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造纸术与文明
（一）知识传播与文化繁荣
纸张作为书写载体，可承载信息量大、跨越时空能力强，促进知识与信息在内容数量和传播范围两方面不断拓展。一方面，造纸术的改进与应用改变了文字与知识的生产方式，纸张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后，笔墨作为书写工具可以在吸墨性强的纸上快速流畅地书写，较之此前的刻写方式与在竹帛类材料上的书写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纸张轻盈便携的特点使其便于以公文、书信或书籍等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交通往来的古代，纸就成为跨越空间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
正是因为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纸在中国古代被誉为“文房四宝”之一而受到文人的推崇。北宋翰林苏易简作《文房四谱》，大量收录北宋以前与笔墨纸砚相关的历史记载和野史逸闻，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纸墨笔砚源流、制作、轶事的谱录类著作。“江东三徐”之一徐铉为之作序，言苏易简：“退食之室，图书在焉，笔砚纸墨，余无长物。以为此四者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者也。”[46]纸作为文人为学进益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文化的积累、传承和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纸的应用还推动了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书画传统。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随着造纸术的应用与造纸品质的提升，纸开始被应用于书法。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据传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之书，太宗死后《兰亭集序》被带入昭陵陪葬，苏轼诗云“兰亭茧纸入昭陵”，“茧纸”并非蚕茧所制，而是由楮树皮制成，因其纸质上佳似蚕茧般细致有光泽而被称为“茧纸”。可见书法创作对纸张要求较高，而魏晋时期造纸术的进步使纸的质量提升，可造出洁白光滑方正的纸，书法艺术借此得以长足发展。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的同时，纸也成为绘画的重要载体。早在西汉时期，纸就被用以绘制地图，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过东晋时期的纸本人物画，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幅面有限，绘画仍以绢帛为主要载体，比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著名画作都是画在绢上的。就流传下来的古代画作来看，唐五代以前，大多画于绢上，而唐宋以后纸本画渐多，以生宣纸为主要载体的写意画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独特代表。
纸的广泛应用还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传播。有了纸这一载体，文学创作也变得更为方便，文人雅士书面创作增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同时，好的文学作品也借纸张之利得以广泛抄传。晋代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风行一时，“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洛阳之纸一时求多于供，货缺而贵，遂有“洛阳纸贵”这一成语。
纸的广泛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造纸术发明和改进的两汉之际，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樘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47]北朝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指出：“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48]可见，佛教入中国正是由佛经、佛像的传入开始的。两汉之后，纸的普遍使用为佛经的抄写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使得佛经成为早期纸卷书籍的重要内容，三国时期用“六合纸”抄写的《譬喻经》就是现存最早的写本之一。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公元4至11世纪的书卷，其中也以佛教典籍最多，而在佛教盛行时，一些寺庙还自行造纸以抄写佛经。
造纸术传入西亚和欧洲之后，推动了书写载体的变革与知识中心的转移。在造纸术传入欧洲以前，羊皮纸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制作复杂、价格昂贵，因此书籍的生产规模很小，书籍的制作依靠手抄，从事抄书的多为修道院的僧侣们，因此书写与阅读为教会所垄断。纸张的普遍使用推动教育的普及，“11世纪阿拉伯帝国文化教育十分普及，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瓦多等大城市有各类初等到高等学校20—40所，而这也是科技传播和文明提升的重要的路径”。[49]随着大学的兴起，翻译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知识的交流与古代知识的再发现，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之增加。廉价易得的纸张为非宗教书籍的大量制作创造了可能，“大学取代修道院，成为书籍生产和抄录的中心”[50]。除了知识的储存与传播，纸还促进了文字与文学的发展。“促成阿拉伯世界热烈文学活动的因素之一是因为8世纪中叶突然获得的纸张，轻便的纸取代了昂贵的羊皮纸、莎草纸和皮革。”[51]纸在知识传播与思想解放中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文艺复兴的到来。
纸的使用也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在中国，纸的普遍使用为书籍制作提供了大量原料，手抄逐渐难以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需求，大量复制文字书籍的印刷术于是被发明出来。纸张的使用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纸史专家达得·亨特指出，用于书写的纸被使用后，印刷术的发明才成为可能，柔软有韧性的纸使得以最简易的方式用木刻版留下印记成为可能。[52]在西方，纸的使用推动了印刷术的传入与应用，刺激了印刷机的发明。麦克卢汉说：“中国的纸张逐渐由中东传入以后，欧洲的教育和商务从11世纪开始稳步发展，给‘12世纪的复兴’提供了基础，使印刷读物得以普及，并且最终使15世纪的活字机器印刷术成为可能。”[53]羊皮纸粗糙、难以制作、成本过高，无论是制造规模还是材料质地都不适宜印刷，而纸张以其廉价易得、材质光滑、吸墨性好等优势，成为与印刷术完美契合的信息载体。二者的结合进一步提升了知识与信息复制和传递效率，加速了知识的标准化和普及的进程。
（二）维系统治与政治变革
作为最早发明纸的国家，古代中国不仅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上得益于纸的使用，在政治上也依赖纸张记录传递信息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古代中国幅员辽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秦汉以来，尽管也有分裂的时段，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在交通和信息传递方式还较为落后的中国古代，要维系广阔的帝国的统治，离不开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以保证政令的传达与施行，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古代跨越空间的远距离信息传递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为了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中国古代建立了完备的邮驿制度，而纸则以其易得、便携的媒介特质成为远距离传递信息的载体。伊尼斯指出，纸这一媒介的空间偏向在中国显而易见，“中国的官僚行政是和空间的要求相联系的”[54]，纸张在跨越空间方面的优势使之得以通过邮驿系统传递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朝廷统治的重要载体。
同时，丰富的廉价纸张为大量的记录提供了可能，便利了人口与土地的管理，促进了社会稳定。人口与土地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信息需要大量载体来进行记录和统计，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已形成户籍制度，《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55]可见，先秦时期，户籍登记是记录于“版”，即木牍之上的。但木牍体积大而笨重，难以移动，因此战国时期登记在木牍之上的户籍往往只放在乡一级。秦汉时期，竹简编连的简册取代了笨重的木牍，户籍的正本虽然在乡里，但县廷开始掌握户籍副本，基层的统治重心上移。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汉末三国时期，纸开始进入公文书领域。晋武帝时期的《晋令》记载：“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56]为了防止虫蛀，造户籍所用纸张采用经过处理的黄纸，户籍名册也被称为“黄籍”。以纸代简使得户籍的编造、副本的制作以及传递都变得更加容易，由此推动户籍编造方式和造籍制度的变革。户籍中籍贯的写法不同于之前仅写里名而开始标注郡县一级，这正是由于纸张的使用，使得户籍的复制、运送更为便利，户籍不再只是保留于乡、县一级，而开始向上呈送。这一转变大大加强了郡县乃至中央对地方基层的统治力度，以往中央得到的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数据多靠地方上报，其中多有欺瞒造假，而随着对地方基本数据的掌握，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也进一步强化。
不仅是户籍，“秦汉时期乡级机构编造并掌握了一系列基础账簿，因此就具有了征发赋役、管控民众的基本行政职能。魏晋之际纸简更替后，这些基础账簿的编造权逐渐收归到县，帝国的基层统治重心亦随之由乡司上移县廷，中国古代基层统治方式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架构了此后1500多年的基本格局”。[57]显然，在中国古代，纸的使用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对疆域广阔的统一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传至西方之后，纸的使用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变革。伊尼斯认为西方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与纸张的使用有着紧密联系：“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使西方夸张时间的重要性，使它遭遇到新媒介的竞争。纸就是这样的新媒介，它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58]与宗教组织倚重羊皮纸进行知识垄断不同，政治组织的知识垄断则倚重纸这种空间偏向型的媒介。长期以来，在羊皮纸垄断知识媒介的情况下，宗教势力占据着绝对统治优势。随着纸的使用，文字的书写有了更为廉价易得的载体，文字的数量开始增长，而“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59]。纸质书籍的增多，知识的中心开始从修道院向大学转移，随着世俗权力的增长，教会的权力迅速土崩瓦解，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权。
（三）经济促进与贸易发展
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纸在古代社会经济贸易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作为媒介，纸推动了商业信息的记录传递和商业信用的增长；作为商品，纸还促进了新职业的产生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纸的产生方便了文字的记录，拓展了人的记忆，改变了口头语言无法保留、无所凭据的传播状态，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可供查证的实物凭据，有利于商业信用的建立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中国古代曾以结绳、契刻等方式来计数和计算，以刻写金石或书于竹帛来达成契约。随着纸的普遍使用，它成为商业贸易中记录账目、制定契约的重要载体。
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以纸为材料制成的货币“交子”，这是世界文明中最早出现的纸质货币。唐宋时期，经济不断发展，商品贸易繁荣，需要大量的货币进行交易。到了唐末，藩镇割据，纷争不断，五代十国更是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使得货币铸造受到很大影响，流通货币不足，替代性的纸币于是应运而生，“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60]。另外，纸币出现之前，流通的货币大多以铜铁铸成，尤其是“交子”产生的四川地区多用铁钱，这些金属货币重量过沉，不便于携带和传输，无法满足商业贸易的需求，从而为纸币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除了被制成纸币充当交易的中介，纸张自身也是贸易的对象。如前文所述，早在汉末魏晋时期，纸张就已经是丝绸之路上运送的重要货物品类，远销西域。从东汉时期开始，民间造纸业即不断发展，南北朝时期已有农民出卖造纸原料或自行造纸以获取丰厚的利润：“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遍，岁收绢百匹。”[61]随着纸张需求量的增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造纸为业的人数也不断增长。清代各地的地方志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广州府志》载流溪位于山谷，“男女皆以沤布造纸为业”[62]；《广信府志》记载广西铅山地区“业之者众，小民借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63]。明清时期，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一些大幅大宗造纸业中出现了劳动分工和自由身份雇工，清代文献记载陕西的一些纸厂雇工数量众多，“大厂百数十人，小厂亦四五十人。他们大都是乾隆以后从外省来的流民，应当是自由雇工”。而江西铅山地区的造纸工人“也多是外来流民，并有聚众罢工之事”[64]，可见资本主义萌芽已在造纸业中出现、发展。
不惟中国，纸在传至其他国家后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伊尼斯说：“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65]纸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提升，保险单、汇票等纸质信用凭证开始使用。同时，纸本身作为贸易商品迅速发展，13世纪早期，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城市均为阿拉伯造纸重镇，其时巴格达大街两边的书店和纸店有百余家，大马士革则是纸张出口的中心。15世纪，随着教育的发展，对知识和书本的需求量大增，纸张产量不断增长，书商和抄书人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抄本交易行成为重要的市场。
（四）日常生活与民间文化
在古代社会，纸作为文字的载体主要为知识分子所用，其在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实际上，纸的应用渗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民间文化价值却很少被提及。在中国古代，读书写字作为一项技能仅为少数人所掌握。及至清末，《大公报》载英国人季理斐所写《中国普通教育之亟》一文，转引汕头西方传教士汲约翰（John Gibson）的统计说：“乃今中国女子之识字者，约不过一兆十二万五千。为百人中有一人。中国男子之识字者，约不过十一兆二十五万，为百人中有十人而已。”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r.Martin）则将那些只能记簿单、写账目的中国商人和入学数年却仅知字音、不通字义的童子剔除出识字者的行列，认为“识字男子，二十人中有一人；识字女子，殆万人中有一人耳”[66]。
不过，即使是对于并不识字的大多数人来说，纸也并非陌生之物，它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古代中国，有糊窗纸、装饰用纸甚至卫生用纸等多种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纸张，用纸做成的扇子、油纸伞等都成为日常使用的器具，纸制的灯笼、风筝等工艺品成为点缀节日气氛、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发展出剪纸艺术等精湛而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
在纸的日常使用中，丧葬用纸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方面。据统计，1930年浙江约有2.5万家造纸工场，在这些工场全年所生产的产品中，大约30%用作祭品，进行焚化。[67]在丧葬中最初出现的纸钱很可能因为此前金属钱币或珠宝随葬的经济代价过于高昂，其后以纸仿制衣物甚至车马奴仆这些现实生活中所需之物进行焚烧，则是希望死者仍能享有这些财物。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丧葬纸扎的形象也不断翻新。1880年《益闻录》载有一则消息，称粤海关监督后方伯的夫人因病去世，出殡的冥具中有火轮船一艘，以缉私外洋水手八人升之，形制庞然，尤为灵动肖真，且烟通内亦能出烟，如黑云出岫，熏塞街衢。[68]可见用于丧葬仪式的纸扎与现实生活之对应关系。
由于纸张材料脆弱，丧葬中所用的纸扎、纸钱等难以像传统陪葬品那样埋藏于墓葬之中，于是焚烧纸质祭品就成为民间文化中实现人鬼沟通的一种方式。人们相信通过焚烧纸钱和纸扎所象征的现世物品，可以把这些东西送达死者。马可·波罗对中国民间的这种信仰感到新奇，他在游记中说：“他们带了各种用棉纸制成的纸祭品，如披戴鞍辔的纸马、男女纸佣、纸骆驼、纸甲、纸衣，还有满袋的纸钱。他们将这些纸祭品同死者的尸体一同焚化。据他们说，这样死者在归天以后，将会得到活的奴仆和牲畜以及金银财宝。”[69]显然，造纸术这项中国发明的技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不止于文字传播载体这个方面。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纸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纸的广泛使用降低了知识信息记录与传播的成本，使更多的人得以接触知识，提升了社会识字率，促进了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创造了大量的需求，刺激了纸张与书籍的生产。到了唐代，文化与科技的兴盛使得手抄书籍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印刷术由此产生。
[1] 陈大川.怛罗斯之战与撒马尔罕纸.中国造纸学报2005增刊［C］.中国造纸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2-32.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83.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559.
[4] 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5.
[5] 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1697.
[6]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2936.
[7]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6.
[8] 参见初仕宾，任步云.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J］.文物，1978（1）.罗西章.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J］.文物，1979（9）.
[9] 参见田建.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J］.文物，1989（2）.李晓岑.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出土纸的再研究［J］.考古，2016（10）.
[10] 王嘉.拾遗记［M］.萧绮录，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211.
[11]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8-29.
[12] 徐坚，等.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517.
[13] 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14] 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51.
[1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4107.
[16]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17] 陈槱.负暄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18]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4.
[19]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41.(https://www.daowen.com)
[20] 王珊.中国古代造纸术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与发展［J］.华东纸业，2009（06）.
[21]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496.
[22] 同上。
[23] 李廷举，吉田忠.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
[24]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1322.
[25]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18.
[26]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17.
[27]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1.
[28]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09.
[29]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23.
[30]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17.
[31]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381.
[32]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4.
[33] 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558-559.
[34] 孙锦泉.中国造纸术对8—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35] 孙锦泉.中国造纸术对8—11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36]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7-278.
[37] 潘吉星.中国造纸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47.
[38] 万安伦，王剑飞，杜建君.中国造纸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节点、路径及逻辑探源［J］.现代出版，2018（06）.
[39] 墨子.墨子［M］.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30.
[40] 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1.
[41] 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55.
[42] 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50.
[43] 李肇.唐国史补·因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0.
[44] 舒元舆，等.晚唐小品文选译［M］.顾歆艺，译注.成都：巴蜀书社，1991：12.
[45] 吴之鲸.武林梵志［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11.
[46] 苏易简.文房四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47] 郦道元.水经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8：251.
[48]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选译［M］.韩结根，译注.成都：巴蜀书社，1991：194.
[49] 万安伦，王剑飞，杜建君.中国造纸术在“一带一路”上的传播节点、路径及逻辑探源［J］.现代出版，2018（06）：74-79.
[50] 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M］.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4.
[51] 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3.
[52] Hunter D.Papermaking：the history and technique of an ancient craft［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78：61.
[5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2.
[54]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71.
[55]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32.
[56]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2726.
[57] 张荣强.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与户籍制度的演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93-107.
[58]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69.
[59]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48.
[6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15.
[61] 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179.
[62] 戴肇辰，等修，史澄，等纂.广州府志［M］.光绪五年刻本：卷十五.
[63] 蔡继洙，等修，李树藩，等纂.广信府志［M］.同治十二年刻本：卷一之二.
[64]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1.
[65]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60.
[66] 季理斐.中国普通教育之亟［N］.万国公报，1906（206）.
[67]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9.
[68] 佚名.纸扎轮船［N］.益闻录，1880（33）.
[69]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