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段时间重大舆情的风险点研判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大舆情风险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1.“塔西佗”陷阱的长期存在，对政府公信力和舆论引导力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政府在重大舆情应对中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尚未从根本上被解决。在一些事件的舆情处置过程中，不同地方、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出现“双重标准”“地方规矩”，由此透支社会公信力；又如，近年来社交媒体出现各种新闻反转的闹剧，谣言四起、真相缺席，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相关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心理。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针对正面议题的宣传引导往往因过于正面而存在说服力不够、可信度欠缺的问题，而在应对负面议题时又习惯性采取信息控制手段，导致舆论场中本应存在的公平、理性、开放探讨缺乏足够的条件保障。因而，涉及政府公信力的议题，特别是官员腐败、权力滥用等方面的事件仍是舆情高发的敏感区。
2.重大突发事件因处置不当、公开不力，易引发舆情扩散的“蝴蝶效应”
一些地方性的突发事件因处置不当，小道消息泛滥，谣言盖过真相，小事件演变成大问题，事件本身从社会管理问题质变为地方政府执政水平问题，产生影响范围扩大、舆情烈度升级的“蝴蝶效应”。如四川泸州中学生坠亡事件、云南丽江旅游宰客伤客事件、湖南宁乡垃圾焚烧项目等，地方政府在舆情应对过程中处置不当，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导致负面社会影响，有损政府形象。可见，基层政府部门在舆情的研判、统筹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参差不齐，也存在引发次生舆情的风险。
3.社会议题的泛政治化解读，容易催生网络舆情乃至意识领域的风险
各类社会议题发酵和形成舆情的过程中，泛政治化解读和针对体制的批判倾向依然存在。一些本来属于民生与公共管理领域的议题，在舆论发酵过程中泛政治化，进而转向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如借教育、医疗、环境、人口政策等话题，抨击改革“资本化”“精英化”“权贵化”[1]，否定以往政策，甚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质疑党的领导。
以娱乐化、戏谑、反讽等方式进行的网络表达和话语抗争，将伴随亚文化现象不时发生，存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因此，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要避免网民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和批判。
4.主流媒体影响力整体下降，针对重大舆情进行引导的有效载体和话语能力不足
除了少数中央媒体外，大部分地方传统媒体面临广告下滑、阅读量流失、传播渠道边缘化的困境和挑战，宣传话语体系相对陈旧，媒体产品的形态创新思维滞后，由此，对地方舆情特别是突发性事件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力下降，难以充分满足当下舆论工作的需要。尤其是针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往往需要专业的分析、理性的阐释和充分的对话，单纯沿袭过去正面宣传报道的手法和方式，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5.网络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碎片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难度加大
当前，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进一步分化，网络舆论呈现出分层特征，各种职业群体如警察、医生、媒体人、律师、干部、学者、公益人士等经常“抱团”，诉求各自利益。这使得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其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声音，以主流意识形态统合舆论的难度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台跨境政治风险的外部渗透和意识形态倒灌风险依旧存在，比如2014年发生的台湾学生攻击“立法会”、香港学生“占领中环”等事件。因“港独”议题、“台湾民主”等议题引发的内地青年网民与港澳台青年网民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伴随的跨境“帝吧出征”等网络集体行动，既容易进一步加剧网络意识形态的分化，也容易带来外部意识形态的倒灌。
6.公检法司违规违纪、网络金融安全等领域，是重大突发舆情的高风险区
近年来，长期存在的劳资纠纷、征地拆迁与群体维权等矛盾焦点引发的热点舆情呈现回落态势，比如2012年的多地非法集资、2016年的A股熔断机制实施后暂停等。而涉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的腐败、违规执法等事件容易形成舆情引爆点，因为这类事件关乎生命财产安全与尊严，触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同时，由于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在去产能行业的人员安置、人民币贬值与普通公众的财富安全感等方面出现新的挑战，[2]可能引发群体利益受损或社会动荡，在非法集资、网络金融、网络信贷等相关议题引发的舆情，均有上升趋势，这方面的舆情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
[1] 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3.
[2] 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