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是由一系列非理性因素构成的。非理性因素是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参照心理学、认识论、价值论、文化学、社会学等加以界定。在认识论、心理学意义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没有明确目的和意识的认识活动与心理活动因素，如潜意识、下意识等，或不遵循逻辑程序的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的能力；在人性论、伦理学意识上，非理性因素主要指与人的理智、自制力、自觉能力相对的人的情感、意志、信念、欲望等。[1]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根据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将非理性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低层次、中层次、高层次。低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生理本能、生理欲求、习惯、情绪、感受性情感等与人的本性和生理组织密切相关的非理性因素。中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情感、信念、兴趣、社会欲求等通过意志、信仰为中介影响理性或受理性影响的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认识、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高层次非理性因素是指意志、信仰、知觉、灵感等与理性接近，影响理性并受理性制约和指导，随理性变化而变化的非理性因素。[2]由此，我们可以从情绪、情感、意志等三个方面把握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当然这三个方面并非决然独立的。
1.个体情绪：感染启动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情绪通常是在有机体的天然生物需要是否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内心的情绪体验。[3]情绪和情感的不同之处在于，情绪常常只是用于情感的表现形式方面，具有较大的情景性、激动性、短暂性。情绪侧重于表明情感的过程，着重于描述情感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4]或许正是由于情绪的可测量性，目前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大多采用情绪而非情感，甚至有了情绪型舆论的说法。
情绪型舆论是一种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受外界不良信息刺激，网民在网络上散布的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5]由于网络空间言论表达的匿名性、把关人缺失、信息传播碎片化、圈子同质化等原因，网络舆论表达较为情绪化。情绪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社会化媒体中。情绪有助于观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充满情绪的微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被转发，被转发次数也更大。[6]
个体情绪是指正常情绪，个体情绪也是反映社会状态的重要变量。有研究发现，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民在情绪（维护社会公正的情绪、抨击不良道德的情绪、获取他人尊重的情绪、发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方面的表达意愿明显高于普通网民。[7]网络舆论中的个人情绪，通常表现为说话方式不太文明礼貌、表达心态不太平和、表达过程不太冷静，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谩骂性的话语表达方式；第二，宣泄性的情感抒发状态；第三，戏谑化的标签文本运用。如“躲猫猫”“欺实马”“我爸是李刚”，这些表达多含有嘲讽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整个舆论氛围，造成目前网络上骂声一片的情景。
群体情绪相对来说是非理性的状态。勒庞认为，群体情绪的相互感染，决定着群体行为的选择，本能性的情绪特别容易感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8]这里更牵涉到由个体情绪转化为群体情绪的机制，如群体感染、群体兴奋等。而网络舆论中的情绪感染多指负面情绪，负面情绪更容易激发他人的相同情绪。如有研究在分析舆论事件时，选取的代表性情绪有：愤怒、失望、同情、不信任、支持、相信等。[9]
情绪感染的内在驱动因素是情绪启动。情绪启动效应的研究表明，情绪刺激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在网络舆论中，话语呈现方式多样，除了一般的文字外，各种网络表情符、图片、视频等也被纳入，成为重要的话语修辞符。有研究者发现，情绪图片比文字有着更好的情绪启动效果。[10]这些文本形式直接冲击人的感官，容易刺激或引发人们的情绪生产，这种情绪生产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种形式的非理性会直接影响到内容的非理性。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舆论是含有一定理性成分的公众意见。它是经过人们相当时间的讨论与反复酝酿后形成的。在讨论过程中，那些比较正确的、建立在事实上的、理性基础上的意见便逐步为大家所接受，最后形成舆论。所以，舆论不是公众纯粹情绪的表现，而是建立在理性批判意识基础上自由对话的结果。[11]而经由文本形式启动的情绪，会影响独立思考、逻辑推断等思维过程。
虽然说有些情绪化表达中也有真知灼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容忍这种不文明现象。相比于以非理性形式表达真知灼见，我们更青睐于以理性形式表达个人短见，因为个人表达是否在内容上理性难以判断，而形式方面的理性与否可能会影响整个网络氛围。
2.社会情感：社会结构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对于这些受社会关系所制约的态度的反映，就是人类所特有的情感。同时，情感也是用来描述具有稳定而深刻社会含义的内心体验，具有社会性、历史性。[12]可见，情感通常与一定的社会诉求相联系，因此也被称为社会情感。
影响网络舆论的社会情感多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这也是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旨趣。情感社会学对于情感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不把情感作为私人的心理之物，而是将它看作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而专注于社会的共同情感及其形成的深层动力机制，从情感的维度切入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13]
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着某种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官民矛盾冲突越来越多，信任结构有待完善、阶层利益固化，引发了公众心理不平衡，以及仇富、仇官等社会情感非常严重，这也反映在网络舆论空间。网络舆论空间是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对话的平台，民间舆论呈现出较强的负面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民众的社会地位造成的，社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其社会欲求无法得到满足。由此，民间舆论表达也流露出被剥夺感、怨恨感、弱势感等倾向。这种社会情感的抒发，造成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这主要表现为：不了解事件过程、不进行独立思考、盲目跟进他人观点；借助于已经发生的热点事件，发泄心中不满，尽管该事件与自己并没有过多关系；说话不顾及后果、不负责任，容易带入个人情感。
而这种情感甚至会直接引发网络事件，如近年发生的社会抗争事件，大多是对于当前社会结构的一种反映。情感动员把单纯的看客转化为紧密团结的集体行动者，让原本极为分散的个体在思维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14]在网络行动中，多数参与者也是非理性的。如以舆论为基础的人肉搜索、网络推手以及网络水军行为。有研究者认为，当前社会化媒体所存在的非理性现象后果很严重，其中之一是非理性表达往往将讨论引向对抗，形成新的网络舆论争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15]
3.集体意志：民族主义在网络舆论中的表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理性、意志、情欲，并认为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应服从于理性。意志是距离理性最近的非理性因素，具有自觉性、稳定性等特征，但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靠逻辑推理，所以还是属于非理性因素。
意志在网络舆论中发挥作用的最好例子是网络民族主义。确切来讲，这里的意志是一种集体意志。网络民族主义，是指一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播；进而，在一定条件下，由此形成的网络舆论会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16]网络民族主义为很多网络行为提供了舆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说，网络民族主义背后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意愿，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公众”与“意见”联系起来使用，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性事物或公共事物方面的意见，即舆论。同时，他把舆论分为“众意”与“公意”两种表现形式。众意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个人意见的总和；公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永远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17]网络民族主义体现了众意与公意的统一。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爱国主义者都会以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的信仰和意志在网络中表达和行动。
具体来讲，这些拥有强烈爱国意志的人，在网络中大多转发和评论军事、历史、领土纠纷、外交关系、时事新闻等议题，他们较为信任政府、对体制持积极态度。[18]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发展历史、中外关系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等不无关系，这种强烈集体意志在网络中通过各种形式呈现，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甚至直接推动现实行动。特别是在针对别国活动时，网民往往会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宣扬民族主义言论、塑造民族主义思潮甚至发起民族主义行动，以维护我国利益。例如，有研究者对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进行考察发现，网络民族主义通过网络民意支持以增加回旋余地、网络舆论使外国感到压力并调整对策等层面，从而促进外交事业发展。[19]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质和爱国主义因素，网络民族主义中或多或少会有放大情绪、鼓励极端网络暴力等非理性特征的存在。如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由于不满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和西方相关报道，网民发动抵制家乐福活动，甚至抵制其他外国品牌。(https://www.daowen.com)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网络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体情绪、社会情感、集体意志，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分别通过感染启动、社会结构、民族主义机制形成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三个方面是相互交融的，并不是独立的，在某些舆论事件中，可能某个方面占主导，发挥主要作用，但并不排除其他两个方面的影响。
当然，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分析，旨在从本体论的非理性（即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出发，分析哪些非理性因素在网络舆论中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一定会导致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现象，也不意味着非理性现象一定是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也可能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网络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与非理性现象并不存在对等关系。
[1] 姚军毅.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讨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2] 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26.
[3] 张浩.论情绪和情感及其在认识中的功能——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6(6).
[4] 张浩.论情绪和情感及其在认识中的功能——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6(6).
[5] 陈克祥,向科元.遏制“网络情绪型舆论”负面影响[N/OL].光明日报，2005-04-19[2016-8-20]. http://www.gmw.cn/01gmrb/2005-04/19/content_218097.htm.
[6] STIEGLITZ S, LINH D X. Emotions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social media-sentiment of microblog and shar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 29(4).
[7] 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会情绪表达的实证分析[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8]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5.
[9] 唐超.网络情绪演进的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12(10).
[10] 郑希付.不同情绪模式图片的和词语刺激启动的时间效应[J].心理学报,2004(5).
[11] 李欣人.西方舆论观演化的现代性理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2] 张浩.论情绪和情感及其在认识中的功能——主体认识结构中的非理性要素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6(6).
[13] 洪杰文,朱若谷. 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4).
[14] 杨国斌.连线力[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5] 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J].新闻与写作,2014(7).
[16] 赵瑞琦.网络爱国主义：源流、利弊与策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17]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3
[18] 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J].社会,2015(5).
[19] 赵瑞琦,杨子洁.网络舆论与中国外交的互动——基于东亚网络民族主义案例的考察[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