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举入仕

唐宋以来，官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趋势结合起来。学校育人的最终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以走上仕途。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封建官学逐渐成了科举的附庸，到了晚清，官学则完全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官学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科举考什么，学校学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也就怎样考。官学教育完全以科举为依托。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即“储才以应科目”。清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强调育才的重要性，但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他们更重科举，科举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顺治十年（1653年）上谕中说:“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30]肯定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应举入仕。晚清，这种状况愈益突出，致使“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31]，科举成为士子的进身之阶，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因此，“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32]。显然，清朝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致使教育的重心不在学校而在科举，学校只为科举做准备，自然不能得到正常发展。^[33]正如有的论者所云“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日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34](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