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中的公平与正义
曼弗雷德·施密特
于尔根·马斯
惊喜、悬念、即时情感投入和愉悦感是娱乐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娱乐活动包括阅读小说、看电影或玩游戏（Bryant，Roskos-Ewoldsen，& Cantor，2003；Zillmann & Vorderer，2000）等。这些活动如果能符合行动者的价值观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令人愉快的。本章关注的重点是理论中与娱乐相关的价值和需要，包括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诗学）、倾向理论（Zillmann，2000；Zillmann & Bryant，1975）、道德约束理论（Raney & Bryant，2002）和结构情感理论（structural affect theory）（Brewer & Lichtenstein，1982），即正义。
对正义的需求
勒纳（Lerner，1980a）在一系列实验研究（Lerner & Miller，1978；Lerner，Miller，& Holmes，1976）中提出并证明，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一个天道酬勤、邪不压正的世界。这种渴望激励人们相信存在一个公正的世界，因为忠于正义会赋予世人一种安全感、控制感和信任感。个体、团体和机构可以基于正义而互动的世界是安全的、可预测的。在这样的世界里：公平原则使人们能够预测、控制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后果，即知道何种行为会得到奖励、何种行为会受到惩罚，人们可以通过遵守规则，最大限度地提高正面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效果。而且，人们也会因相信其他人会遵守规则而感到安全。
相信有一个公正世界对幸福感有着积极影响，因为它的含义——安全、控制和信任——是心理健康的核心组成部分（Bandura，1977；Rotter，1980；Seligman，1975）。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对正义的信仰是一种个人资源，它降低了人们面对关键生活事件的脆弱性，并超过了如外向、神经质和乐观等其他因素，有助于人们形成幸福感和满足感（Dalbert，2001）。对工作满意度和缺勤的研究也符合勒纳正义建构的需要，许多组织心理学研究也揭示了所谓的公平过程效应：工作场所的公平待遇对工作满意度有着积极影响，减少了员工请病假的次数（如，Schmitt & Dörfel，1999）。
除了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对正义的信仰是群体和社会成功运作的基本前提。如果社会成员不相信他们同胞的道德操守，就不会相信社会契约的可靠性。此外，如果公民对机构、当局和政治领导人的正直性失去信心，他们的国家认同就会减少（Tyler & Smith，1998）。事实上，失语症（anomia）是不相信正义的最终后果（Arts，Hermkens，& van Wijck，1995）。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人们对正义的需求可以降低社会控制的必要性，通过让群体成员遵守社会规范和契约，可以释放群体用于提高生产力的资源。来自组织心理学的研究再次直接支持了这一假设（Tyler，1986）。有研究发现，如果上级或同事违反了公正原则，该组织的公民行为会减少，同时，诸如偷窃、旷工、恶意八卦和破坏等反公民行为则会增加（如，Skarlicki & Folger，1997）。
勒纳（Lerner，1977）对这种影响的解释是皮亚杰（Piaget，1932）道德发展理论的后续。勒纳认为，道德自治和自我控制的基础有二：一是延迟满足的能力，二是相信理想的结局取决于适当的行为。当这两种属性出现在发展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时，儿童开始形成自己的个人契约（personal contracts）观。他们以道德的行为来换取理想的结果：比如同行认可或学术上的成功。对公平世界的信仰似乎是两种概括的结果。儿童的归纳概括也有两种，一是从具体的契约到抽象的原则，二是从自己的推理和行为到他人的逻辑和行为。
应对正义信念威胁
当然，我们都知道，世界并不（总是）公正，或者至少没我们希望的那么公正。俗话说：烂事一堆。瞥一眼报纸的头版或快速扫一眼新闻频道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起自己曾遭受的不公平待遇（Mikula，Petri，& Tanzer，1990；Scherer，Wallbott，& Summerfield，1986）；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某个朋友、亲戚或者同事，最近抱怨在工作或私人关系中受到虐待或背叛。从理性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不公平的事情无处不在。这种理性的认识意味着我们追求正义的欲望正在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勒纳描述了人们用来捍卫或恢复他们对正义的信仰的几种策略。帮助无辜的受害者，并惩罚加害者是直接且有吸引力的策略，因为它们不仅确认了对正义的信念，而且给旁观者一种权力和功效感。不幸的是，直接干预往往很难实现或代价高昂。这也就导致了人们采用不那么高尚的策略。他们会重新阐释形势，以使之看起来公正些，或至少不让它第一眼看起来就不公正。他们责怪受害者的不幸，使其看起来罪有应得（Maes，1994；Ryan，1971）。他们通过古老的原则推断好人应该得到好报，坏人应该得到恶报来贬低受害者（Heider，1958）。旁观者将责任或不良品行归咎于受害者，以此摆脱帮助的义务（Lerner & Simmons，1966；Montada & Schneider，1989）。第四种则是采用时间视角转变的策略，其中，旁观者可能会承认不公正确实存在，但他们会同时假设受害者最终将得到赔偿，犯罪者将受到惩罚的结局（Maes，1998）。以上策略加上其他机制，解释了人们为何即使面对大量的反证，还能坚持他们的正义信念。
在最近的著作中，勒纳（Lerner，2003）对正义信念的持续性和正义动机的力量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勒纳认为，与其他两个过程理论（Devine，1989；Strack & Deutsch，2004）一致的是：个人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来处理与正义相关的信息，这两个系统同时运作，但往往又是独立运作的。在受控信息处理模式下，人们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明确阐述和合理分析。当面对明显的不公正时，他们承认发生了不公正的事件，表示关切并思考恢复公正的方法。如果他们不能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来恢复正义，那么对这种情况的辩护和其他防御逻辑，将在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智力水平上发生。相比之下，在自动或隐含模式下，人们只是示意性地处理与正义有关的信息，这是无意识行为。直觉冲动的范围包括帮助受害者、攻击犯罪者以及激活防御机制，比如回避受害者等。
内隐、外显的正义动机与信念的区别，对含有正义主题的娱乐有重要影响，这是正确的。对正义的内隐和外显的信念往往是分离的（dissociated）。对正义抱有信念是天真和错误的，勒纳（Lerner，1980）认为，大多数成年人认为这与公平世界量表的反应的偏态分布是一致的（Schmitt，1998）。然而，尽管他们从理性而言不相信正义，但在行为表现上似乎把世界当作一个公正的世界。他们继续订立个人契约（比如用美德换取幸福），信任社会契约，对长期目标进行投资。根据勒纳（Lerner，1980）的观点，这种情况会发生：（1）人们即使明确地承认不公正，也会含蓄地否认不公正；以及（2）不公正的经历并没有消灭正义的动机，相反，不公正的经历增加了人们对正义的渴望。人们含蓄地这样做，因为他们依然想（wanting）去相信存在一个公正的世界，而理性地承认不公正并不能阻止其假装世界好像是公正的。
作为媒介快乐因素之一的正义：基于案例研究中内容分析的非系统性证据与一般假设
正义是一种核心需求，正义主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具有产生情感和悬念的巨大潜力（Mikula，Scherer，& Athenstaedt，1998；Montada，1993；Zillmann，2003）。人们对正义的渴望使得人们更喜欢那些肯定正义的信息，而非怀疑正义的信息（Lerner，1980）。因此，那些对公正行为的奖赏与对不公正行为的惩罚之间的偶发性事件，在本质上是令人满意的（Brewer，1985；Raney & Bryant，2002；Zillmann，2000）。基于正义动机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证观察，我们可以预期：（1）正义是许多文学和电影体裁中经常出现的议题；（2）对正义需求的唤起和随后的满足是一种强大的娱乐工具，将经常被各种各样的媒介使用；（3）即使观众没有意识到正义是一个议题，这种机制也是有效的。
事实上，对童话、小说和各种电影类型的内容分析与这些设想是一致的（Chatman，1978；Friedman，1975）。鲁宾和佩普劳（Rubin & Peplau，1973）是首次将童话与正义动机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人。他们观察到，正如前人一样，大多数童话故事都被归结为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善胜恶败。鲁宾和佩普劳认为，这一信息在孩子理解、渴望和信仰正义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了使信息更有冲击力，童话往往通过让反派以主角的痛苦为乐来扰乱正义感。主角的痛苦和反派的幸灾乐祸，与孩子对是非的直觉是不一致的（Zillmann & Cantor，1977）。此外，对主角的刻画方式使孩子们很容易认同他们（Perrine，1959）。在儿童和主角之间建立一种单元关系（unit-relationship）（Lerner，1980）会增强儿童的共情能力（Zillmann，1991），进而增强其对正义的敏感（Miller，1998）。孩子们希望结束主角的痛苦，因为他们间接地承受着痛苦。除了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外，道德直觉告诉他们，一个好人不应受苦，坏人不应得到快乐，换言之，孩子们想要公平。不用说，大多数童话故事最终满足了孩子们对正义的需求，善胜恶败：打败了怪兽的勇敢骑士与美丽的公主结婚，并继承了王国的半壁江山。
尽管在多层面的叙事背后以更为微妙和隐蔽的方式呈现，“所有戏剧的宏观观点似乎都是，所有的不公正都必然导致某种正义的恢复”（Raney & Bryant，2002，p.404）。托尔金（Tolkien）的《指环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复杂无比的三部曲。然而，它的核心主题很简单：好人打坏人。以弗罗多（Frodo）为代表的好人，拼命地致力于拯救他们的正义世界，而被索伦控制的坏人则想摧毁这个正义世界。索伦被打败了，但美德战胜邪恶的巨大代价证明，正义是宝贵的，值得成千上万勇敢士兵献出生命，他们是为正义而死，对于一个对正义世界有脆弱信念的观众来说，也许正义的事业才是最好的事业。
对正义的渴望会随着受害者的无辜而增加，儿童是受害者中最无辜的人。彼得·霍格（Peter Hoeg）的《冰雪谜案》（Smilla’s Sense of Snow）可以说明这一点。杰西亚（Jesaja）目睹了父亲的去世，杰西亚曾被一群恪守道德规范的科学家、冒险家和自称为君王的人虐待，为抹掉他的知识，他们使他在一次伪造的事故中丧生。因纽特人斯米拉是雪地研究者，也是像杰西亚这样的失败者，她从杰西亚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看出他的死不是意外。她意识到警察对发现真相和伸张正义不感兴趣，于是她亲自处理此案。尽管这本书从各种虚构的成分和叙事技巧中汲取了令人激动的潜力，但正义才是故事背后的首要主题和驱动力。对正义的需要让读者焦躁不安，希望在道义上完成故事。与大多数作家相同，作者霍格满足了读者对正义的需求：斯米拉冒着生命危险追捕坏人。
考虑到正义的娱乐潜力，各种电影类型中都有正义这一主题，这一主题有时是潜在的、微妙的，有时是明显的、张扬的，这都不足为奇（Raney，2002，2003a）。事实上，每部华特·迪士尼电影如《狮子王》（King of the Lions），经典西部片如弗雷德·金尼曼（Fred Zinnemann）的《正午》（High Noon），刑事审判剧如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中，正义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在复仇电影中，正义是其基本的议题。
米勒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衡平法》（ Clint Eastwoold and Equity）一章中，对这一类型的复仇进行了精彩论述。以迈克尔·温纳（Michael Winner）的《死亡请求》（Death Wish）和杰瑞·霍格威（Jerry Hogrewe）的《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等经典电影为例，米勒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易懂的结论，“现代复仇电影是关于正义的，是在伸张正义”（Miller，1998，p.170）。米勒指出了复仇叙事的几种类型：其中，有两种可以通过主人公的角色来区分。第一种复仇者会像《死亡请求》（Death Wish）中的保罗·克西（Paul Kersey）那样，因为受冤屈而报复。第二种类型是替别人复仇的英雄，《冰雪谜案》中的斯米拉代表了这一类主人公，为米勒确定的第二种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复仇故事往往暗含着对国家的批评，即对国家在履行正义时的不当行为进行批评，例如把警察描绘成腐败或无能的形象，把法院描绘成低效或对违法者过于温和的样子。从正义动机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叙事技巧之所以有效，原因有二：第一，创作者通过对正义信念施加额外的威胁，而不仅仅是通过展示恶棍所犯的错误来扩大正义的需要；第二，他们还为复仇英雄打破国家对报复性暴力的垄断提供了正当理由。最有趣的也许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根据其他作者的观察（Zillmann，2000），米勒提出复仇者只有在其行为符合公平标准的情况下才拥有道德权威。报复力度不够的复仇者会干扰人们感受正义，同时有可能失去观众的尊重。过分忽视规范约束的复仇者，也不能满足观众对正义的需求。事实上，对观众而言，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一个骑士般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并以荣誉换取血腥的欲望。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分析体育主题，这也是非常重要且古老的娱乐来源之一。我们还可以举几个例子来充分说明正义也是这个领域中重要的快乐因素（Raney，2003b）。如果胜利是由比赛不公平或裁判明显错误的判罚导致的，输球方的队员和球迷将会感到愤怒。同时，这种不公平的负担将限制获胜球队以及那些认同它的人的快乐、自豪和满足感。第二个例子是兴奋剂问题。本·约翰逊（Ben Johnson）、约翰·姆莱格（Johann Mühlegg）和其他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被判服用兴奋剂后再也没能重返巅峰。他们没能回来或许不是因为身体条件不足，而是因为需要兴奋剂才能赢的污名。对于一个为荣誉而战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知道未来的每一次成功都会引发别人的怀疑更让人泄气、令人心智受损的呢？最后，让我们谈谈那些使观众最为满意的胜利者吧。这些胜利者都是在备受逆境打击的情况下依然能胜的赢家。也许最好的例子是威尔玛·鲁多夫（Wilma Rudoph），她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三枚金牌的获得者（100米，200米，4×100米），她在5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左腿失去了功能。尽管她家很穷，但家人从未放弃她：兄弟姐妹轮流按摩她瘫痪的腿，母亲驱车往返90英里（将近145公里）送她到医院进行每周的例行治疗。多年的坚持治疗和训练不仅帮助威尔玛变成了一个正常孩子，还把她培养成了一个篮球明星，甚至最终使她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短跑运动员。根据正义动机理论，她的成功给旁观者带来的深层满足感在于她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如果最弱势的人能赢，世界就不会不公正。
最后，正义结局性原则（justice-finality principle）也塑造了新闻媒体所展示的非虚构戏剧的享乐价值（Zillmann，Taylor，& Lewis，1998）。我们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这一原则，不到一年前，在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附近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年轻女子开着中型车，载着她的女儿，以每小时大约120公里的速度行驶，一辆跑车以每小时220公里的速度从后面驶来。超速者闪着前灯，试图将该女子赶出车道。被吓坏了的母亲右转，结果车翻了，撞上了一棵树，母女二人均在车祸中丧生。有其他司机目击了事故，并在后来的审判中作证。不幸的是，事故发生时光线太暗，没有一个目击者看清超速行驶的汽车的车牌。这件事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发布了好几个星期。在戴姆勒·克里斯勒（Daimler-Crysler）的试驾司机受到怀疑并被逮捕后，关于此案的报道并未结束。在经历了漫长的审判后，法庭最终根据毫无疑问的间接证据给他定了罪。在审判过程中，甚至在宣判后，此案在公众和媒体上都引起了热议。我们认为，正义困境助长了这场辩论及媒体的长期报道。事故发生后，每一个声音都表达了同情，希望能查出肇事者并予以惩罚。因此，嫌疑犯被捕给公众的安慰是巨大的。然而，法官对目击者的询问并没有找到该嫌疑人有罪的铁证，这使得公众对正义的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此外，在辩论中明显属于少数的谨慎声音提醒人们注意无罪推定原则。这一提醒毫无疑问加剧了大多数人的沮丧，因为他们只希望得到某种公正。尽管这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但如果能立即、毫无疑问地确认这名超速者的身份，或者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此案就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人们对正义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有关案件的报道就会很快从媒体上消失。
何为公正？来自社会正义研究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认为正义和值得在娱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还未谈及小说和报纸读者、电影观察家、戏剧观众和体育赛事观众对公正的定义。好人有好报，坏人罪有应得，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粗略回答，作为我们对基本道德感的经验之谈，这可能就足够了（Zillmann，2000）。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如果能更详细地了解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正义感，什么有助于正义的娱乐效果的话，我们会更满意。因为这样的知识将允许人们对正义事件及其叙事结构进行复杂的分析。详细的知识对于解开叙事的结构性、实质性因素，对于确定它们对戏剧欣赏、故事喜好和情节娱乐价值的一般的、条件性影响是必要的（Raney & Bryant，2002）。幸运的是，这样的知识是可得的。
在过去的40年里，社会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研究，以了解人们何时、因何而感到被公平对待，以及他们如何应对非正义。这项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展开，其中一些也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展开。与哲学、神学和法律中寻求正义问题的规范性解决方案不同，社会科学致力于从经验的视角来考察正义的主观标准如何影响判断、情感和行为。尽管规范和经验方法相互重叠并相互影响（Sabbagh，2001），但后者更适合当前的目的，因为娱乐中真正重要的是主观感受。
正义的种类
有关社会正义的文献表明，要抓住社会互动中出现的各种正义问题，必须对四种正义进行概念上的区分，这四种类型的正义分别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互动正义（interactive justice）和报复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中已经提出了这种区别的一部分表现。
分配正义是指货物在有资格的接受方之间的公平分配。系统分配正义研究是从亚当斯（Adams，1965）40年前提出的公平理论开始的。公平理论认为，当接受者之间的结果投入比率相等时，人们会感到回报是公平的。任何偏离比例原则的行为都会造成痛苦。分配者害怕被指责为偏袒，收获过多的人会感到内疚，而获得不足的人则会生气和愤怒。这三种情绪都会促使旁观者纠正这种分配；若不能，分配者和接受者将重新评估投入和产出，以便使其在主观上是公平的。这可以通过奖励不足来实现，例如，减少自己的投入、减少另一个接受者的产出、增加自己的产出或增加另一个接受者的投入。如果这一策略失败，如不公平太过明显，接受方会逐渐退出交换关系。这种颇具吸引力的简单性使公平理论流行并产生影响（Berkowitz & Walster，1976）。然而，实验和调查研究很快发现，人们认为其他分配原则，如平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ality）和需要原则（need principle）往往比公平原则（equity principle）更公正。此外，有些研究支持多伊奇（Deutsch，1975，1985）的推测，即对分配原则的偏好取决于社会背景和待分配的资源（Schwinger，1980；Törnblom，1992）。在体育和劳动等成就的背景下，公平（equity）被认为是最公正（fair）的，在亲密关系中，（报酬或地位的）对等（parity）被认为是最优先考虑的，而当资源被用于那些无法自理的接受者改善其境遇时，需要（need）被认为是最公正的。
程序正义涉及决策过程，而不是其结果。研究发现，有利的结果有时不如不愉快的结果令人满意，这吸引了研究人员对程序正义议题的注意（Lind & Tyler，1988）。当积极的结果来自不公平的程序，不愉快的结果来自公平的决定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泰勒（Tyler）的群体价值模型（group valve model）为这种模式提供了一种解释（Tyler，Degoey，& Smith，1996），根据公平程序做出决定的上级会向上级小组成员传达出尊重和自尊。那什么程序是公平的呢？提伯特和沃克（Thibaut & Walker，1975）在法律背景下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程序公平包括两个广泛的组成部分，即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基于理论推理和经验观察，勒旺塔尔（Leventhal，1980）提出将这些组成部分分解为更小的组成部分，包括：一致性（在决策标准应用中）、公正性（在个体的处理中）、准确性（在信息的收集和整合中）、（决定或标准的）可纠正性、（所用信息的）代表性、符合伦理标准（决定规则）。
互动正义衡量了决策者与受其决策影响之人互动的方式。在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论文中，比尔斯（Bies，1987；Bies & Moag，1986；Bies & Shapiro，1987）提出，程序的执行方式和公布的决定，需要与程序本身和这些程序所依据的标准区别开来。比尔斯预测，当决策者以友好和尊重的态度进行沟通时，人们会感觉这一决策更加公平，对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会表示出共情式的关注，这也有利于决策者解释决策的原因并为不利的后果辩护。比尔斯在其研究中证明，互动正义措施对公平过程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从泰勒（Tyler）的群体价值模型来看，程序正义和互动正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两种正义的程序及其沟通、执行的方式都有共同的正义价值观。这一共同因素对于那些使用任何可用信息来评估公平性的目标人物来说，都很重要。
报复正义包括规定何时、如何以及出于何种道德原因制裁犯罪者的原则（Miller，2001；Vidmar，2001）。制裁包括受害者或其亲属实施报复，惩罚行凶者所属团体以及道德权威机构根据法律规范做出正式判决。关于报复正义的研究涉及了一系列问题，如：惩罚的动机（正义与控制）和目的（均衡与重新融入群体）；共享与非共享群体成员的影响；受害者、加害者的特征及其关系；犯罪者采取不法行为后的行为（Oswald，Hupfeld，Klug，& Gabriel，2002；Wenzel，2002）。在这项研究的大量发现中，为了描述清楚我们会提到几项。例如，人们发现，团体成员往往比非团体成员受到更严厉的惩罚（Marques & Páez，1994）。从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1986）的角度来看，这种“害群之马”效应表明了对某种错误观点的反驳，在这种错误观点里，人们把某一群体成员的不当行为所带来的危害等同于这一群体其他成员的社会认同和自尊。第二项研究显示，受害者原谅和放弃报复的意愿取决于加害者对受害者的行为，大多数受害者都愿意原谅那些道歉（的人），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表示悔恨，提供赔偿，并承诺今后将诚实遵守以前所违反的规范的人（Schmitt，Gollwizer，Förster & Montada，2004）。第三项研究实例论述了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的报复正义和分配正义概念区别的主要原因。用现代的话来讲，亚里士多德认为报复惩罚和物品分配是不同性质的事务，不能投射到两极连续体上，因此，它们需要不同的正义标准。最近关于正负不对称的研究表明，非专业法官的行为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要求（例如Sabbagh & Schmitt，1998）。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在收回诸如自由、金钱或荣誉等福利方面犯错误，而不是在授予这些方面犯错误。这种不对称性类似于法律正义中的原则，如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必要性。对大多数人、陪审员和法官来说，杀死一个被控一级谋杀的无辜者的想法似乎比因为缺乏证据而释放一个真正的凶手更可怕。
正义判断与行为的个体差异
在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时，所有主要的社会正义理论都声称自己具有普遍性。例如，公平理论预测所有人都会对报酬不足感到愤怒，对报酬过高感到内疚。同样，勒纳认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对公平世界的需求和信念。与这种简单的假设相反，在正义的实验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的差异仍然无法得到解释。这引起了学者们对文化（如，Gergen，Morse，& Gergen，1980）、性别（如，Major & Deaux，1982）和个体差异（如，Rubin & Peplau，1973）的关注。对个体差异的研究兴趣促进了正义措施的构建，这有助于仅凭实验研究的我们更好地掌握特定个体在特定情况下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间和原因，并以特定的反应模式做出反应。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知道个体在以下方面有系统性的差异。
·他们信仰公正世界的程度（如，Lipkus，1991；Rubin & Peplau，1973）；
·他们对诸如公平、需要、平等以及分配正义原则的偏好（如，Davey，Bobocel，Hing，& Zanna，1999；Sabbagh，Dar，& Resh，1994）；
·他们对程序正义原则的态度（如，Schmitt & Dörfel，1999）；
·他们对违法者的惩罚（如，Schmitt，Neumann，& Montada，1995）；
·他们赋予正义的价值（如，Dalbert，Montada，& Schmitt，1987）；
·他们对不公正的情绪反应的强度（如，van den Bos，Maas，Waldring，& Semin，2003）；
·他们对违反公平的敏感度（如，Huseman，Hatfield & Miles，1985）；
·他们作为被剥夺者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敏感度（如，Dar & Resh，2001，Schmitt，1996）；
·他们作为不公正受益者的敏感度（如，Montada & Schneider，1989；Schmitt，Behner，Montada，Müller，& Müller-Fohrbrodt，2000）；
·他们作为不公正观察者的敏感度（如，Fetchenhauer & Huang，2004；Schmitt，Gollwitzer，Maes，& Arbach，2005）。
正义判断与行为中的人与情境互动
其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正义判断、情感和行为是由情境语境和相关个人的性格联合塑造的。虽然这个提议听起来像是一个真理，但社会正义研究很少关注人与情境这方面的互动。有几个研究考虑到人格和情境因素的联合影响，确定了一种效应模式，该模式被施密特、艾德和马斯（Schmitt，Eid & Maes，2003）称为功能对等的人和情境因素的增效作用。如果相同的心理原因影响相同的结果变量，那么这些因素在功能上是等价的。如果两个因素相互放大，使得一个因素的影响与另一个因素的值正相关，则会发生增效作用（synergistic interaction）。
在正义动机研究和分配正义研究中都发现了这种增效作用。关于前者，增效模型预测，对于正义（正义动机）信念高的观察者来说，正义动机的一般效应，比如帮助无辜的受害者或贬损受害者，应该比正义（正义动机）信念低的观察者强。这种影响模式确实存在于少数关于情境和个人司法动机因素共同影响的研究中（Schmitt，1998）。
谈到分配正义，增效模型意味着结果的主观应得性不仅取决于接受者的投入（公平原则）或需求（需求原则），还取决于他们对分配原则的态度。更具体地说，该模型预测，与对公平持负面态度的个人相比，对公平持积极态度的个人的成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样，对需求原则持积极态度的接受者，比持消极态度的接受者更能对需求差异做出反应。赫尔曼和温特霍夫（Herrmann & Winterhoff，1980）的一项研究，也关注到了该模型。人们对平等的态度应该产生相反的效果：对平等持积极态度的接受者，相比那些对平等持消极态度的接受者，其成就或需求差异的相关性不大。考虑到态度的两极性质，之前的效应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增效原则：任何证明分配不均的情境信息的影响都会随着人们对平等的态度越发消极而增加。施密特等人（Schmitt等，2003）的一个简短研究以及施密特和萨巴格（Schmitt & Sabbagh，2004）的两个实验得出的结果与该预测完全一致。
作为娱乐因素的正义：具体假设
显然，社会公正研究在过去40年中取得的丰富成果，远远超出了良好行为应得到奖励和不良行为应受到惩罚的简单原则（Raney & Bryant，2002）。相反，结合我们所讨论的正义的方方面面，可以得出许多具体的假设，比如以下几点。
·正义的类型（分配的、程序的、互动的、报复的）；
·情境语境（成就、友谊、教养；群体成员资格；受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越轨后加害者对受害人的行为）；
·作为行动者或观察者卷入正义事件的个人的个性（对公正世界的信念；对各种分配原则的态度；对各种程序原则的态度；正义的中心性；公平敏感性；受害人敏感性；犯罪人/受益人敏感性；观察者敏感性）；
·个性×情境组合（关于功能对等意义上的正义因素的平等或不平等价值）。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充分说明这些多面假设的具体表现，让我们用一个包含兄弟间分配冲突的童话故事来说明吧：一对老年夫妇拥有一个小农场，他们想将它传给儿子彼得和保罗，假设他们决定平分财产。如果要观察者来看，这个决定是否公正取决于许多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如果彼得和保罗被描绘成竞争对手，他们的成就（achievement）问题突出，如果两个儿子在帮助经营农场的程度上有实质性不同，那么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这种分配是不公平的。如果彼得和保罗被描绘成最好的朋友，和谐问题被凸显出来，大多数观察者会认为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如果把彼得描绘成一个脆弱的人，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只有依赖农场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保罗是一个精力充沛且富有创造力的人，他可以有任何成功的事业，这就突出了需要的问题，除非保罗把那一半农场给彼得，否则大多数旁观者都会为其父母的平分农场的决定而烦恼。每一种影响都将取决于观察者对平等、公平和需要的态度，即分配正义的可能原则。此外，观察者的态度和决定之间不匹配的影响将取决于他们对正义的敏感和对公正世界的信念。对于后者，他们的正义感将取决于正义信念会以何种方式占主导地位。如果对内在正义的信仰占上风，他们的不公正感就会受到更多干扰；对于那些更愿意相信终极正义的观察者来说，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些假设分成更具体的假设。现在清楚这些原则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用齐尔曼的话来说，“道德判断是高度多样的，绝不是统一和单一的”（Zillmann，2000，p.60）。
作为媒介快乐因素之一的正义：挑选过的系统研究证据
近40年来，有关社会正义的研究已积累了大量知识，从这些知识中可以得出许多具体假设，但关于正义在戏剧欣赏和媒介娱乐中的作用的科学证据，数量依然很少，范围有限。这是真的，因为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报复正义、人格道德与结果效价之间的偶然性上。当然，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检验了正义动机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即正义是戏剧欣赏的一个因素，而且可以说正义塑造了媒介叙事的娱乐价值。下文将按时间顺序来回顾研究中一些最为相关的代表性例子。
齐尔曼和布莱恩特（Zillmann & Bryant，1975）向两个年龄组的儿童（4岁为一组，7岁和8岁为一组）展示了一个有关童话故事的录像。这个故事讲述了两个王子兄弟，其中哥哥被描绘成品行端正之人，弟弟被刻画成心狠手辣之人。弟弟憎恨其兄，企图窃取他的皇室权力，并打算将他流放。弟弟的阴谋被部分忠于其兄的皇家卫队识破，他们击溃了坏（阴险的）王子的军队，并将好（纯良的）王子置于复仇的位置。实验中报复的程度是不同的（报复不足、公平报复、过度报复）。观看结束时，孩子们要回答喜欢故事还是喜欢王子之类的问题，研究者记录下来，同时孩子们的面部表情也被记录下来，这两种记录被用来作为该实验的指标。研究发现，较年幼的儿童最喜欢过度报复，其次是公平报复，最后是报复不足，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则最喜欢公平报复。这一模式符合认知和道德发展理论（如，Montada，1980），同时也表明了4岁儿童还不能进行必要的心算，不会去比较经验投入产出比和规范投入产出比（公平），而7岁到8岁儿童的结果模式明显支持正义动机理论。
费恩（Fein，1976）给她的研究参与者（幼儿园1年级和3/4年级）播放了一些录像片段，录像内容是关于一个女孩行为的系列记录，这些行为有的符合道德，有的则不符合，之后是其幸运和不幸的结局。该故事有四个片段，片段一描写女孩帮助一个朋友；片段二描述女孩从同龄人那里偷糖果；片段三给出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女孩找到了10美元；片段四展示了一个不幸的结局，书架倒了，所有书都砸到了女孩身上。这些片段的8种不同组合被展示给8个实验组。第一组到第四组只看到四个片段中的一个。只有第五组到第八组观看了性格价值（好女孩vs坏女孩）和结局价值（好命运vs坏命运）的四种随意组合。最后四组（也就是第五组到第八组）的儿童和那些只看到结局片段的儿童被要求对女孩及其结局进行评分。费恩预计，性格价值和结局价值的组合不一致，可能会威胁到孩子们对正义的信念，并激发其进行防御性判断，从而要么给结局幸运的女孩打高分，要么给结局不幸的女孩打低分，要么根据女孩的行为来判断其结局好坏。但实际实验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测只有部分一致。相比之下，幸运的坏女孩比那位行为与运气无关的坏女孩得分要高，但这并不会导致有着不幸结局的好女孩得低分。当只能基于女孩结局的信息单独评分时，实验结果出现了类似的不对称现象，这种对结局评估的影响只有部分符合公正—世界（just-world）理论。正如预测的那样，不良行为后的结局比良好行为后的结局得分更低（奖励条件下的积极性更低，惩罚条件下的消极性更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影响只发生在年幼的孩子身上。虽然费恩没有获得有关角色与故事喜欢程度的指标，但关于角色价值对角色、故事喜欢程度的影响表明：良好的行为和良好的结局对录像视频的欣赏有积极影响。
霍尔穆思和斯蒂芬（Hormuth & Stephan，1981）预测，如果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的观众认同纳粹，他们往往会责怪受害者；而对于那些认同犹太民族的观众和其他人来说，该节目不会让其产生防御性的反应。研究者认为，《大屠杀》只会把一个隐含的指控转嫁给那些认同纳粹的人。因此，这种观众肯定会基于他们自己的私人道德契约，害怕电视剧会有积极的结局，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些受害者自身罪责难逃，这是这类观众应对自身恐惧的一种手段。因为观众及那些认同犹太人的其他人，没有接触到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指责，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启用责任归属的防御机制。德国和美国参与者的结果模式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实验结果完全符合霍尔穆思和斯蒂芬的预测，尽管这些研究人员没有将他们的发现与戏剧欣赏联系起来，但从实验来看，我们认为：只有极少数认同纳粹的观众能够观看这部电视剧，因为他们能通过责怪受害者来成功地平息自己的负罪感。
约瑟和布鲁尔（Jose & Brewer，1984）为三个年龄组（2年级、4年级、6年级）的儿童参与者朗读了一组故事。该实验有四个不同的因素：人物性别、人物年龄（儿童vs成人）、人物效价（好vs坏）、结局效价（幸运vs不幸）。为增加或减少儿童参与者对人物的认同，实验中人物的性别和年龄是不同的，研究者认为，这反过来会影响参与者的同理心，影响他们对正义的关注。基于先前研究结果的动态变化（见前文），约瑟和布鲁尔预测“人物—结局—连贯性”效应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实验总共测量了10个变量：（孩子与人物之间的）可感知的相似性；人物喜好度；人物认同度；悬念；结局喜好度；故事喜好度；人物关心度；兴奋；惊讶；悲伤。与正义动机理论和作者的动态假设相一致，“性格—结局—连贯性”对结局喜好度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二年级组最弱、六年级组最强。对年龄组中因变量的特定路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约瑟和布鲁尔等研究人员的结构化情感理论。在当前情境下，有三个结果最为相关：（1）“性格—结果—连贯性”对故事喜好度有间接影响；（2）这种影响由结局喜好度调节；（3）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性格—结局—连贯性”的直接影响在模式和强度上存在差异。第三点中提到的存在的具体差异包括：（a）在最小年龄组中，人物价值观对人物喜好度有主要影响，人物喜好度通过结果喜好度来直接或间接地预测故事喜好度，结局价值可以独立影响结局喜好度，并且作为中介对故事喜好度产生间接影响，不过，“性格—结局—连贯性”，即人物价值和结局价值的互动，对结局喜好没有增量效应，但大于结局价值的主要影响；（b）在中间年龄组中，人物—结局—连贯性的增量效应出现了，但双方都弱，而且结局价值对结局喜好度依然伴有强劲的影响；（c）在最大年龄组中，结局价值对结局喜好度的主要影响消失了，这种影响不敌人物价值乘以结局价值的强大交互力。
布鲁尔提交了一份复制约瑟和布鲁尔（Jose & Brewer，1984）研究的不太复杂的实验设计。实验参与者必须阅读两个故事，并对它们进行评分，这也许比任何其他叙述都能更直接地捕捉勒纳的正义动机概念。在其中一个故事里，一个年轻的寡妇（无辜的受害者）想成为第一个游过直布罗陀海峡的人。她已经训练了5年（投入很大），她希望从书和电影的版权中为自己和孩子们挣得一笔糊口费（好妈妈）。在结局公正的版本中，女人的意志力（美德）使她克服了劈头盖脸的潮水和海蜇的叮咬（不公平的反作用力），最终横渡了直布罗陀海峡。在结局不公正的版本中，女人被痛苦和疲惫压倒而不得不放弃追梦，这里的第二个故事和第一个故事相比，有着相似的戏剧性。布鲁尔把总体喜好度、故事喜好度、结果喜好度、故事完整性和情节安排的评分作为因变量，根据公正—世界（just-world）理论和作者的故事完成模型，相比结局不公正的版本，结局公正的版本获得的结果喜欢度和故事完整性评分更高。因此，布鲁尔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即结局不好的叙事将被视为缺乏完整性，这可能是因为读者的公正世界信念使他们期望故事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其错误得到纠正为止”（Brewer，1996，p.270）。
拉尼和布莱恩特（Raney & Bryant，2002）、拉尼（Raney，2002）的研究超越了我们先前描述的实验，因为该实验考虑到了个体差异。拉尼和布莱恩特提出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犯罪戏剧欣赏模式。该模式假设，媒介正义序列的欣赏取决于“观众的正义感与戏剧中关于正义的陈述之间的匹配度”（Raney & Bryant，2002，p.407）。研究假设，观众对受害者的共情会扩大其对欣赏匹配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语境下，作者假设观众的正义感是由两个人格变量塑造的，即观众的惩罚性和警惕性。在理论上，这两个变量都可以和观众认为纠正犯罪者所犯错误的报复水平和报复种类联系起来。拉尼和布莱恩特的研究测试了模型的一部分。在实验参与者观看了包含典型犯罪剧的片段后，研究人员向他们发放了一份包含3个测量指标的调查问卷：（1）（对节目的）喜爱度（enjoyment）；（2）对受害者的同情度；（3）犯罪者所受到惩罚的公平性。与研究人员的预期一致，这3个预测因子对喜爱方差的解释都有独特的贡献。除了拉尼和布莱恩特测量的3个变量外，拉尼（Raney，2002）的研究还包括了对共情、惩罚性和警惕性的测量。此外，他还使用迈克尔·卡顿-琼斯（Michael Caton-Jones）的《赤胆豪情》（Rob Roy）复仇电影的片段，操控了其中一个名为“应得惩罚（deservedness of punishment）”的变量，这种操控是通过在两种犯罪严重程度上保持报应（杀死恶棍）常数来实现的。拉尼（Raney，2002）预计，人格变量的影响会因应得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在适当报复的情况下较弱，在过度报复和报复不足的情况下较强。因为实验中只实现了两个层次的应得性，所以对这一假设的完整检验变得不可能。然而，这一猜想得到了部分支持：与适当报复条件相比，过度报复条件下的人格变量对喜爱度的总体影响更大。不过，在与正义动机理论明显不符的情况下，应得性对喜爱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这一发现出乎意料且令人恼火，但根据我们的观点，拉尼和布莱恩特的研究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鉴于个体在正义态度和信仰上的巨大差异（见前文），以及它们可能与信息内容和叙事结构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似乎有必要超越过于简单的2×2实验性设计来研究戏剧欣赏。希望本文对社会公正文献的简要回顾，可以为许多有待提出并回答的研究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
超越快乐和娱乐：媒介作为道德教育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媒介中正义的娱乐效果。不过，娱乐效果并不是唯一值得进行心理分析的效果，正义情节的媒介传播是有助于正义信念和正义规范发展的。经典戏剧理论将戏剧视为道德教育的工具，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悲剧可以引起同情和恐惧，通过宣泄来净化情感，并通过共情来诱导归属感。同样，哥德霍尔德·埃弗拉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将怜悯和恐惧解释为悲剧人物认同的产物。他将这些情绪和其他情感视为一种宣泄渠道，通过这种渠道，观众能够增强其共情的能力，而这将有助于人类的道德净化，并最终提高人类的道德自主性。更需强调的是，弗里德里·席勒要求把剧院作为一种道德机构，把伦理问题更清晰可见地呈现出来，从而促进道德困境得到理想解决。
只要个人契约是由和主人公一样属于同一道德社区的道德权威社会化的，这种相似就是可能的。
将这些经典戏剧理论的规范性观点转化为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的正义动机理论，表明正义情节的媒介传播有助于塑造、稳定和确认观众的个人契约。这些正义情节可以塑造个人契约，因为这些情节中的主角通常是以一种很容易被认同的方式刻画出来的。反过来，身份认同使得社会学习轻松起来。换言之，正义剧中主人公的个人契约充当了观众采纳的典范。由于大多数正义情节中的主角最终都会享受某种满足，因此这些正义情节会确立个人契约，这种满足感是读者或观众个人契约的替代性强化。有一点至少是真的，只要道德英雄的个人契约类似于接收者的个人契约，只要个人契约是由和主人公一样属于同一道德社区的道德权威所社会化的，这种相似就是可能的。最后，个人契约是有效的，因为调解正义事件的主角倾向于履行其契约，而这些与前面概述理由中的那些观众的契约是相似的。因此，综上所述，媒介中的正义情节有助于建立和维护道德社区。
请注意，将我们分析的重点从媒介正义的娱乐效应转移到其社会化效应，扩大了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的问题的范围。虽然在故事喜爱程度和享受程度的研究中，正义是自变量，但现在需要把正义同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此外，我们对媒介社会化效应的思考需要从横向研究设计转向纵向研究，包括在不同时间点的正义、享受指标。这些研究将有助于阐明个人在正义信念和正义规范上的差异如何影响人们对某些媒介产品的选择和偏好，以及这些产品如何反过来塑造、改变和稳定人们的道德取向。据我们所知，这类研究尚未完成。
参考文献
Adams，J. S. （196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pp. 267-299）. New York：Academic Press.
Arts，W.，Hermkens，P.，& van Wijck，P. （1995）. Anomie，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material well- being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34，1-16.
Bandura，A. （1977）. Self-efficacy：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84，191-215.
Berkowitz，L.，& Walster，E. （Eds.） （1976）. Equity Theory：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 9）. New York：Academic Press.
Bies，R. J. （1987）. Beyond “voice”：The influence of decision maker justification and sincerity on procedural fairness judgments.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17，3-14.
Bies，R. J.，& Moag，J. S. （1986）. Interactional justice：Communication criteria of fairness.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1，43-55.
Bies，R. J.，& Shapiro，D. L. （1987）. Interactional fairness judgments：The influence of causal account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199-218.
Brewer，W. F. （1996）. Good and bad story endings and story completeness. In R. J. Kreuz & M. S. MacNealy （Eds.），Empir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pp. 261-274）. Westport，CT：Ablex Publishing.
Brewer，W. F.，& Lichtenstein，E. H. （1982）. Stories are to entertain：A structural-affect theory of stories. Journal of Pragmatics，6，473-486.
Bryant，J.，Roskos-Ewoldsen，D.，& Cantor，J. R. （Eds.） （2003）.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Essays in honor of Dolf Zillmann.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Chatman，S.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albert，C. （2001）. The justice motive as a personal resource.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Dalbert，C.，Montada，L.，& Schmitt，M. （1987）. Glaube an eine gerechte Welt als Motiv：Validierungskorrelate zweier Skale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a motive：Validation and correlates of two scales]. Psycholo gische Beitr ä ge，29，596-615.
Dar，Y.，& Resh，N. （2001）. Exploring the multifaceted structure of sense of depriv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31，63-81.
Davey，L. M.，Bobocel，D. R.，Hing，L. S. S.，& Zanna，M. P. （1999）. Preference for the Merit Principle Scale：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measur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referenc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2，223-240.
Deutsch，M. （1975）. Equity，equality，and need：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31，137-149.
Deutsch，M. （1985）. Distributive Justice：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Devine，P. G. （1989）.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6，5-18.
Fein，D. （1976）. Just world responding in 6- and 9-year-old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2，79-80.
Fetchenhauer，D.，& Huang，X. （2004）. Justice sensitivity and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 gam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36，1015-1031.
Friedman，N. （1975）. Form and meaning in fiction. Athens，GA：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Gergen，K. J.，Morse，S. J.，& Gergen，M. （1980）. Behavior exchang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H. Triandis & R.W. Brislin （Eds.），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5，pp. 121-153）. Boston，MA：Allyn & Bacon.
Heider，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Wiley.
Herrmann，T.，& Winterhoff，P. （1980）. Leistungsbezogenes Aufteilen als situationsspezifische Korrektur von Gerechtigkeitskonzepten—Zum Einfluß von Personenmerkmalen auf die Gewinnaufteilung [Achievement-related allocation of goods as situation-specific correction of general justice notions—On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on allocation behavior]. Zeits chrift f ü r Sozialpsyc hologie，11，259-273.
Hormuth，S. E.，& Stephan，W. G. （1981）. Effects of viewing “Holocaust” on Germans and Americans：A just-world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1，240-251.
Huseman，R. C.，Hatfield，J. D.，& Miles，E. W. （1985）. Test for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job equity：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61，1055-1064.
Jose，P. E.，& Brewer，W. F. （1984）. Development of story liking：Character identification，suspense，and outcome resolu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911-924.
Lerner，M. J. （1977）. The justice motive in social behavior. Some hypotheses as to its origins and for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45，1-52.
Lerner，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New York：Plenum Press.
Lerner，M. J. （2003）. The justice motive：Where social psychologists found it，how they lost it，and why they may not find it agai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7，388-399.
Lerner，M. J.，Miller，D. T.，& Holmes，J. G. （1976）. Deserv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forms of justice. In L. Berkowitz （Ed.），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9，pp. 133-162）. New York：Academic Press.
Lerner，M. J.，& Miller，D. T.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85，1030-1050.
Lerner，M. J.，& Simmons，C. H. （1966）. The observer’s reaction to the “innocent victim.” Compassion or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4，203-210.
Leventhal，G. S. （1980）.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K. J. Gergen，M. S. Greenberg，& R. H. Willis （Eds.），Social exchange （pp. 27-55）. New York：Plenum.
Lind，A. E.，& Tyler，T. R. （198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New York：Plenum.
Lipkus，I. M. （1991）. The construction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and the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2，1171-1178.
Maes，J. （1994）. Blaming the victim—belief in control or belief in justi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7，69-90.
Maes，J. （1998）. Immanent justice and ultimate justice：Two ways of believing in justice. In L. Montada，& M. J. Lerner （Eds.），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9-40）. New York：Plenum Press.
Major，B.，& Deaux，K. （1982）.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justice behavior. In J. Greenberg，& R.L. Cohen （Eds.） （1982）. Equity and justice in social behavior （pp. 43-76）. New York：Academic Press.
Marques，J. M.，& Pae´z，D. （1994）. The ‘Black Sheep effect’：Social categorization，rejection of ingroup deviates，and perception of group variability. In W. Stroebe，& M. Hewstone （Eds.），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5，pp. 37-68）. Chichester，UK：Wiley.
Mikula，G.，Petri，B.，& Tanzer，N. （1990）. What people regard as unjust：Types and structures of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injus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33-149.
Mikula，G.，Scherer，K. R.，& Athenstaedt，U. （1998）. The role of injustice in the elicitation of differential emotional reac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4，769-783.
Miller，D. T. （2001）. Disrespect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justi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2，527-553.
Miller，W. I. （1998）. Clint Eastwood and equity：Popular culture’s theory of revenge. In A. Sarat，& T. R. Kearns （Eds.），Law in the domains of culture （pp. 161-202）.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ontada，L. （1980）.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concepts of justice. In G. Mikula （Ed.），Justi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257-284）. New York：Springer.
Montada，L. （1993）. Understanding oughts by assessing moral reasoning or moral emotions. In G. Noam，& T. Wren （Eds.），The moral self （pp. 292-309）. Boston：MIT-Press.
Montada，L.，& Schneider，A. （1989）. Justice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disadvantaged. Social Justice Research，3，313-344.
Oswald，M. E，Hupfeld，J.，Klug，S. C，& Gabriel，U. （2002）. Lay-perspectives on criminal deviance，goals of punishment，and punitiv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5，85-98.
Perrine，L. （1959）. Story and structure. New York：Harcourt & Brace.
Piaget，J. （1932）. Je jugement moral chez l’enfant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 Paris：Alcan.
Raney，A. A. （2002）. Moral judgment as a predictor of enjoyment of crime drama. Media Psychology，4，305-322.
Raney，A. A. （2003a）. Disposition-based theories of enjoyment. In J. Bryant，D. Roskos-Ewoldsen，& J. R. Cantor （Eds.），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Essays in honor of Dolf Zillmann （pp. 61-84）.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aney，A. A. （2003b）. Enjoyment of sport spectatorship. In J. Bryant，D. Roskos-Ewoldsen，& J. R. Cantor （Eds.），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Essays in honor of Dolf Zillmann （pp. 397-416）.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aney，A. A.，& Bryant，J. （2002）. Moral judgment and crime drama：An integrated theory of enjoy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2，402-415.
Rotter，J. B. （1980）. Interpersonal trust，trustworthiness，and gullibi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35，1-7.
Rubin，Z.，& Peplau，L. A. （197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another’s lot：A stud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Draft Lotte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9（4），73-93.
Ryan，W. （1971）. Blaming the victim. New York：Pantheon Books.
Sabbagh，C. （2001）. A taxonomy of normative and empirically oriented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4，237-263.
Sabbagh，C.，Dar，Y.，& Resh，N. （1994）.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justice judgments：A facet approach.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57，244-261.
Sabbagh，C.，& Schmitt，M. （1998）.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justice judgment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2，381-396.
Scherer，K. R.，Wallbott，H. G.，& Summerfield，A. B. （Eds.） （1986）. Experiencing emotion：A cross-cultural stud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mitt，M. （1996）.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nsitivity to befallen injusti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1，3-20.
Schmitt，M. （1998）.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in research to validate measure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 L. Montada & M. J. Lerner （Eds.），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p. 187-215）. New York：Plenum Press.
Schmitt，M.，Behner，R.，Montada，L.，Mu¨ller，L.，& Mu¨ller-Fohrbrodt，G. （2000）. Gender，ethnicity，and education as privileges：Explor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existential guilt reac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3，313-337.
Schmitt，M.，& Do¨rfel，M. （1999）. Procedural injustice at work，justice sensitivity，job satisfaction and psychosomatic well-be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9，443-453.
Schmitt，M.，Eid，M.，& Maes，J. （2003）. Synergistic person x situation interaction in distributive justice behav- ior.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9，141-147.
Schmitt，M.，Gollwitzer，M.，Fo¨rster，N.，& Montada，L. （2004）. Effect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ccount components on forgiving.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44，465-485.
Schmitt，M.，Gollwitzer，M.，Maes，J.，& Arbach，D. （2005）. Justice Sensitivity：Assessment and Location in the Personality Spac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1，202-211.
Schmitt，M.，Neumann，R.，& Montada，L. （1995）. Dispositional sensitivity to befallen injusti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8，385-407.
Schmitt，M.，& Sabbagh，C. （2004）. Synergistic person situation interaction in distributive justice judgment and allocation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37，359-371.
Schwinger，T. （1980）. Just allocations of goods：Decisions among three principles. In G. Mikula （Ed.），Justi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95-125）. Bern：Huber.
Seligman，M. E. P. （1975）. Helplessness：On depression，development，and death. San Francisco：Freeman.
Skarlicki，D. P.，& Folger，R. （1997）. Retaliation in the workplace：The roles of distributive，procedural，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2，434-443.
Strack，F.，& Deutsch，R. （2004）. Reflective and impulsive determinants of 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8，220-247.
Tajfel，H.，& Turner，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ur. In S. Worchel，& W. G. Austin （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2nd ed.；pp. 7-24）. Chicago，IL：Nelson-Hall.
Thibaut，J. W.，& Walker，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Törnblom，K. Y. （1992）.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K. Scherer （Ed.），Justic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175-236）.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yler，T. R. （1986）. Procedural justice in organizations. In R. Lewicki，M. Bazerman，& B.H. Sheppard （Eds.），Research on negotiation in organizations （Vol. 1，pp. 7-73）. Greenwich，CT：JAI Press.
Tyler，T. R.，Degoey，P.，& Smith，H. （1996）. Understanding why the justice of group procedures matters：A test of the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the group-valu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0，913-930.
Tyler，T. R.，& Smith，H. （1998）.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D.T. Gilbert，S.T. Fiske，& G. Lindzey （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II，pp. 595-629）.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n Bos，K.，Maas，M.，Waldring，I.，& Semin，G. P. （2003）.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y of reactions to perceived fairness：The role of affect intens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6，151-168.
Vidmar，N. （2001）. Retribution and revenge. In J. Sanders & V. L. Hamilton （Eds.），Handbook of justice research in law （pp. 31-63）.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Wenzel，M. （2002）. The impact of outcome orientation and justice concerns on tax compliance：The role of taxpayers’ ident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87，629-645.
Zillmann，D. （1991）. Empathy：Affect from bearing witness to the emotions of others. In J. Bryant，& D. Zillmann （Eds.），Responding to the screen：Reception of reaction and processes （pp. 135-167）. 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Zillmann，D. （2000）. Basal morality in drama appreciation. In I. Bondebjerg （Ed.），Moving images，culture，and the mind （pp. 53-63）. Luton，England：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Zillmann，D. （2003）. Theory of affective dynamics：Emotions and moods. In J. Bryant，D. Roskos-Ewoldsen，& J. R. Cantor （Eds.），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Essays in honor of Dolf Zillmann （pp. 533-567）.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Zillmann，D.，& Bryant，J. （1975）. Viewer’s moral sanction of retribution in the appreciation of dramatic 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1，572-582.
Zillmann，D.，& Cantor，J. R. （1977）. A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emotions of a protagonis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3，155-165.
Zillmann，D.，Taylor，K.，& Lewis，K. （1998）. News as nonfiction theatre：How dispositions toward the public cast of characters affect reaction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42，153-169.
Zillmann，D.，& Vorderer，P. （Eds.） （2000）. Media entertainment：The psychology of its appeal. 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