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网络舆情特征与演变的研究启示
通过对近年来网络舆情热点的特征、规律、演变动态的分析与归纳，我们认为，未来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加强：
第一，从单一事件分析到复杂网络分析。目前，大部分的舆情研究仍以事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追踪线索，对其发展脉络和演变状态进行测量与研究。诚然，“事件视角”能对具体议题的类型、性质、程度、动因、影响等因素进行相对系统的捕捉，深入剖析其内在机理，其重要性不容置疑。但随着数据采集技术进入大数据级别，数据分析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引入“复杂网络视角”成为必然趋势，因为互联网是典型的复杂网络，节点与链接的无限性，以及核心节点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演变路径与结果千变万化。这些特征使传统的分析方法在把握系统性的网状结构关系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借助深度的数据发掘，可以洞察节点群落关系及演变、关键节点的生成与消退、群落边界的形构与分化等复杂问题，使我们对舆情整体面貌及变化趋势的把握性进一步增强。因而，超越“事件分析”，树立复杂网络的“关系”意识，是未来网络舆情研究的必要思路。
第二，从注重数据到重视关键性文本。目前舆情分析的数据导向非常鲜明，舆情分析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数据分析。但“舆情”并非只是个抽象的、整体性概念，也不只是数据的集合，它实际上是由无数人的言论组成的，具体体现为各种文本（包括文字、语符、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形式）。因而，文本分析也应该是舆情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具体的舆情热点中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文本，如事件当事人、网络意见领袖所传播的文本，它们能为理解舆情发生的动因、发展逻辑、关系网络提供有益的研究依据。因而，网络中各种有分析价值的文本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细致系统的文本分析是以后舆情分析特别需要加强的部分。
第三，从总结分析到研判预警。目前的舆情分析更多是一种事后分析，当然，近年来研究中越来越多实现了实时的动态跟踪与数据采集，这是网络舆情研究从过去时向将来时演进的一个过程。在数据资料有相当充足积累的基础上，更多分析模型得以建立，帮助研究者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对某些网络舆论议题或群体聚合变化进行研判和预警，这也是网络舆情研究在社会治理方面可供探索的前沿应用之一。
【延伸阅读】李彪：网络舆情场域的新变化[1]
目前社会舆情场域主要存在着三类“行动者”：舆情主体、舆情客体与舆情本体，舆情主体是参与舆情讨论的个体，舆情客体是舆情关注的事件、现象与问题，而舆情本体则是舆情中主体表达的观点、意见和看法。
在舆情场域，舆情表达主体更加多元，以草根为代表的新意见阶层崛起，在对网络“大V”加强监管的同时，民粹表达倾向明显。随着微博用户互动意愿的减弱，尤其是网络“大V”的活跃度在不断下降，个别草根网民借助一定的事件迅速成为网络关注焦点人物，改变了以往网络“大V”呼风唤雨的垄断局面。如“9·3”阅兵当日，一个草根微博账号@周顾北的周 发布的“#9.3胜利日大阅兵#这盛世，如你所愿”的微博。配图则是周恩来总理的一张黑白照片，这条微博截至2015年9月3日晚上8点，转发量达93万，评论、点赞量达79万，粉丝数增至2.9万，成为微博上线以来草根账号发出的互动量最大的博文之一。新浪微博账号公开的信息显示，该草根账号的博主性别为女性，身份是“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一学生”，注册新浪微博时间为2013年11月23日，短短两年的一个新人，发出的微博引起了如此大的关注，这是在网络“大V”主导微博话语场时所无法想到的。草根微博账号的异军突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微博网络“大V”纷纷“转场”或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为微博的网络话语场造成了“权力真空”，微博整个话语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二是草根微博善于借势传播，再加上新浪微博基于弘扬正能量的政治需要，使得这种“根正苗红”的正能量草根微博账号得以脱颖而出。
另外，2013年展开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以来，网络“大V”在社会话语表达中越来越成为污名化标签，并且在实质上网络“大V”在社会整个舆论话语场的活跃度、影响力都出现了下降；而专业类、行业类网络意见领袖异军突起，借助微信群等封闭性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强化自身的影响力，形成了网络“中V”甚至是地域性网络“小V”，这些新的意见阶层的出现一方面“对冲”了网络“大V”的传统社会影响力，使得整个社会的话语表达相对更加去中心化；另一方面网络“中V”和网络“小V”在各自的群体中巩固了内部的群体认同，但也容易造成社群和网络族群之间的隔阂和对立，未来会强化族群的刻板印象[2]，因此，要警惕这种现象。
微信使得趣缘与业缘共同体活跃起来，微信群功能使得整个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了大大小小嵌套在一起的网络社群，这些社群的互动增强了各个社群内部成员的内聚力，进而达到一呼百应的社会集群效应。借助网络虚拟社群，基于业缘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并且一改以往在网络事件中沉默的做法，试图改变民众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如警察、律师和医生等业缘群体。2015年表现最为抢眼的业缘群体就是警察群体，从1月发生深圳警察聚餐事件，再到6月白岩松在河北肃宁枪击案节目中称警察牺牲为“死亡”引起警察群体在微信群和网上公开表达对白岩松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这一职业群体开始借助虚拟社群完成聚集和社会表达。未来基于业缘的社会共同体会进一步啸聚，自发维护自身群体在网络上的形象，进而增强其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群体认同。[3]
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政务微博微信的支持力度，再加上开展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网络“大V”甚至是媒体微博账号活跃度开始下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在微博平台上，政务微博发布的微博总数在2013年10月24日首次超过加“V”个人用户，达到了数量上的规模优势。2015年，部分政务自媒体账号改变传统唯网络“大V”马首是瞻的一贯做法，主动“阻击”部分网络“大V”。如关于信仰共产主义与否的问题，共青团中央与任志强在微博上“撕起来了”；关于庚子赔款建校问题，潘石屹与福建共青团组织官方微博又“杠上了”；共青团山东省官微在公安部门拘留“爱国青年”侯聚森后，坚持发微博力挺侯聚森；7月袁立在微博做慈善帮助尘肺病人，崔永元转发微博并力挺，却遭到微博认证为“共青团陕西省商洛洛南县委书记”的恶评，随后共青团陕西省官方微博也跟随着“书记”的步伐开始声称“要抵制所谓的慈善活动这种网络谣言！”。在这些事件中，共青团系统官微上至团中央下至县团委书记，主动向网络名人开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共青团作为青年人较多的群众组织的思维变化，另一方面共青团官微的类似行为会使得民众认为其有“哗众取宠”的嫌疑，这也成为这一类官微的社会刻板印象。未来政务微博要强化社交媒体素养，切忌靠“扣帽子”“抓辫子”等行为来解决网络纷争。
在舆情客体方面，近年来网民关注的泛政治化事件与国际议题明显增多，也就是泛政治化舆情事件增多，网络意识形态纷争现象加剧。2015年4月加多宝官方微博涉嫌侮辱邱少云事件，引起了大家对网络言论底线的思考；7月山东文登发生17岁“爱国青年”侯聚森被围殴的事件，引起了网络上关于爱国与“自干五”等问题的争论，甚至引发了公安、公知、共青团三方网络大战；9月网络“大V”任志强在微博上发表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吐露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感，引起了政务微博、网络“大V”、网民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争论；10月潘石屹发布的“麻省理工学院一位教授告诉我，现在资助中国留学生的钱，是当年庚子赔款的钱”微博引起了福建共青团组织官方微博的驳斥，称其“拿着国耻，谢恩点”个别词语颇为露骨，再次引起了网络意识形态的纷争。综合来看，当前泛政治化事件发生的频度和数量都超过了往年，网络舆论场从微博转向微信的趋势凸显，微信促进了多元的网络社群崛起，网络社群的活跃并没有增强社会共识，反而强化了网民在各自社群中的群体认同，“茧房”效应（民众关注的都是自己本社群的信息，反而忽略整个社会层面的信息）加剧，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共识更加困难；同时主流意识形态离网络共识尚有一定的距离，由于“麦克风时代”来临，未来这种意识形态纷争和泛政治化舆情还会出现。
国际议题成为舆情场域关注的焦点议题，主要是以下议题引起了网民关注，一是地域纷争引起网民关注，如叙利亚国内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难民潮、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北约暗战；二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2015年5月份全球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波及中东、韩国和中国等地区，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三是国际经济议题，如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战略等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10月份引起国内网民关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签订；四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国际活动，2015年习总书记出访四大洲10个国家，是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引起了国内网民的普遍关注。国际议题成为热点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全球经济衰退造成政治议题上升为重要议题；二是民族主义思潮依然是重要的网络思潮，未来如何引导与平衡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三是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反腐形势引起民众“审丑”疲劳，国际议题的被关注程度自然上升。(https://www.daowen.com)
另外，近年“次生舆情”“搭便车舆情”和“反转舆情”现象突出。次生舆情现象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拔起萝卜带起泥”。从较早的张家川事件，到2015年5月，庆安车站的一声枪响，引发了整个庆安官场大地震：代表省市领导慰问案件中受伤民警的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因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吃空饷”等问题被停职；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鹏飞被人举报上任以来超标违规使用公车并悬挂假军牌和假牌照；庆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向阳被举报涉嫌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和滥用职权。近几年自媒体的发展，一旦一个地方发生舆情危机，整个地区尤其是公权力部门都置于整个网络围观之中，进而引发次生性舆情事件。次生舆情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主舆情与次生舆情毫无关系，如上面的庆安枪击事件；二是次生舆情是主舆情的衍生品，如天津“8·12”特大爆炸事件中，由于天津地方与交通部之间迟迟达不成发布主体的共识，加上天津官方的舆情应对不力，每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后都引起了民众的进一步质疑，这些次生舆情都是紧紧围绕主舆情展开的。
“搭便车”现象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专属名词，而随着网络舆情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舆情搭便车现象，网民通过将主舆情与之前发生的舆情事件进行有效勾连，通过贴标签、借代等手法进行类比，强化主舆情与之前发生的舆情之间的勾连，如青岛天价虾事件出现后，各地一旦出现旅游物价事件，人们立刻就把它和青岛天价虾进行勾连，2015年10月10日报料宁波海鲜市场1只青蟹绑31米绳，绳重超20%，立马被网民冠以“天价蟹”的标签，再次引起了网民的热议，这种现象就属于搭便车舆情的典型，以往的舆情事件会作为刻板印象内化为网民自身的认知框架，一旦一个事件与之前的事件类似，网民立马启动固有刻板印象，造成舆情的啸聚。
舆情反转现象是近年比较常见的，在很多舆情事件中，出现舆情急剧反转。2015年6月份就发生了“成都女司机遭暴打”“庆安枪击事件”“上海小学生为老师撑伞”和“大连男子开房就被抓”等多起舆论反转事件，尤其是 “成都女司机遭暴打”事件中，社会舆论由开始的谴责男子暴力，转为指责女司机违规变道，进而引发有关“路怒症”以及文明驾驶的社会深思；9月又发生了“淮南女大学生扶老太太”舆情反转事件，由最初一致谴责老太太讹人，到后来指责女大学生撒谎的舆情反转再次引起民众关注。舆情反转现象层出不穷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事件真相的呈现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论证了报道某一具体事件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整个报刊的有机的运动”；二是网络虚拟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一旦出了事情，网民下意识地以以往舆情事件作为类别联想，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事件，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族群之间的断裂；三是网络虚拟社会的理性因素和网民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舆情本体方面，舆情本体是指主体对舆情客体的意见、态度和看法。每个舆论事件各不相同，因此舆情本体很难准确把握和捕捉，本文拟就本体所附着的载体和平台变化来“映射”舆情本体的演变。从目前的舆情传播格局来看，网络舆情平台已经从PC端转移到移动互联网，这其中扮演重要传播载体的是“两微一端”，即微信、微博和新闻客户端，尤其是“两微”，已然成为网络舆情信息第一落点和主要信息源，但从目前网络舆情事件的发展来看，这三者又呈现不同的分工和合作，微博、微信舆论场属性渐趋精细化，展现出接力传播的格局。
社会话语空间转向，“多微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等和新闻客户端）成为全新话语空间。微博和微信技术的底层架构不同，微博是典型的明星围观模式，微信则是基于即时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网络社群模式。随着网络舆论场的自组织效应凸显，微博和微信的两个舆论场属性也有了进一步的细分和区隔：微博属于社交媒体，具有强媒体属性，扮演舆情前台的角色，因此在很多社会公共事件中适合进行各社会群体的观点交锋和对接；微信则是社交网络，具有强社交属性，扮演舆情后台的角色，更加适合进行小范围的群体性传播和单向度的隐匿传播。两者在重大舆情事件传播过程中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如天津“8·12”爆炸事件发生后，谣言信息更倾向于在微信中传播，因为微信传播更加安全、更易获得社会信任；而因本事件造成的争议和观点交锋则主要出现在微博中，两者之间共振交织传播，使得整个事件的舆情发酵特别快，大大超过以往舆情事件的传递效率。
微博、微信实际上是具备人脉关系再造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互动平台，它们通过对微文本的生产与传播而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圈子的再生产，为社会制造话题和热点事件[4]，但从网络虚拟舆论场到线下社会公共话语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在其中扮演重要“二传手”角色的是刚刚兴起的新闻客户端。目前新闻客户端按其出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门户系（腾讯、网易、新浪、网易和凤凰等）、原生系（今日头条、一点资讯、Zaker等）和传统媒体系（澎湃、并度、九派、无界、封面、上游等），从目前的市场份额来看，门户系依然主导整个新闻客户端市场。舆情事件在微博、微信等虚拟舆论场热议溢出到传统大众媒体，经过传统媒体的报道，被新闻客户端转载，才最终进入受众视野，最终获得注意力资源，从传播链条中可以看出，新闻客户端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打通舆情到社会话语场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最终环节，新闻客户端根据自身的编辑方针，对舆情信息进行二次编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舆情事件的看法，重构了舆情事件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作用不亚于微信和微博。
自媒体账号趋向活跃，成为谣言放大器。随着传统媒体的生存压力剧增，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人转向自媒体，创办自媒体账号，借助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经验，日趋活跃；另外，个别企业为了进行商业推广和病毒式营销，也开设了自媒体，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希冀搭顺风车，借势营销，因此在很多网络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自媒体账号，一些微信公众号为博取更多的眼球，经常转发一些擦边、劲爆的信息乃至谣言，导致很多未被核实过的信息被迅速地传播，成为谣言的放大器。2015年11月微信公号“顶尖企业家思维”冒用王健林名义发布“王健林：淘宝不死，中国不富，活了电商，死了实体，日本孙正义坐收渔翁之利”的文章，经过朋友圈不断转发传播，阅读量很大，万达集团官网声明王健林从未发表过与此相关的任何言论，并向北京市法院正式提起诉讼，起诉该公号，索赔1，000万元，并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未来，自媒体账号会日益活跃，有可能成为网络热点事件的重要节点，整个社会舆论场会越来越来复杂多元。
[1] 李彪. 当前社会舆情场域态势与话语空间转向研究——基于网络舆情新变化的分析[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2] 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9.
[3] 王志弘.技术总结的人与自我:网际空间、分身组态和记忆装置[J].资讯社会研究,2002:3.
[4]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