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传播学对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讯息角度分析作为信息流的舆论的存在状态，也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舆论进行研究。李普曼对于理性舆论形成的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发现和分析，始终未脱离他对人性以及人类心理特质的深刻洞见。[1]这也为我们从意识状态的非理性因素角度分析网络舆论中的非理性提供了支撑。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舆论是舆论研究的固有传统。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理性与非理性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2]不管网络舆论中的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都有分析的必要性。这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网络舆论的认识、对社会态势的把握。
关于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研究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网络舆论的理性/非理性与舆论的理性/非理性并非同一层次的问题。总体上看，国内关于舆论与理性/非理性的研究大多关注网络空间，当然我们无法排除网络空间本身对舆论理性/非理性的影响。但同时，舆论本身应该与理性有着无法剥离的关系，舆论的形成和舆论表达都是产生于个人的，都会有思维意识活动，即个人在舆论过程中是否有逻辑推理、独立思考等。其实，西方经典的舆论研究，大多是围绕舆论与理性展开的，包括政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如柏拉图、洛克、卢梭等，都是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探讨舆论的问题。虽然，其本质在于探讨国家、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都特别强调民意形成中的“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舆论与理性/非理性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层次，与网络舆论的理性/非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区别。
第二，网络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更应该注重微观意义上的舆论。目前国内对于网络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研究侧重于对非理性现象的分析。严格来讲，对于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仍然探讨的是宏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虽然学界对于舆论的界定不一，但基本形成的共识是：舆论是一种意见，是以多数人观点为基础的集体意见（多数实际所强调的，不只是多数意见的权威性，而是舆论的意见整合作用）。[3]陈力丹在《舆论学》里谈到“舆论的数量”问题，即关于特定事物的某一意见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这一范围内的舆论，因为这种意见开始影响整体。[4]陈力丹也认为，随着网络的发展，共同意见形成确实存在困难，这一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所以也只是在宏观层面使用“网络舆论”的概念，具体问题上一般只使用“网上意见”的概念，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们谈到的意见已经转变为舆论。[5]而目前国内较多关于网络舆论非理性的研究，大多也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非理性。
未来网络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研究，可以对微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进行分析。微观意义上的网络舆论，侧重于认为舆论是作为过程的舆论。周葆华认为，舆论概念基本内涵强调公众针对争议性议题的公共讨论过程，以及基于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信息环境的意见表达。[6]基于此，相关研究更应该分析网络舆论的理性问题，更侧重于内容理性，即讨论过程中个人是否运用自我智慧、逻辑推理、独立思考等进而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可以称为公众舆论能力。当下公众表达渠道更为通畅，硬件方面的表达障碍逐渐变小，而软件方面的表达障碍逐渐凸显，这也对公众的舆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同时也回应了以上提出的两个问题，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要关注微观意义上的舆论；更要关注网络平台对于舆论理性/非理性的影响。整体来看，对于网络舆论非理性因素的分析，可以通过这些非理性感知其背后蕴藏的个人情绪、社会情感、集体意志，从而对其进行把握，即从阻碍理性网络舆论形成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网络舆论理性要素的分析，要关注个人理性、内容理性，核心是关注整个舆论形成过程中公众参与讨论是否是理性讨论过程，即从公众舆论能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
【延伸阅读1】刘海龙：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7]
一
对于以“90后”为主体的网络民族主义者来说，网络技术与民族主义这两件过去不相关的事物在个人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合二为一。这改变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将这种新型的网络民族主义命名为“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简单而言，就是“像爱护爱豆（idol）一样爱国”。与之前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这些以“小粉红”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者将追星的方式平移到了国家那里。他们认为自己拥有国家，他们投入情感，自认为有责任让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成为最优秀的那个，在国家遭受不公正对待时，会主动向竞争对手宣战。他们平视、参与而不是仰视崇拜，将国家个人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与他们对偶像的心理完全相同，他们将国家建构为自己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一个“过渡客体”，实现与外部的交流和自己身份的建构。“在‘民族主义小粉红’眼里，国家只不过是另一个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爱国，也许就是诸多爱豆的偶像之中，更为大义凛然的那一个。而国家，则必须像一个伟大的偶像一样，和同样强大的对方偶像对垒，敌人越强，对垒越激烈，越证明自己选择偶像的正确。”[8]
二
首先对于粉丝民族主义的主体不宜做“脑残”“愤青”“被洗脑”等简单判断，必须将其行为意义放到社会语境与脉络中加以理解。青年的特征是反抗，但是当反抗本身成为主流时，服从反而变成反抗。[9]爱国是一种主流价值观，但是当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占据上风，解构了官方宣传中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当自由主义、个体主义超越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时，朴素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却具有了反叛性。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这种为了获得独立身份的青年亚文化，反而表现为服膺国家权威。
正因为如此，爱国或许并不一定是小粉红们真正的目标，获得承认也许才是这些行为的深层指向。诚如杨国斌所指出的那样，“帝吧出征”与其说是跨文化的出征，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表演。[10]就像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家形象广告一样，这种跨文化传播的真正观众是参与者自己。他们在这场狂欢仪式加表达游戏中，通过独特的表达，成功地创造了自我身份，建立起了匿名的爱国青年共同体的想象。正如追星一样，重要的不是偶像本人，而是通过这个过渡地带的幻像（illusion），完成自我的探索与试验，实现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对接。[11]
粉丝民族主义的主体平均年龄不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缺乏理性或缺乏思考。相反，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低，视野也不狭隘，对于政治、商业消费文化和男性霸权本身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有一些就是在海外的留学生（“时差党”）。周永明曾经基于对铁血军事论坛的军迷分析，提出了“知情的民族主义”（informed nationalism）的概念。[12]在小粉红群体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他们有较高的媒介素养，知道如何制造热点，同时对“帝吧出征”的传播效果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热情参与，但并不认为“出征”本身真能够对现实有什么改变，甚至对他们自己声称的宣传、教育作用也不乐观。[13]一位人类学学者曾经在帝吧出征后，将帝吧对女性粉丝群体使用父权式的表达方式（如将“祖国”称为“父亲”，“‘台独’分子”称为“儿子”）表示了遗憾，但是很快一位晋江文学论坛（“小粉红”概念的诞生地）的网民纠正了她的说法，认为她们不是屈从父权，只不过是通过调侃来瓦解父权，其目的是自我增权（empowerment）。[14]尽管这一解释是否合理还有待讨论，但至少说明“小粉红”们在权力问题上是十分清楚的。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是全球消费文化的影响。前面的分析中曾提到，远离政治的商业粉丝文化、跨国网络游戏，乃至于个人商品消费的体验不仅没有弱化国界，反而会唤起参与者的民族意识。尽管消费者对于明星背后的资本操控、媒体的商业运作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不能忽略的是这种感性的民族主义体验可能会把严肃政治的规则与消费逻辑混为一谈。
最后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该如何评价粉丝民族主义？2016年“帝吧出征”之后，这一违反国家网络管制的自发运动给官方评价出了一个难题，不过官方媒体的反应以正面肯定为主，回避了这场“出征”违规的一面，低调地对这场运动中青少年的爱国热情给予了肯定。民间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则出现分化，折射出中国当前政治意识形态碎片化的现状。这里并不打算做一个是非判断，而是试图突破简单的思维方式，希望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展开这个问题被忽略的复杂层面。
2016年12月24日，网络上播出了一段龙应台10月7日在香港大学所做的《一首歌，一个时代》的讲座视频。演讲互动中当龙应台问起对观众影响最大的一首歌时，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回答是《我的祖国》。龙应台邀请周伟立教授演唱时，全场观众由弱变强合唱起了全曲。在香港与大陆的文化与政治冲突的背景下，这段视频挑战了很多“常识”，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未必只是国家政治范畴，它也可能是个体的或群体的日常记忆。这首曲调抒情优美、歌词充满山水意境的仿民歌通篇几乎没有提到国家与政治，但是放在《上甘岭》所表现的艰苦坑道战语境中，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即使是抽离这个语境，“大河”与如画的风景本身也隐喻国家与主权。正因为文化产品与政治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它才具有了从政治一直延伸到个体记忆的多义性。因此简单地用一个逻辑来解读它，必然是偏颇的。
粉丝民族主义也具有相似的特征。当国家作为一个主观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过渡客体”出现时，它就和明星一样，具有了多义性与临时性。它可以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行动、盲目的政治征伐，也可以是一场传播游戏和粉丝行动。网络民族主义者不仅是民族意义的消费者，而且积极参与对民族主义的再生产。他们不再只接受精英对民族的阐释，而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多元的民族意义建构。这使他们摆脱了官方意义的束缚，建构与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放、强大、独立、和平、宽容等），并将对自我的期待投射于其上。虽然这种建构有幻觉（illusion）的一面，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关于民族的话语中蕴含的积极因素，给重构现实中国及中国形象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当然，前提是这种再诠释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对其他身份的补充而不是压制。
粉丝总会长大，终有一天会把人生的中心从充满幻觉的“过渡客体”转向现实世界。所以与其对不稳定的当下做出简单判断，不如去探讨粉丝民族主义将来会给粉丝们留下什么记忆，以及如何将这样一种记忆转化为更积极的面对现实的态度。
【延伸阅读2】郭小安：后真相与公共舆论中的情绪表达[15]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舆论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情绪化特征，公众的表达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怨怼情绪，尤其在涉及敏感身份如官员、富人、警察、明星等时更是如此。这种表达可以被形象地概括为“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16]。有学者由此提出了 “情感抗争”和“社会泄愤”的解释框架，指出情感是事件发生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愤怒、同情和戏谑成为公众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17]。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当前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影响到社会成员对社会安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感受，也成为他们采取社会行动的依据[18]。201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借助心情搜索软件，提取了20万个新浪用户的7 000万条微博数据，利用信息转发关系，计算结果发现中国社交媒体中愤怒和高兴的相关性显著地高于低落和厌恶，其中愤怒的相关性最高，传播力最强[19]。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表达现象比较明显，某种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社会秩序。但是，公众情绪并不能仅仅纳入“非理性”范畴，而是要思考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公众情绪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而是社会结构性产物。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但也面临利益分化、贫富悬殊、思想多元等诸多挑战，这都导致负面情绪和刻板意见的产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特定地域甚至跨区域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20]。在这种情形下，当公民加入群体抗争时，他们的行动可以被视为受到了道德的感召，不行动则意味着道德冷漠甚至道德沦丧。情感动员常用的手段为：戏谑反讽、借势造势、谣言中伤、人肉搜索、舆论审判、线下支援、道德捆绑等。如果引导得当，公众情绪将得以有效平缓，事件逐渐平息；措施不当，则将引发次生舆情，导致事态升级，甚至出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后果。
情感能量的聚集与动员一般通过以下三种叙事方式来实现：仇恨叙事、悲情叙事与恶搞叙事。如果当事人的身份涉及强—弱对立（如官与民、警与匪、富与穷、明星与平民、城管与小贩等）时，容易引发仇恨叙事，公众会将刻板意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并对各类信息采用同化、省略与突出等策略，丑化施害方或者美化受害者，以达到加深对施害方仇恨的目的[21]。如在夏俊峰案中，某媒体在《夏俊峰执行死刑纪实：一个女人的9小时35分》中，自称使用了“非新闻体”的情感叙事方式进行纪实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被大量转发，此文以儿媳、婆婆、儿子的口吻描述这个家庭将要失去父亲的悲惨现状。
“儿媳跪求最高院，无人应答。中国传统女性凡遇困难，只好求佛。婆婆点香磕头求佛。两个女人，一个在屋里，一个屋外，哭……”“他（夏俊峰儿子）现在一定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已轻易可以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22]
悲情总是与愤怒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仇恨叙事旨在唤醒大众的公正之心，悲情叙事则在尝试激活大众的怜悯之心，它往往借助老人、父母、妇女、儿童作为弱者的符号，渲染或夸大弱者或受害者的凄苦，并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引发公众的关注与同情，公众借助“同情”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获得与国家“协商”的权力[23]。如在“京温跳”事件中，有关死者的生平和家庭状况引发网络围观，如死者家境贫困，父亲重病；袁某极有孝心，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中母亲听到噩耗已经晕倒住院”。在魏则西事件中，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了一篇文章《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迅速获得了“10万＋”的浏览量，并在微信朋友圈引起刷屏，文章结尾的写法极具情绪感染力：“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期待有报应，我希望涉事的所有人，包括医疗监管官员、百度的人、医院的人、康新的人、柯莱达的人、夜里能听到魏则西和其他受害者的哭声。”[24]在江歌遇害案中，江歌母亲在微博中多次使用悲情基调来进行情感动员。“江歌遇害至今285天，我没有吃过一口可口的饭菜，看着江歌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饭菜，我都无法下咽，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睁眼闭眼我看到的就是陈世峰在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地刺杀我的江歌，我却没有办法替她挡一刀。我付出毕生心血精心培养的优秀孩子，被陈世峰残杀在最美好的年华。”[25]
恶搞叙事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进行。戏谑化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创作段子，它通过对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形成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针砭时弊，由此被称为“带刺的玫瑰”；第二，改编诗词，通过编撰或修改诗词对某人某事进行嘲讽，并借助刷屏或比赛的方式来加大传播力度，如“我爸是李刚”事件中出现了60多万诗词造句，出现了“泰戈尔”版、普希金版、李白版、特仑苏版、杜甫版、陈楚生版等多个版本；第三，改编歌曲，如将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产生新的意义；第四，改编视频，进行二次配音和创作，如网友对《武林外传》《甄嬛传》《武状元苏乞儿》等具高流传度的影视剧进行改编，表达对于2018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上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抗议；第五，人体艺术或行为艺术，如以阿凡达面具抗议野蛮拆迁、策划“孤独沙发”行为艺术、呼吁“‘8·16’不加班”等；第六，创造网络流行语，如“打酱油”“做俯卧撑”“喝开水”“欺实马”等；第七，制造表情包，如“帝吧出征”中的表情包刷屏现象；“白眼女记者”表情包等。在某种意义上，戏谑是一种隐性的怨恨悄感表达方式，但是，它又不是毫无节制的狂欢与释放，而是回应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26]，是民众“隐性”的抗争策略。
可见，中国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化虽然具有“后真相”的某些表征，但与西方国家的逻辑有所不同。由于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渠道还不够畅通，部分公众在无法获取真相的前提下，转而使用情感化叙事手段来进行造势动员，产生“舆论倒逼”效应，此时，公众的关注焦点不在于事件的真假，而在于身份的归属和道德对错，情感成为一种道德能力和社会资源，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冲突，又是特定政治机会结构权衡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然，本文揭示情感表达背后蕴含的“理性因素”，并非想为“情绪”正名，而是希望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究社会情绪产生的复杂诱因，揭示其隐藏之功能，这样才能深入理解公共舆论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避免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才能找到情绪疏导的正确方向。正如林郁沁（Eugenia Lean）所言：“我们需要质疑以往研究中把理性交往行为视为发展中具批判作用的现代公众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做法，也反对当前大多文学作品和理论中把情感和理智、理智和道德进行二元划分的做法，即便在高度商业化传媒和高涨的大众情绪中是否也包含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的理性交往元素？媒体的炒作如何推动公众对正义内涵的探讨、对公众人物丑行的谴责以及对现代社会及其公民的正当道德行为的厘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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