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养贤，改变风化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育人才”，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大儒为目标，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乡俗”，行使一方教化中心之责。以苏州文庙为代表的地方官学的校舍构建十分讲究，都是文庙与“学宫”并立，体现学习圣贤之道的宗旨。在文庙大成殿前祭孔及举行其他推进教化的礼仪，是学校重要的集体活动。棂星门是学宫外的标志性建筑，泮池则是学宫内特有的设施，象征教化流传。学宫的主建筑为明伦堂，体现了“明人伦”的封建教育目的。科举制度盛行之后，文庙府学的教育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国家培养官员，当时的官学教育目的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清张伯行是这样阐述办学原因的：天子重道崇儒，已升朱子于十哲之列，复颁《朱子全集》于各学之中，今诸生诵习惟勤。“顾不能宣传上德于万一，不有忝斯任平？”^[21]在他看来，在地方办学宣扬圣上德化，使有志之士能议论研究正学，并且转变当地风化，是其奉命为官的本职。

余才浅德凉，忝抚兹土，大惧陨越于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负简畀之重。爰设紫阳书院，俾有志之士讲求正学。今四方向学者接踵而至，意亦转移风化之一机欤?余维所以教导诸生者，不出经义、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遗规仅存大略，其中节目不可尽考，今仅师其意而增益之，立为课程八则，具列于左，愿诸生遵守力行，潜修勿怠。^[22]

由此可见，张伯行在苏州创办紫阳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政莫急于贤才，致治必先乎教化。“大要使人明体达用，出则为乘时济世之才，处则为经明行修之士”。^[23]他希望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使人明体达用，出仕则为应时济世之才，闲居则为懂得经义、品行高尚的人。“惟欲渐摩陶淑于其中，则气质白化，德性白坚，粹然为一代名儒”，“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不佞养贤报国之志云”。^[24]最终培养的贤士，报效国家，更要坚定品德操守，影响世风。(https://www.daowen.com)

首先，苏州文庙府学和书院在招收生徒的标准上，对其德行有严格的考量。清代之书院和宋、明时的书院不同，生徒有名额与籍贯的限制，紫阳书院这样的省城府级书院人数常在数百人之谱，乾隆曾颁谕训饬直省书院师生以整饬书院，“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举荐一二，以示鼓舞”^[25]。《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九年（1744年）议复：“通行各省督抚会同学政，将现在书院生徒，细加甄别，务使肄业者，皆有学有品之人，不得莠良混杂，即令驻省道员专司稽查。”^[26]

清朝入学的生员大多分籍贯，如苏州的平江书院专课长洲、元和、吴县的童生。而苏州紫阳书院则稍异于此，江浙的生员均可入学，甚至远及山东、广东等省，所以有生员不顾路途遥远，慕名来紫阳书院投于高师门下。紫阳书院对生员的品格要求很严格。“士先识器，而后文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中选拔人才的原则。“务取志在实学，不骛声色之士，尤宜心地淳良，品行端洁”，“行诣笃实，资质敏悟，精神充足的生员”。^[27]

其次，紫阳书院注重对生员的品德修养教育，以期引领和净化当地世风。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28]可见百行德为首，有好的德行才能立功、立言。紫阳书院对生员提出“为学之要”：“为学必先立志，为学必先植品，为学宜先宗经，为学宜亲师友。”四要中第三要是谈学养的，而其余三项都是谈生员的道德修养的。张伯行一贯认为：“所谓道者，在人伦日用之间，体之以心，践之以身，蕴之以德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