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斋教学，因势利导

分斋教学法是胡瑗独创的一种崭新教学方法。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请求设立苏州府学。既准，胡瑗被范仲淹聘请为苏州府学教授。庆历二年（1042年），胡瑗又受聘为湖州州学教授。在苏州和湖州教学期间，胡瑗大胆改革教学，他所缔造的苏湖教法（即分斋教学法），在当时颇享盛名，影响很大。当时，学校教育受到科举考试的严重制约。科举考帖经、墨义，学校就要传授帖经、墨义；科举考诗赋、杂文、策论，学校就要教授诗赋、杂文、策论。一切为了科举取士，专一的经学教育、浮靡的教风和学风又使学校教育雪上加霜。胡瑗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分斋教学法，把经义教育一分为二，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科学习“六经”，重理论，以探索“六经”的义理、研究学者如何把握做圣人和贤人的精神为主，取代过去繁琐的考证；治事科研究致用之学，重实行，着重心性的实际修养和践覆，使学者能做到学以致用，并强调先“治己而后治乎人”。此外，胡瑗还开设治民、军事、水利、数算等多个学科。^[79]

分斋教学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将学员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习。“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80]《二程遗书》载：“（胡瑗）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术之类。”^[81]其实，早在胡瑗主持苏州府学时，就已实行了这一教学方法，只是定型于湖州罢了。“分斋教学”是针对宋初“尚文词而遗经业”的社会风气提出来的，力求肃清本源，回归儒学教化本体，发展实用之学。它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为“明体”，治事为“适用”，凸显儒家经学教育主导地位的同时，肯定各种实学学科的独特价值。^[82]这一教学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在分科教学的条件下进行的有效教学形式。

胡瑗以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唯圣人能兼备之，诸贤则各为一科，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83]圣人之学尚分门别类，经义、治事等皆圣人之学，并非每个人都能兼备，只能各就其性之所近，学好一科或数科即可。这种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使学生能各尽其材，学有所得。在胡瑗众多弟子中，就不乏或善武、或专于算数等的特长人士。欧阳修称赞：“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84]分斋教学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为中国古代教学法的一大创举。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诏令全国州县官学派人到苏州湖州考察学习，总结出《学政规约》一卷，令太学推广。(https://www.daowen.com)

苏州府学得益于胡瑗的讲学，吸收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自学辅导法是胡瑗在苏湖讲学中开创的。当时学者较多，实行个别教学法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只能采用分斋集体教学，将志趣爱好不同的学生进行分类，“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类似后来的“分层教学”。书院强调明讲、启发、反复辩论、自学、自研，并以自己深入体会为主，学业上、德操上均是如此。大师是榜样，要求学生潜移默化，自我内省，不断提高。生徒向大师质疑问难，大师指点开导，有不明处，反复推详，乃至师生间相互争辩，争论所见，而“照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之者共相质证”^[85]。

学习时，学生以自学研讨为主，师者加以指点辅导。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其一，“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教师按时召见学生，听学生汇报自学收获和心得、提出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有针对性的加以辅导；其二，“或出自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86]教师提出问题或题目，让学生根据自学所得进行回答，教师给以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其三，“或就当时政事，俾之折衷”。^[87]教师让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来解决某一当时政事，锻炼、培养和检验“明体达用”的水平和能力。这正是后来的自学辅导法的雏形。众多的学生，各就性之所近，以类群居，自学讨论，教师加以各种形式的辅导、督促和检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陈宏谋在《培远堂集·书院条规》中提到，乾隆年间紫阳书院要求“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各将每月所读何书，所看何书，或所临某帖，逐一注明，以备掌院不时取阅”，“每逢月朔清晨，迎香毕，命诸生将程簿呈上，院长亲加翻阅，随抽默数行”^[88]。可见自学并不放任自流，还有严格的规矩约束着。