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路径：网络舆论的分析层次
网络环境下舆论的存在形态更为多样，民意的表现方式也更为丰富。这就要求网络舆论的分析更加全面、科学和精细。对于网络舆论的分析要把握舆论类型背后的逻辑，提出更具有研究价值的分类体系，从而有利于更精准地把握民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一般来说，舆论有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等三种存在形态。潜舆论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显舆论是指事件爆发后得到公开表达的各种意见，行为舆论是以行动做表征的意见。[1]网络环境下舆论存在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潜舆论显性化、显舆论复杂化、行为舆论虚拟化等特点，因此更应该注重情绪分析的视角引入。[2]由于网络舆论的层次更为丰富，具体分析不同层次的网络舆论，可以从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两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网络空间的交互性和涌现性，是网络舆论层次性研究的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网络环境中的交互具有多样性，有人际关系的交互、意见观点的交互、人机互动的交互、情感思绪的交互、现实虚拟的交互，由此网络社会呈现多元复杂的状态。同时，网络社会较为开放，规则和约束较少，新奇和涌现现象不断出现。涌现的本质是由小生大，由简入繁，也有可能不合规则，于是“天朗气清”和“乌烟瘴气”的状况都可能出现。网络社会的多元复杂与涌现现象的合规则化，对网络舆论的分层次研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第二，基于计算机的网络分析技术，是网络舆论层次性研究的基础。
传统社会对潜舆论的考察比较困难，特别体现在对情绪的测量方面，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技术的发展，为不同层次的舆论测量提供了契机。网络技术使一切网络信息代码化、数据化，包括情绪在内的任何网络信息都有量化的可能性。以情绪分析为例，情绪在网络平台上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切实存在：从时间上看，网络的实时记录可以保存情绪的历时性变化动态。从空间上看，以情绪为代表的潜舆论以文本的方式存在于网络平台上，并将这种看不见的意见气候“实物化”，将现实中个人普遍存在的情绪代码化。同理，网络也为其他层次的舆论提供了测量的可能性。
随着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加深、参与平台和机会的增多、公众参与能力的提高，社会舆论越来越具有情绪性、观点性、行动性的趋向。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舆论更是将社会舆论的特性显性化和外在化，由此网络舆论的层次也更为丰富。我们认为，网络舆论研究可以从情绪层次、态度层次、行动层次等三个层次入手。
1.情绪层次的网络舆论研究，需明晰情绪与情绪化的界限
“情绪”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反应，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情绪不同于情感、感性，但三者常常被混淆，进而将情绪与理性对立。实际上，情绪不一定是非理性的，理性的并不一定是非情绪的，情绪与非理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等关系。当然，情绪化和理性化存在对等关系，情绪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情绪的产生经历了“认知—评价”的过程，情绪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的情绪会改变对事件的认知，形成不同的社会舆论态势。[3]情绪化则是带有情绪地对特定事件的认知过程，具有非理性特征。
对情绪层次网络舆论的分析，要从语法层面走向语义层面，这就要求特别注意情绪词语代表的真实含义及其现实映射。在具体分析中，情绪词典的建构要有针对性和代表性，如愤怒、失望、同情、理性、不信任等。情感挖掘与分析中要注重情绪构成的比例及其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强度变化，找到网络情绪转化为情绪化表达，甚至转变为态度和行为舆论的节点，以便于探测出是正常的情绪还是已经过渡到情绪化的阶段；同时，也要注意极端情绪研究对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学者以用户为单位分析极端情绪，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弥合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和以话语为中心的研究之间的隔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网络社会的认识。[4]
2.态度层次的网络舆论研究，需注重量变与质变的转化
网络舆论较为理想的状态是公众针对某一议题进行充分讨论，而要达到相对一致的意见，则是通过态度变化这一中介因素实现的。从是否表达的角度来看，态度是潜在的、隐蔽的心理预设或倾向，可以通过意见或行为来推断。从核心内容的角度来看，态度更多地指向情感和情绪。从产生环境的角度来看，态度是受到普遍刺激而产生的综合的、固定的反应倾向，是意见产生的固有原料和深层动机。[5]
态度的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从态度变化的结果和态度变化的原因来看，则包括两个层面的量变和质变。从态度变化结果来看，态度变化包括程度和方向的改变，可以分别视为态度的量变和质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人的本性出发探讨个人在意见环境中的态度变化，反映了讨论的结构化效应。麦奎尔从态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大众传媒效果类型包括无变化、小变化、强化、结晶、改变等。同样，网络舆论中经过相互讨论，个体或坚持原来的意见，或被其他意见所同化，或对某一事件的意见更为强化等，也是量变与质变的体现。在具体分析中，我们要找到量变达到质变的阈值，争取使正面态度保持在阈值之内，使负面态度跨越阈值向正向方向发展。
从态度变化原因来看，影响态度变化的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可以分别视为态度的量变和质变。在态度层次的网络舆论研究中，内生性因素指个体既有态度的影响因素，如兴趣偏好、议题认知、社会信任度、意见坚持度等，是个体态度的基准线；外生性因素指舆论过程中生发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如舆论议题、讨论氛围、媒介环境等，是在内生性因素基础上舆论过程对个人态度的影响，反映的是态度增量的变化。具体分析中还要注意区分是个人既有的态度倾向还是舆论生发的态度改变。
3.行为层次的网络舆论研究，需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整合
现实社会中以集体行为为代表的行为舆论非常活跃，以互联网为中介的行为舆论更是此起彼伏。这里的行为舆论，不仅表现为由网络引发的现实集体行为，也表现为现实集体行动者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话语抗争。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公众可以实时直播集体行动，也可以通过转发、评论等参与话语抗争。由此，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抗争行为舆论和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线下集体行动，成为研究网络舆论的重要层次。
从总体上来看，线上线下的互动机制，大致有三种：其一，网络作为组织工具，通过网络发起线下政治活动；其二，线上带动线下，网络作为平台，直接进行线上活动，进而带动线下活动；其三，线下带动线上，传统线下活动组织为了拓展其活动范围，扩大活动规模，将线下活动复制到线上。当然，第一种作用机制中，网络只起到联络作用。第二、三种机制中，网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的互动，促进了公众的社会参与和集体行动。有研究者对英国2003—2005年牛津互联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现实政治参与比网络政治参与更具有适应性，网络促进线下政治参与，线下积极参与者也会积极参与网络活动。[6]线上抗争行为舆论体现了线下对线上的影响，而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线下集体行为体现了线上对线下的影响，因此分析过程中要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整合，注重对其互动关系进行深度研究。
[1]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3.
[2] 陈力丹,林羽丰.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2015(11).
[3] 张静,赵玲.论网络舆论理性化与情绪化的博弈[J].现代情报,2013(6).
[4] 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5(5).
[5] 于家琦.“舆情”社会内涵新解[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6] CORINNA DG, DUTTON W.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online and off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J].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6, 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