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十二 舆论、心态与社会结构：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
张涛甫 王智丽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转型，松动了原先板结的社会结构，改写了业已形成的社会利益格局。在当今中国，利益格局变迁非常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重新组合。[2]社会结构趋于多元，致使社会张力加大，社会矛盾升级。有研究者发现，利益因素与心理因素交织，个人意识凸显与制度缺陷共存，是当前社会矛盾生成的新特点。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人们对利益的需求不断丰富和饱满，一些传统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利益被唤醒而走到了前台，利益诉求的复杂化、多元化成为一个新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尤其是行业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部分群体心理不平衡感上升；相关部门一些民生政策不完善、执行措施不到位，直接致使一部分群众利益受损，从而令其对社会发展的感知不一致。这些都极易造成一种不和谐的社会心理态势，在利益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双重交织下，减弱了群众的获得感，从而延伸到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不罢不休，制造事端，从而引发社会矛盾。[3]
加之，互联网引起的第四次传播革命，空前增加了社会治理和舆论治理的难度。这场新传播革命，本质上是传播革命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全民化。这场新传播革命具有“去中心—再中心”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指互联网技术本质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技术，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4]新传播革命通过解构国家对传播权力的垄断，使传播力量由国家转移到社会，从而削弱了国家在信息、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因而，它对国家组织和治理能力形成严重挑战。新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活性，本能地解构外来的控制力量。新媒体星罗棋布的信息节点、病毒式传播，这些都给舆论治理增添了极大的难度。互联网表现出的技术活性消除传统中介形式，催生了社会活力，颠覆了传统权力结构，改变了传统封闭、科层化的传播权力结构。互联网技术环境下的新媒体具有惊人的破茧能量，它能摆脱来自社会制度和资本的控制，打破既存的权力秩序，从而实现新媒体赋权。新媒体赋权使曾经那些远在传播权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弱者的权力”不再是无声的反抗，而是有声的抗争。在线下社会得不到的自由和权力，即会转向网络空间寻找替代性补偿。线下社会空间得不到的诉求，转身走向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可以得到声扬。[5]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治理就从原先的线下治理扩展到线上、线下的双重治理。越来越多的网上事件，给治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舆论治理业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严峻任务。
舆论是生活于一定社会结构、形成某种社会心态的民众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意见表达。具体来讲，舆论是一定社会心态的表现和反映，社会心态是其内在的因素。[6]同时，不得不承认中国目前舆论“旺盛”的形势，根本在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以，从治理的角度看，舆论治理需要由浅入深，由浮于表面的社会舆论深入社会心态，甚至寻找结构性解决路径。
[1]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原标题为《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增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理解与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5AZD026）系列成果之一。张涛甫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智丽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博士生。
[2]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刘建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新特点[N].学习时报,2016-05-19(1).
[4]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4).
[5] 张涛甫.新传播技术革命与网络空间结构再平衡[J].南京社会科学,2015(1).
[6] 王俊秀.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