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防范及化解重大舆情风险能力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舆情风险点，针对如何防范和化解重大舆情风险，我们尝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完善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分级、应对和新闻发布制度
目前，以伤亡人数判定重大突发事件舆情级别的标准不完全适应网络舆情发展特征，因此，建议要根据事件性质、涉及部门、影响范围等指标设置舆情反应等级标准，以便有针对性、快速高效地进行舆情处置。同时，重大舆情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需要更加严格遵循“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特别要强调新闻发布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涉事政府部门，而非宣传管理部门。[1]此外，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还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强化新闻发布的协同机制，形成一致意见，向社会权威发声。
2.强化和提升各级领导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舆情风险意识”
互联网上舆论事件此消彼长，很多话题不断循环往复，有些话题尽管看起来不算特别敏感，但一旦被政治化解读和无限放大，其意识形态风险性仍然很大，不能小觑。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针对不同类型话题的舆情演化规律进行深度、持续研究，对舆论场上的话题和事件进行必要的舆情风险评估，对那些“易燃易爆”的话题设置风险类型排行，逐步建立重大事件的舆情案例库和事件库，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3.进一步做好重大舆情事件背后的社会心态解读和研判
网络社会心态既是整体社会心态的构成和表征，也是某种特定社会心态的放大和反应。我们应透过网络热点事件，从长远、深层次的角度观察并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据《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7）》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安全感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中上阶层的安全感、国家认同最高，自认为下层的各项指标均最低。[2]其中，公众对“安全感”排序从高到低分别是：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劳动安全、医疗安全、交通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同时，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的深度焦虑，在线上和线下空间中都同等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财产安全、人身安全的焦虑情绪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更加集中甚至会被过度渲染。[3]因此，相关议题的重大舆情应对既需要把握好新闻发布、舆论引导的分寸感，更要立足长期的社会心态调适、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4.重视中层网民诉求，发挥其融通上层和下层群体社会心态的主体作用
中层网民是中国最稳定的凝聚社会共识的主力结构，正在成为今天网民结构中的主流阶层。2016年以“人大硕士雷洋案”为代表，一线城市居民和中等收入阶层在一些突发事件和股市、住房、教育、个税等热点问题上表现出焦虑不安情绪，对于社会走向产生观望心态。[4]所以，国家要真正培育积极的网络社会心态，应更加重现中层群体对法治、财产安全、言论自由等问题的合理诉求，让中层网民成为连接上层和下层、连接网上和网下、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理性积极的网络心态的主力军。主流媒体要牢牢抓住中层群体的议题关注兴趣，通过理性、专业的报道来强化这个群体对社会的正确认知和平和心态。[5]
5.警惕和防止正面宣传庸俗化与“高级黑”制造的负面舆情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一些流于形式主义的宣传，如江西“新婚之夜抄党章”、沈阳街头设置“跟党说心里话”留声亭，极易被部分网民拿来进行反讽、嘲笑，形成“高级黑”效应，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现象提醒宣传管理者和新闻工作者，要注意把握正面宣传与社会情绪释放之间的平衡，避免政治宣传庸俗化，防止过分的正面宣传或“高级黑”效应对舆论引导带来不利影响。
6.防谣辟谣仍是网络舆情应对中的重要工作和严峻挑战
《科学》杂志最新研究成果说明，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深度和广度都远超过真实的新闻，其中时政类谣言更是最容易传播的谣言类型。[6]而网络谣言的主要滋生地和传播平台是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交媒体平台，为此，应在社会舆情应对中将信息权威发布和辟谣放到重要位置。近年来舆情传播规律显示，谣言主要高发于人身健康与财产安全、信息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疫情、生态环保、政策走向等涉及公众切身安全领域。[7]其背后是新媒体把关和平台监管责任缺失，而依法治网又将真正步入推进发展的“快车道”。因而，第一时间发布权威真实信息，搭建辟谣平台、实施专业科普、及时辟谣与公开监控视频，成为应对谣言最常用的方式方法。[8]
7.发挥“意见领袖”和自媒体联盟舆论引导的协同效应
针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常见突发的重大舆情事件，有关部门可牵头培育不同领域和行业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形成“联盟化”运作机制，有效团结各类型、各区域的自媒体集体发声、相互呼应，更好地发挥正面舆论引导的协同效应。比如，国家卫计委成立的医疗自媒体联盟，规模达到数千家，包括各地医院、医生和医疗行业的大V，通过微信群讨论、联盟“军规”和专题论坛等形式，面向突发事件发挥舆论引导的正面作用。
8.积极运用网络传播大数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意识形态风险评估体系
借助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技术手段，综合运用网络数据，对引发热点舆情的地区、人群分布等特征进行动态跟踪，对不同网络社群关系和互动机制进行观察，分析不同网络社群的互动和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大数据挖掘与仿真模拟技术的网络舆情风险与社会心态监测系统，从而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和预警。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已形成了一定的基础数据库和研究成果，可委托相关高校牵头，联合全国各地的数据、人力和学术资源，建立“重大突发事件意识形态工作学术联盟”。
【延伸阅读】李彪：当前中国社会舆情的新特点与新变化[9](https://www.daowen.com)
纵观近年来的综合演变过程，中国社会舆情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新特点和新变化。
1.舆论生成模式：爆米花模式成为主流爆发形式
舆论的生成模式主要分为五种：爆米花模式、风吹浪起模式、飘雪模式、瀑布模式和沉默的螺旋模式。[10]随着自媒体的“遍地开花”，信息传播呈现出秒传播的趋势，舆情生成也不再是由多级主体参与的缓慢形成过程，爆米花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全天24小时来看，22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集中刷屏阶段。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报告》[11]，社会舆情事件的集中爆发阶段在晚间的21—23时，社会热点事件传播的活跃度几乎是白天的一倍，尤其是晚间22时睡前阶段，是网民全天打字最活跃的时刻。这是人们一天紧张工作后相对清闲的时间，是自媒体账号信息生产最为频繁的时间，也是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发酵和传播最重要的时间。图11-1是雷洋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微博上相关雷洋事件的话题讨论帖子的24小时分布图，可以看出，该事件集中爆发点为22—23时，即睡前两个小时，这是UGC信息生产最高峰的时段，也是舆情事件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近年来自媒体账号强势崛起之后社会舆情的爆发点变化的重要特征，相较于以往19—20时的舆情爆发阶段具有了显著后移的变化，这是自媒体时代社会舆情时间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
图11-1 雷洋事件的话题讨论帖子的24小时分布图
2.舆情生态：更加复杂多变，不同意见竞争更加激烈
新媒体平台不再仅仅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和客户端）”，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知乎、网络电台、AB站弹幕、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笔记类分享应用（如印象笔记等）等已然兴起，并且在公共事务中开始起着重要的源头作用。如雷洋事件最早就是出现在知乎社区，进而传播到人大校友微信朋友圈引爆整个社会话语舆论场的，这种“新技术平台报料—微信刷屏—微博跟进—传统媒体报道—新闻门户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接力传播模式已成为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主要模式：以知乎为代表的新型技术平台作为信息源头；微信则是自媒体人观点齐发的话题酝酿和讨论的地方；微博则扮演信息二传手，最终形成社会话题的“平台联动”和“情绪共鸣”；传统媒体则将事件进行“仪式化”报道……这使得网络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多变，并且这些新技术平台是目前公开舆情监测所兼顾不到的，传统的舆情监测与预警往往很难抓取到新技术平台的封闭数据，造成危机舆情只能被动应对。
3.关注领域：公私领域界限越来越模糊
私人领域叠加在公共领域之上，公共领域愈来愈呈现出私人属性。网络围观是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后经常采用的行为模式，网络流行语“地命海心”就是形容中国网民更多的心思用在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中。但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民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总体关注度在下降，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社会情绪的表达也从公共事件拓展到伦理、社会信任、社会审美等领域，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购物、娱乐等以往事关私人的事情越来被放在公共话语场讨论。如王宝强事件中，大家在关注娱乐事件本身的同时，也有上升到爱情、阶层、家庭伦理等角度的讨论。在讨论中并非简单地以事实说话，情感表达与宣泄在公共传播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私人属性。
近年来私人领域与主观世界的表达越来越多，公共领域与私人事务之间的界限越来模糊，这使得公共舆论表达并非理性，很多会呈现出社群之间的价值预设与刻板印象。因此，这很容易造成以下两个现象：一是在很多公共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和家属并不在第一线，往往是以年轻人为主的中产阶层结成表达行动共同体。现代化社会不仅仅需要物质世界的丰富，更需要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伦理等领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二是翻转舆情层出不穷，无论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中的农村与城市人，还是安徽“肾离奇失踪”事件中的患者与医生，都凸显了社群之间的价值预设和群体刻板认知。
4.网络社群：“抱团”极化趋势加剧
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新技术平台的不断细分化，使得基于社交媒体与人际关系形成的社会话语舆论场中，各社群对社会公共议题的探讨有“抱团”趋势，观点以“赞同性反馈”为主，容易造成观点极化。某些观点固化形成社会群内普遍共识时，易形成“社会认同”效应，难以被打破，加上线上线下的互动、共振和极化，极易从线上衍生到线下，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很容易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如在雷洋事件中，以校友群体为代表的中产群体共同发布联合声明，甚至为雷洋事件提出司法路线图；在连云港核废料处理事件中，虚拟社群通过微信群、QQ群等形成“弱势群体心理”共识，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真实社会的行动者。未来这种基于血缘、业缘和趣缘等而结成的熟人网络、陌生人网络会进一步加大“抱团取暖”的社群极化现象，当线上社群感觉自己群体、阶层的利益受损时，它会下意识地产生应激反应，演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和参与者。因此，未来要充分实现官民对话，重大公共决策需要民众的真正参与和体验，进而实现整个社会范围内“价值共创”的可能性[12]，因为无论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都需要“程序合法性”。
5.社会关系：“社群的茧房化”效应凸显
“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甚至也有“00后”的加入，虚拟社会空间已经被割裂成了“世代”人的代名词，成为“小众”的 势力范围。还有的以血缘、地缘、学缘、业缘与趣缘等形成的网络社群，个人在群际之间、代际之间以自己和社群为中心划圆，相互戒备甚至有时相互敌视，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社会族群。这些断裂的社会族群之间是“不通约”的，“你唱你的，我说我的”，彼此没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不是互相倾诉和对话，而是戴着面具隔空喊话、互相质疑、互相辱骂乃至相互怨恨，进一步增加了社群的刻板印象和众声喧哗，各种“键盘侠”“地域炮”“爱国贼”横行，虚拟社会关系出现了进一步紧张化的趋势。
6.参与主体：资本力量介入，网络“民粹化”表达加重
网络“大V”退场、资本力量直接介入社会舆论表达场使得社会舆论表达更加“民粹化”。近年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资本的身影，无论是网络约车政策出台时滴滴打车等网络平台在背后“煽风点火”，还是在雾霾事件中个别资本力量介入炒作。这与西方社会中资本力量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西方资本力量通过在公共话语表达领域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隐匿在背后，而中国的资本力量则直接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为本来已经波谲云诡的舆论生态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7.社会情绪：中产阶层“弱势认同心理”蔓延
互联网的标签化表达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到更广群体，社会中产群体的焦虑感、不安全感集中释放。如家事件中的“旁观人群冷漠”“警方不作为”“单身女性”等标签、广东“杀医”案的“陈主任”“患者家属”、魏则西事件中的“电子科大高才生”“无限前途”、雷洋事件中的“人大硕士”“环境专家”“中产阶级”“初为人父”等都被过度“标签化”和“归类化”，成为网络舆论中的“兴奋点”，瞬间引发群体刻板印象，使得“弱势认同心理”蔓延，刺激网络热度。“弱势认同心理”使得以往被认为社会中产阶层的人群容易产生“推己及人”的同理心，身份代入感强，很容易形成群体内部的“受害者心理”。这已经引发了中产群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恰好这部分群体是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主力，拥有舆论话语表达的主导权，如雷洋事件中78级、88级与92级校友等。
[1] 张志安,周嘉琳.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新闻发布的制约因素及其保障机制[J].新闻与写作,2017(1).
[2] 王俊秀.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6.
[3] 张志安.大数据中的网民心态与媒体舆论引导[J].新闻战线,2018(2).
[4] 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3..
[5] 张志安.大数据中的网民心态与媒体舆论引导[J].新闻战线,2018(2).
[6] VOSOUGHI S, ROY D, ARAL S.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 . Science, 2018(359).
[7] 刘鹏飞.从近年案例看舆情引导规律[J].新闻与写作,2017(3).
[8] 刘鹏飞.从近年案例看舆情引导规律[J].新闻与写作,2017(3).
[9] 李彪. 社会舆情生态的新特点及网络社会治理对策研究[J].新闻记者,2017（6）.
[10] 刘建明,纪忠慧,王莉丽.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64-67.
[11] 张艳玲.中国网民日均打字350亿“亲爱的”系最常用网络称谓［EB/OL］.(2016-11-19)[2017-05-27].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11/19/content_39742847.htm.
[12]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