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育才，育治国之士

文庙和书院的教育目的与主办者个人的政治观和人性论观密切相关。范仲淹将国家衰落的困境归咎于官吏的腐败，他疾呼：“王者得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他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官员素质，使政风和清。因此，他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治国治民之材。秉持着“国家劝学育才，必求为器用，辅我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使天下贤俊，蠢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35]的思想，范仲淹希望培养“王佐之器”“辅成王道”之人。

这一思想在苏州府学得到了印证。范仲淹延请胡瑗入苏任教，鼓励其行“安定教法”，设“分斋教学”，为国家培养了诸多“经世致用”的治国之士。朱熹曾赞：“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使各以类群居讲习。此乃四科之遗意。《学记》云：‘教人不尽其材。’如安定之教，可谓尽其才者也。”^[36](https://www.daowen.com)

在紫阳书院阶段，张伯行发现“今之学者时艺之外，茫然无知，侥幸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钱谷水利民生日用之务，可修可举者，毫无定见”，^[37]故鼓励学生对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为政育民的基本能力要有所了解和掌握，希望学子在未第之前能“留心世务，淹贯博通，务在有俾实用，可以坐言起行，则今日草茅所论，定即异日之嘉谟硕划也”。^[38]可见，张伯行也认为实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以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新学阶段，王懋祖更是倡导培养能勇于担起社会责任、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的学生。苏州中学培养的学子中，如陆润庠，他在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的环境下坚持实业救国，创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和楷模。^[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