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四书五经和身心之说

明朝更为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在教育方面，明太祖提倡凡由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均可授予官职。后来，科举日盛而学校日微，科举完全支配了教育，科举考什么，学校教什么。吴中地区自明朝以来就是文教最盛行的地域，学风以博雅好古著称，金石收藏之风也最兴盛。钱谦益《苏州重修学志序》说明苏州之学自胡安定以来“一以经术为本，师以此教，弟子以此学……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63]所以明人之学一是以阳明之学而已，二是所习不脱离《五经要义》及朱子之濂洛诸儒遗书。苏州文庙的讲习内容，不出这两种范畴，一是贴括科举之古学，二是缪妄无稽之心学。^[64]

明朝永乐年间制定《四书五经全书》后，该书成为全国统一教材，大体以经学为教育中心，苏州府学自然也不能例外。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全书》，府学还开设习字、习射、数学等课程。习字课是以王羲之、王献之、智永、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诸贴为蓝本，让学生临摹，每日以五百字为限；习射课在射圃进行，以调节身体；数学课主要是通九章之法。学校每月除朔望日放假外，每天都有课程，上午由教授、训导或外请学者于名伦堂讲学，学生环立静听；下午则进行会讲、复讲、背书、写作。每月进行月考，内容为四书五经的大义。^[65](https://www.daowen.com)

但明朝的教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明弘治以后，程朱学说式微，陈白沙、王阳明之说盛行。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在苏州府学担任教授时，改变传统的以程朱为主的教学内容，大推王阳明“身心之说”，奉行“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66]钱德洪在苏州府学不足三年，丁内艰而去。然德洪先生在府学定祀典、申学规，日坐道山开讲，学者翕然而兴，有舞雩沂水之风，引“外庠生皆僦学旁舍以局”。^[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