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层：社会舆论
1.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博弈
在传统媒体时代，舆论被控制在体制性框架内，意见协商、构筑认同的过程主要发生在传统媒体的引导下。[1]社会上的其他声音处于压抑或者沉默状态，这些声音可能会自生自灭，形成不了大的舆论冲击。[2]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宰的舆论场域中，舆论失控造成的意外风险相对较小，引发危机的概率更小。但在新媒体语境下，舆论就溢出了体制轨道，成为不易控制的变量。新媒体在舆论活动中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往往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稳定、体制化的语境下呈现、建构舆论的，而新媒体则是在一个开放、变动、脱嵌的语境下呈现、建构舆论的，其影响变量远远多于前者，舆论表达的变数陡然增多，舆论风险自然会加剧。[3]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全年增加6，303万人，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85.8%提升至90.1%。[4]这一数据意味着，移动互联网已经渗入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获得信息和发表意见的重要平台。周瑞金将这些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新意见阶层”具有巨大的舆论能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现象，特别是针对社会不公的现象，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而影响社会。[5]新媒体具有移动性、碎片化、融合性的特点，一旦出现任何社会热点，就有海量的碎片信息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对其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解读，如人肉搜索、网民围观、集体点赞、疯狂转发等网络集体行动。相比之下，部分主流舆论引导则显得相对落后，其反应速度、信息透明度和深度无法和民间自发舆论相比。针对普通公众关切的社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被动应战，在谣言四起、实在无法压制住网络信息之后，才有选择性地公开信息；同时，回应的内容往往经过删减过滤，这非但不能博得网民的认可，反而会引发不满，使得政府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显而易见的是，在新媒体舆论场中，尽管政府仍然拥有一定的传统主导优势，但倘若政府没有及时地发布信息、回应疑问，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民的质疑、诋毁甚至谩骂。[6]在民间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博弈中，民间舆论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受互联网之助。底层社会依靠新媒体赋权，获得“无权者的权力”，拥有民间舆论的话语权。相比之下，面对民间舆论场环形包围的官方舆论场，则沦为舆论场上的孤岛。在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进行碰撞、交锋、冲突时，政府如能抓住时机、与对方充分协商，就能化冲突为合作、化对立为交融，从而建立意见统一战线、分享共同意识、构筑集体认同。
2.舆论的“流动性过剩”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通过网络重构行动中心、话语中心和舆论中心。[7]互联网为中国社会开辟了新的权力空间和表达空间。原先受制于传统权力格局和传播权力格局的社会力量和声音，纷纷逃逸到互联网空间，寻求替代性补偿。于是，互联网在中国获得了失速扩张。互联网在中国遭遇技术、市场、社会力量的三轮驱动，在网络空间内开辟疆土、野蛮生长，对中国既有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之间在跨越时空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对权力宰制中心的分化、转移、传播已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传播在一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过程中，导致权力与权利的不稳定性，这对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权力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8]
所谓舆论“流动性过剩”，是指在一定社会语境下，舆论表达过度活跃，溢出了社会正常的可承受限度，致使舆论表达过热。舆论学意义上的“流动性过剩”有风险隐患，失控时则变为舆论危机。舆论上的鸦雀无声是不正常的，但舆论的过热也是非常态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特殊的舆论生态环境。一方面，舆论表达的冲动在广度和强度上前所未有，出现了舆论表达的“井喷”现象，甚至会导致舆论表达的失控与无序。舆论是“即兴”的社会意识，流动性是其天然属性。但若舆论的流动性过于突出，致使舆论表达过热，会存在风险之忧。如果舆论的“流动性过剩”超出了特定语境可承受的限度，就可能造成舆论“决堤”“溃坝”。从时下的舆论表达态势来看，无疑存在一定程度的舆论“流动性过剩”。舆论易燃点多，且燃点极低，舆论事件易燃易爆。表现在舆论场上，舆论泡沫激增，致使舆论事件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尾随而至的另一个舆论事件赶超。舆论的“断头”和“追尾”现象严重。特别是在互联网上，眼花缭乱的舆论事件扎堆出场，一些舆论事件为了搏出位，会以夸张、戏剧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眼球。[9]由于网络舆论存在“激化”偏向，网上的舆论表达时常会偏离理性轨道，进而沦为非理性的舆论事件。
如今中国的舆论生态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表达与控制双方的冲动都很强烈，存在双重不理性，激化了表达与控制之间的矛盾。要化解双方的紧张关系，首先需要管理者从控制的冲动中冷静下来，以包容之心对待舆论，哪怕一些舆论情境与管理者的预期存在很大距离，也不能以高姿态加以遏制。高压手段即便会奏效一时，也不是治理风险的根本之策，反而可能会引发舆论的反弹。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把舆论表达者作为麻烦制造者加以防范、控制，而是将其作为合作的对象进行互动与协商。
[1] 岳璐,袁方琴.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策略初探[J].传媒评论,2015(5).
[2] 张涛甫.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5).
[3] 张涛甫.舆论“流动性过剩”的风险考量及其化解之道[J].天津社会科学,2014(1).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16-01-02）［2019-03-07］.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
[5] 周瑞金.“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J].炎黄春秋,2009(3).
[6] 岳璐,袁方琴.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策略初探[J].传媒评论,2015(5).
[7]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4).
[8] 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
[9] 张涛甫.舆论“软风险”正急剧上升[J].人民论坛,20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