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复制扩散与文明难题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他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并萌生了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愿。1943年2月，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1946年回国时，李约瑟收集了大量中国科技史的珍贵文献资料，不久，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此后，“四大发明”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最高成就的概念被世界所接受。

1954年初，李约瑟编纂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该书特别阐述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中国的发明创造。对中国古代科技抱以巨大热忱的李约瑟，在这部皇皇巨著中正式提出了后来被称作“李约瑟难题”的深切思考，后来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中，他还反复就此难题作过种种不同的表述。1990年，90岁的李约瑟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难题包括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规范性表述：“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1]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这一困扰中外学界、引发不断争辩的世纪难题。(https://www.daowen.com)

在因对世界近现代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备受历史学家重视的 “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作为媒介技术占据了两席，可见中国古代文明在信息传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造纸术一起对世界文明的演进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印刷术，早在唐代以前的中国便已产生，它促进了古代中国知识的普及与社会的发展，并踏上了全球传播的道路。印刷术的外传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还启发了欧洲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从而深刻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不过，正如李约瑟所思考和指出的那样，中国本土却并未在古代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出近现代的印刷技术，在世界文明的近代化进程中，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也未能像古代一样领世界之先，而是在信息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落后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