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经新义》和程朱学说
苏州府学开办之初，受胡瑗“明体达用”思想的影响，强调研读经文、身体力行，抵制词赋等唯文辞绮丽之为务、内容空乏贫瘠的训练追求。[53]故府学以经义和时务为教学内容。经义主要指《六经》，时务主要指治民、武学、水利、算历等学科。不仅如此，府学的教学内容还受贡举内容的影响，主要开设进士、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科目，以文、策、帖经、墨义为教学内容。兹列表如下：
宋初 苏州府学教学内容表
（表格来源：杨镜如《苏州府学志（上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继范仲淹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兴“王安石变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教育方面，他提出，一在太学实行“三舍制”；二在科举上取消明经诸科，只留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废诗赋不用，只考经义；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经新义》，要求全国读书求官的学子服习，各级地方学校采用。《三经新义》是宋熙宁八年（1075年）颁行的学校教材，分别为《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和《周礼新义》。《三经新义》以王安石的思想为基准，包含着变法思想的内容，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开宋代义理之学，成为一代“新学”。同时，这种在训释经义中阐明义理、反对章句传注的新学，对理学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时，《三经新义》颁行后，太学和各州县学都以此为主要教材，科举考试即以此为应试之标准。为顺应这一改革，苏州府学只设进士一科，不授词赋，并大力推行以《三经新义》为内容的教育。苏州州学当时有一生员姓余名仔，字良弼，因学习《三经新义》颇有成绩，在三舍取士中被取为上舍。[54]
自熙宁始，国家政局不断改变，对学校的管束也变得越来越松，有令不行，学官不教，师生关系更是趋于畸形。[55]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批判说：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竞辅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56]
在苏州府学，由于进士分场考试的要求不同，教学内容也随之改变。熙宁年间，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主要内容，《语》《孟》次之；元祐年间，去掉对《书》《易》和《礼记》的教学，增加《礼》和《左氏春秋》，并更加强调对《语》《孟》的学习，且将赋和律诗加入学习内容中；绍兴年间，以熙宁年间的教学内容为模板，恢复当时的教学内容；建炎年间，更为强调对诗赋的学习。兹列表如下：(https://www.daowen.com)
熙年、元佑、绍兴、建炎年间科考场次与内容
续表
（表格来源：杨镜如《苏州府学志（上册）》，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南宋时期，程朱学说替代王安石的“新学”，成为府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尤其是集理学于大成的朱熹，其思想对府学教学内容的影响十分之深远。程氏兄弟认为“性即是理”，他们以为“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57]“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58]，强调个人修养，反对为科举而读书。朱熹则强调 “致知力行”，他在《观心说》中讲“人心维危，人欲之萌也；道心维危，大理之奥也”，[59]“此性本善，但感动之后或失其正，则留于恶耳”[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