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恐怖永不消亡：恐怖性娱乐持久而吊诡的影响
乔安妮·坎托
一直以来，恐怖性娱乐是一个悖论，并向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媒介中，什么样的画面和事件会引起恐惧，为什么孩子们经常会对成人不会觉得害怕的节目感到恐惧呢？在娱乐体验结束后，恐惧反应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观众明明知道观看的是虚构之物，还会体验到恐惧呢？为什么对创伤性媒介接触的长期记忆经常会导致非理性行为？最后，什么方法最适合减少因媒介接触而造成的情感创伤？本章将各种理论和发现汇集在一起，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这不是你所想的：在媒介中让孩子们感到恐惧的年龄差异
一般来说，观众在大众媒介中看到的可怕东西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令人恐惧的事物相似。恐怖刺激的三个主要类别已经被确定为：①暴力或危害的威胁；②对自然形态扭曲的视觉描述（如怪物、变种和畸形生物）；③对其他遭遇危险或令人恐惧的人的描述（更多分析参见Cantor，2002）。除了这些主要类别之外，特别让人感到害怕的还有他/她的气质和以前的经历，以及共同发生的现实世界中的事件。除了这些特殊因素之外，研究表明观众的年龄是媒介引发恐惧的来源和强度的重要决定因素。
当孩子们被成人认为无害的节目或电影吓着时，大多数家长都会感到惊讶（Cantor，1998）。其实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认知发展的差异会严重影响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包括大众媒介。越来越多的研究基于认知发展的理论和发现，调查了大众媒介刺激和令不同年龄儿童受惊吓的事件的类型。实验室实验已经对节目内容和观看条件进行了严格控制，包括自我报告、生理反应、情绪表情编码和行为测量。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在实验中我们只使用了相对温和的电视节目和电影的一小段节选。作为对这些实验的补充，调查和回顾研究已经调查了那些在自然环境中没有任何研究人员介入的情况下儿童接触特定大众媒介产品的反应。尽管进行了比实验更严格的控制，这些事后的研究却允许对更可怕媒介产品的反应进行探索，并且可以记录更长的持续时间。
探索发展差异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三个内容特征，它们是年龄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外在形象、幻想（对应的是现实）和抽象性。
外在形象的重要性
对认知发展的研究表明，一般来说，孩童对刺激的反应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可感知的特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刺激的反应越来越多（参见Flavell，1963；Melkman，Tversky，& Baratz，1981）。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结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恐怖的媒介产品对孩子们的影响会降低。换句话说，学龄前儿童（年龄大约5岁）更可能被看起来可怕但实际上是无害的东西吓到，而不是看起来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是有害的东西；对于小学生（约9—11岁），相对于一个角色、动物或物体的行为或破坏性潜力，外表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一概括是198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支持的（Cantor & Sparks，1984），其中要求父母们说出最让孩子们害怕的节目和电影。在这项调查中，学龄前儿童的父母最常提到有怪异人的节目，例如电视剧《绿巨人》和故事片《绿野仙踪》；年长的小学儿童的父母更经常提到的节目或电影，包括没有强有力的可视化要素，需要想象力来理解的节目或电影。斯帕克斯（Sparks，1986）重复了这项研究，使用儿童自我报告，而不是父母的观察，获得了类似的发现。这两项调查都对不同年龄组的选择模式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控制。
一项支持类似结论的研究探讨了儿童对《绿巨人》片段的反应（Sparks&Cantor，1986）。尽管这个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为了做好事而变成怪人的超级英雄的故事，坎托和斯帕克斯（Cantor & Sparks，1984）的调查报告指出，它被学龄前儿童的40%的父母指定为让他们的孩子害怕的节目。当孩子们看到《绿巨人》电视剧的片段，并被问及他们在电视剧的不同场景下的感受时，学龄前的孩子们最害怕的是这位有魅力的、举止温和的英雄变成了怪异的绿巨人。相比之下，年纪较大的小学生表现出了最少的恐惧，因为他们明白绿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仁慈英雄，而且他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去营救一个身处危险中的角色。学龄前儿童对这个节目的强烈反应，似乎部分是由于他们对绿巨人形象的过度反应，以及他们无法超越他的外表而欣赏他的仁义行为。
另一项研究（Hoffner & Cantor，1985）通过创造一个有四个版本的故事更直接地检验外在形象效果，主要人物要么是迷人的，要么是难看的或是丑陋的、奇怪的。这个角色的外在形象与她的行为有很大不同，她被描绘成是善良的或残忍的。研究要求受试者在判断这个人物有多好或多刻薄的同时，预测她在随后的场景中会做些什么。学龄前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孩子（6—7岁和9—10岁）受角色的影响更大，受她的善良或残忍行为的影响较小。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角色的外在形象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她的行为越来越重要。一项后续实验表明，在没有关于这个角色的行为信息的情况下，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有外在形象上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丑女会是刻薄的，而漂亮的女人会很和蔼。
对幻想内容的反应
研究表明，区分现实与幻想的能力在童年时期逐渐发展起来（参见Flavell，1963；Kelly，1981；Morison & Gardner，1978）。与这种缓慢的发展相伴随的是，儿童在认知上的成熟，他们对不可思议的危险的反应会降低，对媒介所描绘的现实威胁会更敏感。坎托和斯帕克斯从什么东西会吓到孩子的调查中发现，父母会使用虚构之物描绘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这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相反，父母使用虚构之事描绘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斯帕克斯（Sparks，1986）用儿童自我报告印证了这些发现。进一步的支持来自一项关于儿童对电视新闻的恐惧反应的研究（Cantor & Nathanson，1996），它对幼儿园、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儿童家长的调查显示，受幻想节目惊吓的孩子的比例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而受新闻故事惊吓的孩子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回应抽象威胁
认知发展的理论和发现表明，抽象思维能力在认知发展中较晚出现（如，Flavell 1963）。与这种新能力相符，随着孩子们逐渐成熟，他们逐渐被媒介描绘的越来越抽象的概念惊吓到。支持这种概括的数据来自一项对儿童看电影《事后》的反应的调查（Cantor，Wilson & Hoffner，1986）。虽然许多人担心幼童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其中描绘了堪萨斯社区受到核攻击的破坏场面（Schofield & Pavelchak，1985），但对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考虑导致了这样一种预测：较小的孩子受核攻击的影响最小。在对父母进行的一次随机电话调查中，研究者发现，这部电影播出后的晚上，12岁以下的孩子比青少年更少受到电影的困扰，而家长们最不安，较小的孩子是最不害怕的。这一发现表明影片的情感影响来自核攻击有毁灭地球的危险的思考——我们所知的这一概念超出了一个儿童的理解范围。与情节所暗示的后果相比，电影中对受伤的视觉描写是相当温和的。
对媒介引发的恐惧中的发育差异的研究出现了三个主要结论：①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外在形象的重要程度降低；②随着儿童的成熟，他们变得不太可能受到媒介节目中事件的惊吓，更容易害怕关于现实的描述；③随着儿童的成熟，他们更有可能被媒介描绘的抽象事物惊到。
“你并不是少数”——媒介引发的创伤出人意料地普遍存在
尽管实验研究可以提供关于年龄差异的信息，但它们并没有显示公众对媒介的普遍而强烈的恐惧反应。对大众媒介的恐惧反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1933），他所访谈的孩子中有93%的人会对一部电影感到恐惧。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媒介作为孩子们恐惧的源头（Cantor，2002）被关注，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部轰动一时的恐怖片上映后，人们研究的重点开始集中于此。随着媒介对像《大白鲨》和《驱魔人》这样受欢迎的电影的大肆报道，公众的注意力更加聚焦。1984年的电影《夺宝奇兵》和《外星人》中出现了让孩子反应强烈的场景，这促使美国电影协会将“PG-13”添加到评级系统，以便提醒家长，这部电影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Zoglin，1984）。此外，随着有线电视频道数量的增加，大多数为院线发行而制作的电影，无论多么暴力或怪异，最终都是在电视上播出的，因此大量儿童可以接触到这些电影，而且往往没有父母的监管。
相关研究表明，电视接触与焦虑和睡眠障碍有关。一项针对3—8年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每天看电视时间的增加，心理创伤的症状也增加了，比如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压力（Singer，Slovak，Frierson，York，1998）。此外，对幼儿园到4年级的公立学校孩子的父母的调查显示，孩子们看电视的数量（尤其是在睡前看电视），以及在自己的卧室里有无电视，与睡眠障碍有很大关系（Owens，Maxim，McGuinn，Nobile，Msall，& Alario，1999）。
尽管这些调查数据不能排除另一种解释，即儿童遭受创伤或睡眠障碍的可能性更大，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电视来分散注意力，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在电视上看到令人恐惧和不安的画面有助于减轻孩子的压力和焦虑。事实上，在欧文斯等人（Owens等，1999）的研究中，9%的父母报告说他们的孩子每周至少做一次电视所引发的噩梦。
一项实验研究表明，目睹可怕的媒介内容可能也会导致孩子们避免参与和所描述的事件相关的活动（Cantor & Omdahl，1991）。在这项研究中，从幼儿园到6年级的孩子们接触了《草原上的小房子》中致命的房屋火灾的戏剧化描述，研究报告显示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类似事件发生的担忧有所增加。此外，他们对在壁炉里生火的兴趣也比没有经历过的孩子要少。同样，看到溺水事件的孩子们对水上交通事故有更多关注，与没有看过这一幕的孩子相比，他们更不愿意学习划独木舟。虽然这些影响的持续时间没有被测量，但无疑是短暂的，特别是因为使用了情况介绍和安全指南，所以没有一个孩子会经历长期的痛苦（Cantor & Omdahl，1999）。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众媒介接触所引发的恐惧会在观看后持续很长时间，有时会产生强烈虚弱之感（Cantor，1998）。在约翰逊（Johnson，1980）的一项随机调查中，40%的受访成年人说他们看过让他们感到不安的电影。报告的干扰值的中值是3天。受访者还报告了症状的类型、强度和持续时间，例如紧张、抑郁，对特定事物的恐惧，以及反复出现的想法和图像。根据这些报告，约翰逊（Johnson，1980）认为48%的被调查者（占总样本的19%）至少经历了两天的时间，这是观看一部电影的“重大压力反应”。
成年人对电视节目或电影的详细的恐惧记忆的回顾研究提供了更多证据，证实了媒介引发的恐惧的严重性和持续性（Harrison & Cantor，1999；Hoekstra，Harris，& Helmick，1999）。这些研究包括来自三所大学的本科生的样本，样本显示对持久的媒介引发的恐惧的生动记忆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有一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Hoekstra等，1999）报道了这样的结果，在另一项研究（Harrison & Cantor，1999）中，有90%的参与者对媒介描述的某些事件有强烈的恐惧反应。尽管事实上，如果受访者简单地说“不”——这意味着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就可以因参与研究而获得全额额外学分，还避免了写论文和填写全部3页的问卷。
这两项研究都揭示了各种强烈的反应，包括普遍的焦虑、特定的恐惧、不必要的重复的想法，以及进食和睡眠障碍。此外，哈里森和坎托（Harrison & Cantor，1999）报告说，这些恐惧是持久的：有1/3的人曾经受到惊吓，称恐惧效应持续了一年多。事实上，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该节目或电影（平均6年前看过）对他们的情感影响仍然存在。
最近的研究通过对超过500名的大学生3年来撰写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更详细地探讨了对特定电影的长期反应的本质（Cantor，2004a）。学生们写的文章描述了媒介引发的强烈的恐惧体验，尽管他们可以选择写别人的故事，但93%的人写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令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学生（91%）都写了关于娱乐的内容（小说或幻想），而不是对现实描述的内容（新闻或纪录片），其中最常被提及的8个是超自然现象。涉及这4部电影（电影《鬼驱人》《大白鲨》《女巫布莱尔》《惊声尖叫》）的91篇文章中最多的内容是对症状的分析，这些症状已经扩散到观众的生活中。
在这些学生中，有46%的人表示，电影影响了他们的睡前行为（例如诱发睡眠障碍），75%的人报告了它们对清醒生活的影响（例如，让观看者在与电影相关的现实生活中感到焦虑）。这些论文中只有12%的学生没有提到电影本身所带来的影响。电影对现实生活的影响特别突出，包括学生观看《大白鲨》后不敢游泳，观看《鬼驱人》之后对小丑、显示“雪花”的电视和窗外的树木产生不安，观看《女巫布莱尔》之后不敢野营和进入树林，以及观看《惊声尖叫》后独自一人焦虑。大约1/3的学生报告了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这些影响仍然存在，这些电影的平均观看年龄是7岁。电影《大白鲨》给观众造成的典型且持续的影响包括在湖中或池子里游泳时感到不安（里面没有鲨鱼），在海洋里游泳也有类似结果；许多《鬼驱人》的观众对小丑电视或树木有持续性的恐惧，即使他们很清楚，这些事物不会伤害他们。
为何影响挥之不去
为什么恐怖片会对为娱乐而观看它的观众的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在屏幕上观看，在没有任何客观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许多因素似乎对观众产生恐惧起作用。
幼儿的脆弱性
发展方面的因素可以解释其中的一些反应，至少是那些发生在幼儿身上的反应。对于那些对角色的外形特别敏感的孩子来说，像《鬼驱人》这样的电影中可怕的视觉形象会让他们感到恐慌。此外，对于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幻想与现实之间区别的人来说，他们会担心小丑玩偶、树或魔鬼从电视中出来攻击他们。
这些发展的因素解释了孩子们在恐怖片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它们并无助于理解8岁以上儿童的反应，也没有对成年人的持久反应产生任何影响。
为什么虚构的事件是可怕的
尽管观众知道虚构的电影是编剧为了娱乐观众而编撰的，但他们在观看时仍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感到恐惧（参见Cantor，2002，2004a）。某些视觉图像，如攻击动物和身体畸形，会自动引起恐惧，尽管成年人在电影中看到它们时通常能主动抑制他们的反应。人类也很自然地倾向于同情主角，尤其是那些他们喜欢和欣赏的人，因此，如果电影中的主角极度害怕或受到伤害，观众通常也会感到恐惧。据说，观众们也接受了所谓的“怀疑的悬置”，以享受一部恐怖电影带来的更强烈体验。此外，成功的电影制片人的电影还包括悬念、惊喜和吓人的音乐等，这些都是为增加观众的恐惧感而设计的。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成年人在看虚构电影时会感到害怕，但这并不一定是电影结束后他们继续表现出恐惧的原因。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关心这个作为杀手的受害者，但一旦电影结束，他们就应该被提醒，这只是一部电影，他们不应该再为凶手担心了。但是，在观看这种电影之后，观众往往会继续感到焦虑，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尽管他们知道那个杀手从来不是现实存在的，而且那些谋杀从未发生过，但这个故事生动地提醒了他们真实的威胁（尽管不可能）确实存在。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是艺术家想象的产物，却让人们相信它是基于真实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事情而创作出来的。细节可能已经改变，但因为这是可信的，现实主义小说可能会对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基于真实事件的事实并不能解释这样一个悖论：绝大多数关于恐怖媒介的强烈恐惧的回顾性报告，都是基于戏剧性的小说而不是新闻或纪录片。如果一个故事的现实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那么新闻将会在观众对恐怖媒介的记忆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然而，无论事情是否真的发生，似乎都不像事件的情感特征那么重要。研究表明，越是轰动的事件，人们越有可能记住它，而且更倾向于高估它发生的可能性（参见Lichtenstein，Slovic，Fischoff，Layman，& Combs，1978；Tversky & Kahneman，1973）。
虽然观众可能不会担心电影《惊声尖叫》里蒙面杀手尖叫（他只是一个扮演角色的演员），但那些生动、耸人听闻的跟踪、恐怖和血腥描写，让他们想起自己的脆弱，这可能比他们在日常消息中听到普通谋杀故事对他们的影响更强。至于鲨鱼攻击，尽管观众知道大白鲨被杀死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机械怪物），但目睹它对无助的受害者的血腥攻击，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海洋中有鲨鱼袭击的可能性。这似乎改变了观众在海滩上安全的看法，电影给他们带来的印象要比在媒介上关于鲨鱼袭击的简短、实事求是的报道带给他们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超自然现象：幻想与虚构之间的灰色地带
为什么超自然事件，即客观现实不存在的事件是引发恐惧的主要来源？ 超自然是一个难以定义的类别。8岁以下的孩子似乎理解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基本区别，他们知道西方的邪恶女巫（一个戴着尖尖的黑帽子的邪恶角色，骑着扫帚）只是一个虚构的电影角色。然而，年轻人似乎不太确定是否有像布莱尔女巫这样的人存在。对许多人来说，巫术、恶魔附身和外来入侵者的故事的真实性是不好分辨的。
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似乎强化了超自然事件的不确定性。在当今社会中存在自称为女巫的人（参见Walker & Jung，2003）。媒介上报道了恶魔的故事，宗教驱魔仍在进行（Cuneo，2001）。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也很普遍，科学家们认为我们有一天会发现其他星球上有智慧的生命。许多这样的事件不仅发生在小说中，还出现在所谓的现实节目中，比如《未解之谜》，以及在脱口秀节目中，自称为超自然事件的受害者的人讲述他的故事。
情感记忆的持久影响
以上讨论了儿童的认知不成熟，虚构内容使观众对真实危险的感知能力，以及观众对来自超自然力量的威胁产生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解释了恐怖片带来的一些长期影响。但这只能解释其影响的很小一部分。为什么在坎托（Cantor，2004a）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在海洋中都遇到了困境，都报告了在湖泊或池塘里感到焦虑？在那里他们知道是找不到鲨鱼的。为什么许多小时候观看《鬼驱人》的成年人，当他们暴露在小丑娃娃面前时会感到恐惧？尽管他们知道小丑娃娃不会伤害他们。为什么这些人的身体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他们大脑中安全的意识不一致呢？最近神经生理学中关于恐惧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似乎与此相关。
在情绪脑中，约瑟夫·莱杜克斯（Joseph LeDoux，1996）汇集了目前有关机制与情绪的知识。他的分析被简化后就是，有两个大脑记忆系统在恐惧反应中并行运作。明确的、有意识的记忆是由一个涉及海马体的系统来调节的，而隐式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情感记忆是由一个涉及杏仁核的区域（LeDoux 1996）调节的。在一种可怕的情况下，杏仁核的反应会更快，甚至在警报产生之前就已经到达个人的意识中，并做出了更多的自动反应，比如肌肉紧张、血压和心率变化，以及释放肾上腺素到血液中。当我们害怕时，这些反应是我们身体感觉的一部分，是“战斗或逃跑”反应的一部分，它使我们准备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莱杜克斯（LeDoux）引用了从涉及从验室动物到人类的对各种物种的研究，解释了恐惧条件反射的过程：实验室老鼠在接受电击时表现出恐惧反应。如果电击与音调的声音配合，那音调就会引起恐惧反应，即使电击不伴随它。同样，如果一个人经历过严重的车祸，当时他的汽车喇叭被卡住了，他可能会在未来听到喇叭声时，感受到与恐惧有关的身体反应。喇叭声可能会使他想起那次事故，他可能会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感受与那件事联系起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忘记了与事故有关的喇叭声的联想，但当他听到喇叭声时，仍然会产生与恐惧相关的生理反应。在这些情况下，隐性的（无意识的）情感记忆系统被激活，以创造出身体体验，即使在有意识记忆消失之后。事故的其他背景特征可能从未被有意识地与之关联，也可能触发隐性情感记忆——汽车、特定的十字路口，或任何其他在事故发生时突出的细节。
根据莱杜克斯的说法，进化有利于动物（包括人类）的生存，这些动物能够迅速识别会威胁生命的刺激，并立即采取防御行动。此外，情感记忆系统确保准确记忆曾危及我们的事物，因此，即使我们在几年后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也会准备好再次行动起来。正因如此，隐式的恐惧记忆尤为持久。莱杜克斯的研究表明，尽管对恐惧情境的有意识记忆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很大的可塑性，但隐式的恐惧记忆对改变有很强的抵抗力。事实上，莱杜克斯称之为“不可磨灭的”：
通过杏仁核建立的无意识的恐惧记忆似乎永久地在大脑中燃烧。它们可能和我们相伴一生。这通常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在一个稳定的、不变的世界里，因为我们不想一次又一次地了解同样的危险。但缺点是有时在杏仁核的回路中留下的东西是不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恐惧系统的不可思议的效率付出了高昂代价（LeDoux，1996，p.252）。
电影的这些挥之不去的影响可能与莱杜克斯对恐惧反应的描述相似。如果一个人看《大白鲨》时经历了强烈的恐惧，内隐式的恐惧反应，如心率增加、血压变化、肌肉紧张，就会受到鲨鱼的形象、游泳观念、乐谱以及电影中各种刺激的影响。后来，任何一种刺激，甚至是对这些刺激的想法，也会触发这些无意识的反应，即使是在有意识的头脑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同样，那些在观看《鬼驱人》的时候受到精神创伤的人，也会对电影中的小丑和其他场景感到恐惧。尽管知道这些不可能造成伤害，但这些人在面对相关图片时，仍然会感受到身体的反应和焦虑的感觉。
应该注意的是，莱杜克斯在分析恐惧的持久影响时，分析对象并不是指所有那些恐怖片的观众，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因自己生活中经历的事件而产生恐惧症、恐慌症和创伤后压力的人。然而，这些受惊吓的电影观众和产生恐惧反应的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是相当显著的。尽管在发表的精神病学文献中有一些有人因电影引发的创伤而住院的案例（Buzzuto，1975；Mathai，1983；Simons & Silveira，1994），但在这里提到的例子中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然而，很明显，对电影的恐惧反应已经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经常会对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产生破坏性影响。
克服这一问题：缓解媒介引发的恐惧的策略
有效应对策略的选择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表明，缓解媒介引发的恐惧的策略存在年龄差异。
儿童信息处理能力的发展差异导致预防或减少媒介引发的恐惧的策略的有效性方面的差异（Cantor&Wilson，1988）。关于应对策略的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如下：总体来说，学龄前儿童从“非认知”策略中获益更多，而不是“认知”策略；认知和非认知策略对小学生都可能有效，尽管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倾向于认知策略。
非认知策略
非认知（或非语言）策略是指那些不涉及语言信息处理，而且看起来似乎相对自动的策略。最受考验的非认知策略是脱敏，即在一个没有威胁的环境中，逐渐接触有威胁性的图像。这一策略已被证明对学龄前儿童和较大的小学生都是有效的。研究使用蛇、蜥蜴、蠕虫的照片和蜘蛛的橡胶复制品，来减少有类似动物的恐怖电影场景对情感的影响（Weiss，Imrich，& Wilson，1993；Wilson，1987，1989a；Wilson & Cantor，1987）。此外，在电影《绿巨人》中，显示扮演者卢·费里尼奥（Lou Ferrigon）化妆后的画面，会使观众对该角色的恐惧反应减少（Cantor，Sparks，& Hoffner，1988）。这些实验都没有揭示脱敏效果的发育差异。
其他的非认知策略包括身体活动，如与爱人或依恋对象紧靠在一起，吃或喝东西，或离开令人恐惧的环境参与到另一项活动中去。尽管这些策略可以被各个年龄段的观众使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更有效。首先，有人认为，随着婴儿为了舒适而抓取和吮吸物体的倾向减少，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可能会降低（Bowlby，1973）。其次，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似乎部分归因于注意力分散，而分散注意力策略应该在更小的孩子身上更有效，他们更难以将认知处理分配到两个同时进行的活动中。（例如，Manis，Keating & Morison，1980）。
孩子们似乎直觉地意识到，相比年龄大的孩子，物理处理策略更适合年龄小的孩子。一项研究要求孩子们评估各种应对媒介所引发的恐惧的策略的有效性，学龄前儿童的“抱着毯子或玩具”和“吃东西或喝东西”的评分明显高于大一些的小学生（Wilson，Hoffner & Cantor，1987）。同样，哈里森和坎托（Harrison & Cantor，1999）的研究显示，被调查者在面对恐惧时，使用“行为”（非认知）应对策略的比例随着被调查者暴露在恐怖事件中的年龄的增加而有所下降。
另一种非认知策略被证明对年幼的孩子更有吸引力和有效，即在一段令人恐惧的节目中遮住自己的眼睛。在威尔逊（Wilson，1989b）的一项实验中，当被建议可以选择覆盖眼睛时，年龄较小的儿童比年龄大的更经常使用这种策略。此外，这一选择减少了年幼儿童的恐惧，但实际上增加了年龄较大儿童的恐惧。年龄大的儿童认识到覆盖他们眼睛的效果是有限的（当他们仍然接触到节目的音频时），他们可能会因为感觉不太受控制而做出反应，但他们会变得更加脆弱。
认知策略
与非认知策略不同的是，认知（或口头）策略包括口头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角度表征威胁。认知策略涉及相对复杂的认知活动，而且研究发现，认知策略对老人比对年幼的孩子更有效。
在处理奇幻作品时，最典型的认知策略似乎是提供一种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这种策略尤其困难，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把握幻想和现实的区别。在坎托和威尔逊（Cantor & Wilson，1984）的一项实验中，年龄大的小学生被告知要记住他们在《绿野仙踪》中看到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结果他们的恐惧比没有得到指导的同学要少。然而，同样的指导并没有帮助到学龄前儿童。威尔逊和韦斯（Wilson & Weiss，1991）的一项研究表明，与现实相关的策略的有效性也存在类似差异。
孩子们聚焦于媒介产品的真实性的这一看法已经被证明与这些实验是一致的。在关于减少恐惧技巧的认知（Wilson等，1987）研究中，“告诉自己这是不真实”的策略的有效性，明显学龄前儿童低于小学生。与学龄前儿童相比，小学生显然对这一策略的看法是准确的，但家长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策略对幼儿的影响不足，在参加另一项研究的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中，有80%的父母（Wilson & Cantor，1987）报告说，他们采用了“告诉他们这不是真实的”的应对策略来减少孩子因媒介引起的恐惧。
为了减少对涉及现实威胁的媒介描述的恐惧反应，最普遍的认知策略似乎是提供一种解释，将人们所感受到的危险的严重性降至最低。这种策略对年纪较大的孩子更有效，在某些情况下，它被证明对年龄较小的孩子具有增强恐惧而不是减少焦虑的效果。在《夺宝奇兵》（Wilson & Cantor，1987）中设计可怕的蛇窝场景的实验中，孩子们第一次接触有关蛇的令人放心的信息存在或缺乏的教育影片（包括如声明，大多数蛇无毒），虽然这些信息倾向于减少年纪大些的小孩观看蛇坑场景时的恐惧，但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似乎只是部分了解信息，对“有毒”这个词的反应比“无毒”更强烈。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听到了被认为是可靠的信息，他们的负面情绪反应会比没有听到的更普遍。
数据还表明，大龄儿童比学龄前儿童更频繁地使用认知应对策略。在对人们观看《事后》（Cantor等，1986年）后的反应的调查中，父母报告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和他们一起讨论电影的次数增加。在一个涉及可怕场景的实验室实验中（Hoffner & Cantor，1990），9—11岁的孩子比5—7岁的孩子更加自发地采用了认知应对策略，思考预期的快乐结果或者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真实的。类似地，哈里森和坎托（Harrison & Cantor，1999）的研究表明，在事件发生时，使用认知策略应对媒介诱发的恐惧的倾向增加了。
研究还表明，提供口头解释（Cantor，Sparks，& Hoffner，1988），鼓励使用重复简化的、可靠的信息（Wilson，1987），可以提高儿童使用认知策略的有效性。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一些特殊原因，例如，儿童无法从语言解释中获益，例如涉及相对量词（例如：“有些是危险的，但大多数不是”，Badzinski，Cantor & Hoffner，1989）和概率术语（例如：“这可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Hoffner，Cantor & Badzinski，1990）。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解释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特别是当威胁性刺激具有强烈的感知成分时，以及当安慰只能是部分的或概率性的，这些只是小概率事件，而不是绝对的（参见Cantor & Hoffner，1990）。
表达性沟通是一种应对策略。关于应对因媒介接触以外的情况而产生情绪压力的研究表明，某些关于令人恐惧的媒介的沟通方式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尽管反复思考痛苦经历可能不会减少痛苦，反而会加剧负面情绪（见Sapolsky，Stocking，& Zillmann，1977），认知疗法，一种最广泛研究焦虑症的心理干预方法的有效性（Deacon & Abramowitz，2004）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与一个有爱心的倾听者谈论令人不安的情况，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实上，克洛文和罗洛夫（Cloven & Roloff，1993）的一项研究表明，只要想与某人交谈，思想都会变得更适合解决问题，无论谈话是否最终发生。也许这是因为与另一个人谈话涉及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个人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
更直接地说，关于过去恐怖体验的治疗价值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约翰·W.彭尼贝克（John W. Pennebaker，1997）在其著作《开放：表达情感的治愈能力》中提供了证据，证明了书写过去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创伤事件对身体和心理都有好处。这些益处已经在医疗检查和免疫功能测量以及心理健康报告中被观察到（Lepore & Smyth，2002）。虽然年幼的孩子常常无法谈论他们的感受，也没有能力去描述他们的感受，但许多治疗师报告说，孩子们可以通过画画和与治疗师或其他照顾者互动减少焦虑（Horovitz，1983；Roje，1995）。
为了帮助年幼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处理电视和电影中的恐怖画面，坎托（Cantor，2004b）写了一本儿童故事书。《泰迪的电视故事》是一本配有插图的书，讲述的是一只被电视上的东西吓到的小熊。在认识到语言不能平息他的恐惧之后，他和他的母亲通过一系列让人平静下来的活动，比如将曾让他害怕的图片，画得不那么可怕，来帮助他处理好自己的感情。这本书的目的是促进亲子互动，帮助孩子们应对他们的恐惧情绪。
总结
对恐怖媒介体验过程中涉及的心理研究，已经开始阐明这种矛盾的娱乐形式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认知发展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儿童的反应在不同年龄段会有显著不同，为什么有效的应对策略也会有所不同。调查和文献研究表明，娱乐引发的强烈恐惧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从认知心理学到神经生理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受到惊吓的电影观众在观看了他们最初选择的娱乐消遣节目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不理性的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
Badzinski，D.，Cantor，J.，& Hoffner，C. （1989）.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quantifiers. Child Study Journal，19，24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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