机十分多样并且观看不同类型节目（例如游戏秀和肥皂剧）的动机也可能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观众选择观看相同的媒介节目，他们做出同一选择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因此，很多学者考察了个性在媒介使用中个人选择和愉悦体验的作用，认为这些动机最终会在调节消费引发的潜在影响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韦弗（Weaver，2003）将个性维度分为精神质、神经质和外向型三类（Eysenck，Eysenck & Barrett，1985），并基于此分类研究了五名电视使用者的动机。神经质个性在打发时间、陪伴、消遣和模仿方面得分较高，而外向型个性在陪伴动机方面得分非常低。韦弗认为，害羞、孤僻以及情绪化（神经质类型）的人在看电视时表现出高度的附属关系，而外向且喜欢社交（外向型人格）的人则将电视视作真实人际互动的较差替代，这一点与研究结果相似。
谢里（Sherry，2001）也研究了媒介使用的个人动机，尽管他将性格（temperament）作为预测因子。研究发现，媒介使用动机主要反映的是神经、心理和社会差异。他的研究结果显示，更高的媒介使用动机通常与高矜持性、较低的任务关注度和消极情绪相关。谢里认为，这些研究发现的结果与物种多样性在观众的媒介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相一致（同时参见Sherry，2004）。
情绪控制 与“使用与满足”研究相似，从情绪控制角度开展的研究也探讨了影响个体媒介选择的过程（Zillmann，1985，1988a，1988b，2000；Zillmann & Bryant，1985）。但是，情绪控制和使用与满足在很多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使用与满足研究关注的是一系列媒介使用动机，而情绪控制则主要关注个人使用媒介作为情绪控制手段的方式。简而言之，情绪控制通常意味着人们使用媒介节目来强化或延长积极状态，并且/或者减弱或终止消极状态。由于娱乐节目通常会带给观众一系列情绪反应（例如幽默、刺激、平静），情绪控制主要在娱乐方面得到应用，尽管该理论可以被用在指导性或与新闻相关的内容上。两者的第二个差异在于情绪控制并不假设观众了解自己的媒介使用动机，或即使知道动机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动机（Zillmann，1985；Zillmann & Bryant，1985）。因此，从情绪控制角度开展的研究，通常将实验设计运用在情绪或者效果受到控制的情景中，并且通过行为暗示因素来评价媒介选择。
情绪控制在观众的媒介选择中的重要性在很多场景中得到体现，并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喜剧（Zillmann，Hezel & Medoff，1980）、音乐（Knobloch & Zillmann，2002）、新闻（Biswas，Riffe & Zillmann，1994）和游戏秀（Bryant & Zillmann，1984）。但有趣的是，个性或者其他个体因素差异，在调节情绪控制行为方面展现的重要性却没有受到持续关注。原因可能主要是情绪控制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即保持积极情绪可能是所有人想做的事情。相反，情绪控制研究可能出于实验方法论的目的而将个性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将实验情景随机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可能会使个体差异得以解决，这主要是被当成错误的变体或者“噪音”的个性或其他性格优点造成的。
尽管个性在现有大部分情绪控制研究方面扮演的角色还有待考察，后续研究应该更关注个性和特质在预测最初情绪（后续会被媒介接触影响）以及不同个性在完成这些目标中的作用（Zillmann，2000）。例如，马雷斯和坎托（Mares & Cantor，1992）在前测中将老年人分为“孤独”和“不孤独”两类并研究了他们的媒介喜好。不孤独受试者更喜欢对老年人的积极描绘，孤独受试者则更喜欢看消极描绘，同时研究显示了将老年人描绘为孤独和受忽视类型之后会增加积极影响。在音乐选择方面也有类似发现。例如，克诺布洛赫和齐尔曼（Knobloch & Zillmann，2003）发现，对自己爱情关系满意的受试者更喜欢听歌颂爱情而不是感怀爱情的经典歌曲，而对爱情不满意的受试者则更喜欢听感怀爱情的歌曲（同时参见Gibson，Aust & Zillmann，2000）。
上述两个例子都关注的是个人状态而非性格优势，两者差异在调节媒介接触方面的重要性表明，对媒介内容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类型人控制情绪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具有同情心、豪放、外向、乐观的人可能会对同一种媒介描绘有不同反应。有同情心的人可能会从伤感电影中获得愉悦和期望，而心肠硬的人则会觉得该电影无聊并鄙视它。同样，更具叛逆性的观众可能会对暴力恐怖电影感到兴奋，而多愁善感的观众则会对这种电影感到恶心和害怕。因此，了解个人如何通过媒介使用来调节自身情绪，这必然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观众对不同媒介节目的反应。
娱乐
我们从媒介选择的探讨中发现，个人通过媒介内容获得的娱乐会受到观众个性特质的影响。尽管研究者探讨了个性在不同娱乐体裁中的作用，包括现实题材节目（Nabi，Biely，Morgan & Stitt，2003）、体育节目（McDaniel，2003）和脱口秀（Rubin，Haridakis & Eyal，2003），但是关于个性和娱乐的研究主要探讨对观众有害（例如媒介暴力）或会引起观众不愉快情绪反应（例如恐怖电影、悲剧电影）的娱乐节目。可能这种关注点反映了一些与积极效果（例如喜剧）有关的娱乐体裁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以至于没有什么变化需要解释。相反，关注有害或消极媒介内容则反映的是媒介喜好的解释机制，因此看上去有些奇怪、令人好奇或自相矛盾。不管对这些研究重点的解释如何，对暴力娱乐内容、色情片及消极情绪引发的悲伤和悲伤类型的研究都强调了个性在预测个人媒介喜好方面的重要性。
媒介暴力 在暴力娱乐方面，研究通常认为情绪激动、对外界有敌意的观众最容易对这些内容产生愉悦感。例如，具有男子气、侵略性、精神主义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等性格特征的观众，更喜欢看暴力性娱乐节目并且更有兴趣去观看激进或对别人造成伤害的内容（Aluja-Fabregat，2000；Aluja-Fabregat & Torrubia-Beltri，1998；Bushman，1995；Tamborimi，Stiff & Zillmann，1987；Weaver，2000）。在一些人认为“暴力”或者“激进”的音乐选择喜好方面也有相似的研究结果。例如，施瓦茨和福茨（Schwartz & Fouts，2003）发现，在其研究的青少年样本中，喜欢“重音乐”（大声、狂野、豪放）而不喜欢“轻音乐”的人在毅力、强迫度、悲观主义以及不满方面得分更高，而在控制其他人方面得分更低。汉森（Hansen & Hansen，2000）在关于个性和音乐喜好的比较研究中发现，更喜欢重音乐和重金属的人在权术主义、强硬主义和男子气概方面表现更突出，而朋克音乐的粉丝在接受权威方面得分更低（Bleich，Zillmann & Weaver，1991；Hansen & Hansen，1991；Knobloch & Mundort，2003；Robinson，Weaver & Zillmann，1996）。相反，卡彭捷、诺布洛赫和齐尔曼研究发现，不喜欢摇滚乐和说唱的人则在抑制和主动抗拒方面的（例如寻找刺激）得分较高，而与敌对性和被动抵抗（例如报复行为）联系不大。因此，上述研究者认为，消费一些“重音乐”更主要的目的是“寻找快乐而不是敌对情绪”（Carpentier，Knobloch & Zillmann，2003，p.1653），尽管他们也认同愤怒或者激进的人喜欢更极端的音乐。
具“暴力”个性的人更喜欢“暴力”娱乐方式是一种本能，对这种关系的观察无法解释这种关系的原因，不过迄今为止已经有了一些解释。例如，因为媒介喜好是个人身份的延续，明显可辨的消费体裁（例如恐怖片、金属音乐等）可能会帮助“宣传”个人个性或特质（Carpentier等，2003；Zillmann & Bhatia，1989）。同样，暴力娱乐节目可能对激进或具有偏激性格的人更有作用，因为这些媒介节目可能会呈现更熟悉或者相关的情景、角色或场景（Hoffner & Cantor，1991）。相反，喜欢当主人公的人比多愁善感的人更不会将暴力娱乐节目看成令人不悦的内容，因此会从一些别人觉得不舒服的节目中获得愉悦感（例如恐怖片）。最后，倾向理论和媒介娱乐研究表明，激进的人更容易将暴力娱乐节目中的受害者看成是“应该”遭罪的人，因此，如果“正义”恢复的话，他们的愉悦感会有所提升，但是对正义的理解由个人决定（Oliver，1993a；Oliver & Armstrong，1995；Raney，2003；Raney & Bryant，2002；Zillmann & Cantor，1977）。当然，现在看来这些解释还值得怀疑，这表明今后需要更多研究来全面理解个性在预测媒介暴力喜好方面的作用。
色情片 与享受暴力娱乐一样，关于充斥性暗示内容的研究表明消极的人会对色情内容更感兴趣。例如，扎克曼和利特尔（Zuckerman & Litle，1986）的研究表明，寻找刺激（尤其是被压抑的东西）会让人更想观看有男女演员参加的X等级（包含色情内容）的电影。同理，洛佩兹和乔治（Lopez & George，1995，研究1）研究发现，在男性受试者中，性欲望与色情照片关联很大，观看色情照片次数越多则性欲望越强（同时参见Becker & Byrne，1985）。最后，博盖尔特（Bogaert，1996）在他关于志愿者偏见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论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所有参与研究的男性样本中，与非自发参加的人相比，自发参加的人观看色情片更主要是为了满足刺激欲望、性欲望、神经质、大男子主义。此外，志愿者报告了更频繁和多样的性体验，包括接触色情片。
虽然上述研究表明从色情片中获取愉悦，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性刺激节目的兴趣和开放程度，但对不同类型的性露骨材料进行区分的研究，往往提供了人格变量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喜爱或欣赏的更微妙的模式。例如，博盖尔特（Bogaert，2001）的研究表明，虽然有高度控制欲及反社会倾向（权术主义、神经质、大男子主义）的人更倾向于观看涉及暴力片、儿童片或色情影片，这些变量和观看色情片的可能性不太相关（例如没有激进或前卫性行为）。事实上，与观看色情片唯一相关的个人差异变量是性欲望。巴恩斯、马拉默斯和切克（Barnes，Malamuth & Check，1984）在研究男性受试者对充满性刺激磁带的收听反应时报告了类似结果。也就是说，对神经质更强的男性观众而言，他们更喜欢看有强奸情节的故事，而神经质较弱的男性观众则不太喜欢这种情节。
虽然前文有对暴力娱乐的讨论，但是关于（不同的）个性在色情娱乐内容享受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还没有获得确切结论。例如，前文探讨的关联性、相似性以及喜好的作用都可以用在这种体裁研究之中。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对个性和愉悦的探讨将个性作为独立变量，观看色情或者暴力娱乐内容也有可能会影响或塑造性情，将观众变为充满敌对性、反抗性或者控制欲的人。我们在本章结论部分将个性作为独立变量来进一步探讨。
引发悲伤的娱乐节目 尽管在类型方面会与恐怖电影、犯罪片或暴力色情片等有差异，但悲伤或悲剧娱乐节目之所以获得媒介研究者的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悖论。也就是说，为何观众会选择旨在引起（或成功引起）消极暴力情绪的娱乐节目？由于这种悖论，很多人尝试对其进行解释，包括个性或性情在预测这种娱乐消费行为中的作用。
乍一看，从引发悲伤的娱乐节目中获得愉悦感的人应该是最不可能对节目内容感到悲伤的，毕竟，对悲伤感到怀疑的观众会认为，观看令人落泪的节目或者听伤感歌曲不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研究发现，喜好反应更高程度的倾向与对这类节目的情感倾向相关。例如，研究表明从悲剧电影中获得愉悦感的主要是更具同情心（Oliver，1993b）、女性角色自我认知（Oliver，Sargent & Weaver，1998）以及孤独感（Mares & Cantor，1992）的人。另外，德威德、齐尓曼和奥德曼（de Wied，Zillmann & Ordman，1994）发现，具同情心的受试者比不具同情心的受试者更有可能在应对悲剧电影的情节时报告更高水平的压抑和愉悦。
尽管现有研究表明，预测悲伤娱乐的抑郁情绪的人格特征还能够推测愉悦感，但压抑和愉悦呈正相关的这一观点仍旧有很多人怀疑。例如，德威德等人（de Wied等，1994）通过兴奋转移概念（Bryant & Miron，2003；Zillmann，1971）探讨了上述观点，认为观看喜爱的角色最后遭遇痛苦会引发压抑情绪，而如果在节目末尾问题得到解决，压抑情绪会变成程度更高的愉悦感。从这个视角看，会引发更高强度同情压抑的作为与个人差异因素相关的变量会强化愉悦体验，前提是最终会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相反，戈登堡、皮兹尼斯基、约翰逊、格林伯格和所罗门（Goldenberg，Pysczyniski，Solomon，Johnson & Greenberg，1999）认为，恐怖情绪管理可以作为从悲剧中获得愉悦的解释机制。上述作者认为，了解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的观众可能会认为悲剧娱乐节目有意义并能够抚慰人心，这种心态可以让人在安全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直面内心的恐惧。尽管死亡显著性被概念化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但如果能够探讨和死亡相关的思想与应对行为的关系，那么这对今后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除了认为引发悲伤的娱乐节目有助于愉悦和应对困难之外，其他研究者还探讨了个体对于消极影响经历的反应。例如，奥利弗（Oliver，1993b）发现，对消极情绪（例如积极“元情绪”，参见Mayer & Gaschke，1988）具有积极评价的人最容易通过悲伤电影获得愉悦感。研究指出，有的人“喜欢悲伤感”会引发我们思考为何有人喜欢这种感受，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出悲伤反应可以让人觉得自己对他人不幸（Feagin，1983；Mills，1993）的反应比较得体（例如，产生同情）。相反，其他研究者讨论了情绪变化，考察了一些对多样化感觉更具接受性的人以及他们的情绪反应状态（参见Salovey，Mayer，Goldman，Turvey & Palfai，1995）。例如，迈奥和埃塞斯将“喜好需求”作为一种反映“人们接近或回避某种会引发自己和他人情感的情况或者行为”的性格优势（Maio & Esses，2001，p.585）。此外，研究发现，人们在喜好需求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倾向，个人更喜欢观看“情感”而不是“无感情”的电影。
当然，从悲伤或悲剧娱乐节目中获得愉悦感的解释清单并不完整并且还值得探讨，有待今后深入研究。此外，研究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重复或不可证伪的解释（例如人们喜欢悲伤电影是因为喜欢悲伤；或者观看悲伤电影必然要产生积极的状态，因为他们选择观看悲伤电影）。因此，今后的研究将更加关注对娱乐节目的悲伤或其他消极反应中个性或者其他个体差异因素的作用，以此来为上述悖论提供合理解释。
作为媒介影响调节变量的个性
由于个性在预测媒介选择和享受方面的重要性，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个性在媒介对观众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研究通常将联想—启动模型作为阐释性框架（Berkowitz & Rogers，1986；Jo & Berkowitz，1994），认为许多个体差异能够反映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差异以及不同认知激活的频率和轻松度。知识结构和媒介内容的差异，可能会刺激或者激活一些观众的认知，而其他缺乏相应或强认知的观众则会受到少量或零刺激。
个体差异在调节媒介影响方面的重要性在媒介暴力背景下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布什曼（Bushman，1995）认为接触暴力电影会导致攻击性情感和行为的增加，这一点在具有激进性格的受试者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安德森和迪尔（Anderson & Dill，2000，研究1）在视频游戏暴力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即自发接触暴力视频游戏的人通常会有更激进的行为，但是通常男性受试者得分更高。涉及其他性格优势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例如，舍勒（Scharrer，2001）发现男性接触暴力电视节目会引起自我刺激的提高，但是这只对大男子主义表现较强的受试者有效。同理，齐尔曼和韦弗（Weaver & Zillmann，1997）发现，接触暴力电影会让观众更容易接受暴力冲突，并感觉到暴力冲突的有效性，但是这只对强神经质参与者有效。
对色情内容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个性调节的类似模式。例如，麦肯齐·莫尔和赞纳（McKenzie-Mor & Zanna，1990）发现，性别认同感较强（例如在男性化方面表现较强而在女性化方面表现较弱）的男性受试者，在观看了色情电影后更容易在后续互动中对女性表现出性暗示行为，而大男子主义没那么强的受试者则通常不太会受到色情电影的影响。尽管研究中使用的色情电影通常没有暴力情节，但其他研究发现个性变量会影响选择观看的色情内容并且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马拉默斯和切克（Malamuth & Check，1985）发现，具有暴力色彩的色情片，如果将女性描绘成被强迫进行性行为的话，这种内容通常是之前看过强奸情节的人比较喜欢的（同时参见Bogaert，Woodard & Hafer，1999）。
个性和性情在媒介效果中作为调节变量的作用对媒介的影响是难以描绘的，尤其是与媒介偏好结合之后。也就是说，能够预测媒介娱乐选择（如暴力或色情内容）的个性变量会提高伤害性影响（例如激进、不当性行为）的效果。这种消极解释与斯莱特、亨利、斯威姆和安德森（Slater，Henry，Swaim & Anderson，2003）的研究相类似，即媒介暴力的“向下螺旋模式”，在该模式中，接触暴力内容会提高激进性，反过来，激进性也会提高媒介暴力选择。在个性或性情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预测激进性情不仅会造成媒介暴力接触的增加，而且这种接触会对更激进的观众造成影响，进一步加快螺旋式发展的速度。由于该模式的复杂性，后续研究如果能够既能探讨效果和选择的相互影响，又能发掘媒介在培养性情或个性特征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那么研究结果十分有用。
作为因变量的个性
本章伊始我们将个性看成是持续稳定的，因此与兴奋或情绪等不稳定状态不同，个性通常被媒介研究者看作媒介相关行为和反应的预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们探讨了如何拓展媒介和个性研究的效用，以考虑个性如何被看成一种因变量，媒介行为有助于创造或塑造个人性格优势、性情或者更稳定的特征。
媒介研究者很少将个性作为因变量来反映我们对个性的认识。例如，对个性的认识强调生物或基因起源，或者将个性看成是一些普遍优点的微小集合并且受到环境或文化的影响（Eysenck & Eysenck，1985；Macrae等，2000；Zuckerman，2004）。相反，对个性的社会认知解读更强调环境或文化影响，并且认为随着环境变化，认知、情感或行为元素之间的关系会增强或减弱（Bandura，2002；Funder，2001；Mischel & Shoda，1998）。除了研究媒介接触对个性塑造的潜在影响之外，本章对个性的社会认知解读与现有的很多媒介影响理论相符，这些理论研究了媒介对个人认知、喜好及行为的影响。
媒介暴力对观众激进性的影响是与个性作为因变量的概念尤为相关的研究领域。例如，安德森和布什曼（Anderson & Bushman，2002）对一般攻击模型（GAM）的探讨综合了很多媒介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媒介暴力的影响的理论，包括脚本理论、兴奋转移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与启动理论（同时参见Anderson & Bushman，2003）。简而言之，一般攻击模型将攻击行为看作造成内部状态（喜好、认知、刺激）的情境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组合。这些状态之后被人们所吸收并且将内化结果（有意或者自发）运用到行为中。该模型中个性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概念化为持久的特征或性格，并能够反映一个人准备攻击的脚本、知识结构和模式。如上所述，“在真实状态下，个性是一个人知识结构的总和”（Anderson & Bushman，2003，p.35）；其次，个性不仅仅被看作调节者和预测者，也反映了过去的经历，包括媒介暴力。例如，安德森和布什曼研究了玩暴力网络游戏的潜在长期影响，认为持续接触会造成“激进知识结构的产生和自动使用，在此基础上人们的个性被改变”（Anderson & Bushman，2003，p.42）。
除了提高激进性之外，同类模型还可以被用来理解媒介暴力产生的其他效果（Gerbner，Gross，Morgan，Signorielli & Shanahan，2002）。例如，什鲁姆（Shrum，1995，2002）、什鲁姆和欧吉恩（Shrum & O’Guinn，1993）的关于解释机制的研究发现，媒介为常看节目的观众提供持续、生动且可获得的实例来影响观众的判断和理解。正因为如此，对上述建构因素的占有可能会被看成是个人知识结构的基础部分。尽管媒介接触引起的知识结构变化被视为态度或者信仰方面的变化，相同态度、行为倾向以及信仰的共同作用可能会被认为是个性特征的基础，例如权利主义、惩办主义或“卑鄙世界”观（例如Shanahan，1995）。
最后一个将个性作为因变量的例子是脱敏。很多研究发现，接触媒介暴力或者暴力色情片会导致人们对受害者的遭遇无动于衷，也不对他们抱有同情心（Linz，Donnerstein & Adams，1989；Linz，Donnerstein & Penrod，1988；Thomas，Horton，Lippincott & Drabman，1977；Zillmann，1989；Zillmann & Bryant，1982；Zillmann & Weaver，1989）。尽管上述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在短时间（例如，几小时、几天或者几周）内的效果，脱敏这种态度的认知和情绪变化所反映的内容表明，媒介内容在形成诸如脱敏或偏离之类的相关个性特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研究者将个性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的例子还未穷尽。因此，读者应该将前文提到的研究看成是，研究者使用各种方法研究整体和长期媒介效果的一部分，这种效果作用于观众更持续和稳定的性情中。这意味着今后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非易事。确实，探究持续接触的影响会受到很多方法论上的挑战，但是，本章在将个性作为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之外，还希望展示媒介在影响观众方面的重要而强大的作用，这些研究超越了即时的观看情景。
结论
本章开头我们将媒介节目看成是观众及其喜好和性情多元化的反映。个性对观众—娱乐关系的重要性普遍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它预测观众接触的内容，影响他们的喜好并且调节他们的反应。此外，如果个性作为因变量的论点成立，那么个人差异在媒介影响模型中的重要性会变得更加明显。
如果我们谨记要更加关注观众个性的话，我们希望后续研究可以回应很多问题并且弥补现有文献的空白。例如，娱乐偏好对个性的解释现在还不可信，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关注能够解释这些联系的机制。同理，研究媒介选择和媒介效果对观众的双重影响可能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个性如何调节媒介影响。最后，关注现有理论如何有益地将因变量视为倾向或持久的知识结构，有助于拓宽媒介研究的范围，并且可能会让我们意识到娱乐远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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