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人体延伸与传播偏向

“上岛后约十一二天，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书、笔和墨水，一定会忘记计算日期，甚至连安息日和工作日都会忘记。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我便用刀子在一根大柱子上用大写字母刻上以下一句句子：‘我于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在此上岸。’我把柱子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立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

在这方柱的四边，我每天用刀刻一个凹口，每七天刻一个长一倍的凹口，每一月刻一个再长一倍的凹口。就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日历，可以计算日月了。”

——《鲁滨孙漂流记》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已经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同记忆进行着斗争了。正如鲁滨孙刻下的刻痕，前文字时代，标识在人类记忆和交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标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突破了口语传播的局限。基于其媒介偏向性的不同，我们将标识分为实物与信号两种：前者克服了口语稍纵即逝的即时性，得以在一定时间内保存；后者则突破了人类声音传播的空间限制，使得传播的距离更远。实物类标识大多依靠人类视觉，可以分为物品和符号，比较典型的是结绳记事与契刻记事。信号则有诸如烽燧、旗语等视觉型信号，以及金鼓、木铎等听觉型信号。

实物标识与信号标识在前文字时代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社会交往的日益复杂，这些标识也随之愈加丰富，并最终导致了文字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